【內(nèi)容提要】“辭”是古代書面語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概念，也是一個訓詁學術語。實際上“辭”既非指“虛詞”，也非指廣義的“詞語”，而是指與“名”、“字”相對的非口語詞匯。歷來被當成古人口語的所謂“語氣詞”，其實只是一種斷句與提示語氣的書面語符號，口語中并不存在。除“語氣詞”，“辭”還包括大部分介詞、連詞等虛詞及少量實詞。

　　【關鍵詞】辭；詞；非口語；古代漢語

　　【作者簡介】孟昭連，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300071），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

　　中國古代訓詁史上，以“辭”作為訓釋術語，一般認為始見于西漢毛亨《毛詩故訓傳》。毛傳訓釋用語極簡，其中有一類詞，毛傳只簡單地以“辭也”或“×辭”釋之。如“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傳曰：“思，辭也”[1]；“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傳曰：“於，嘆辭”[2]。其他尚有載、忌、且、今、猗等。《公羊傳》與《谷梁傳》也以“辭”作為訓詁術語，前者有所謂君子辭、兄弟辭、內(nèi)辭等說法，用以解釋《春秋》用語的微言大義；后者與之相類，有內(nèi)辭、外辭、疑辭等。毛傳“×辭”是對某一個具體的字的解釋，如“猗，嘆辭”[3]。但《公羊傳》與《谷梁傳》的所謂“×辭”，是指的一種修辭手法。如《公羊傳》釋“取”為“內(nèi)辭”，《谷梁傳》卻釋為“易辭”。所謂“內(nèi)辭”與“易辭”，都是解釋何以要用“取”字，并不涉及“取”字的含義與語法功能。因此，二傳中的所謂“辭”，與毛傳所指并非同等概念。武帝時孔安國作《論語訓解》并注《尚書》，《論語·雍也》：“子曰：女得人焉耳呼?”孔注：“焉、耳、乎皆辭。”[4]《尚書·大誥》：“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孔注：“已，發(fā)端嘆辭也。”[5]孔注對“辭”的理解，與毛傳是一致的。

　　系統(tǒng)地運用“辭”訓釋詞匯始于許慎《說文解字》，但他把“辭”改成了“詞”[6]。許氏用“詞”與毛傳相類，但表達形式更為多樣：一是只簡單地注為“詞也”，不作其他解釋，如“曰，詞也”。二是作“×詞也”，如“各，異詞也。”三是作“詞之×也”，如“爾，詞之必然也。”第一類只指明詞性，后面兩類除詞性還包括詞的語法功能及含義。據(jù)統(tǒng)計，許慎明確注為“詞”的詞有近三十個，基本上都是有關語氣的詞。許慎改“辭”為“詞”后，似乎在當時影響并不大，何休、鄭玄等仍用“辭”而不用“詞”；其后的注疏家們或用“辭”，或用“詞”，用“辭”者仍占多數(shù)。對我們而言，用哪一個字來表示并不重要，因為二者所指是一致的，重要的是，被稱為“辭”或“詞”的這一類詞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因為“辭”在古代書面語中的地位非同小可，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它是我們正確認識古代漢語的一把鑰匙。

一、何謂“辭”？

　　（一）“辭”非指虛詞

　　究竟如何理解古代注疏家們所說的“辭”？現(xiàn)代語言學家?guī)缀跤幸粋€共識，即“辭”就是虛詞。如王力先生就說：“《說文》所謂‘詞’，大致等于今天所謂虛詞。”[7]呂叔湘先生則更加肯定：“古時候所謂的‘詞’，是虛字的意思。”[8]他還將自己《文言虛字》一書的書名直接改為《文言虛詞》，可見他認為“詞”、虛字、虛詞三個概念是完全等同的。我們也注意到，不少論者在把“詞”與“虛詞”畫等號的同時，會像王力先生一樣，加上“基本”、“大體”之類的限制詞，原因是，大家都看到了凡許慎注為“詞”的，涉及詞類甚多，既有語氣助詞，也有副詞、連詞、感嘆詞等，甚至還有名詞、動詞、形容詞等實詞，與現(xiàn)代意義上的“虛詞”概念明顯不符。尤其是那個文言中使用極其普遍的“曰”字，也赫然列于“詞”的行列，釋為“出氣詞，象口氣出也”，無論怎么看都讓人覺得挺怪異。長期以來，國人培養(yǎng)出一種“抓主要矛盾”的習慣性思維方式，語言研究者當然也不例外。既然大部分“詞”都屬于現(xiàn)代觀念的“虛詞”，就干脆將二者等同起來，頂多加上個“基本上”以作限制，似乎矛盾就化解了。其實這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想法。與傳統(tǒng)觀點更為矛盾的是，更多的虛詞許慎卻并沒有注為“詞”，而是作為“字”來訓釋的。如“也，女陰”，“而，頰毛也”等。這樣就使問題更加復雜化：注為“詞”的，有非虛詞混雜其中；而更多被后人視為“真正的”虛詞，卻并沒有注為“詞”。這就有力說明，許慎的“詞”與“非詞”，不是指現(xiàn)代語言學意義上的虛詞與實詞，而是另有所指。[9]

　　（二）“辭”與“字”之別

　　《說文解字》的宗旨集中體現(xiàn)在書名中，即說解文字。許慎在敘中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10]段注云：“析言之，獨體曰文，合體曰字；統(tǒng)言之，則文、字可互稱。”[11]《說文》既是說“文”解“字”的，那么全書所收理應皆是文字，當然也就沒有必要每個詞條都注明是“文”或“字”。但令人不解的，那二十幾個所謂“虛詞”為什么要特地注為“詞”呢？它們與其他九千五百多個“文”或“字”難道有什么不同嗎？問題正在這里，在許慎看來，“詞”與“文字”是不同的，“詞”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文字”。

　　“辭”作為訓詁術語雖始于毛傳，但“辭”的概念產(chǎn)生比毛傳要早得多，在《周易》、《尚書》、《周禮》等早期經(jīng)典中已普遍使用，有的還用得相當多，如《禮記》中就用了109個“辭”。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在很多情況下，“辭”是與“名”、“文”等概念對舉出現(xiàn)的。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12]《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戰(zhàn)國策》“繁稱文辭，天下不治”，《墨子》“以名舉實，以辭抒意”，《荀子》“正其名，當其辭”等。這些地方的“辭”應該作何理解？既然孔子說“書之重，辭之復”那么“辭”與“書”顯然不是同一概念。孟子說的“辭”與“文”，《墨子》、《荀子》中的“辭”與“名”，當然也是如此。那么何謂“名”，何謂“書”，何謂“字”？劉師培曰：“字，本謂之名，猶人之先有名，而后有字，出于口者謂之名，著于書者謂之字；故古曰名，今曰字也。”[13]邢公畹所說稍有不同：“有許多人把先秦諸子所說的‘名’等同于現(xiàn)代的‘名稱’，這是不對的。先秦諸子所說的‘名’，也不指書寫的‘文字’，而是指口頭說的‘字’。先秦的人稱語言里的字叫‘名’，稱‘文字’叫‘書名’或‘文’。”[14]二位先生所論與許慎有所不同，是更明確地從口語與書面語的角度區(qū)分“名”與“字”之別。要言之，“名”只是一個口語或聲音概念，口語中只有“名”而并無“文”或“字”，只有當口語中的“名”進入書面語，才能成為“文”、“字”或“書名”。段玉裁說“名者自其有音言之”[15]，是說口語中有發(fā)音的才可稱為“名”。《文心雕龍》“心既托聲于言，言亦寄形于字”，也是說的“言”表現(xiàn)為聲音，“字”表現(xiàn)為形體。馬建忠謂《說文解字》“原其初所以成此文字者，必有所指名”[16]，錢鐘書說“曰‘字’，謂聲出于唇吻，形著于簡牘者也”[17]皆是此意。如此，則“字”要有兩個條件：一是“聲出于唇吻”，二是“形著于簡牘”，二者缺一不可。“詞”之所以稱“詞”而不能稱“字”，正因為它們并非口語詞，雖然“形著于簡牘”，卻并非“聲出于唇吻”。錢先生又說：“名皆字也，而字非皆名也，亦非即名也。”[18]因此，“詞”這個概念與“名”、“文字”的分野，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所謂“含義的虛實”，而在于是否來自口語。正因為“辭”與“名”、“文”或“字”既有這種區(qū)別而又共同構成了文言書面語，所以古人才經(jīng)常將二者對舉。

　　《說文》所注的“詞”中，有一個詞很特別，即“鬼堇”（鬼+漢的右邊）字。對這個詞加以分析，也許對理解許慎“詞”之所指有幫助。“鬼堇”，許慎注為“見鬼驚詞”，也就是見到鬼以后發(fā)出的驚叫聲。按照現(xiàn)代語法觀念，應該是感嘆詞，屬于名詞。但許慎將之注為“詞”。既然是“驚叫聲”，書面語中又有“鬼堇”這個字，何以只是“詞”而不是“字”呢？問題就關鍵就在于，口語中有沒有這個驚叫聲？如果有，則理應滿足以下幾個條件：一，世上確實是有鬼的。二，世上有較多的人見到過鬼。三，見到鬼的人口里都（或大多數(shù)）發(fā)出了一種聲音。四，這種聲音只能是“鬼堇”的聲音，與其他聲音有明顯區(qū)別。為什么要滿足這幾個條件呢？如果世上沒有鬼，就不會有人見到鬼，當然也不會發(fā)出驚叫聲。退一步說，即使世上有鬼，或者把某種東西誤認為是鬼，不同的人見到，是否都會發(fā)出驚叫聲呢？再退一步說，即使見到鬼的人都發(fā)出驚叫聲，難道都是發(fā)出“鬼堇”這種特殊的叫聲嗎？綜上幾點可以肯定，“鬼堇”這個聲音在古人的口語中，實際上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造字者何以要造出這個字呢？只是為了書面語的需要，模擬出來的一個聲音。古人信神鬼，有關傳說故事很多，為了在書面語中將神鬼形象表現(xiàn)得更為真實可信，所以才有造出了這個獨特的“鬼堇”字。正因為“鬼堇”字在口語中并無這個特定的聲音，所以許慎才把它注為“詞”。除了見鬼驚叫聲是“辭”，還有很多類似的像聲詞，是模擬自然界的聲音而成的，毛傳皆注為“聲”，也屬“辭”之一種。如《詩經(jīng)》中的伐木聲，有的模擬為“丁丁”，有的模擬為“坎坎”，有的模擬為“所所”，不一而足。這種模擬的“天籟之聲”既非發(fā)自人口中，聲音又不固定，與口語中的“名”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稱“字”而皆稱“辭”。故段玉裁把“摹繪物狀及發(fā)聲助語之文字”皆歸為“辭”，原因就在這里。《說文》口部有“啐”、“吁”，皆釋曰“驚也”，卻并沒注為“詞”，因為這兩個詞在口語中都有相對應的聲音，所以它們是“字”。

　　（三）“辭”何以要假借？

　　古今語言學家都注意到了一個現(xiàn)象，即被稱為“辭”的那些所謂“虛詞”，大多假借自實詞，也就是說，其本身并沒有相對應的“字”。假借的產(chǎn)生，按照許慎的說法，是因為“本無其字”，所以“依聲托事”。為什么“本無其字”？語言學家一種說法是為了省字，避免漢字太多，造不勝造。但造字之時，漢語中不可能只有實詞，也應該有虛詞。不可能只造實詞，不造虛詞。漢字中一義多字的現(xiàn)象非常普遍，如果為了省字，何必造這么多同義詞？虛詞的語法作用不可替代，而且數(shù)量有限，怎么可能為了省字而不造虛詞？比如口語介詞“在”甲骨文中就有，說明一開始造字并非只造實詞；既如此，其他虛詞為什么要假借？事實上，有些虛詞尤其是語氣詞，假借的真正原因是無法造字，而非為了省字。“字”在口語中都有相對應的聲音，所以可以造字。劉勰《文心雕龍》說“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也就是有形的名物，可以象形之法造字；有聲之名物，可用形聲之法造字。徐鍇傳注云：“形聲者，以形配聲，班固謂之象聲，鄭玄注《周禮》謂之諧聲。象則形也，諧聲言以形諧和其聲，其實一也。”[19]只要是口語詞匯，無論虛實，皆可造字。比如現(xiàn)代口語中的“啊”、“嗎”、“呢”之類，不都是以形聲的方法新造的嗎？如果“之乎者也”系古代口語，當然也可用形聲之法造字，不必從實詞中假借。然而，語氣詞可以造，語氣則不可造。因語氣無形無聲，是為“虛言難象”（鄭樵語），故以象形、形聲之法皆不能造之，只得假借實詞以作符號。其后戴侗說得更清楚，其云：“凡虛而不可指象者多假借，人之辭氣抑揚最虛，而無形與事可以指象，故假借者十八九”。他說的“辭氣抑揚”就是指人說話的語氣聲調(diào)的高低徐疾，而不是指的語氣詞。

　　孔穎達《詩·關雎》疏云：“句必聯(lián)字而言……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為助，者、乎、而、只、且之類也。”[20]孔氏說“假辭以為助”，也明確表現(xiàn)出“辭”與“字”的不同性質(zhì)。“假”者，《說文》曰“非真也”，《廣雅》曰“借也”。書面語中的“字”與口語中的“言”是相對應的，有一“言”即有一“字”，因此不需要假；而書面語中的“辭”，口語中并不存在與之對應的音節(jié)，故假實詞以代之。宋人陳叔方《潁川語小》也說到這個“假”字，其云：“文之隱現(xiàn)起伏皆由語助，雖西方之書猶或用之。蓋非假此以成聲，則不能盡意，其精微杳眇，惟在所用之確而不問乎少多也。”[21]他首先說“語助”在“文”、“書”中起作用，并不包括口語；如果口語中有“語助”，那么他應該說“語之隱現(xiàn)起伏皆由語助”。其次，他說“假此以成聲”，與孔穎達所說的“假辭以為助”意思是相同的，說明“語助”之“聲”本不存在，故需假實詞以表示相應的語氣。如果語氣詞也像大多數(shù)實詞一樣在口語中有一個對應的聲音，書面語中自然要有一個字，何用“假”“語助”而成聲呢？其三，他說語助重在“用”得正確與否而不在于“用”得多少，明確是說“語助”出現(xiàn)在書面語中，并非語言的自然現(xiàn)象，而是一種人為的主觀行為。如果語氣詞本為口語，常人口語都不會出錯，文人反而把用得確否當成著文的第一要務，豈非笑話？再說，語氣詞該用則用，不該用豈能無故亂用，何來用多用少的問題？宋人邵博《聞見后錄》稱：“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復。”[22]意思幾乎與陳叔方完全相同。只要稍加思索，就可看出他們的論述，很明白地反映出文中“語助”是任文人驅(qū)使的工具，用多用少可以隨作者的喜好而變化。但口語中的語氣詞，不可能有這種性質(zhì)，所以當代作家從來沒有誰把語氣詞的運用當成一種寫作技巧，評論家也沒有誰翻來覆去談論語氣詞的重要性。

　　無論是造字法還是用字法，它只是“字法”而非“語法”或“言法”，也就是說假借只是一種文字規(guī)則，而非語言規(guī)則，它只存在于書面語中，口語中并無假借。口語中的一音多義，無所謂假借，因為很難搞清同音詞中哪一個聲音是最早的；就像口語中沒有“像形”或“形聲”一樣。口語中概念與聲音的搭配，是全民約定俗成的，是“假借”不來的。我們不能把兩種含義不同的同一個聲音，說成是誰假借了誰。書面語中的一個字可以有本義，有假借義，但口語中的一個聲音無所謂“本音”或“借音”。比如“枕”，既有名詞“枕zhěn頭”義，讀上聲，又有動詞“枕（zhèn）頭”義，讀去聲。作為“字”而言，《說文》注“枕”：“臥所薦首者。從木冘聲。”名詞“枕頭”是其本義。但作為口語中的聲音，究竟是先有了“枕zhěn”，還是先有“枕（zhèn）”，則另當別論。人類是先發(fā)明了“枕頭”這種東西，然后才有了“枕頭”這個動作呢，還是先有“枕頭”的動作才去發(fā)明“枕頭”這個東西呢？其他“一字異讀”也有這個問題，但答案未必相同。古人造字最早的方法是象形，而只有名物才有具體形狀，所以許慎所注某個字的本義，多為名詞。但某個名物的得名，又往往是由其用處決定的，所以在口語中動詞也可能比名詞更早。比如有人研究“被動句”的形成，認為這種句式是由作為名詞的“被”（即睡覺用的“被子”）逐步“虛化”而成的，先由名詞變成動詞，再由動詞變成被動標志。按照這種推論，被動句是因為“被子”這種物質(zhì)的存在才出現(xiàn)的，如果沒有“被子”，則被動句便不會產(chǎn)生。但按《釋名》：“被，被也，被覆人也。”是先有動詞“被覆”，再有名詞“被”。依此，則第一步推論就錯了。再說，“被“由名詞變?yōu)閯釉~，豈能稱“虛化”？更何況，作為名詞的“被”現(xiàn)在口語中還有，而作為被動句的標志，口語中并不存在。一位研究者從全國方言中統(tǒng)計出50種被動標記詞，但不收“被”字[23]。實際上，“被”也像其他“辭”一樣，是古代文人直接從動詞“被覆”假借過來的，中間并沒有經(jīng)過那么復雜的“虛化”過程。這是一種純粹的書面語行為，并無口語上的依據(jù)，因此它也很難進入口語。

　　（四）“意內(nèi)而言外”的真義

　　許慎不但改“辭”為“詞”，而且還專為“詞”下了一個定義，由此來分析，也可看出許慎一開始就將“詞”的非口語性質(zhì)規(guī)定下來，只是后世學人沒有理解而已。《說文·司部》“詞”字條，許慎訓釋為：“詞，意內(nèi)而言外也。從司從言。”[24]對這個解釋，唐代之前并沒引起爭議，但后來對“意內(nèi)而言外”的理解漸生枝節(jié)。先是南唐徐鍇在《說文系傳通論》中論“詞”時，不同于徐鉉本的“意內(nèi)而言外”，而作“音內(nèi)而言外”，其云：“詞者，音內(nèi)而言外，在音之內(nèi)，在言之外也。”[25]究竟許慎原文是“意內(nèi)”還是“音內(nèi)”，現(xiàn)在恐怕已無法厘清，現(xiàn)代研究者大都從大徐本。雖然“音內(nèi)言外”與“意內(nèi)言外”有一字之差，但這兩個句式結構形式是相同的。徐鍇既將“音內(nèi)”解釋為“在音之內(nèi)”，那么“意內(nèi)”理所當然地要理解為“在意之內(nèi)”，所以“意內(nèi)而言外”很清楚就是“在意之內(nèi)，在言之外”，這就是“詞”的本質(zhì)。清代幾位訓詁大家如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皆對此句作過訓釋，但都不得要領。其中以段玉裁所釋離題最遠，其云：“有是意于內(nèi)，因有是言于外，謂之詞。……意即意內(nèi)，詞即言外，言意而詞見，言詞而意見。意者，文字之義也。言者，文字之聲也。詞者，文字形、聲之合也。”[26]實際上他把“意內(nèi)言外”理解成了“意于內(nèi)，言于外”，也就是“意是詞的內(nèi)容，言是詞的外在形式”，而這種理解與徐鍇的“在意之內(nèi)，在言之外”意思完全相反。比如他解釋“皆”：“其意為俱，其言為皆。以言表意，是謂意內(nèi)言外。”[27]按照段氏的解釋，那么不論虛詞、實詞都符合這個標準，甚至實詞比虛詞更符合，何止“詞”呢？但《說文》收字九千余，許慎何以只為二十幾個注“詞”，其他都不注？段氏對此卻避而不談。尤為荒唐的是，他為了說明“辭”與“詞”“其義迥別”，竟將這兩個概念理解為上下屬的關系，臆造了一個“積詞而為辭”的說法，并將孟子的“不以文害辭”篡改為“不以詞害辭”。“辭”與“詞”在口語中讀音完全相同，人們怎可能用兩個讀音相同的字表示上下屬的概念？試將“積詞而為辭”用口語讀出來，聽者如何分得清究竟是“積詞而為辭”還是“積辭而為詞”？當然也就無法正確理解這句話的含義。因此，“辭”與“詞”的區(qū)分，只是存在于書面語中，只能訴諸視覺；若訴諸聽覺，這句話是毫無意義的。口語中“辭”與“詞”的所指應該是相同的，不可能存在“積詞而為辭”這樣的說法。

　　“意內(nèi)而言外”的真正含義就是“在意之內(nèi)，在言之外”，換一句話說，就是“詞”是表達意的，但它并不屬于言。許慎不但明確告訴我們“詞”為“言外”，而且在分部上也明確地體現(xiàn)了這個觀點。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訓“詞”：“意內(nèi)而言外也，從司從言。按從言，司聲。《說文》隸司部，非。今字作左形右聲。”[28]朱氏的按語認為“詞”應該從言而非從司。王力先生也說：“當然，《說文》部首還不是盡善盡美，有的部首可以合并或調(diào)整。具體字的歸部也有未妥之處。例如詹字，《說文》說‘多言也’，但是不在言部而在八部；又如詞字，《說文》說‘意內(nèi)而言外也’，但是不在言部而在司部（司部所統(tǒng)屬的只有詞一個字）。”[29]他們都認為許慎把“詞”置于司部是搞錯了，起碼也是一個失誤。此說不確。“詞”的構型是如此清晰，與“語”、“談”、“讀”、“話”毫無二致，一目了然，都是形聲結構，既然后面這些詞都分在言部，何以偏偏把“詞”遺漏了？這當然不是許慎馬虎，而是他的精心安排。他不但將“詞”置于“司部”，而且這個部里就只有一個“詞”字，明顯看出許慎是特意而為之，“司部”就是專門為“詞”而設。此外，許慎釋“詞”除“意內(nèi)而言外也”，還有“從司從言”。按照《說文》之例，“凡言之屬皆從言”，所有言部諸字都注為“從言×聲”，“言”作義傍；而“詞”在“司部”，“凡司之屬皆從司”，“從司從言”，“司”在前作義傍。這也有力說明，許慎認為“詞”是“司之屬”，而不是“言之屬”，這難道不正是對“言外”的最好注腳嗎？王筠倒是看出了其中的奧妙，他說：“詞為意內(nèi)言外，故屬本部而不入言部也。”[30]許慎將“詞”置于“司部”而非“言部”，既體現(xiàn)了“詞”的本質(zhì)，也反映了“詞”的功能。所謂“言外”即非口語，是其本質(zhì)；所謂“意內(nèi)”即其功能。“詞”雖非口語，但它在書面語中，是表達思想感情不可或闕的因素。《說文》曰：“司，臣司事于外者。”又曰“臣，事君者也。”也就是說，許慎將“詞”入“司部”，目的就是表現(xiàn)“詞”對于“言”是臣與君的關系，所以徐鍇說：“故于文，司言為詞。司者，臣主事于外也。”就像臣在外服伺君主一樣，書面語中的“詞”是服務于“言”（口語詞匯）的，二者是輔佐與被輔佐的關系。

　　“辭”與“名”、“字”既相互區(qū)別，又相互配合。《墨子》說“以名舉實，以辭抒意”，明確指出“名”與“辭”各負其責，共同完成書面語表達思想的任務。荀子在《正名》中所說的“正其名，當其辭”，以及“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也都是談的“名”與“辭”的配合問題。“名”的運用屬于“正名”的范疇，“辭”的運用屬于“修辭”的范疇。由于“名”所指概念是客觀的且不會變化的，所以一句話的真正意思，是疑是決，是肯定還是否定，常常表現(xiàn)是通過“辭”表現(xiàn)出來的。故相對于“名”或“字”，“辭”的運用要困難得多，用多還是用少，用此“辭”還是用彼“辭”，常常成為達“意”的關鍵。如何運用不同的“辭”，以準確表達“意”，也就成為文人經(jīng)常議論的話題。“以辭抒意”、“辭不達意”的觀念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先秦的言意之辯，最早涉及這個問題。《易·系辭》引孔子語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引起古代思想界的極大爭論。其實，這里是說“書”、“言”、“意”三者載體不同，所以在表達時都有局限性。無形無聲的“意”用有聲的語言來表現(xiàn)，固然有局限；而有形的“書”（即“字”）在反映有聲的“言”時，只能表達其所指的概念（即“名以舉實”之“實”），卻無法表達“言”中的語氣聲調(diào)，所以最終仍難以完整表達“意”。緊接著這句話，又提出問題：“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并用“子曰”作了回答，其中一句就是“系辭焉以盡其言”[31]。這是承上提出解決的方法：在“言”中加入“辭”，有“辭”提示語氣并語音的停頓，這樣書面語中的“言”就能完整表達出“圣人之意”了。其下又有“圣人之情見乎辭”，同樣是在強調(diào)“辭”在表達情感中的重要作用。“言不盡意”本來是個樸素的語言學原理，也是個極常見的語言現(xiàn)象，但后來引出了無窮的話題。莊子因此而引申出“得意忘言”，魏晉玄學家更提出“象外之意”，禪宗也說“不立文字”，其實大多是故弄玄虛，是對“言不盡意”基本原理的歪曲和篡改。語言學家就平實得多，如《呂覽·精諭》云：“夫辭者，意之表也。”[32]把“辭”當成表意的主要手段。清人袁仁林說得更清楚：“當其言事言理，事理實處，自有本字（即實詞）寫之。其隨本字而運以長短疾徐，死活輕重之聲，此無從以實字見也，則以虛字（即“辭”）托之，而其聲如聞，其意自見。故虛字者，所以傳其聲，聲傳而神見焉。”[33]他說的“聲”即語氣聲調(diào)。在筆者看來，歷代這些論述把“辭”與“名”、“字”的關系說得已經(jīng)夠明白的了，“辭”的非口語本質(zhì)也昭然若揭，只是沒有用“口語”、“非口語”這樣的概念來表述而已。

　　孔子還有一句名言，也與這個問題有關，同樣引起后世文人很多爭論。他在《論語·衛(wèi)靈公》中說：“辭達而已矣。”這句話究竟應該作何解，因為沒有上下文，以致文學史家、修辭學家眾說紛紜。漢孔安國注曰：“凡事莫過于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艷之辭。”[34]《儀禮·聘禮》中有一句話與孔子所說類似：“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茍足以達，義之至也。”[35]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辭”與思想表達的密切關系。但這里的“辭”，究竟是指許慎所說的“詞”亦即所謂“虛詞”，還是指廣義的亦即現(xiàn)代意義上的“詞語”？今人的共識是后者。如果是指廣義的詞語，孔子所論含義其實很簡單，也就是寫文章用語不要太啰嗦，但也不能太簡單，能表達出應有的意思來就行了。如果只是這層意思，那就實在太淺顯了！因為這本來就是個語言常識，并無什么高深的含義，平時說話尚且反對啰里啰嗦，何況寫文章呢？既如此，孔子何以要鄭重其事地提出這個問題來呢？難道是為糾正當時人說話著文太啰嗦的壞毛病嗎？恐怕并非如此。在筆者看來，孔子的這句話與前面說的“言不盡意”談的是同一個問題。孔子及《儀禮》所說的“辭”，并非廣義的“詞語”之義，而與許慎所說的“詞”所指相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談“言”與“字”的局限性，“辭達而已”是談“辭”的輔助功能及使用。孔子的時代，正是非口語符號的“辭”初興之際，“辭”既可斷句，亦可提示語氣，還能表示詞與詞、句與句之間的關系[36]，對思想的表達無疑是重要的。“辭”用得恰到好處，那么文章的意思就表達得愈清楚；否則，只靠口語詞匯，意思就無法準確表達。但“辭”是不是用得愈多愈好呢？當然不是。如果“辭”用得過多，勢必造成這些非口語因素太多，不但會帶來一個修辭上的問題，而且拉大了與口語的距離，對思想的表達反而會有副作用。如何在這兩種傾向中間取得一種平衡，找到一個適當?shù)谋壤@是當時文人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孔子所說的“辭達而已”，《尚書》所說的“辭尚體要”，其實都是談的這個問題。

　　除了用得多少，“辭”更重要的是用得準確與否的問題，這也是古代“修辭”所注重的核心問題。“修辭”一詞，最早見于《易·文言》：“君子進德修業(yè)。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yè)也。”[37]后人多把“修辭”之“辭”理解為文辭、詞語，其實，這里的“辭”仍然是主要指所謂“虛詞”。“進德”是指提高道德修養(yǎng)；“修業(yè)”是指寫文章。《禮記》：“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yè)則起，請益則起。”鄭玄注云：“業(yè)，謂篇卷也。”“修辭”就指文人在著文時，要準確運用“辭”，表達出作者的真實思想情感，這樣就做到了“誠”。唐人成伯玙《毛詩指說》論“詩發(fā)于言，言系乎辭”，先從“言”的角度論詩經(jīng)中的三言、五言、七言等，又從“辭”的角度論《詩經(jīng)》語氣詞的運用：“及乎辭余語助者，《詩》《書》同有之，‘已焉哉’、‘謂之何哉’，慨之深也。‘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加‘乎’、‘而’二字為助者，悔之深也。‘其樂只且’，美之深也。”[38]他這里強調(diào)詩歌創(chuàng)作中，“辭”對“言”表達情感的輔助作用。宋人陳骙《文則》亦云：“辭以意為主，故辭有緩有急，有輕有重，皆生乎意也。韓宣子曰‘吾淺之為丈夫也’，則其辭緩；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則其辭急；“狼瞫于是乎君子’，則其辭輕；‘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則其辭重。”[39]二者一論詩，一論文，都強調(diào)“辭”與“意”之間的關系，“辭”對表達“意”的作用。他們所說的“辭”，就是專指所謂“虛詞”，尤其是語氣詞。正因為不同的“辭”代表著不同的語氣，所以如何正確地使用“辭”，用這些假借“符號”與口語中變化多端的微妙語氣對應起來，成為文言寫作的一個難點，也因此成為古代文人的終生課題。明人李東陽感慨“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40]，謝榛亦云“惟虛字極難，不善學者失之”[41]，清人王鳴昌亦言“作文者不難于用實字，而難于用虛字”[42]。由此可見，古人寫詩作文，難的并不在于“名”的運用，而在“辭”的運用。“辭”不但用起來難，讀起來也難。清人阮元云：“經(jīng)傳中實字易訓，虛字難釋。”[43]學問廣博如阮氏者，竟有“難釋”之嘆，那么一般文人就不用說了。袁仁林曾在他的《虛字說》序中談到虛字的使用問題：“夫虛字具載字書，自許氏《說文》后，相沿無慮數(shù)十家，而經(jīng)傳注釋中，又嘗因文為解，蓋自馬鄭以來，往往各有其說矣。然必得類聚之，稱量之，以意逆志，而得其氣之輕重、緩急于毫厘之間，而后其說之也詳，知之也密，而于其用之也，隨所施而得其當。”[44]寥寥幾個語氣詞，竟成了寫文章的法門，讀文章的關鍵，其中的奧秘何在？很簡單，“名”為口語，口中如何說，下筆就如何寫，這并不難；“辭”非口語，如何用這些假借來的實詞表達不同的語氣，表達句子與句子、詞與詞之間的關系，就要看每個人的學識如何，要看他從古人文章學到了多少東西，要看他的模仿能力。相對于“之乎者也矣焉哉”，現(xiàn)代口語中的“啊嗎呢呀”之類，何以并沒成為現(xiàn)代文人的難點呢？因為口語中天天說，寫起詩文來不可能出錯；非但如此，由于這幾個語氣詞在口語中的使用頻率極高，數(shù)量有限，甚至用起來比實詞還容易，讀起來也就沒有難懂的問題。事實上，古代虛詞的“難”及各種矛盾現(xiàn)象，都是一個原因引起的，即非口語。

二、從“辭”的異名看其本質(zhì)

　　“辭”還有各種異名，不同時代、不同注家，對“辭”的稱呼有所不同。通過對這些異名的分析，也可以說明“辭”所指是非口語詞匯，只運用于書面語中。

　　（一）“語助”

　　“語助”是“辭”最早的異名，幾乎與“辭”同時產(chǎn)生，用得也極普遍。《禮記》“爾毋從從爾”，鄭玄注：“爾，語助。”《左傳》隱三年“命以義夫”，杜預注：“夫，語助也。”梁周興嗣《千字文》：“謂語助者，焉哉乎也”。此后，或曰“語助辭”、“助語”、“助語辭”、“助句辭”、“助辭”等。此類異名有一個顯著特點，都有一個“助”字。“助”什么？為何要“助”？古代注家用“助”字要說明什么？后代學者皆不求甚解。那么“語助”應該作何理解？很明顯，在這里“語”是“助”的定語，“語助”亦即“語之助”，故鄭玄：“姬讀如居，語之助也”。何謂“語”？《說文》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玄注：“言，言己事也；為人說為語。”[45]《毛詩正義》孔穎達疏：“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46]但還數(shù)東漢王充說得最清楚：“出口為言。”“言”就是現(xiàn)在所謂“話”，也就是口語。“語”與“言”只是言說對象有所不同，實際意思是相同的，故孔穎達才說“言、語通”。因此，“語助”也等于“言助”。《禮記》孔疏：“乃者，言之助也。”徐鍇亦曰“爾，言之助也。”可見“辭”與“語助”、“言助”是同一概念，表明“辭”與“言”“語”之間是“助”與“被助”的關系。既然“言”、“語”皆為口語，那么“語助”“言助”很明顯就是口語之助。更具體地說，“語助”助的是“語”的聲調(diào)語氣，徐鍇對此表達非常明確。他在稱“詞者，語之助也”之后，唯恐人們不明白，故又進一步解釋說：“詞者，虛也，語氣之助也。”也就是幫助表達語氣的。“語助”本身并不是“語”，就像如今的“院長助理”不是院長一樣。如果“辭”本身即為“言”或“語”，也是口語的一部分，也像其他口語詞匯一樣發(fā)出一個音節(jié)，那么它與其他口語詞匯就是平等的關系，并無誰主誰副的問題，就談不上誰“助”誰“被助”，“辭”也就不會被稱作“語之助”。

　　“辭”與“字”雖然有本質(zhì)差異，但畢竟也是構成書面語的有形符號，所以僅從外在形式上看，它也是“字”。比如劉勰《文心雕龍·章句》云：“又詩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余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47]這里說“‘兮’字”，顯然他是把“兮”也當成“字”的。但他這里所說的“字”是廣義的，這并沒影響劉勰對“兮”字與其他“字”的區(qū)別，所以他接著就說“字出句外”，也就是不屬于句子的組成部分。句子本來就是由一個個“字”構成的，如果“兮”的性質(zhì)與其他“字”相同，何以它只能處于“句外”呢？下文劉勰又干脆將之稱為“外字”，強調(diào)“外字難謬，況章句與”。錢鐘書先生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曾引劉勰的論述，并稱“助詞雖號‘外字’，非同外附。”劉勰一面稱“兮”為“語助”，一面又稱之為“外字”，這也提示我們，一切“語助”其實都可視為“外字”，也就是“字外之字”。南唐徐鍇《系傳》論“詞”表達了與劉勰完全相同的觀點，他說：“惟、思、曰、兮、斯之類，皆在句之外為助。楚詞曰：‘魂兮歸來些’，‘些’亦詞也，在句之外也。”[48]可見他們都是把“語助”排除在句子之外的，這是“外字”得名的由來。“外字”既是“字”，又不是“字”，它是廣義的字（書面語符號），而非狹義的字（口語詞匯）。當初許慎既把一些字注為“詞”，卻又收入《說文解字》中，已經(jīng)包含了這種看似矛盾的觀念。古代注釋家所說的“語”，實際上主要不是指口語中的一連串聲音，而是指轉(zhuǎn)化為書面語后的一連串文字，亦即文中的一句。所謂“語已詞”、“語絕詞”、“語終詞”，都是指書面語中一句話說完了，后面用一個“辭”標志在此斷句。《文心雕龍·章句》謂“句者，局也。局言者，聯(lián)字以分疆”，宋人真德秀謂“語絕為句”，所以“語絕”亦即“句絕”，“語終”亦即“句終”，“助語辭”亦即“助句辭”。正因為“語”與“句”所指相同，所以唐代劉知幾干脆把許慎所說的“語已詞”稱為“斷句之助”，明確指出它的作用就是斷句標志。宋人洪邁也說《詩經(jīng)》中的“辭”是“以為句絕者”，也說只有斷句之用。楊樹達《高等國文法》將“兮”稱之為“語末語中助字”，而王力《古代漢語》則稱之為“句尾句中語氣詞”，也是基于同樣的原因。

　　（二）“發(fā)端”、“發(fā)聲”

　　漢人注經(jīng)，所涉“語助”皆統(tǒng)稱為“辭”，并無區(qū)分。劉勰《文心雕龍·章句》中論“語助”之用，根據(jù)它們在句中的位置，首先分為三種。其中常用于句首的“夫、惟、蓋、故”，劉勰稱之為“發(fā)端之首唱”；其后唐代劉知幾又重復了劉勰的說法，稱這四個詞為“發(fā)語之端”。“發(fā)語辭”之說始于郭璞，郭注《爾雅》，已經(jīng)有“伊，維也，發(fā)語辭”，“憯，曾也，發(fā)語辭”之說。“發(fā)語辭”的含義不難理解。首先，它是一種“辭”。其次，它的位置是在句子的前面，所謂“發(fā)”、“端”都表明了這一點。后來也有人稱為“句首助字”、“提起虛字”，同樣是強調(diào)它在句子開頭。但它的功能是什么？元人盧以緯《語助》釋“粵”為“發(fā)語之辭”，并云：“文語之始發(fā)，句端或有此字為語助。”[49]清人王鳴昌《辨字訣》：“起語者，前此無文，而以虛字起之，亦有前文已畢而以虛字另起者，皆起語也。”[50]并舉“夫、蓋，且、今、彼、嘗考，聞之，今夫，且夫”為例。綜合二家所說，其實很清楚，“發(fā)語辭”就是文章中一句話或一個論點就要開始的標志，它對讀者起到提示作用，亦即袁仁林所說的“意注聽言”，提醒讀者注意。那么，一句話就要開始，何以需要一個字來標志呢？在口語中，既有說者必有聽者，二人相對而談，對方是否在說話，有耳就能聽到，即使聾者也能看到說話人嘴唇在動，難道說者擔心對方不知道自己就要說話，需要先說一個特殊的“發(fā)語辭”，以作提醒嗎？當然不是，“發(fā)語辭”在口語中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個純粹的書面語標志。在古代書面語中，由于漢字是連續(xù)書寫，既無現(xiàn)代式的標點，又不分段，甚至有時連標題都沒有，為了標志一篇文章開始，或在論說中轉(zhuǎn)移一個新話題，即用“夫、蓋、惟”之類以作記號，充其量也就相當于現(xiàn)代文章開頭或另起一段時空兩格的作用。盧以緯謂“文語之始發(fā)”，王鳴昌“前此無文”，很明確說的都是“文”即書面語，并不包括口語。如果也包括口語，盧以緯不可能用“文語”這個概念，王鳴昌也不會說“前此無文”，而只能說“前此無語”。近人楊伯峻也談到過“夫”：“它只是用在一句的開頭，表示一個意思一個論點的提起，并沒有什么聯(lián)絡作用。”[51]但他混淆了最關鍵的東西，亦即口語與書面語的區(qū)別。因為他說的“一句”，既可理解為一句口語，也可以理解為一句書面語。楊伯峻先生的這個錯誤，很有代表性。近代以來的語言學家似乎都在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狀態(tài)中，把書面語與口語，把文字與語言等同起來；而古代語言學家則基本把自己的論點限制在書面語領域，除非特別說明一般并不涉及口語。這樣就造成了對古代有關語言論述的理解，常常發(fā)生偏差乃至完全錯誤。

　　以“聲”訓釋也始于毛傳，其注《采芑》“八鸞玱玱”曰：“玱玱，聲也。”[52]更多的則作“××聲”，如“丁丁，伐木聲”、“檻檻，車行聲”、“坎坎，擊鼓聲”等。毛傳所指之“聲”，特指現(xiàn)代所稱的像聲詞，與其所稱的“辭”并非同等概念。如“思，辭也”、“于，嘆辭”，并未稱為“聲”。其后鄭眾、鄭玄又以“發(fā)聲”訓釋，如鄭眾注《周禮》“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夫，發(fā)聲。”鄭玄注《禮記》“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之，發(fā)聲。”二鄭所指之“發(fā)聲”，顯然不同于毛傳，并不專指像聲詞，也包括其他的“辭”。其后，唐宋以迄于清，都有注疏家以“發(fā)聲”注“辭”，以清人為最多。或稱“發(fā)語聲”、“發(fā)聲語助”等。如果說“發(fā)語辭”是從“辭”在句中的位置來命名的話，“發(fā)聲”則應該理解為從讀音的角度來命名的。那么，“發(fā)聲”是什么意思？漢代以來的注家?guī)缀醵紱]有解釋，究竟他們的理解是否前后一致，也無從得知。不過，鄭玄注《禮記·月令》“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fā)聲”一語時，云“發(fā)，猶出也”，那么“發(fā)聲”顯然就是出聲。唐代孔穎達從詞義的角度來解釋，云：“不取式為義，故云發(fā)聲也。”但仍然讓人不甚明白，“不取式為義”何以要說成“發(fā)聲”呢？孔在解釋《詩》“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時，注“皆不取思為義，故為辭也”。可見，孔穎達筆下的“發(fā)聲”是“語辭”、“辭”的一部分，即無論在句中的前、后、中，皆可稱“辭”或“語辭”，但只有在句首的才可稱為“發(fā)聲”。如果把“發(fā)聲”簡單地理解為發(fā)出聲音，也就是讀出聲音來，那么孔疏似指“式”沒有含義，只剩下了讀音。所以他說的“發(fā)聲”，實則“只發(fā)聲”的意思。稍后賈公彥注釋“式”時，就是這么理解的。他說：“于義無取，則是發(fā)聲。”“則”字此處為“只”、“僅”義。賈還說“在上謂之發(fā)聲，在下謂之助句”，這就更明確了并非所有的“辭”都可稱為“發(fā)聲”，而只是指“在上”者。“在下”是指在句子的末尾，“在上”卻并非全指在句子的前端。因為被二鄭稱為“發(fā)聲”的“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中的“夫”，與公罔之裘”中的“之”，并不是處于句首，而是在句中。將兩種觀點結合起來，則可以說所謂“發(fā)聲”，是指某些處于句首與句中的“辭”，但不包括句末的所謂“語氣詞”。也就是說，“發(fā)聲”雖然“于義無取”，但并不是所有“于義無取”的“辭”都可以稱為“發(fā)聲”。口語的本質(zhì)是聲音，口語中的一切詞匯都要發(fā)聲，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如果“先秦書面語與口語一致”的傳統(tǒng)觀點可以成立的話，那么先秦書面語中的每個字當然都要有自己的讀音，這也應該是無需考慮的問題。但對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為什么古代注疏家似乎并不放心，而要特地為某些“辭”注上“發(fā)聲”二字呢？這就要與“辭”的另一個異名“語余聲”聯(lián)系起來考察才能明白。

　　（三）“余聲”

　　被稱為“發(fā)聲”的只是位于句首或句中之“辭”，至于句尾之“辭”，則曰“語余聲”、“聲之余”等。那么“發(fā)聲”與“余聲”的區(qū)別為何？筆者在《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53]一文中，曾設專節(jié)討論“辭”的發(fā)聲與不發(fā)聲的問題，提出位于句末的“辭”即所謂“語氣詞”只是提示符號，最初并不讀出聲音來。實際上這個問題如果與發(fā)語辭又稱“發(fā)聲”對照起來看，可能更容易理解。既然從一般意義上說，一切書面語符號（廣義的“字”）都應該有一個聲音與之對應，都應該讀出聲音來，那么漢代注疏家就根本不可能提出“發(fā)聲”的問題，不可能將部分“辭”命名為“發(fā)聲”。如果“于義無取”就是“發(fā)聲”的話，那么句末之“辭”何以不稱為“發(fā)聲”，難道就“于義有取”的嗎？“辭”在句中的位置無非是句首、句中、句末，既然前兩類都稱“發(fā)聲”，也就是都要讀出聲音來，那么第三類卻稱為“聲之余”，就意味著不讀出聲音來。近人劉師培云：“文以代言，取肖神理。上古立言，罕用助語，欲傳語尾之余音，則擇實詞為虛用。”[54]所謂“語尾之余音”就是指的語氣聲調(diào)，但因為語氣聲調(diào)或高或低或快或慢，并不像一般詞匯一樣有一個固定的聲音，所以文人才在書面語中假借“乎”、“兮”等來提示，但“乎”、“兮”本身并不就是“余音”。其實，“語之余”的發(fā)聲問題，頗類漢語中的“兒化韻”。在兒化詞中，“兒”字只是一個書面語標志，提示將這個詞像“兒”一樣卷舌發(fā)音。但其本身并非一個音節(jié)，不需發(fā)聲。“兒”字的這種用法，其實就是句尾“辭”用法之遺留。劉淇《助字辨略》就收入了“兒”字，例證為陳師道《后山詩話》：“太祖夜幸后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為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些子兒。其詩云……誰家玉匣新開鏡，露出清光些子兒。”“些子兒”中的“兒”僅符號而已，提示“些子”讀卷舌音。“些子兒”即“一點兒”之義，“一點兒”中的“兒”亦為符號。現(xiàn)代漢語研究者多認為，作為詞綴的“兒”是由表“嬰孩”義的實詞“兒”虛化而成，實為臆說[55]。兒化詞中的“兒”，與“之乎者也矣焉哉”一樣，都是借用實詞作為提示符號，其區(qū)別只是一在詞尾一在句尾。研究者把“子”、“兒”、“頭”都作為詞綴看待，實則“兒”與“子”、“頭”完全不同，“子”、“頭”作詞綴構成一個音節(jié)，“兒”并不是一個音節(jié)。所以王力先生說：“把‘兒’字當作‘詞尾’是不妥的，應作為‘記號”的一種——名詞后附號。”[56]此所謂“記號”者，與文言“語氣詞”功能相同，只是一提示讀音，一提示語氣耳。

三、《春秋》及三傳中的語氣詞

　　（一）《春秋》何以沒有語氣詞？

　　《春秋》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編年史，記載了魯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間二百余年的魯國歷史。此書文字不多，才一萬六千余字，但內(nèi)容相當豐富，既有軍國大事，諸如訪聘、會盟、征伐、踐位，又有地震、日食等自然現(xiàn)象。關于這部書的作者，孟子歸于孔子，說：“孔子懼，作《春秋》。”太史公亦持此說。雖然后來有人懷疑，但《春秋》作者總不出孔子或魯國史官。實際上，鑒于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春秋》作者是孔子還是別人并不影響最后的結論。

　　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是：《春秋》中為什么沒有語氣詞？語言研究者對三傳的語氣詞乃至整個虛詞系統(tǒng)均有研究，但似乎無人注意到《春秋》的語氣詞狀況，不知是疏忽，還是有意回避？筆者不揣淺陋，對《春秋》的語氣詞稍作考察后吃驚地發(fā)現(xiàn)，春秋戰(zhàn)國書面語中的常用語氣詞如“乎”、“也”、“矣”、“者”、“焉”等，竟一個都沒有。也就是說，《春秋》完全沒有句尾語氣詞。不但沒有語氣詞，其他常用虛詞也很少或者沒有。比如“而”字在文言中是使用率很高的虛詞，以致有的語言學家為之總結“可用‘而’字的地方實在太多了，我們幾乎可以說，問題不是何處可用‘而’字，而是何處不可用‘而’字。”[57]可《春秋》只用了兩次；但口語化很強的“在”，倒用了四次。《春秋》中用得最多的是“于”，共409次，全作介詞。第二位的是“之”，85次，作代詞或助詞。更奇怪的是，被語言學家當成“實詞”的“云”和“曰”，在先秦書面語中可謂觸目皆是，也沒出現(xiàn)在《春秋》中。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應該不出三種可能：其一，因文體的原因，或作者故意省略。其二，本來有，但在流傳過程中被人故意刪掉了，或傳抄時漏掉了。其三，原文本來就沒有，因為那時的口語中并沒有語氣詞。

　　第一個可能是語言研究者經(jīng)常掛在嘴邊的借口，動輒文體原因，既可以用來解釋語氣詞多的現(xiàn)象，又可以用來解釋相反的現(xiàn)象。按理說，語氣詞是在長期的口語實踐中形成的，它的功能是全民賦予的，一般而言，它在書面語中的使用率有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量。文體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變量，而個人因素并不特別突出。比如說，根據(jù)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作經(jīng)驗，抒情詩歌中語氣詞較多，論說文字中的語氣詞較少甚至沒有；小說則較適中，也更接近口語實際，因為它的題材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在各種文體中，敘述語言中的語氣詞少，而人物語言語氣詞較多。但奇怪的是，在中國古代書面語中，似乎呈現(xiàn)出正相反的面貌。先秦詩歌中尚有一定量的語氣詞，而隨著四言、五言以致近體詩的發(fā)展，語氣詞在詩歌中幾近絕跡，而且“虛字不入詩”成為詩家的教條。反觀論說文，無論是先秦諸子，還是唐宋古文，語氣詞使用率始終是各種文體中最高的；歷史散文大體相差不多，語氣詞也是連篇累牘。但是，何獨《春秋》例外？《春秋》是史書，重在實錄，即使為了簡潔壓縮實詞，也不可能把語法作用很強的語氣詞統(tǒng)統(tǒng)省掉。如果說沒有疑問句，所以沒有疑問語氣詞，倒勉強說得通；但《春秋》作為史書，既然多是陳述事實，被語言學家視為陳述語氣的“也”與“矣”，不是可以用嗎？何以不用？這里還可以用《尚書》作佐證。《尚書》是以記言為主的，有70個疑問句子，但只用了一次“乎”，其他69個都不用語氣詞，而且“者”、“也”也完全不見。如果當時有疑問語氣詞“乎”，而它們又是書面語表達疑問語氣最清楚的標志，《尚書》作者豈能寧可造成后人的理解錯誤，也要故意不用？

　　第二原因有沒有可能呢？原文有而被傳人故意刪掉，或傳抄過程中全部丟失了？很顯然這更沒有可能。孔子的崇高地位及《春秋》的重要性，早在《孟子》、《莊子》、《荀子》等先秦諸子的著作中就有反映，至漢代又是最講師法的時代，沒有人敢這樣，也不會有人想這么做。至于傳抄漏掉就更不可能，全文才一萬多字，漏抄三五個字甚至十個八個字也許可能，不可能齊齊地漏掉全部語氣詞。

　　那么就剩下最后一種可能，即原文本來就沒有。首先是，《春秋》的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孔子時代簡帛書寫已經(jīng)相當發(fā)達，《春秋》寫了二百多年的歷史，其始一定是用書面語進行的，不可能是用“口述”。尤其是有孔子“筆削”魯國史書以成《春秋》的說法，那就更說明它一開始就是書面語。孟子、莊子見到的《春秋》，無疑就是書面語的。《春秋》與三傳本各自別行，并非一體。傳說三傳形成文字都是在漢代，當是單指傳文，并不包括經(jīng)文。如果經(jīng)文是由三家分別口耳相傳，再至漢代形成文字，則絕不可能如此一致。現(xiàn)引三傳隱公二年的一段內(nèi)容以資對照：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人伐衛(wèi)。（《左傳》）[58]

　　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人伐衛(wèi)。（《公羊傳》）[59]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無侅帥師入極。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人伐衛(wèi)。（《谷梁傳》）[60]

　　可以看出，三傳的經(jīng)文只有個別字的出入。如果僅憑腦記口傳，能保持如此一致，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自漢以來，經(jīng)文字數(shù)的多寡雖有爭議，但罕有人懷疑過《春秋》文字的真實性；自然，今人就更沒有懷疑的理由。在此前提下，《春秋》經(jīng)文中沒有語氣詞，就只能理解為當時的口語中并沒有“之乎者也”這些語氣詞。聯(lián)系到《尚書》語氣詞也微乎其微，更可說明絕非簡單的“無獨有偶”，而是反映了當時的口語現(xiàn)實。

　　全面考察《春秋》的虛詞運用，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重要特點，即在某些方面與甲骨文更為接近。首先，都沒有句尾語氣詞，這是最明顯的一點。其二，介詞只有“于”、“在”、“自”、“至自”幾個，這也與甲骨文很相似[61]。“于”用得最多，有409例，且用“于”不用“於”。“從”只作動詞為“追隨”義，沒有介詞例，這又與金文很相似。其三，《春秋》虛詞的總量甚少，除語氣詞完全沒有，后世常用其他虛詞絕大部分在《春秋》中也沒出現(xiàn)[62]。有的雖然出現(xiàn)但也極少，“而”字只兩次，“且”一次，“與”三次，“諸”四次。如果這些虛詞都沒有，真叫人懷疑《春秋》還能不能再稱為“文言”。

　　語言學家研究虛詞，有一個明顯的傾向，即喜歡找那些虛詞比較多種類比較全的先秦經(jīng)典作為研究對象。比如《春秋》三傳，喜歡以《左傳》作為研究對象，因為《左傳》虛詞比較完備，容易得到更多語料，當然也更容易出“成果”。但對《公羊傳》、《谷梁傳》關注則較少。尤其是對《春秋》本經(jīng)，大多數(shù)研究者似乎不感興趣，因為里面可資利用的東西很少。但作為古代語言研究而不僅僅是書面語研究，不能以書面語中語氣詞的多寡或有無作為判斷口語中有否語氣詞的標準，在這里，“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抓主要矛盾”的簡單化思維是有害的。在筆者看來，在各種語言現(xiàn)象中，那些“異常現(xiàn)象”更應該關注，那些沒有虛詞或虛詞較少的作品，也更能說明問題。《春秋》中完全沒有語氣詞，而且其他常見虛詞也很少，這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問，《春秋》為什么會有這種現(xiàn)象？如果當時口語中有語氣詞和其他虛詞，與孔夫子同時的左丘明既在《左傳》中大量使用，孔子或魯國史官纂《春秋》為什么不用？答案只能如上文所言：當時口語中沒有語氣詞，也沒有那么多的其他虛詞。《春秋》比較接近當時的口語，而《左傳》的大量虛詞，則是人為添加的。正因為這是一種人為的而非語言的自然規(guī)律，所以三傳中的虛詞面貌也迥然有異。同一時代的相同文體中，口語詞匯的運用，雖然因為個人原因可能會有些微差異，但這種差異極小。尤其是虛詞的運用，同時代的作者既然說著同樣的口語，他們對其語法作用的認識應該是一致的，所以在書面語中的運用頻率也應大致相同，根本不可能出現(xiàn)《春秋》及三傳那樣懸殊的情況。

　　問題還在于，《春秋》中沒有語氣詞這種語言現(xiàn)象，自其成書二千五百多年來，似乎完全沒有人注意到，并沒有誰提出過異議，這本身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xiàn)象。漢儒解經(jīng)，極重訓詁，敷演一字，動輒萬言。《春秋》中沒有語氣詞，不論看起來還是讀起來，都與其他先秦典籍絕然不同，漢代的先儒們何以不覺得奇怪呢？何以沒有誰將此當作一個問題提出來呢？回答只能是：古人認為作為一種外加的“符號”，加還是不加，加多還是加少，一種語氣用這個語氣詞還是那個語氣詞，都不是什么問題，都是正常的，作者根據(jù)自己的理解和習慣，有選擇的權利；就如后來斷句有人喜歡用圈，有人喜歡用點，有人喜歡用鉤一樣。

　　（二）一種奇怪的問答形式“……也？……也”

　　《春秋》三傳在語氣詞的運用上，也表現(xiàn)出極為矛盾的現(xiàn)象，從來沒有人解釋，也無法解釋。《左傳》的疑問句共有1564句，《公羊傳》有1552句，相差無幾。但語氣詞的數(shù)量，相差極大。《左傳》用“乎”460次，占疑問句總數(shù)的29%；但《公羊傳》只用“乎”33次，占疑問句總數(shù)的2.1%，居然相差了14倍！這還不算最高的，用“也”作疑問語氣詞的數(shù)字相差更大。《左傳》用了62次，《公羊傳》只用10次；《谷梁傳》的疑問句總數(shù)才444句，卻用了318次“也”。三傳用“也”的百分比，分別是4%、0.6%、72%。也就是說，《谷梁傳》用“也”的比率是《左傳》的18倍，是《公羊傳》的120倍！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如此嚇人的數(shù)字？三傳作者二人同為魯人，一人為齊人，但都相距不遠，朝代也相近，何以三人使用語氣詞有如此大的差別？再者，三傳不用語氣詞的疑問句也有很大差別，《左傳》占疑問句總數(shù)的61%，《公羊傳》高達95%，《谷梁傳》只17%。這也令人疑惑，既然口語中有疑問語氣詞，而且不止一個（三傳中用為疑問的語氣詞有“乎”、“焉”、“與”、“也”），《公羊傳》為什么大部分疑問句都不用，只用了區(qū)區(qū)5%？

　　“也”是文言中使用率最高的語氣詞，語言學家認為它具有“多功能”，可以表達八種語氣。一般認為“也”字在文言主要表達肯定的語氣，但也有表示疑問語氣的大量例證。尤讓人感到困惑的是，兩種相反的語氣，由一個詞來表示，運用到口語中到底如何理解？行得通嗎？但語言學家似乎不關心這個問題。比如《谷梁傳》中就有相當極端的例子。在《谷梁傳》的444個問句中，句尾不用語氣詞的有79處，占總問句的17%；用“乎”、“焉”、“與”的共47例，占15%；剩下的72%全以“也”作疑問語氣詞，共318例。令人驚訝的是，其中絕大部分不但以“也”設問，還用“也”回答。僅舉幾例：

　　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隱公二年）[63]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襄三十年）[64]

　　鄉(xiāng)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昭八年）[65]

　　打個比方，這就好比兩個人對話，問的和答的都用同一個語氣詞。張三問：“你吃飯了嗎？”李四答：“我吃飯了嗎。”張三又問：“你把錢帶來了吧？”李四又答：“我沒把錢帶來吧。”這樣的“語言奇觀”，能出現(xiàn)在古人的口語中嗎？稍有思考能力的人應該不難回答。對于《谷梁傳》的這個語言現(xiàn)象，眾多語言研究者似乎都沒有提到，不知何故？是真的沒有發(fā)現(xiàn)，還是無法解釋而避之？其實這種奇怪的問答形式，《論語》、《左傳》、《墨子》等經(jīng)典中也不乏其例。如：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66]

　　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論語·雍也》）[67]

　　冉有曰：“夫子為衛(wèi)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出，曰：“夫子不為也。”（《論語·述而》）[68]

　　例一子張用“也”發(fā)問，孔子連著三句用“也”回答。例二孔子先用“也”反問，接著自己又用“也”回答。例三更亂，先是冉有用“乎”問子貢；接著子貢先用“也”問孔子，孔子用“也”回答；子貢再用“乎”發(fā)問，孔子又以“乎”反問來回答。同一場合，疑問語氣“乎”、“也”交替使用；同一個“也”字，疑問與肯定交替使用。再看《左傳》：

　　晉侯觀于軍府，見鐘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左傳》成公九年）[69]

　　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茍不以禮，豈可量也？”（《左傳》哀公七年）[70]

　　研究者一篇專門研究《左傳》語氣詞“也”的論文，引了第一個例子。但其分析方法甚為奇特，兩個相連的問答句被分割為兩處來分析，一處說“南冠而縶者，誰也”中的“也”是疑問語氣，在另一處又說“鄭人所獻楚囚也”的“也”是說明語氣。但對一個語氣詞何以在同一場合表示兩種語氣，這種用法在口語中是否可行這個更重要的問題，論文避而不談。論文對第二個例子根本就沒提，但這個例子其實更能說明問題。問的人用“也”發(fā)問，回答的人先用“也”作答（“畏大國也”），緊接著又用“也”反問（“豈可量也”）。兩人一問一答用同一個語氣詞就很奇怪了，同一個人在一句話里，既用“也”答，又用“也”反問，不是更奇怪了嗎？

　　語言專家似乎并不感到奇怪，不但輕易地總結出“也”的兩個“功能”，而且還因此總結出它的語氣功能是不確定的，要“根據(jù)它在句中的位置，配合上下文義表示各種語氣”[71]。語氣（語氣詞）與語義是什么關系？很顯然，語氣是為表達語義服務的，而不是相反。同樣一句話，用不同的語氣來表達，語義不同，甚至相反。在口語中，聽話的人正是根據(jù)語氣來判斷說話人在表達什么意思。在書面語中，語氣詞成為判定語氣的主要標志，當然也成為判斷語義的主要標志。因此，每個語氣詞所代表的語氣必須是確定的，而不應該是變幻不定的；否則，我們就無法正確判斷語義。但是，語言學家把二者的關系顛倒了過來，告訴大家要根據(jù)前后的文義來確定某個語氣詞到底是何種語氣，似乎語義是為語氣服務的，這不是很荒唐嗎？再說，口語中何來“上下文義”？即使在書面語中，古往今來閱讀文章，目的是理解文章的含義，語氣詞是理解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標準。如果語氣詞所表示的語氣還不清楚，能正確理解文義嗎？再根據(jù)這種含糊不清的文義回過頭確定語氣詞的所謂“功能”，會是正確的嗎？事實上，語言學家的語氣詞“多功能”說，就是用這種顛倒的方法總結出來的。

　　其實，“也”只是一個單純的斷句符號，并無語氣功能。在這一點上，“乎”、“兮”與之明顯不同。許慎釋“乎”為“象聲上越揚”，釋“兮”為“象氣越虧”，都是從語氣的角度描寫它們的功能，“乎”為上升的語調(diào)，“兮”為下降的語調(diào)。上文已論，許慎注為“辭”的都與語氣有關，但“也”字并沒注為“辭”，而是以本義“女陰”釋之。這說明在許慎看來，“也”并無語氣提示功能。韓愈《馬說》有“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一句，后一個“也”究竟是何語氣，大家為此爭得不亦樂乎。這種寫法并非韓愈的發(fā)明，而是模仿的史漢寫法。《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公以外吳興兵是邪？非也？”《漢書·龔遂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邪”表達反詰語氣，這是大家的共識，所以第一句是反問語氣。第二句還是反問，仍然應該用“邪”。比如《禮記》“黃帝者人邪？非人邪？”就是如此。但遷、固、韓愈為什么都用為一“邪”一“也”呢？其實這只不過是文人的一種錯綜修辭手法，相同的語法意義，變換一個詞，避免重復。說白了，不過是文人故弄玄虛，并無特別的意義。口語中并無這種表達方式，也起不到什么修辭效果。有人強為之作區(qū)分，謂“‘邪’句乃明知其不然而故問，‘也’句可不知其然而真問，亦可明知其然而反”[72]，其實大可不必。因為“邪”與“也”的不同只能在書面語中用眼睛“看”出來，在口語中既是同音，聽的人如何區(qū)分何為“邪”何為“也”？自然也就不存在“明知其不然而故問”與“可不知其然而真問”的不同。所以“邪”與“也”用法之別，只存在于書面語中，口語中并無區(qū)別。凡是用法有別的同音語氣詞，都只是書面語用法，而非口語用法。除“邪、耶、也”，還有“耳、爾、而”，“已、矣”，“與、歟”等。不止語氣詞，同音介詞、連詞等也是如此。比如介詞“于”與“於”，不少研究者探討二者產(chǎn)生的歷史，對其用法、變化進行統(tǒng)計分析，以說明這兩個介詞的同異。其實，這兩個介詞的所謂“同異”、“變化”，只是文人的一種用字技巧，與口語沒有絲毫關系。即使我們把“于”、“於”都視為口語詞，因為二者在口語中完全同音，說話時都發(fā)音為“yú”，聽話的人也無法分辨是“于”還是“於”，當然也就沒有用法上的區(qū)別。書面語中“于”“於”用法有區(qū)別，正說明完全是文人主觀上的區(qū)分，并無語言上的根據(jù)。因此這類研究，也就很難說有語言學上的價值。

　　三傳語氣詞的差別，實際上也說明長期以來被當成古人口語的語氣詞，并非口語。數(shù)量有限的語氣詞，作為一種全民語言的一部分，無論運用在口語還是書面語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這是其全民性決定的。三傳是同時代同文體的史書，作者語言又沒有方言差異，不可能在語氣詞的選擇運用上隨心所欲；除非他故意不讓人讀懂自己的作品。現(xiàn)代作者寫文章，難道會出現(xiàn)同一個語氣，某甲喜歡用“啊”，某乙喜歡用“嗎”，某丙什么都不用的現(xiàn)象嗎？根本不可能。

四、“辭”的加減——為文之法

　　宋代大儒朱熹總結時人作文之法，有“減字換字法”之說。他說：“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個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73]古文單音詞多，所以把“湖州”簡稱“湖”就顯得古雅一些；而“霅上”是“湖州”唐代的別稱，對宋人而言也是古稱。朱子這里舉的是實詞例，其實“辭”的添加和減少，是古人為文一個更重要的方面。

　　文字產(chǎn)生的目的，本來是為記錄口語的，誠如王充所云：“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74]但古人很快就發(fā)現(xiàn)，單用一個個有形的文字，無法完整反映口語，此即“書不盡言”之意。因為口語中的語氣聲調(diào)，無法用文字表現(xiàn)；而語氣聲調(diào)對傳達思想又是至關重要的。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辭”應運而生。在甲骨文中，語氣的表現(xiàn)有多種形式，如“雨？”、“不雨？”句尾并無語氣詞，這就是口語式的。也有用“其”表示的，如“今日其雨？”這個“其”字，就是一個較早的“辭”，是甲骨文書寫者為解決口語中的疑問語氣，借用實詞以作提示符號，是加進去的。后來又出現(xiàn)了放在句尾的“辭”，比如甲骨文中那幾個引起爭議的“乎”、“哉”、“抑”、“執(zhí)”，其實也是“提示符號”性質(zhì)。在筆者看來，爭論的雙方各有道理，但都只對了一半。比如有學者認為：“如果不把上引諸例‘抑’和‘執(zhí)’理解為句末疑問語氣詞，辭義絕大多數(shù)根本講不通，看作句末疑問語氣詞就文從字順了。”[75]但有人認為“抑”和“執(zhí)”只在甲骨文中出現(xiàn)，并很很快消失了，如果把它們當成語氣詞，這不符合語言規(guī)律[76]。實際上，“抑”和“執(zhí)”確實是表達語氣的，但又確實不是口語中的語氣詞，它們只在句末起語氣提示的作用。甲骨文中的絕大部分其他所謂“虛詞”，其實也都是這種性質(zhì)。正因為不是口語，所以無論是甲骨文中的“辭”，還是后來又新出現(xiàn)的“辭”，曇花一現(xiàn)的很多。有的語氣詞甚至只有一位作者用過，很快就消失了。宋人洪邁早就發(fā)現(xiàn)“‘忌’唯見于《鄭詩》，‘而’唯見于《齊詩》……至于‘些’字，獨《招魂》用之耳!”其實這些“辭”之所以“短命”，就在于既非口語，又沒有取得文人的共識。真正的口語語氣詞，不可能只是某個人或某篇作品使用，也不可能很快消失。

　　春秋戰(zhàn)國書面語大發(fā)展的背景下，為滿足思想表達的需要，先秦文人充分發(fā)揮漢字組詞能力強的特點，創(chuàng)造了大批新“辭”[77]，使其數(shù)量呈現(xiàn)爆發(fā)式的增長，表現(xiàn)功能也越來越多。如何在文章中正確運用這些非口語的“符號”，使它們與口語有機融合，共同負擔起傳達思想感情的任務，就成為古代文人的終生課題。長期以來，語言研究者有一個慣性思維，認為新詞匯的產(chǎn)生，都是人民的創(chuàng)造，都是先在口語中產(chǎn)生的，文人只不過充當了一個“記錄者”的角色。其實，絕非如此。古代文人之為文人，主要并不僅僅表現(xiàn)在他們有記錄口語詞匯的能力，而在于他們掌握了更多與口語不同的東西。包括所謂“語氣詞”在內(nèi)的“辭”，就是文人的發(fā)明。有沒有“辭”，是書面語與口語的本質(zhì)區(qū)別；能否運用“辭”，是文人與非文人的根本區(qū)別。“辭”從出現(xiàn)到廣泛運用，經(jīng)過了一個從無序到有序，從不規(guī)范到規(guī)范的過程。相對而言，春秋戰(zhàn)國之文用“辭”要比甲骨文成熟，唐宋之文則比春秋之文更規(guī)范。先秦經(jīng)典語氣詞的差異，既反映了早期“辭”的無序狀態(tài)，也留下了明顯的“添加”痕跡。長期以來，研究者幾乎都把語氣詞的多寡作為判斷先秦經(jīng)典版本的根據(jù)，如有人說“句末語助詞多，說明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接近口語，有可能是直接或間接根據(jù)口誦《論語》整理而成。”[78]由于對所謂“語氣詞”的非口語本質(zhì)認識不清，導致在文獻版本考證上出現(xiàn)了大量錯誤的甚至與事實完全相反的結論。以《春秋》完全沒有語氣詞來判斷，《論語》中也沒有語氣詞，現(xiàn)有各版本中的“之乎者也”都是傳人后加的；不同版本之間出現(xiàn)大量異文，是因為出自不同人之手。定州簡本《論語》與現(xiàn)在流行的阮本以及皇本、高麗本等存在大量異文，僅語氣詞就有近百處。根據(jù)研究者的統(tǒng)計，其中簡本與今本都沒有語氣詞的9處，其他幾個版本都有。簡本與今本語氣詞完全相同的有21處，其他幾個版本則相異，或無或不同。簡本與今傳本語氣完全不同的則多達96處。其中尤可怪者，定簡本《論語》有32句不帶語氣詞，而阮本都帶；定簡本有42句帶語氣詞，阮本卻沒有；而這兩個版本中都不帶的，其他版本有的卻帶[79]。如何解釋這種混亂的現(xiàn)象？只用傳抄衍訛來解釋很難令人信服，因為不可能80%多的語氣詞都抄錯了，只有16%抄對了。其真正原因是，最早的《論語》像《春秋》一樣，既無語氣詞，其他虛詞也很少。后來各版本中的語氣詞，都是后來的傳人所加。不同的人有不同加法，所以產(chǎn)生了異文。如：

　　阮本：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論語·為政》）

　　簡本：子張[問]：“十世可智與？”（《論語·為政》）

　　一本：子張問：“十世可知乎？”（《論語·為政》）（據(jù)《經(jīng)典釋文》）

　　鄭本：子張問：“十世可知？”（《論語·為政》）

　　四個版本，四個樣子。哪一個才是孔子的原話呢？僅就這一句而言，不帶語氣詞的鄭本是孔子原話。“也”、“與（與）”、“乎”三字的讀音不同，字形又不相近，因音近或形近“誤抄”的可能并不存在，顯然是不同人后加的。

　　阮本：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論語·子罕》）　

　　簡本：說而不擇,從而不改,吾無如之何矣。（《論語·子罕》）

　　阮本：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論語·衛(wèi)靈公》）

　　簡本：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論語·衛(wèi)靈公》）

　　此二例涉及所謂文言語氣詞的連用問題。《論語》的語氣詞連用相對較多，今本共八例。對這種現(xiàn)象語言學界眾口一詞，認為是古代口語就是如此。但用簡本中三處尚存的句子對照，竟無一處是三個語氣詞連用，全為一個語氣詞。簡本中也有連用現(xiàn)象，但最多只兩個連用，絕無三個連用的情況。究竟是一個語氣詞接近孔子原話，還是兩個、三個連用接近孔子原話？實際上，孔子原話一個語氣詞也沒有，無論一個還是兩個、三個，都是后人加上去的。比如上面的“也已矣”，“已”與“矣”本來就是同音字，在口語中都念為“yǐ”，“已矣”都寫成“已已”或都寫成“矣矣”皆可，何以要寫成“已矣”？顯然這是文人的書面語行為，口語無法區(qū)分“已”與“矣”。所以“也已矣”盡管看起來是三個字，但讀出來只能是兩個音節(jié)。“已矣夫”、“而已矣”，與此同理。有的版本甚至出現(xiàn)四“辭”連用，如阮本“女得人焉耳乎”，皇本、高麗本等作“女得人焉耳乎哉”，后人添加的痕跡更清楚，口語豈能連說四個語氣詞？故程樹德《集釋》曰：“‘焉耳乎’三語助連用，已屬不辭，又增‘哉”字，更不成文。”[80]。口語中有沒有復雜語氣？應該承認是有的，比如將信將疑、又驚又喜等。復雜語氣的表達，在口語中并不是幾個有聲語氣詞相加，而只能用語氣聲調(diào)本身來表現(xiàn)。書面語中可以用標點符號連用來表現(xiàn)，用“？！”可以表示半信半疑，或既疑且嘆，如：“哎呀，你還活著？！”但不能把這里的“？”和“！”換成相對應的語氣詞“嗎”和“啊”，變成“哎呀，你還活著嗎啊”；用“！！！”可以表示非常強的感嘆或憎恨的語氣[81]，如：“真是氣死我了！！！”若換成語氣詞就成了“真是氣死我了啊啊啊”，完全不成話。這就提示我們，復合語氣在書面語中只能用符號來提示，卻不能用幾個語氣詞連用來表示。所以《論語》中的“也已矣”之類也只是一種提示符號，只提示把此句讀成復合語氣，并不能把“也已矣”當成語氣詞連讀出來，就像不能將“嗎啊”或“啊啊阿”連讀一樣。

　　清人翟灝曾云唐以前人引述經(jīng)典，悉略去“也”字。其實不僅是“也”字，一切語氣詞都可略去。《孟子》“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記》引用刪掉了兩個“乎”，中間還加了一個“而”。因為這些所謂“語氣詞”本來就是后人添加的，并不屬于原文的一部分。就上文后例而言，孔子的原話應該是：“不言‘如之何，如之何’，吾未如之何。”“曰”原應為“言”。“者”、“曰”均非口語，《春秋》中都沒有用例，孔子話中不可能出現(xiàn)。《論語》各本中的“子曰”雖然絕大部分相同，但簡本也有多處沒有“曰”，或易以“謂”、“云”、“言”。《論語》成書正值非口語的“辭”逐漸興起之時，對“辭”的不同語氣功能還缺乏共識，加上對原文的理解不同，所以添加起來不可能完全一致，結果就形成參差不一的現(xiàn)象。這就像西方標點符號在上個世紀初入中國，文人們雖然理論上知道它們的功能，但運用起來也是五花八門，面目各異。對于非口語的書面語符號，不同的人用起來有差異是正常的，相同只是偶然的；當人們對符號功能的認識趨于一致時，差異會減少，但達到完全一致幾乎是不可能的。先秦經(jīng)典中語氣詞的異同，是一樣的道理。

　　這種后加的方式也體現(xiàn)在《老子》的版本異文中。研究者為《老子》版本爭執(zhí)不已，一個重要原因是虛詞多寡懸殊。前文已引《老子》第一章有關內(nèi)容，現(xiàn)在再看第二章：

　　故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傾(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隨(也)，(恒也)。”[82]

　　不帶括號的內(nèi)容為龍興碑本，“故”字敦煌本等三個版本無。括號內(nèi)六個“之”和“也”字，王弼、河上公本同，廣明、景福等十多個版本均有。出土帛書甲乙本均有“之”及“也”字，后并多“恒也”二字。宋李道純曰：“‘有無相生’已下六句，多加一‘之’字者非也。”[83]甚是。唐宋人作文方法，他作為“個中人”是很清楚的，就是用的“加字法”，即在口語基礎上加入“辭”，他很清楚這些后加的成分，古人口語并沒有。有研究者認為沒有“之”、“也”的版本是后人刪掉了，說這不符合先秦人用語習慣。其實正好說反了，不符合先秦文人書面語習慣倒是對的，至于口語習慣，恰恰是沒有語氣詞才符合。龍興本：“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84]帛書甲本：“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規(guī)於牖，以知天道。”多二“於”二“以”，也是后加。也有相反的情況，如帛書甲本：“恒德不雅，復歸嬰兒。”王弼本：“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添加虛詞既出自不同人之手，某甲在A句中加“于”，在B句中加“而”，某乙可能一句加，一句不加，或都不加，或加的正相反。因此，只根據(jù)某幾個句子中有無虛詞，來判斷整個版本的先后，并不可靠。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論何種版本，沒有語氣詞的句子是口語表達方式，最接近作者原話，虛詞越多的句子越遠離口語。如果某個版本能明顯體現(xiàn)一種整體性的傾向，比如《老子》龍興碑本整體上比他本的虛詞少很多，大體可以肯定是比較早的本子。但龍興碑本也不是完全沒有虛詞，只是一開始加得比較少而已。相對于《論語》、《老子》語氣詞異文較嚴重的情況，也有的經(jīng)典類似異文很少。比如戰(zhàn)國中后期的經(jīng)典，不但異文少，而且語氣詞運用能體現(xiàn)出明顯的一致性與個人特征，這就更可能是作者寫作時本人所加，而非出自后來眾人之手。

　　“添加虛詞”作為古代文人寫文章的基本方法，形成了一種傳統(tǒng)。唐房玄齡等撰《晉史》，從一個側(cè)面表現(xiàn)了對這個傳統(tǒng)的繼承。《晉史》是正史，但引用了小說《世說新語》中的很多材料，并因此頗受唐初史官劉知幾的批評。《世說新語》雖被后人視為小說，在當時倒是以記言真實著稱的，實則介乎小說歷史之間，《晉史》取之作素材不無道理。《晉史》在處理《世說新語》材料時，往往要添加虛詞。《世說新語》記人物語言多沒有語氣詞，這是當時口語的真實反映。但撰《晉史》的史官們在引用時，都要不厭其煩地在每句話末尾加上語氣詞。如《世說·傷逝》“如此人，曾不得四十！”《晉史·王簿傳》：“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世說·德行》“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晉史·褚襄傳》則為“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世說·排調(diào)》：“阿翁！詎宜以子戲父！”《晉史·張憑傳》：“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除語氣詞，還添加或替換其他虛詞。如《世說·傷逝》：“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晉史·王衍傳》“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加一個“于”。《世說·任誕》：“入洛赴命，經(jīng)吳閶門，在船中彈琴。”《晉書·張翰傳》把口語介詞“在”換成非口語的“于”[85]。傳統(tǒng)觀點認為唐宋人寫文章加虛詞是一種仿古的作法，而秦漢經(jīng)典中的虛詞則是口語中原來就有的，不是硬加上去的。這是一種毫無根據(jù)的糊涂認識。其實先秦文人寫文章，方法與后世完全相同，如何把那些口語中沒有的“之乎者也”，妥貼地安插到口語詞匯中去，使二者有機地融合起來，對他們同樣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甚至比后人寫文言還難。文言語法經(jīng)過一兩千年的摸索磨合，在文人中逐漸形成共識，虛詞數(shù)量經(jīng)過長期淘汰也越來越少，所以唐宋以后文人寫文章反而有章可循。但先秦文人面對那些新出現(xiàn)的書面語“符號系統(tǒng)”，在認識上顯然還不統(tǒng)一，運用上還處在“各自為政”的狀態(tài)。同一種語氣，諸子們有的用“乎”，有的用“兮”，有的用“耶”，有的用“也”；同一個語氣詞，有的當成疑問語氣，有的當成肯定語氣，有的什么語氣功能也沒有。這兩種現(xiàn)象其實都是一種原因引起的，即文人對這些非口語因素，還沒有達到高度的共識，運用中出現(xiàn)了大量混亂現(xiàn)象也就不奇怪了。漢初《淮南子》中提出“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86]，顯然是想糾正這幾對詞在當時書面語中混淆不清的問題。在這五對詞中，有三對是“辭”，也說明在書面語運用中，非口語的“辭”比口語詞更容易出問題。但后來似乎收效甚微，就連司馬遷這樣的史學大家，照樣分不清“乎”、“哉”、“耳”的用法，而且“遂、乃、于是”也大都用錯了。司馬遷寫《史記》，并非像傳統(tǒng)觀點所說的那樣，基本上與口語一致，他在引用的材料中添加了大量虛詞。比如《尚書》研究者發(fā)現(xiàn)，“司馬遷引用改寫《尚書》史料時，大量增加《尚書》經(jīng)文省略的主語、賓語和中心詞，完備句子的各種成分。大量增加連詞和介詞，明確句子內(nèi)部的語法關系，加速復句從意合走向形合。大量增加表示各種語氣的語氣副詞、疑問代詞和句末語氣助詞，加強語句表達的感情色彩。大量增加表示時間、范圍、數(shù)量、否定等意義的副詞，增加句子負載的信息量。”[87]這種觀察與總結是十分正確的，也說明司馬遷對“辭”的運用相對成熟。《尚書》、《春秋》還保留著較原始的口語形態(tài)，未經(jīng)文人太多加工整理，所以虛詞較少。相對于春秋戰(zhàn)國發(fā)展起來虛詞完備的諸子之文，其表現(xiàn)力明顯然不足。如《尚書·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因原文沒有語氣詞，以致有人理解為否定句，有人理解為反問句。因為在口語中，“我生不有命在天”既可念成肯定的語氣，也可以念成反詰語氣，表達的意思正相反。寫成書面語，則必須用一種符號來區(qū)分兩種語氣的不同，才能避免讀者理解錯誤。《尚書》顯然忽略了這一點[88]。司馬遷引用時在句尾加“乎”字，彌補了原文的缺失。但司馬遷也有疏忽的時候，《史記·淮陰侯列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與《尚書》犯了相同的錯誤。班固《漢書·韓信傳》也在句末加了一個“乎”字，反問語氣比《史記》更為明確。“不曰……”、“不有……”這類句式，容易被誤解為否定語氣，加“乎”則轉(zhuǎn)為反詰語氣，以表示肯定。語言學家認為“不”在此處無義，不是否定副詞，此為無稽之談。大家都忽視了一個基本的口語常識，即無論表達肯定還是否定，都必須是在陳述的語氣中；如果換成反問語氣，則表達的意思與原來正相反。毛傳最早釋“不戢，戢也”、“不難，難也”，其本意是提示本句應該讀成反問語氣，因為只有在反問語氣中，“不戢”才是“戢”，“不難”才是“難”。同理，在反問語氣中“敢”表達的是“不敢”義，“不敢”表達的是“敢”義。《儀禮·聘禮》中的“敢辭”，注曰“敢，言不敢”，亦是提示這里要讀成反詰語氣。后世文人迂腐不察，竟誤解為“不”在此處“無義”，是“語辭”，大謬不然。口語中的“不”只有一個讀音，不可能既表肯定，又表否定。否定要變?yōu)榭隙ǎㄒ环椒ň褪前殃愂稣Z氣換成反問語氣，這在口語中非常容易；但在書面語中，就要添加副詞“豈”、“寧”，或者語氣詞“乎”、“邪”這些“辭”。司馬遷顯然理解了毛傳的真正用意，所以才在句末加“乎”，并沒把“不”理解為無義。這種添加語氣詞的做法，其實是從先秦一脈相承傳下來的，不僅唐人撰《晉書》這么做，歷代史官都這么做；這是古代文人最基本的寫作技巧，古文全是這樣寫出來的。

　　添加虛詞，不但是寫文章的主要方法，也是古代注疏家闡釋經(jīng)典的主要方法。先秦早期經(jīng)典虛詞不足，很多口語式的表達沒有語氣詞，這往往為后人斷句理解造成困難。漢人解經(jīng)，除注釋難解詞語，往往還要往原文中添加語氣詞，作為深入理解原文的重要手段。如：

　　《論語·微子》：“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集解》包曰：“誰為夫子而索之邪?”皇疏：“借問見夫子不乎？”袁氏：“誰為夫子而索耶？”[89]

　　《孟子·公孫丑下》：“人亦孰不欲富貴?”趙歧注：“人亦誰不欲富貴乎?”[90]

　　《詩經(jīng)·邶風·雄雉》：“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鄭箋：“何時能來望之也？”[91]

　　《公羊傳·宣公六年》：“吾何以得此于子?”何休注云：“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于子邪？”[92]

　　第一例《論語》中句末無語氣詞，因為句中有“孰”字，疑問語氣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來，讀者憑“意合”即可理解，此為口語表達法。但三位注者又分別加“邪”、“乎”、“耶”，是為“形合”，疑問語氣更顯豁，是書面語表達方法。以下諸例原文皆問句，雖不帶語氣詞，但句中有“曷”、“何”，疑問語氣也可以體會出來，但注釋分別加“乎”、“也”、“邪”，使疑問語氣變得更明確。日人島田翰注意到了注經(jīng)加虛詞的現(xiàn)象，他說：“蓋先儒注體，每于句絕處，乃用語辭，以明意義之深淺輕重。漢魏傳疏，莫不皆然。”[93]他這里主要是說語氣詞，但不止語氣詞。上例包注、袁注還加了連詞“而”。再如：

　　《戰(zhàn)國策·齊一》：杜赫曰：“臣請為君留之楚。”高誘注云：“留之楚，為鄒忌留田忌于楚，不使得來也。”[94]

　　《詩經(jīng)·王風·中谷有蓷》：“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鄭箋：“所以慨然而嘆者，自傷送君子之窮厄。”[95]

　　前例原文為“留之楚”，釋文加介詞“于”；后例在兩句之間加“所以”，以表明因果關系，前為果，后為因。此外，“則”、“故”、“因”、“茍”、“非但”等都是注家經(jīng)常添加的虛詞，以表明句子之間的承接、轉(zhuǎn)折、假設等各種語法關系，這樣就使讀者理解起來更清楚、細致、深刻。

　　一般而言，先秦經(jīng)典在虛詞上的差異，“后加”是主流傾向，虛詞少或無在前，虛詞有或多在后。“后刪”的做法不是完全沒有，但要比添加少得多。刪減語氣詞一般發(fā)生在引文中，或為了修辭的需要。如《論語·里仁》：“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等句，《后漢書》、《晉書》、《初學記》等書引述時，皆略去了“也”字。但大規(guī)模地整體性刪除前人著作中的虛詞，無論從哪個角度說，都不可能發(fā)生。漢人習經(jīng)，嚴守師法，莫敢輒改。唐人注書，也有“疏不破注”之說；對注尚且如此，對原文豈能亂刪亂改？秦漢文人對“辭”的性質(zhì)認識都很清楚，他們都明白雖然口語中沒有這些東西，但它對書面語的表達是不可或闕的，自然不會輕易刪掉。如果后人認為前人某一句的虛詞加錯了，或沒有必要加，則另當別論。《漢書》刪減《史記》中的虛詞很有名，評價不一。如《史記·淮陰侯列傳》：“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但班固認為句中已有“寧”字表示反問語氣，所以句尾不必再加“邪”字，故在《漢書·韓信傳》中刪去了“邪”。雖然兩種表達法皆可，但《漢書》顯得更簡潔。再如《史記·汲鄭列傳》：“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漢書·張馮汲鄭傳》刪去了“之”與“而”，既簡練也更接近口語，總體上還是利大于弊，有利于閱讀理解。這種刪減屬于修辭目的，就是在讀得懂的前提下，使文章變得更精練流暢。

　　添加虛詞不但是為文之法、注文之法，還是讀文之法。朱子對此有過如下的一段論述：“且如解《易》，只是添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解《易》，乃去添他實字，卻是借他做己意說了。”[96]毫無疑問，這是朱熹終生閱讀經(jīng)典悟出來的經(jīng)驗之談。所謂“迎過意來”即孟子“以意逆志”之意，正是孟子“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的本意。《周易》不同版本有異文，以虛詞的增減為最常見。例如：今本《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帛本沒有“之”；今本《同人》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后笑”，帛本沒有“而”。今本《無妄》六二“不耕獲，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帛本沒有“則”字。這就是說，今本中的“之”、“而”、“則”這三個“辭”，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加了虛詞使詞句之間的邏輯關系更清楚，更容易捕捉作者的本意。朱子認為添加虛詞作為理解的輔助手段是應該的，但添加實詞則不行，這就是注疏家頗為忌諱的“增字解釋”。添加實詞容易改變原文的意思，塞進自己的想法，朱子稱之為“借他做己意說”。

　　在如何對待先秦經(jīng)典中的語氣詞問題上，我們發(fā)現(xiàn)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規(guī)律。即對某一句話有沒有語氣詞，某種經(jīng)典中的語氣詞多還是少，古人一般并不介意，漢代注疏家從來不提這個問題，他們只是在注釋時提醒某個語氣詞“辭也”，避免把讀者把“辭”當成有實義的“字”。對其他虛詞的態(tài)度也是如此。今古文經(jīng)之爭在當時甚至發(fā)展為政治斗爭，但雙方只是據(jù)字體區(qū)分“今古”而不云“真?zhèn)巍薄Ｊ聦嵣希T經(jīng)今文與古文的虛詞差異都很大，尤其是語氣詞表現(xiàn)更為突出。如果這些虛詞就是先哲口語，僅此一點，就可以立判今古文的真?zhèn)巍Ｄ敲矗瑺幷摰碾p方何以不這樣做呢？因為他們心里都很明白，作為人為的書面語符號，“辭”的有無或多少，根本不能當作判斷版本今古的標準。加之則有，刪之則無，多加則多，少加則少。島田翰曾試圖總結“辭”與版本之間的關系，謂“其書愈古者，其語辭極多；其語辭益尠者，其書愈下”[97]。依此說，則《春秋》、《尚書》一定是最晚的。其實不然，若勉強以虛詞的多寡作為標準，結果恰好相反，即語氣詞愈少，愈古老。比如現(xiàn)代研究者幾乎眾口一詞地討伐龍興碑本《老子》，認為刪省太過。錢鐘書先生亦云讀龍興碑本《老子》有“吝惜小費人拍發(fā)電報之感”[98]，顯然也認為刪省歪曲了《老子》原意。但在唐人看來，這個版本才更接近老子語言的原貌，在唐人心目具有崇高的地位。否則，很難理解他們?yōu)槭裁窗岩粋€明顯被人刪掉語氣詞的版本刻成石碑留給后人。

　　最早對語氣詞的增減表示關注的是顏之推。他披露了六朝末年“河北經(jīng)傳”省略“也”字，又有俗學“輒以意加之”，而且對這兩種行為都表示不滿。關注本身說明，顏之推很可能對“也”的本質(zhì)已經(jīng)比較模糊。唐宋以后，注家對此越來越在意，而且愈往后的注家愈在意。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開始把語氣詞的衍訛作為校勘的內(nèi)容之一，如《毛詩音義·有駜》：“‘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99]說明他已經(jīng)把“矣”的有無，當成一個重要問題來看待。事實上，《詩經(jīng)》中的“矣”作為一個足音足句的襯字，其有無或是換成另外一個什么“辭”，都是無關緊要的。至于當代的研究者，更將語氣詞作為一個重大問題進行探討，相關著作、論文層出不窮。甚至把語氣詞作為判斷先秦經(jīng)典是否古本的依據(jù)，以至爭論不休。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對語氣詞的非口語性質(zhì)，古人相對較為清楚，他們知道“之乎者也”都屬于文本外在的因素，不必太在意，更不能作為判斷真?zhèn)蔚臉藴省０喙屉m然刪減《史記》虛詞，但他并不認為司馬遷用錯了，反而贊揚遷“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原因在于，在先秦兩漢人看來，“辭”的運用只有不同，無所謂對錯，只要有人用，都是對的。書面語的對錯是以口語作標準的，而“辭”不是口語，所以也無法判斷其對錯。一個“辭”在不同人的著作中，或在同一人的不同著作中，甚至在同一篇作品的上下文中，用法都有可能不同，但漢代的注疏家，從來都不說某一種用法錯了。唐宋以后，隨著“辭”的使用向更為規(guī)范統(tǒng)一的方向發(fā)展，先秦兩漢書面語中的那些“亂象”，有了極大改觀。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在這個規(guī)范過程中起到重要的典范作用。所以古代文人認為文章愈往后則愈流暢。如明人曾異即云：“是以從后人而觀，則歐蘇流暢于韓柳，韓柳流暢于《史》、《漢》，《史》、《漢》流暢于《左氏》，《左氏》流暢于《尚書》。”[100]他所說的“流暢”在很大意義是因為虛詞的運用越來越純熟，越來越規(guī)范，文章的邏輯關系因而更清晰，表達思想感情更精密更深刻。《尚書》之所以被韓愈說成“周誥殷盤，詰屈聱牙”，除了實詞的古奧難懂，“辭”太少，運用又不成熟是重要原因。韓愈所以敢批評《尚書》，在于他對“辭”的運用遠勝于《尚書》，可以說已經(jīng)達到純熟的階段。王若虛指責司馬遷，批評歐陽修、蘇軾，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雖然對“辭”的認識越往后往模糊，但歷代文人中都不乏認識清醒者。如宋代洪邁、陳骙，元代《助語辭》的作者盧以緯，他們對“辭”的本質(zhì)認識都非常深刻，也都有相當精辟的論述。《助語辭》所收，皆為傳統(tǒng)意義上的“辭”。比如他收介詞“于”、“於”，但不收口語中的“在”，這就是他的明白處。但清人魏維新《助語辭》則補入“在”，還收“又”，可謂狗尾續(xù)貂。清康熙年間的袁仁林，對“辭”的認識最深刻，不但直接以“非言”、口語中“何嘗有”來表達“辭”的非口語本質(zhì)，與許慎的“言外”說遙相呼應，而且《虛字說》所收也嚴守“辭法”，并無口語詞匯摻入。劉淇著《助字辨略》，所入雖廣，但連口語常用的“全”、“連”、“都”、“才”也收入，可見他已混淆了“辭”與口語詞的區(qū)別。相比而言，后來王引之《經(jīng)傳釋詞》只收160個，因收詞太少而被人當成缺點，其實這正說明他對“辭”的認識遠比劉淇高明。

結語

　　《馬氏文通》的出現(xiàn)，對百余年來的語言學研究影響甚鉅。研究者贊其將經(jīng)學的附庸變成了一門“科學”，是第一部運用現(xiàn)代語言學理論的語法學著作。在筆者看來，《馬氏文通》在理論與研究方法上確實納入了西方語言學的軌道，但它也為漢語研究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馬氏徹底混淆了“辭”與口語詞匯的區(qū)別，統(tǒng)而為一，古代的“辭”被拆分為代字、介字、連字、助字、嘆字等多種詞類。原來作為“虛字”相同概念的“語助”，變成了“虛字”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語助”如介詞、連詞等，卻脫下了“助”的外衣，搖身而變?yōu)椤罢Z”，這就模糊了它們的非口語本質(zhì)。當然，這也許不完全是他個人的責任。《馬氏文通》之前，直接把白話語氣詞稱作“語助”的，可能是美國人高第丕所著的漢語研究專著《文學書官話》。這部書研究的是現(xiàn)代漢語，書中詞類稱作“話類”，共分十五類，有“語助言”一類收了白話語氣詞“啊”、“罷”、“咳”、“哎”等，也包括部分感嘆詞。由于用了“語助”這個文言概念，所指卻變成了口語中的白話語氣詞，內(nèi)涵完全變了，這對包括馬建忠在內(nèi)的清代晚期以來的語言學家認識“語助”的真實含義，無疑會產(chǎn)生極大的誤導作用。現(xiàn)代語法學研究，基本上延續(xù)了《馬氏文通》的研究路數(shù)，只是簡單化地把“字”變?yōu)椤霸~”，“實字”變“實詞”，“虛字”變“虛詞”，但正是這一變，在馬氏的基礎上又犯了一個更大的錯誤，即把古代語言觀念中兩個對立的概念“字”和“辭”（詞）完全等同起來，雖然這與西方的所謂“文字是語言的紀錄”基本理論掛上了鉤，但它造成的致命后果是完全掩蓋了古代漢語的真實面貌。自從所謂“科學的研究方法”確立之后，我們對古代漢語的研究，對其發(fā)展歷史的描述，為它所作的分期，以及相關的分類研究，其結論大多是錯誤的，總結出來的所謂“規(guī)律”，也是漢語發(fā)展史上不曾存在的。

【注釋】

[1]孔穎達：《毛詩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頁。

[2]孔穎達：《毛詩正義》，第532頁。

[3]孔穎達：《毛詩正義》，第200頁。

[4]程樹德撰：《論語集釋》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91頁。

[5]孔穎達：《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87頁。

[6]本文“辭”、“詞”混用，涉及許慎注用“詞”，但一般情況皆用“辭”。

[7]王力：《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42頁。

[8]呂叔湘：《語文常談》，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第45頁。

[9]為適應大家的理解習慣，本文除特意說明之處，仍將“辭”與“虛詞”作為同一概念混用。

[10]許慎：《說文解字序》，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91年，第314頁。

[11]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頁。

[12]鐘文烝撰：《春秋公羊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263頁。

[13]劉師培：《文章源始》，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32頁。

[14]邢公畹：《邢公畹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3－4頁。

[15]許慎：《說文解字序》段玉裁注，第4頁。

[16]馬建忠：《馬氏文通》，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9頁。

[17]錢鐘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404頁。

[18]錢鐘書：《管錐編》，第404頁。

[19]徐鍇：《說文解字系傳·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頁。

[20]孔穎達：《毛詩正義》，第24頁。

[21]陳叔方：《潁川語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9頁。

[22]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10頁。

[23]參見屈哨兵：《現(xiàn)代漢語被動標記研究》，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

[24]許慎：《說文解字敘》，第186頁。有人認為“意內(nèi)而言外”最早出自先于許慎的孟喜《周易章句》。

[25]徐鍇：《說文解字系傳·通論》，第316頁。

[26]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第429頁。

[27]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第136頁。

[28]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42頁。

[29]王力編：《古代漢語》上第一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51頁。

[30]王筠：《說文句讀》，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63年，第340頁。

[31]朱熹撰：《周易本義》卷七，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85頁。

[32]《呂氏春秋》，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6年，第225頁。

[33]袁仁林著，解惠全注：《虛字說》，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28頁。

[34]何晏、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26頁。

[35]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84頁。

[36]后一個功能主要是指的介詞與連詞。關于文言介詞、連詞的非口語性質(zhì)，將另文論證。

[37]孫星衍撰：《周易集解》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0－21頁。

[38]成伯嶼：《毛詩指說·解說》，四庫全書第70冊，第171頁。

[39]劉彥成：《文則注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6頁。

[40]謝榛：《四溟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第20頁。

[41]謝榛：《四溟詩話》，第19頁。

[42]盧以緯著、王克仲集注：《助語辭集注》，北京市：中華書局，1988年，第104頁。

[43]王引之《經(jīng)傳釋詞》阮元序，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頁。

[44]袁仁林著，解惠全注：《虛字說》，第11頁。

[45]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序》，第89頁。

[46]孔穎達：《毛詩正義》，第618頁。

[47]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376頁。

[48]徐鍇：《說文解字系傳·通釋》，第316頁。

[49]盧以緯著、王克仲集注：《助語辭集注》，第44頁。

[50]盧以緯著、王克仲集注：《助語辭集注》，第162頁。

[51]楊伯峻：《文言文法》，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18頁。

[52]孔穎達：《毛詩正義》，第360頁。

[53]孟昭連：《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文言語氣詞非口語說》，《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2013年第3期。

[54]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214頁。

[55]按照現(xiàn)代的“兒化”理論，兒化音是由實詞“兒”變來的，極不可信。一個明顯的問題是，如果最初“兒”不讀為“兒”，難道全民口語中的大量兒化音也就不出現(xiàn)了？有人考證說“兒”在古韻書中為“支思”部，古音應讀為“倪”（ni）。所以《世說新語》中的“侍兒”、“偷兒”也就應該讀為“侍倪”、“偷倪”嗎？后來“兒”的讀音變成了“er”，才產(chǎn)生了現(xiàn)代讀音的兒化音。一個字的讀音改變，竟能影響天下百姓口語中萬千兒化音的發(fā)音，這只能是天方夜譚。

[56]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中華書局，1954年第263—276頁。

[57]呂叔湘《文言虛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56頁。

[58]《春秋左傳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2－43頁。

[59]何休注、徐彥疏：《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25頁。

[60]《春秋谷梁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8頁。

[61]陳夢家認為甲骨文介詞只有五個：自、至于、于、在、從。

[62]經(jīng)筆者不完全的統(tǒng)計，計有：者、為、被、將、把、但、僅、尚、倘、故、因、所、蓋、雖、然、即、使、卒、就、曾、嘗、於、卻，已、業(yè)、既、如、若、抑、則、此、斯、茍，毋、勿、愈、益、甚、極、絕、很、盡、悉、皆、俱、咸、并、均、相、同、每、各、惟、唯、才、只、頗、殊、稍、略、少、豈、寧、以為、孰與、得無、無乃……這是不完全的統(tǒng)計，就已經(jīng)接近70個。

[63]《春秋谷梁傳》，第8頁。

[64]《春秋谷梁傳》，第253頁。

[65]《春秋谷梁傳》，第261頁。

[66]何晏、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第24頁。

[67]何晏、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第80頁。

[68]何晏、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第91頁。

[69]《春秋左傳正義》，第449頁。

[70]《春秋左傳正義》，第1009頁。

[71]何樂士：《古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248頁。

[72]錢鐘書：《管錐編》第882頁。

[73]張伯行輯訂：《朱子語類輯略》卷8，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79頁。

[74]劉盼遂：《論衡集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585頁。

[75]裘錫圭：《關于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中國語文編輯部編:《中國語文200期紀念刊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202頁。

[76]郭錫良《先秦語氣詞新探》（一），《古漢語研究》1988年第1期，第52頁。

[77]比如“然”的本義為“燃”，借為“辭”后又出現(xiàn)了“然而”、“然且”、“然后”、“然如”、“然則”，以及“××然”等一大批新“辭”，但都只在書面語中使用，并沒進入口語。像“××貌”一類，即使在一般書面語中也極罕見，而只出現(xiàn)在注疏中。研究者大都認為這些新詞是先在口語中出現(xiàn)的，似乎文人只是一個“記錄者”，實屬荒唐之談。就漢語而言，任何時代的書面語都與口語有差別，文言尤甚。有差別的部分，主要表現(xiàn)在虛詞及語法形式上，這些都是文人的創(chuàng)造，與口語無關。

[78]陳東：《關于定州漢墓竹簡〈論語〉的幾個問題》，《孔子研究》2003年第2期。

[79]徐前師：《〈論語〉語氣詞異文比較研究》，《長沙理工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

[80]何晏、皇侃：《論語》（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445頁。

[81]老舍先生上世紀三十年代發(fā)表的小說《馬褲先生》就有多次“嘔？！”及“茶房！茶房！！茶房！！！”的用法。雖然現(xiàn)代漢語語法不主張這種用法，但它確實對表達復雜語氣有提示作用，這是語氣詞無法表現(xiàn)的。

[82]朱謙之：《老子校釋》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9頁。

[83]朱謙之：《老子校釋》注，第9頁。

[84]朱謙之：《老子校釋》注，第189頁。

[85]參見柳士鎮(zhèn)：《〈世說新語〉〈晉書〉異文語言比較研究》，中州學刊，1988年第6期。

[86]《荀子·王霸》“刑賞已諾信乎天下”，楊倞注：“諾，許也；已，不許也。”“諾”、“已”皆為應答之辭，再如《論語》“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尚書·大誥》：“已，女惟小子。”“諾”為肯定語氣，“已”為否定語氣，意思相反。“故”與“先”為表時間辭，“故”指舊的，如《史記·項羽本紀》：“若非吾故人乎？”“先”謂死，如《詩經(jīng)》“先民有言”，《左傳》：“先王之命曰”。二者意思相近，容易混淆。

[87]錢宗武：《今文尚書語言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第76頁。

[88]《尚書》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表示反詰語氣的“豈”，如“予豈汝威？”“其（豈）猶可撲滅？”作者完全可以加上“豈”，使原文變成“我生豈不有命在天”，反詰語氣就明確了。事實上，這種忽略在經(jīng)典中極為常見。所以疑問語氣既有帶“乎”、“邪”的，但更多的卻保留了口語的原始形態(tài)，不帶語氣詞。

[89]何晏、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第2327－2328頁。

[90]焦循：《孟子正義》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177頁。

[91]孔穎達：《毛詩正義》，第85頁。

[92]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第192頁。

[93]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一，轉(zhuǎn)引自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01頁。

[94]《戰(zhàn)國策》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22頁。

[95]孔穎達：《毛詩正義》，第150頁。

[96]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661頁。

[97]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一，轉(zhuǎn)引自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卷六，第401頁。

[98]錢鐘書：《管錐編》，第403頁。

[99]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04頁。

[100]丁福保編：《清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731頁。

刊于《南開學報》2014年第5期（2014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