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比較喜歡古文的朋友，就文言文和白話文來說，也許時常有這種感覺，覺得文言文在表達上更精煉，比如一段意思，用文言文很簡短的幾句就說完了，換成白話卻要擴展成一大段幾倍于文言文的文字數量。現簡短談一談造成兩者之間繁簡狀況的原因。

　　如果從語言文字表達意義的精簡程度而言，拿古代漢語（也就是文言文）和現代漢語（也就是白話文）做比較，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第一個區別的原因就在于，文言文的古代漢語多是單音節詞，一個音節通常表現為一個單字，也就是一個語素，同時又是一個詞，在句法結構中可以單獨使用，能表現一個相對完整的意義。除少數地名、人名、擬聲詞、連綿詞外，這種語言形式或者說詞語形式幾乎占據了古代漢語詞匯的絕大多數。而在語言的演變發展過程中，漢語詞語的多音節化，使得原本可以單獨使用的詞（單個的字），都慢慢變成了成詞的黏著語素（當然還不能如此武斷的簡單概括，這里僅就其普遍趨勢而言），不能單獨使用，而必須跟其他的語素組合構成合成詞后，才能獨立使用。單從文字上來說，一個意義在古代漢語里只用一個字（單音節詞）就能夠表達，而在現代漢語中變成了雙音節詞甚至多音節詞后，由于漢語一個音節用一個單字來表示的普遍特點，也就意味著要用兩個字甚至更多的字來表示古代漢語中一個字（詞）的意義。如古漢語中“宜”在現代漢語要用“宜于”或“適宜”。從一個文本的書面文字的編排來看，這種結果就導致相應的文字數量大大增加，也就容易感覺其精簡程度不如古代漢語了。

　　另一個原因就是漢語詞語的多義化。因為在古代漢語的詞匯中，一個字（單音節詞），往往有很多個義項，這些義項之間都有著某種相似性或相關性的聯系，這種聯系是建立在當時的生活環境和生產條件上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客觀環境的變化，到了現代，這種相似性和相關性已經不再存在，或者說已經斷裂。于是原本一個詞的多個義項，就區分演變成為彼此之間沒有意義關聯的多個詞。比如《左傳》中“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中的“管”字，在這里是指“鑰匙”，因為古代的鑰匙是用竹管做的，因此在后來引申為“掌管”和“管理”的意思。但在現代漢語中，“管”卻不再表示“鑰匙”這個義項。單純的詞語多義化的例子有很多，大多數詞義的引申變化，不必表現為上例中聯系意義的中斷。如“兵”古漢語中本義指“兵器”，后引申為拿兵器的人，現代漢語中則用雙音節詞“士兵”表示。這個例子就結合了上面所說的詞語多義化和雙音節化兩個特點。從這個現象上來說，就必然導致古代漢語在表達上比現代漢語省便。事實上，隨著現代社會生活和聯系的日益復雜，新生事物的出現，諸多新造詞的產生，外來詞的借用，都使得現代漢語詞匯數量的急劇增加，也使得現代漢語在意義承載上要負擔比古代漢語更多更復雜的意義。

　　以上只是簡單論述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在文字表達上或者說在語言的文字符號的記錄上簡繁的原因，表達上來說，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其實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各自有自身表達的優點和長處，不同的人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而選擇不同的漢語表達。五四時期打倒文言文的新文化運動不是一場單純的文字或文體改革運動，當時的社會狀況對運動在思想和政治上革新意義的要求，使它無法用語言學獨立的角度來看待文言文和白話文。而這一運動對文言文矯枉過正的結果，正有待于后來的人去重新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