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來，海峽兩岸由于思想政治和學術背景的不同，兩岸的唐代文學研究也形成了各自的優長和存在著不同的缺憾。但中國畢竟只有一個唐朝，也只有一個唐代文學，何況又來自同一個學術傳統，因此又有許多相似和共通之處。比較一下兩岸六十年來唐代文學研究歷程中的共通、不足和各自的優長，并就其中一些問題進行分析和思考，這對兩岸的古典文學研究互取其長、互補其短，共同推進唐代文學以及國學研究向縱深發展，在新的世紀取得更為豐碩的成果，乃至證實兩岸文化同源，不可分割，皆不無好處。

兩岸唐代文學研究的相似與共通

　　一、兩岸唐代文學研究皆為一方重鎮，都是古代文學研究中熱門話題

　　據臺灣方面的有關資料，[1]1960—1994三十五年間，臺灣各大學研究所古代文學博士論文中研究古典詩詞的共120篇，其中唐五代為31篇，占35%，臺灣政治大學1980—1989十年的10篇古典詩詞方面的博士論文，唐代詩詞為7篇，占70%。1955—1994四十年間，臺灣各大學研究所研究古典詩詞的碩士論文為681篇，其中唐五代210篇，占31%，這當中還未包括唐人小說、散文、駢賦和敦煌變文之類選題。另外，從1975—1984十年間獲“國科會”獎助的古代文學方面的論文共104篇，其中隋唐文學為37篇，占35%。

　　大陸的唐代文學研究，根據中國版本圖書館已出版的《全國總書目》，1981—1989年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各個史段的研究專著中（不包括選注和鑒賞），唐代文學段占的比例如下：

年份	古代文學其他史段總數	唐代文學段	唐代文學所占比例
1981	16	7	43%
1982	15	2	43%
1983	17	8	47%
1984	42	8	19%
1985	31	7	22.5%
1986	41	11	26.8%
1987	27	4	14.8%
1988	20	8	40%
合計	209	55	26%

　　除了1982和1985年，《文心雕龍》的專著略多于唐代文學外，其余各年份以及總數，皆以唐代文學研究的專著為最多。

　　兩岸當代的古代文學資料整理和索引編目工作，也是唐代文學起步較早。大陸岑仲勉的《元和姓篡四校記》成于1954年，吳文治的《古代文學研究資料。柳宗元卷》成于1964年，臺灣嚴耕望的《唐尚書仆射表》成于1956年，羅聯添的《唐代文學論著集目》成于1978年。在古代文學各個史段以及作家、作品研究會中，兩岸的唐代文學研究會成立都較早，大陸的唐代文學研究會下屬的作家、作品研究會也最多，也是兩岸古代文學各研究會中出版年鑒、會刊、研究集刊最早、持續時間最久的一個學會。

　　二、研究歷程中都發生過傳統研究方法與新觀念、新方法的碰撞，并產生相近的趨歸

　　二十世紀初，西風東漸，中國傳統的治學道路與新的文學觀念和方法產生了第一次碰撞，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王國維、梁啟超、劉師培這批國學大師，曾嘗試著把文學從經學中剝離出來，首次把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本體和學術系統來加以思考和詮釋。在方法論上，則以社會學、美學、史學的研究方法來改造傳統的注疏、訓詁、考據之學：或是參用西方美學理論來詮釋中國古典詩詞和作家的創作活動；或是抬高經學所未論及的小說、戲劇來強調“文學與群治”的關系；或是用“知人論世”的史學演繹來構建中國古代文學史。大師們的這種嘗試，經過胡適、聞一多、魯迅、朱自清、蘇雪林、臺靜農這批后繼者的努力，終于完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向近代化的演變，并成為現代唐代文學研究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五十年代后，盡管兩岸分治，但在他們傳人的努力下，唐代文學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的變革也從未停止過，而且幾乎在同一時段，都發生過較大的思想碰撞。

　　五十年代中期，臺灣當時新儒學代表人物徐復觀在研究中國古典詩詞時，有意學習王國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揉進西方的文藝觀和方法論，例如他把陶淵明、李白、杜甫作為三種類型的代表來討論中國古典詩詞中的“隔”與“不隔”。五十年代末，陳世驤通過與西方悲劇觀的比較來解析杜甫的《八陣圖》等中國古典詩詞的情感特征（《中國詩之分析鑒賞示例》見《文史雜志》1958。6），施淑女則用西方神話中的原型批評來解讀《楚辭》中的“天問”、“九歌”等篇（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58）。到了六十年代，一批古代文學的學位論文更著重于比較研究的方法，如許世旭的《李杜詩比較研究》（臺灣師范大學博士論文1963），葉光榮的《宋代江西詩派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1968）等，這種對傳統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的不斷撞擊終于導致了七十年代初的一場關于“新批評”方法的大辯論。這場辯論，分別以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葉嘉瑩和外文系教授顏叔元為代表，于1972年在《中外文學》上展開，很快吸引了眾多的古代文學研究者和一批學術刊物。爭論的焦點是“新批評”的研究方法是否適應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顏叔元從1972年起，陸續在該刊上用“新批評”的方法對《江南曲》、《琵琶行》、《長恨歌》等中國古典詩詞作出新解，葉嘉瑩則于1973年發表《漫談中國舊詩傳統》對此提出批評。這場爭論正象后來呂正惠等人所總結的那樣，與其說是辯論新批評的是否適應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還不如說如何去適應古代文學研究。[2]因為葉氏的本意認為并非拒絕新方法的引進，她本人的研究方式就不是正統的學案、年譜、箋證、義疏，相反卻很注重肌理、辭藻、色彩、意象，這與“新批評”本身就有溝通之處，葉氏其說意在強調文學研究中基礎知識和基本功的重要，強調評論中國古詩首先必須熟悉傳統，知人論世，才能對詩家詩作作出正確的詮釋。而顏氏正是在詮釋中把性意象運用得過了頭，以至把《自君出之矣》中的“金爐”、“明燭”皆作為兩性的暗示，把《江南曲》中的“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和《長恨歌》中的“梨花一枝春帶雨”也解釋成性的影射，這就讓喜愛中國古典詩詞沖和雅致美感的讀者感到無法接受，另外，他又擅自改換詩題來符合“新批評”理論，如將《近試題張水部》改為“停紅燭”，這又引起了尊重歷史本來面目的一部分學者的不滿。因此，這場爭論不但沒有阻斷新的研究方法引進，相反卻使更多的學者開始審視本已習以為常的傳統研究方法，促使新的研究方法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更好地結合起來，就連葉嘉瑩的學生，也開始把葉氏在古代文學研究中著重于意象、結構、語言的細膩分析等傳統方法與新批評進一步結合起來，如張淑香的〈李義山詩析論〉（藝文印書館1974 ），吳達蕓〈韓愈生平及其詩研究〉（臺灣大學博士論文1972），吳興昌〈李白詩研究〉（臺灣大學碩士論文1972）就是如此。而以龔鵬程為代表的臺灣中生代后期學者和以周慶華、連文萍、趙孝萱等為代表的新生代學人更是以此為起點，對傳統的研究方法發出更激烈的批評，并從九十年代起，開始思考構建古代文學研究新的理論體系。[3]

　　隨著新中國建立后展開的思想改造運動，大陸方面在五十年代初，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也發生了一場研究觀念和方法的變革，這場變革的聲勢和深度遠非五十年代的臺灣可比，而且目標非常集中和單一，即用“人民性”的政治標準和“現實主義”的藝術標準來重新評價古代作家，重新解釋古代作品和文學現象。由于極左思潮的盛行，這種改造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演變成否定傳統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和對堅持自己學術觀點的研究者的政治大批判，因而受到過來人和文學史家的非議。但也不可否認，在當時留在大陸的愛國學者中，對這種“脫胎換骨”也有著某種真誠，他們懷著對新中國未來的期待和對馬列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新鮮感，也想去適應，也想去嘗試，想把這種新武器運用到自己的學科領域中去。五、六十年代大陸古代文學界幾次規模較大的、接近學術意義的討論，都是圍繞著如何用“人民性”、“現實主義”這種新的觀點和方法來重新解釋古代作家作品，如“怎樣看待古典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如何評價民間文學”？以及關于《水滸傳》、《三國演義》、“長恨歌”主題等有關問題的爭論，都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我認為：如果否認和掩蓋思想改造運動和政治大批判給幾代知識分子所帶來的傷害固然是不對的，但如無視當時知識分子中求新求變、力圖嘗試學習運用馬列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解決古代文學中的問題，也是不夠客觀、公正的。

　　“文革”以后，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和加深，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傳統觀念和方法又一次受到了挑戰，1983年召開的“中國古典文學宏觀研究討論會”則是一個標志。這年7月，大陸古典文學方面的權威刊物《文學評論》、《文學遺產》和新創刊物《天府新論》、《語文導報》聯合在杭州舉辦了這次討論會。會上對改變傳統的研究觀念和單一的研究方法的種種努力和嘗試給予了肯定，對宏觀研究的任務、特征、方法以及存在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探討。這次會議的共識是：所謂宏觀研究，就是要從傳統的作家作品論進入對一個文學階段或全過程的把握，總體或部分演進規律的探討。在方法上，則要求從箋注、考辨走向多學科交叉和心理行為的探求。如果把大陸的宏觀研究與臺灣的新批評之爭作一比較，新批評的提倡者由于自身的缺陷，研究成果并不豐厚，只能算一次嘗試，并未形成氣候；大陸的宏觀研究在當時盡管也存在著理論準備不足、運用上沒有很好地消化吸收等弊端，但它發生在國門幾十年封閉之后的思想解放之初，首先是敢于進行嘗試的理論勇氣就應該肯定，而且在此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一支力量，當今已成為古代文學研究中一種重要手段，有不少力作問世，如余恕誠的《唐詩風貌》，趙克堯的《盛唐氣象論》，傅紹良的《盛唐文化精神和詩人人格》等，并已有人對此進行學術史方面的研究，如孫立的《近十年唐宋詞宏觀研究述評》（學術界1991。5）。八十年代躋身于唐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些年輕學者，如董乃斌、傅紹良、李浩、程國賦、蔣寅等人，也都是以他們采用新視角或新方法的論著，從而奠定了他們唐代文學中的研究方向和學術地位的。

　　進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面臨著世紀之交的社會轉型，兩岸古代文學要求變革的呼聲皆遠遠高于其他學科，兩岸的有識之士都在總結百年來古代文學的研究歷程，思考如何加強學科建設來應變，以求得在新世紀中更好地生存和發展。大陸方面如胡明的《關于唐詩——兼談近百年來的唐詩研究》，徐公恃《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近代化進程略論》，董乃斌等人《關于二十世紀唐代文學研究的對話》，王兆鵬等《跨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走向筆談》，葛曉音《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現狀的衡估與思考》；臺灣方面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自1998年起，就“世變中的中國文學”開過六次研討會，歷時兩年，分析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狀與出路。《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則出專集，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進程進行回顧與展望。龔鵬程、張高評、王基倫這批善于思考的學者，也都在就當前古代文學研究的現狀進行分析和提出改進的設想。

　　三、都有一批學術帶頭人、學術機構、學術刊物在致力于學科建設

　　五十年代以前，聞一多的《唐詩雜論》和陳寅恪的《元白詩證稿》開啟了從民俗學和以史證詩兩條途徑來研究唐詩的新思路。進入八十年代后，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和程千帆的《唐代進士行券與文學》又成為新時期考論型和多學科結合的范例。此后，在唐代文學研究的各個方面都出現了一批帶頭人，寫出了一批頗有價值的論著。在史料考辨方面，有傅璇琮、郁賢皓、陳尚君、陶敏、吳在慶等；全集、別集的箋注、集注方面，有詹瑛、錢仲聯、劉學鍇、余恕誠、朱金城；資料匯編、索引方面有傅璇琮、陳伯海、周祖譔、周勛初、裴斐、吳企明等，專論方面有陳貽焮、鄧紹基、葛曉音、鐘優民、陳鐵民、王拾遺、卞孝萱、閻琦、王小盾、張明非、戴偉華、張伯偉、李浩等；唐詩通論則有余恕誠、蔣寅、孫昌武、尚永亮、杜曉勤、孟二冬等；文學史和唐詩學方面有羅宗強、傅璇琮、楊海明、周嘯天、許總、陳伯海等；散文方面的孫昌武、吳文治；唐五代詞方面的吳熊和、楊海明、劉尊明、王兆鵬等；唐人小說方面的吳志達、李時人、程國賦等；敦煌文學方面的王重民、張錫厚等。

　　在唐代文學的學科建設上，一些負有使命感的專家學者對唐代文學研究現狀、發展趨勢不斷地在思考和建議，它對大陸唐代文學研究的健康發展和深入起著保證和導向的作用。如：在如何研究唐詩這個問題上，程千帆認為研究者首先要有豐厚的文化積累，“不要使自己的知識領域過于狹隘，研究文學而不管當時其它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例如政治、經濟、軍事、宗教、藝術、社會風俗、中外交通，就必然會限制自己的成就”。[4]王運熙則針對唐代文學研究中唐詩研究與散文研究的不平衡，發出“多研究一點唐代散文”的呼吁，提出“要打破唐宋八大家框框”；馬茂元則針對性地批評了當時唐代文學研究中的低層次重復和浮泛之風。[5]在唐詩的研究方向上，吳汝煜呼吁“要向中小作家擴展”；陳伯海則提議加強“唐詩理論體系建設”；董乃斌和吳企明則分別就要重視對作家的心靈研究和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多樣化進行倡導。[6]在學科建設上，傅璇琮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一方面他以自己的或主編的論著如《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作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或一個新的研究方向的示導；另一方面又通過論文、書序和研究會上的發言，對唐代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和發展方向不斷提出建議或呼吁。如1983年他針對當時唐代文學研究的迅速發展，提出了一個發展和規范唐代文學研究的總體規劃，包括 “抓住研究的新的趨向”，建立資料館，創立唐代文學研究史和“充分注意、重視中青年研究者所作的努力”的 四點設想。[7]在第四屆年會的閉幕詞中，又針對當時在運用新方法上的爭論，提出“無論宏觀或微觀，對我們大家都是需要的，應當互相補充、互相配合，而不應當互相排斥、互相歧視”。[8]

　　臺灣方面，阮廷瑜的《高常侍詩校注》、《岑嘉州詩校注》，在六十年代為臺灣開啟了考據箋注之風。1967年至1980年十四年間，就有十六部博碩士論文采用了這種箋注式。羅聯添和王更生則分別代表了考論型和賞論型這兩個唐文研究流派，其門人何寄澎、王基倫、方介、呂武志等分繼其后，各有專精。羅氏的《韓愈研究》則是臺灣唐文研究的問鼎之作。他的《唐代文學論著集目》以及他主編的《中國文學論著集目》（正續編）則集唐代文學資料索引之大乘，很受海內外學者看重。王夢鷗的四集《唐人小說研究》奠定了他在臺灣唐人小說研究中的開山地位。他的后繼者王國良、李豐懋、黃景進等各有傳承，甚至有后來居上之勢。王氏的《初唐詩學著述考》則直接開啟了臺灣唐詩學研究，蔡瑜的《宋代唐詩學》，高大鵬的《唐詩演變之研究》皆繼其后塵。另外，象羅宗濤的敦煌學研究，李豐懋的道教與唐詩研究，蕭淑華的禪學與唐詩研究也都是該學科的前沿。

　　在學術組織方面，大陸的“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及其下屬的各研究會，臺灣的“中國唐代學會”、“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有著很好的交往，它們既是兩岸學人聯系的紐帶，又是兩岸唐代文學研究溝通的橋梁。它們的“會刊”和“年鑒”有個共同的特點：既注意介紹對方的研究成果，又能較客觀地品評其得失，又較及時地報道雙方的研究動向和一些學術會議的述評。

　　在出版方面，大陸的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一些省級出版社如巴蜀書社、齊魯書社等，臺灣的文史哲、文津、萬卷樓、學生、學海、三民等書局在推動古代文學的學術研究、引導研究方向、資助學術著作、團結學者、扶植后進等方面皆有較好的口碑。如中華書局在出版清編《全唐詩》后，又組織人力編撰《新編全唐詩》，以及《續修四庫全書》、《中國古籍總目提要》等大型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唐代詩文大家別集同時，又有計劃地出了一套“唐詩小集”，專門研究歷來忽視的二、三流作家。臺灣方面如文史哲出版社的“文史哲學集成”，文津出版社的“隋唐文化研究叢書”、“大陸博士論文叢書”，學生書局的“書目季刊”、“中國文學研究叢刊”等都較好地起到了上述作用。這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萬卷樓書局，他們的《國文天地》是臺灣最早介紹大陸古代文學研究情況的，拙文將在下面作專門介紹。

　　四、兩岸的學術溝通和交流已經啟動，并在逐漸擴大和加強

　　這種溝通，臺灣方面始于1987年政治解嚴以后，走在最前面的是萬卷樓書局的《國文天地》、漢學研究中心的《漢學研究通訊》和中國文哲研究所的《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等刊物。《國文天地》在解嚴的當年十一月，就開辟“大陸儒林傳”專欄，定期介紹大陸古代文學研究中的代表人物。從第二年二月起，又開始介紹大陸在考古、史料整理方面的情況，并編發“突破大陸學術流通禁忌”專輯。《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自1991年3月創刊時起，就很注意對大陸文哲著作的評介和研究，如創刊號上就發表了邱燮友的對劉大杰和葉慶炳兩種《中國文學史》的比較研究。隨后幾期，則陸續發表對大陸學者湯志鈞、張立文等評介和王兆鵬、周祖饌等的來稿。《漢學研究通訊》從1993年起，開始系統地介紹包括唐代文學在內的大陸漢學研究成果，如黃寬重的《典籍增輝——中國大陸學界整理宋代典籍回顧》，高度評價了大陸近年來宋代典籍尤其是詩文集的整理成果。漢學研究中心于1996年4月在臺北舉辦的“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大陸方面有28位學者參加，會上發表的44篇論文中大陸學者占28篇，可以說是近年來兩岸學術交流中，大陸學者陣容最強大、交流最充分的一次，在臺灣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大陸學者對臺灣古代文學研究的評介以1989年盧興基編選的《臺灣古代文學論集》為標志，當時可以說是一個窗口，不少學者是通過這本書來認識和評價當代臺灣古代文學研究的。在此之后，《唐代文學研究年鑒》、《文學遺產》、《社會科學述評》、《學術動態》等刊物開始不定期地介紹臺灣古代文學研究現狀，1992年，傅璇琮在《中國典籍與文化》創刊號首次對羅聯添的《韓愈研究》等學術專著進行了專題研究。但從整體情況來看，大陸學術界對臺灣古代文學研究現狀了解得還很膚淺，總體上還停留在介紹動態、會議述評這個層次上，一些代表性的論著甚至還沒有見到，當然談不上對此深層次的分析和研究趨向的總體把握了。例如1991年的《唐代文學年鑒》，首次在“海外研究動態”專欄介紹臺灣唐代文學研究動態，全文不到250字，未提及具體的研究者和論著；1991年3月《社會科學述評》刊載署名“樂耕”的《十年來臺灣古代文學研究概說》，是較早評介臺灣古代文學現狀的一篇綜論，可能由于作者不太熟悉臺灣古代文學現狀，評介中輕重、主次的把握，或失衡，或遺漏，或錯誤，說明大陸學者對臺灣的唐代文學研究現狀還較陌生。

　　由于兩岸在上個世紀沒有“三通”，而大陸學者在資料整理研究上又成果豐碩，臺灣學者為了得到這些論著，在2008年兩岸“三通”前只好自找門路并挖空心思，造成了許多弊端。一是對大陸學術資料的占有和征引處于一種無序狀態。臺灣學者莊萬壽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就曾抱怨由于渠道不通，造成了研究起跑線的不平等，他說：“學者故因研究的需要，各憑本事收集大陸的學術資料，造成研究者的不平等地位”，“一般的大專教師或文史工作者，得千辛萬苦地借重‘海外關系’冒險夾帶創關，或向‘黑市’購買，要不然就得甘于無知，或是等待揀拾別人的二手資料”。[9]二是造成了盜印、抄襲大陸學術著作的不正常狀態。我曾多次去過臺北溫州街一帶的書店，有的專賣大陸的學術著作，價格是原價的一倍到一倍半，一些治唐代文學必不可缺的工具書和資料，如全唐詩和全唐文的補編，《全唐詩人名考》、《全唐詩重出偽作考》等，因在大陸就很行銷，根本到不了臺灣，于是就出現了盜版、改版，手段也是五花八門，椐臺灣大學黃沛榮教授在“大陸學術資料流通問題——學者專家座談會”上介紹：美國國會圖書館曾對此作了專門調查，并將臺灣盜印的大陸學術著作作了對比，設專柜陳列。另外，臺灣年輕學者連文萍也曾撰文指出：“臺灣年輕的人文學者幾乎都偏愛大陸書。。。有的治學態度不嚴謹，抄襲風氣很盛”。[10]看來，海峽兩岸的“三通”，不僅是經濟貿易和國家統一的需要，也是學術研究的必需和兩岸學者的共同心聲。

　　五、都有一個研究人才流失和如何適應現代社會的問題

　　大陸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畢業后的首選是電視臺、電臺、報紙和出版部門，其次是各級政府機構和大型企業，愿意留在高校和研究機構的是在上述選擇之后。臺灣的年輕一代學人，在我的接觸中，對留在大學任教或進研究所倒是看得很重，但對本身專業卻不一定熱衷，有很大一部分轉向現當代文學和臺灣本土文學，據有關人士估計，比例約在一半以上。我曾做過一個不完全統計，以《漢學研究通訊》刊登的“臺灣古代文學論文要目”和彭正雄、彭雅鈴《臺灣地區古典詩詞研究學位論文目錄》為參照系：研究生時以古典文學作為學位論文的，五年后仍有古典文學論文入選“臺灣古代文學論文要目者，僅占23%，當然這里是“要目”，實際論文數可能要多一些。

另外，兩岸的古代文學研究都有一個如何適應現代社會的問題。古典文學是美的、永恒的，并不意味著古代文學的研究觀念、研究手段肯定也是美的，可以永恒的，這里既有一個改變研究觀念的問題，也有一個如何使研究手段現代化以適應現代社會的問題。值得慶幸的是，兩岸學者都已認識到其嚴重性并紛紛發出呼吁，區別在于：如何使研究手段現代化？大陸的大部分學者還在坐而論道，臺灣的部分學者已付諸實施。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為例，林玫儀、林慶彰、李豐懋等研究員已分別在建立“清代詞論”、“道藏”、“經學”的網上資料庫和電腦查詢系統。他們還專門召開過“資訊科技的發展對文史研究的沖擊”研討會，元智大學的羅鳳珠在會上介紹了他們建立“唐宋代文史綜合研究資料中心”的情況和今后的設想。1996年召開的“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臺灣學者的18篇論文中有4篇是關于古籍整理電腦應用的，占22%，大陸的28篇論文中卻無一篇論及。[11]

兩岸唐代文學研究的各自優長

　　五十年來的兩岸唐代文學研究雖有著相似與共通，但由于社會政治和學術背景的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的特色，有著各自的優長。

　　一、大陸方面

　　1、古籍整理成績卓著

　　臺灣學者在這方面雖也有頗獲盛譽之作，如《全唐詩稿本》、《敦煌寶藏》、《石刻史料叢書》等，但大陸的古籍整理成果尤其是近年來的整理成果更見豐厚，且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原始資料蘊藏豐富。神州大地哪怕是荒漠邊陲、窮鄉僻壤，地下亦埋藏有大量的歷史文物，地上更散落著無數的方志、碑銘、墓志、譜牒。一些唐代文學研究者就是憑借著得天獨厚的地域條件，勤于在其中耕耘爬梳，從而創造出豐厚的學術成果，如大陸學人看重的陶敏《全唐詩人名考》，就得益于本世紀出土的石刻和《元和姓篡》；郁賢皓、陶敏對《元和姓篡》的整理，也得力于一些神道碑、墓表和姓氏志；陳尚君的《全唐詩補編》，共補詩6300多首，殘句1500多條，如此成果，靠的也是在大量方志、譜牒、石刻、法帖、敦煌遺書、域外漢籍中爬梳剔抉。據作者自稱，僅方志一類，就翻閱過近兩千種。林繼中、卞孝萱的《中國文學史大辭典·唐五代卷》亦多處采用了近年來的考古新發現，如鎮江丁卯橋出土的有關許渾的金銀器和載有“王之渙志”的拓片等。至于張錫厚、任半塘等對敦煌歌、詩、賦的研究，如《王梵志詩研究匯集》、《敦煌歌辭總編》、《敦煌賦集校理》等，更是得力于敦煌出土文物。

　　二是有組織、有計劃。1956年即成立了“國家古籍整理規劃小組”，并制定了一個很具體的《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按此規劃，到1966年前，單是唐代文學方面的總集和別集就有一百多種。只是在執行中，被“反右”、三年困難等政治運動和社會災難多次延誤，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干脆被擱置。直到改革開放后，其組織規劃才得以長足地進展。1983年國家古籍整理規劃組織重建，更名為“國家古籍整理委員會”。在全國范圍內，對古籍的出版規劃、基金使用、人才培養、對外交流起著整合和領導作用。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也成立了相應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一些大學和研究院也設立了古籍研究所，重點研究、整理帶有地方特色的典籍文獻。三中全會以后，古籍整理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如此成果，與此關系極大。以安徽省為例，在“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下有一個“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具體負責安徽古籍的出版規劃。自1985年以來，已規劃并資助出版清以前的皖人著述42種，尚有50多種正在計劃出版之中。

　　相比之下，臺灣的古籍整理缺少這種規劃，文史哲出版社的總編彭正雄教授對此有個比較，他說：“政府的高級人士，可以說無人對古籍整理有正確且較深的認識，所以未能如中國大陸在國務院設小組，若干學術機構設專業單位，大專院校設專業系所，出版界有專業書刊、學報以及定期刊物有計劃的從事古籍整理工作，不僅積累經驗，而且常有建議性及批評性文字，多能客觀公正，彼此也能平心靜氣，就事論事。”[12]

　　三是大型、全面。大陸在文革以后，整理出版了一批大型典籍文獻，如《全唐文》、《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隋唐五代墓志匯編》、《英藏敦煌文獻》、《列寧格勒藏敦煌文獻》等，為唐代文學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與此同時，一批辭典、索引之類大型工具書也陸續面世，如傅璇琮的《唐五代傳記人物資料索引》、《全唐詩索引》，馬緒傳的《全唐文篇名目錄及作者索引》，方積六的《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周勛初《唐詩大辭典》，陳伯海《唐詩書目》等，又為唐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史料整理的涵蓋面也較廣：全唐詩、全唐文、全唐五代詞，皆在整理重版的同時，又在新編，全唐五代小說也已編篡出版；別集方面從一流大家到二、三流作家的詩文集也皆在整理出版，而且還不止一種，如唐人小說集，就有王汝壽的《全唐小說》和李時人的《唐人小說》前后問世。李白、杜甫等大家的詩文集更是有兩三種以上的箋注本和系年本。椐《古籍整理圖書目錄》和《唐代文學年鑒》，1978年以來，大陸出版的唐人別集新注本有八十多種，唐代詩文的選注本有二十多種，超過了本世紀前八十年的總和。

　　四是有關資料的匯編和考辨正誤也在全面鋪開，且較為齊備。如資料輯補、匯編方面有：陳伯海的《唐詩匯評》、《唐詩評論類編》，陳尚君《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編》，周勛初《唐人逸事匯編》，傅璇琮《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唐人選唐詩》，韓理洲《全唐文系年》等；辨偽正誤方面有：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郁賢皓《元和姓篡（附四校記）》，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詩考》，陳尚君《全唐詩誤收詩考》，吳汝煜《全唐詩人名考》，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較考》，閻文儒《兩京城坊補考》，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韓理洲《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唐文考辨初編》等。

　　2、學術論爭較為活躍

　　臺灣地域狹小，大學、研究所的活動空間不大，尤其是同行之間多出于同一師門，又多為好友，能和衷共濟，互相扶持，這是好的一面，但在文學批評上則少有直率的批評和激烈的辯論。大陸的空間要大得多，很多同行甚至從未謀一面，批評文字則少了一些感情色彩。何況，文學上的批評與反批評，在大陸有個傳統，當然，這里指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爭論，如二十年代《紅樓夢》研究中的新舊紅學之爭，屈原是否有其人之爭；四十年代的李白身世之爭，五十年代的《水滸》討論和宋江評價之爭，《長恨歌》主題之爭，《胡笳十八拍》真偽之爭。這種正常的學術爭論到了六、七十年代被“革命大批判”所代替，但到了八十年代又開始恢復。如八十年代初關于唐代邊塞詩之爭，對“盛唐氣象”的理解，有無新樂府運動之爭，元稹與宦官的關系直至近來的司空圖《詩品》真偽之爭等，這種爭論有利于學術研究的延伸和正確結論的浮現。以唐代邊塞詩的爭論為例，其實在六十年代就進行過一次，當時在極左思潮這個大背景下，有人從根本上否定唐代邊塞詩的價值，認為其“嚴重的反戰思想，不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沒有積極意義可言，起的純是瓦解斗志的作用”。[13]

　　到了1980年有人又重提這場爭論，當年《文學評論》第三期刊登吳學恒、王綬青的《邊塞詩評價質疑》，從而又導致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時間持續了三年，全國幾十家報紙、雜志卷入其中，產生了近百篇論文，直到1996年，新疆大學的蘇兆海等，還在撰文探討邊塞詩的定義。

　　3、研究角度多，覆蓋面較廣

　　研究角度上，在時段研究、作家群體研究、流派研究、作家創作分期研究、作品分類研究等方面，開展的比臺灣充分。例如詩歌流派研究，臺灣多集中在山水田園詩派和新樂府詩派，大陸則除此之外，對韓孟詩派、晚唐花間詞派、南唐詞派也有較多的研究，其中對韓孟詩派的研究更為充分，對在文學集團方面，除了熟知的初唐四杰、永貞集團外，過去很少觸及的吳中四士、潤州詩派乃至晚唐的“咸通十哲”也都開始研究，其中以對大歷十才子研究成果較豐。對一些大家，亦在進行分階段、分類的專題研究，如李白在四川、在當涂、在浙東；杜甫在夔州、在湖湘；韓愈在潮州；柳宗元在零陵、在柳州；白居易在符離、在洛陽；李商隱的開成之游；李賀與潞幕；元稹與宦官；李商隱與牛李黨爭等，皆形成了專題、出版了專著或召開過專題討論會，出過專集。臺灣也有這方面的專題研究，如葉嘉瑩、方瑜對杜甫夔州詩研究，傅錫壬對牛李黨爭的研究等，但面要小一些，量也少一些。

　　覆蓋面上，對過去很少涉及的中小作家研究也已較為普遍地展開。清編全唐詩中，存詩一卷以上的詩人有240位，大陸自1990年以來，已對其中的150位進行了專題研究，占存詩一卷以上詩人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如周勛初的《唐人軼事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收集唐五代歷史人物近2700人，共170余萬言，引用唐宋人所撰的雜史、傳記、故事、小說近300種，是到目前為止搜羅最富、規模最大、體例最精的一部唐五代人物資料庫。周祖譔的《唐詩大辭典》收錄詩人條目達3900多條，許多僅見于金石、方志、類書、筆記、佛道藏中長期不為人知的唐代詩人皆有記敘。陳尚君的《全唐詩補編》繼八十年代王重民、孫望、童養年的《全唐詩外編》之后，又輯得《全唐詩續拾》60卷，4600余首，殘句1100余句，相當于《全唐詩》收詩總數的七分之一，作者總數的一半，遠遠超過了前人所輯唐代佚詩的總和。其《全唐詩誤收考》考出誤收入《全唐詩》的唐以前和宋及宋以后的詩作782首，詩句53句，詞34首，涉及作者115人，引書達300種以上。其《唐人編選詩歌總集目錄》，共考出唐人所編選的詩歌書籍137種，比今人所論及的多出80多種。李時人《全唐五代小說》費時十年，成書100卷，收作品1313篇（另有外編25卷，作品801篇）且逐篇有考證、校勘。不但網羅了現有的各種單篇和成集的唐五代小說，而且還遍檢諸家別集、文章總集、叢書類書、佛藏道藏、稗史地書、敦煌遺書。

　　4、多宏觀構建和歷史學、文化學方面的思考

　　臺灣學者中也有一些宏觀構建和著重于整體把握的論著，如蔡瑜《唐詩學探索》，陳國球《唐詩的傳承》、戴文和《唐詩宋詩之爭研究》等，但多是青年學者的博、碩士論文。大陸黯此道者則多為資深學者，而且有體系上的思考。上面曾提及的陳伯海關于唐詩學的構建，有個自成體系的理論闡述和具體的實施方案；余恕誠在完成對唐詩風貌橫向勾勒后，又在向縱深去探求唐詩的流變，其單篇論文已在《文學遺產》等刊物上發表。另外，大陸學者對包括唐詩在內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現狀、趨勢也喜歡做一些思考。九十年代以來，大陸的古典文學界，已分別就“建國四十年古代文學研究反思”、“宏觀研究”、“世紀之交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國文學史的理論與編寫”，“ 文學史觀與文學史學”、“古典文學研究者的理論品格”、“古代文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古代文學研究的學科趨勢”舉行過專題討論，傅璇琮、羅宗強、徐公恃、胡明、葛曉音、王兆鵬、董乃斌、趙昌平、莫礪鋒、蔣寅等發表過不少帶有思考性和前瞻性的專論，這對平日埋頭于古代作家作品研究的研究者，有著前導和啟迪作用。

　　至于在論著中作歷史學和文化學的思考，這是大陸學者的學術傳統，從陳寅恪、聞一多、岑仲勉、程千帆等老一輩學人到今天的傅璇琮、王昆吾、郁賢皓、余恕誠、尚永亮、戴偉華、李浩、傅紹良，都有這方面的力作問世。

　　5、新的研究手段已較為普遍地被接受并加以運用

　　如前所述，大陸研究觀念的變化和采用新的研究手段始于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對新研究方法的引進，比起八十年代，有著兩方面的長足進展：從引進者來說，已克服了八十年代的浮躁，不再急功近利、盲目引進、囫圇吞棗、生搬硬套；也不再對此焦慮困惑、無所適從，而是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廣闊而深厚的背景，去尋求與此相契合的表達體系。從批評者來說，盡管一部分學者仍堅持八十年代以來的否定態度，但多數學者基本上已不再排拒，而是以一種平常心和寬容的精神來對待；也不再計較方法的新與舊，“而是看他是否切合研究對象，是否解決實質問題。為了解決一個問題完全可以中西結合、古今結合，各種方法交替使用、并駕齊驅”[14] 在新方法的具體運用上，較多使用的是比較研究的方法，其成果也最多：有不同時代不同作家的比較，有同一時代風格相近的作家作品間的比較，也有不同國家但風格相近的詩人詩作比較，九十年代后期更多地出現了不同創作群體和不同文學體式間這種范圍更寬泛的比較。其次，美學以及心理分析法也出現一批成果，如董乃斌《李商隱心靈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等。還有部分學者采用統計學、語言學批評、原型批評和結構主義等方法。如趙謙《杜甫五律的藝術結構與審美功能》、謝思煒《杜詩解釋史概述》、吳相洲《從系統論看盛唐之音》等。總的說來，大陸的唐代文學研究雖在這方面取得一些成績，但在運用新學科、新方法來研究唐代文學，對其學科和方法的深入理解和運用上妙合和熟練程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臺灣在新方法運用上，無論從研究者的興趣，使用者的數量或是社會的評價都要差一些。對此，我想轉引臺灣學者游志誠所作的兩岸比較。游氏把大陸的古代文學研究分為資料整理和詮釋鑒賞兩大類，其中詮釋鑒賞又分為三個路數：“一路用西方理論重新詮釋古典；一路用馬克思理論解釋古書、古代理論；一路謹守古代理論加以主體性領會作出新感受、新詮釋。基本上這三路方法、途徑臺灣中文界都有，差別在于用這些方法的學者出身，以及數量的多寡跟水平的高低，而最明顯的，還包括體制內給這些方法的評價大為不同。臺灣學界以外文系出身的學者較擅長用第一路方法；中文系出身的學者即使用西方理論，多半屬于輔助性、注腳式的運用，直接運用和系統套用的程度顯然不足。反觀大陸中文界則不然，他們透過譯本原典或直接引述，在論文中大量應用西方理論。較有深度者，還保留中國本位觀點，盡力在西方理論之后回歸中國古典傳統的模子習套，再盡力適合古典的語匯或觀念加以統攝綜合，提示綱要。這種精神及此精神支持下的理念與方法，每每是臺灣學界所欠缺的”。[15]

　　二、臺灣方面

　　1、海外資料豐富，學術資訊靈通，學術交流頻繁

　　臺灣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以及一些大學的圖書館，館藏都十分豐富，即以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而言，成立僅十年，中國文哲資料搜羅得已十分豐富，凡大陸近年來出版的古代文學論著，這里幾乎都有；大陸的學術刊物，包括一些師專的學報，搜羅得也較齊備，并致力于海外學術資料的蒐集和整理，如林慶彰等編篡的《經學研究論著目錄》（正續編），林玫儀的《詞學論著總目》，在編纂過程中，皆東渡西飛，數次往返大陸及日韓歐美，幾乎網羅了天下的相關資料。這個所目前有20位研究人員，十年來編輯整理的古今文哲資料已有33種，61冊，1800多萬字。十年來他們參加島內、兩岸以及國際學術會議131次，其中海外學術會議77次，平均每年13次，每人6次多，足跡遍及大陸京、滬、杭、寧、港、魯、皖、閩、冀、晉等18個省市和特別行政區，以及美、日、韓、澳、新加坡、加拿大、德國、荷蘭、匈牙利等20多個國家，邀請了葉嘉瑩、王叔岷、李福清、柳存仁等98位海內外知名學者來所講學或座談，十年來共組織了108場學術討論會和42場座談會，可見對學術交流和溝通的重視。臺灣圖書館和一些學術機構較重視館藏典籍 的整理和使用。如上所述，古籍整理是大陸的優長，但在方便研究者使用，尤其使用的現代化手段上，似不及臺灣。臺灣圖書館藏有12000余部125000多冊善本書，現以陸續編輯出版了《善本書目》、《臺灣公藏善本書目索引》、《臺灣公藏善本書目人名索引》、《墓志拓片目錄》、《金石拓片目錄》，并印有《館藏宋本目錄》、《館藏金元本目錄》，編有《明人資料索引》、《中國歷代藝文志》等，其優長在于其編目已實現了電子檢索系統，臺灣的“國科會”設有“國家圖書資料檢索系統”，中央研究院有“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元智大學設有“唐代文史綜合網絡資料中心”，查閱起來十分方便。

　　2、多微觀方面的思考，論文以小中見大見長

　　與大陸學者喜作宏觀考查和總體把握相反，臺灣學者多用微觀，有時非常具體細密：或是專門研究唐詩中的一種具體物象，如櫻桃、牡丹、杜鵑、老虎、猿猴、月亮乃至落月，花乃至“緞帶花”；或是作家的一種專門行為，如飲酒乃至酒壺、“江樓飲酒詩”，僧詩乃至僧詩之夢；或是時令中的新歲詩、上元詩、中元詩等。其特點是論題雖小，卻能小中見大，從中得出帶有規律性、也很深邃的結論，這往往需要豐厚的知識積累，廣博的搜攬和精深的專業訓練。如羅宗濤的《唐五代詩僧之夢之探》（《中華學苑》1996。10），檢閱了寒山、拾得、道世等十一位僧人的全部存詩，從中剔出有夢的詩作，再分論其中的意涵和運用方式，指出其中雖有超越也有牽掛，甚至還有對死亡的恐懼，“言空不空，行在有中”，這對我們認識唐代僧人的精神面貌和言行之間的矛盾，以及儒、釋、道三者之間的關系皆有一定的價值，作者還有《四杰三李之夢》（《第二屆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文津出版社1993。6），分別以四杰、李白、李賀、李商隱作為初、盛、中、晚唐的代表，分析各個歷史時期夢的不同特征，指出夢與時代、與詩人行為抱負、現實遭遇的密切關聯，實際是一篇唐詩社會學的專論。

　　在學者們的帶動影響下，臺灣的學位論文往往也體現了這種學風，如小野純子的《唐代老虎小說結構形態研究》（政治大學1992年博士論文）亦是小中見大，從唐人小說中的“虎媒定命、人虎婚姻”來探討這類小說的結構形態，以及這種形態與唐人心理之間的關系。李書群的博士論文《唐代的飲茶風氣及對文學影響的研究》（臺灣大學1992）也具有這種特征。

　　3、各種文體研究均能全面地展開

　　大陸的唐代散文研究，無論是研究隊伍還是研究對象，展開的都不很充分。研究對象也多集中在韓、柳及其古文運動，象陸贄、張說、蘇颋、元結等唐代散文大家卻基本未觸及。至于研究隊伍的規模若與唐詩相比，也不成比例。而臺灣的唐文研究隊伍，在羅聯舔、楊承祖、何寄澎、王基倫、呂武志等人的努力下，已可與唐詩研究相頡伉，單博士論文一項，近四十年來，以唐代散文作為論題的，就有三十多篇。在研究深度上，羅聯添的《韓愈研究》（新增本）幾乎囊括了有關韓愈的所有重要的論題，其中對韓愈早年的朋友李覯以及韓會、柳鎮、孟郊等人的考證不僅翔實、不蹈襲前人，而且從中探討韓愈文學主張及韓孟詩風形成的歷史原因。其年譜部分參酌各家譜志，爬梳輯佚，比呂大防、洪興祖等所做的譜、記更加詳實、系統，很為學界所重。羅氏又有《柳子厚年譜》、《柳宗元事跡系年暨資料事類編》，以及其論文集《唐代文學論集》、《唐代四家詩文論集》中有關韓柳古文的論述，對韓柳乃至整個唐代散文的研究，皆起了奠基和導向的作用。

　　臺灣的唐代散文研究，在研究對象上也較廣，舉凡唐代的散文大家陳子昂、張說、陸贄、蕭潁士、李德裕、李華、劉禹錫、元結、裴度、張籍、顏真卿、杜牧、皮日休等皆有專論或專著。例如元結，大陸學者較注意他的詩歌，尤其是反映現實的詩作，如《舂陵行》、《系樂府十二首》等，臺灣學者楊承祖則把他作為古文家進行了充分地研究，著有《元結年譜》、《元結年譜辨證》、《元結交游考》、《元結的淳古論與反主流》等。在《元結的淳古論與反主流》一文中，作者認為“淳古論”是元結作品獨特風格形成的“主要原質”，反主流則是唐代古文運動興起的輿論準備。楊氏還著有《李華江南服官考》、和《李華系年考證》，對唐代另一位古文大家李華進行深入的專題研究。另外，象呂武志的《杜牧散文研究》，陳松雄《陸宣公之政事與文學》，楊妙燕的《皮日休與陸龜蒙散文研究》，潘呂其昌的《蕭潁士研究》，羅聯添的《唐獨孤及考證》、《毘陵集及其偽文》等也很有見地。呂武志近來正在研究李商隱的散文，并探討其與李賀之間的承續關系。

　　臺灣學者在唐人小說方面的成就也較大，其篳路之功首推王夢鷗。王氏兩次赴日深造，在治學上深受日本唐代文學專家平岡武夫、花房英樹之影響，與研究六朝和唐代小說的內山知也、小尾郊一則是好友。王氏在唐詩研究、唐詩學構建上皆有建樹，尤以唐人小說成果最豐，其《唐人小說研究》1—4集、《唐人小說校釋》（上、下）為臺灣治唐人小說者所必讀，在大陸也深受好評。《唐人小說研究》主要是對李玫的《篡異記》、裴鉶《傳奇》、陳翰《異聞集》、孟棨《本事詩》、牛僧孺《玄怪錄》以及《枕中記》、《李娃傳》、《霍小玉傳》、《補江總白猿傳》的作者、版本、源流及創作背景一一梳理辨證，成為這些唐人小說有關方面的定論。《唐人小說校釋》選唐人小說44篇，進行字句的校訂、考釋，上冊的14篇還作了編年，以看出其敘事與文思的演變。臺灣治唐人小說者一部分繼承王氏的治學方向，繼續對唐人小說進行校訂、考釋，如方介的《干饌子考》，徐志平《續玄怪錄研究》，但更多的是向內容的理解和結構的分析方向發展，如黃景進《枕中記結構分析》、《志怪史筆與詩才——唐人小說的特色》，傅錫壬《唐人筆記小說中“牛李傳聞”的解析》，廖惠玉《唐代傳奇探索》等。臺灣的唐人小說研究有以下三個特色：

　　第一、注意把唐人小說與國外作品作比較，如李相圭的《唐代傳奇小說與李朝短篇小說之比較研究》，張慧琴《唐代傳奇小說與日本文學》，費海璣《游仙窟與源氏物語》，崔俊夏《南柯太守傳與九云夢之比較研究》，蘇其康《同體貌異：歐菲奧爵士與白猿傳比較研究》等。

　　第二、研究角度較為寬泛，有上述的年譜、作品系年，不同作品比較，作家思想主張和文學觀念的探討；還有的專門研究贈序和碑志，如姜明瀚《中唐贈序文研究》，朱海珠《唐代序文研究》，黃瓊萱《敦煌碑志文研究》；也有的專門研究寓言，如顏瑞芳《中唐三家寓言研究》、《唐代古文家寓言發展及其體類》等。

　　第三、注意從唐人小說流露出的仙道思想或宗教角度加以考察。如李豐懋《道教謫仙傳說與唐人小說》、《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胡萬川《神仙與富貴之間的抉擇——唐代小說中一個常見的主題》、《延川婦人——鎖骨菩薩故事研究》，梅家鈴《論杜子春與枕中記的人生態度》等。

　　唐代駢賦研究，臺灣起步雖較遲，但近幾年發展較快，如對唐賦的流變和斷代研究，有簡宗梧的《試論唐賦的發展與特色》，王基倫的《論韓柳對楊雄辭賦的因革》、《中晚唐賦體創作趨向新議》；專門討論賦文化背景的，有王夢鷗《晚唐舉業與詩賦格樣》；進行賦體比較的，有胡楚生的《韓柳賦之比較》；作家賦專論的，有謝妙青《韓愈辭賦研究》；某類辭賦專論的，有王欣慧《唐代訪古賦研究》等，相比之下，大陸的唐賦研究則多停留在具體賦作分析這個層面上。

　　4、道教、道家與唐代文學的關系研究成果顯著

　　這方面臺灣起步雖較遲，但進展較速，成果較豐，并形成明顯不同于大陸的幾個特點：

　　一是研究者本體的位移。大陸學者皆從道教之外來研究道教，是以一種局外人的身份，而臺灣的一部分學者則深入其中，以一個學者兼道教徒的身份來體悟，站到道家的位置上來評估李白、賀知章等詩人與道士的交游，對仙道的追求；來理解唐代游仙詩、煉丹詩、仙道類小說所表現的境界及其中的形成原因。例如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的研究員李豐懋，就是內丹派的俗家弟子，在修煉中，爬過刀梯，練過高功，并進入了道箓的最高級別——第一級，所以他在《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憂與游——六朝隋唐游仙詩論集》等專著中，談到《道藏》、道教儀式以及它們與唐代詩歌、小說關系時，很明顯地不同于其他學者的同類研究，顯得很專業，體悟得很深，例如他對孫廣《嘯旨》的解析，介紹了“嘯法”的來源與演進，“嘯”與招魂術中“嘯”法的不同，其中列舉了六朝到唐涉及到“嘯”的大量詩文，使人們對阮籍的“對之以長嘯”，陶淵明的“登東皋以舒嘯”，王維的“彈琴復長嘯”等的內在含義和源流有了更深的理解。在《憂與游——六朝隋唐游仙詩論集》中，作者則以郭璞的《游仙詩》、曹唐的《大游仙詩》、《小游仙詩》、六朝樂府、唐代送宮人入道詩、葵花詩等大量詩歌為例，專門探討游仙詩與道曲的關系以及在用典上如何道教化？并在六朝、唐代文學與道教傳說、道教齋儀間梳理出一條道教與文學互動的關系史。

　　二是重視原始資料的積累，重視田野調查。這種原始資料的積累，主要是通過“兩頭”來實現的。一頭是注意對“道藏”的研究，注意對歷代文學作品中有關道家、道教文學的爬梳，李豐懋主持的一個課題組，近來就集中在搜集整理全唐、全唐五代詞中涉及道教、道家思想的內容，并編成條目輸入電腦，以進行專題研究。另一頭則是重視田野調查。包括唐代文學在內的臺灣道教文學研究者，他們經常參加堂、觀、壇等道教活動，在一起交流功法和研讀道家典籍的體會，記錄甚至主持道教儀式，有時甚至形成很大的規模，如1995年秋季，由淡江大學鄭志明教授籌劃的“大學院校臺灣民俗田野調查”，由淡江大學、輔仁大學、臺北醫學院、銘傳管理學院等四所大學20多位學者參加，歷時一個月，事后形成了17篇專題論文并召開了研討會。順便提及的是，臺灣學術界皆十分重視田野調查，并不限于唐代文學或中國古代文學，而是在語言、社會、宗教、經濟、藝術等各個層面上普遍展開。如由臺灣中研院張光直院士倡議實施的“臺灣史田野調查”，從1986年起一直進行到現在，而且定期出版一本《田野研究通訊》。

　　三是研究的角度比較獨特。這與上述的親歷和實證有關。如李豐懋對“嘯”的研究，對送宮人入道詩的研究，對葵花詩的研究，皆是大陸學者絕少涉及的一些課題。另外，象陳弱水《隋代唐初道性思想的特色與歷史意義》，鄧志明《杜光庭“道德真經廣圣義”的神人觀》，劉楚華《成玄英“齊物論”中的佛家語》，洪順隆《沈佺期、宋之問作品中的宗教風貌——初唐佛道思想對沈宋作品的滲透》等論文的研究角度也很有特色。例如劉楚華的《成玄英“齊物論”中的佛家語》，以貞觀年間道士成玄英在《莊子》內篇的注疏中大量引用佛語為切入點，論證從西晉以來，道家玄學與佛學一直是相通的。到了唐代，雖出現道家在政治上每借李唐王室的鼓吹以凌壓佛教，但在學理上仍在大量的引用和互通。作者認為，“成疏之參用佛語，在學術史上是自魏晉以后佛莊交匯的新階段”，對后人如宋代的林希逸，明的陸西星、方以智，近人章太炎等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陳弱水的論文則專門探討中國思想史研究家們往往忽略的“道家心性觀”，勾勒了這種心性觀的產生、發展、流變過程，指出其內涵主要包括“自然”、“空”和“法性”三個方面，并分析其內在意念與大乘佛教間的關聯，這對我們研究隋唐游仙詩，與道士交往詩以及闡發道家情思的詩文很有幫助。這個研究角度也是大陸學者很少注意的。

　　5、研究與寫作、吟誦相結合

　　大陸的老一輩學者，多是理論、創作兼長，年輕一代中，雖也有黯此道者，但大多已不會為詩作賦，而臺灣的中青年學者中雙兼者甚多。在我訪問的學人中，有的不僅古詩詞寫的好，散文乃至小說也寫的很漂亮，象龔鵬程、柯慶明、方瑜、衣若芬、陳文華等都有美文問世。臺灣還有專門的古典詩詞創作活動，在這方面，民間詩社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椐統計，九十年代的臺灣，有民間詩社50多個，而且分布于各縣市，如臺北有松社、瀛社、天籟詩社，臺中有中州詩社，花蓮有蓮社，新竹有竹社，宜蘭有宜蘭詩社、仰山詩社等[16]。這些詩社每年要舉行二十次以上的詩人聯誼大會，若以每次300人，每人創作2首詩詞計算，全臺民間吟社每年就可創作出一萬多首古典詩詞。[17]

　　另一點就是注意吟誦。臺灣的各級學校古典詩詞教學皆比較注意學生吟誦習慣的養成和感悟能力的培養，臺灣的大、專學校還有個“大專青年聯誼會，在中山大學簡錦松教授等的推動下，每年舉行一次吟誦比賽。

　　通過以上的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兩岸的唐代文學研究既有著相似與共通，又有著各自的優長，只有互取其長、互補其短，通力合作，形成合力，才能推動我國的唐代文學研究更健康地發展，取得更豐碩的成果。

注釋：

[1]彭正雄、彭雅鈴《臺灣地區古典詩詞研究學位目錄》，見《漢學研究通訊》56、57、58期。

[2]呂正惠《舊法看新詩》，見鐘彩鈞主編《中國文哲研究回顧與展望論文集》，1992年5月。

[3]見龔鵬程《年輕一代的古典文學研究》，載于《幼獅學刊座談會論文集》；周慶華〈眾生喧嘩與喧嘩眾生——臺灣九十年代古代文學研究概況〉，趙孝萱《臺灣五、六十年代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評述》，后兩篇是作者相贈的未刊稿? 將載于學生書局《五十年來的臺灣人文學》。

[4]《五點希望》，見《唐代文學研究年鑒》，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5]《希望與祝愿》，見《唐代文學研究年鑒》，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6]見《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86年。

[7]《年鑒工作要有一個總體規劃》，見《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84年。

[8]《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四次學術討論會閉幕詞》，見《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89、1990合輯。

[9]在海峽兩岸古籍整理學術會議上的發言，見連文萍未刊稿《眾生喧嘩與喧嘩眾生——臺灣八十至九十??? 年代古代文學研究述論》，已收入學生書局即將出版的《五十年來的臺灣人文學》。

[10]同[9]

[11]兩岸古籍整理會議紀要》見《漢學研究通訊》58期。

[12]《兩岸古籍整理學術會議發言》見《漢學研究通訊》58期。

[13]《 唐代邊塞詩簡論》揚州師院學報1960年9月。

[14]轉引自杜曉勤《關于唐代文學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99。

[15]《大陸古代文學研究述評》，見《大陸地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生書局1991。

[16]《中國時報》1993年6月18日。

[17]陳文華《古典詩詞的創作及活動》，見《1998年臺灣文學年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