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的回溯

　　中國人對于伊斯蘭教開始進行真正學術性的研究工作，應該說是在明代。

　　明初，太祖朱元璋推行較為開明的政策，起用一批穆斯林為其安邦治國的大業服務，并注意吸收外來的阿拉伯文化。他曾敕令翰林院對從元大都宮廷接收的“乾方先圣之書”數十百冊進行翻譯，并批示參加譯書工作的海達兒、阿答兀丁、馬沙亦黑、馬哈麻等人：“爾西域人，素習本音，兼通華語，其口以授儒，爾儒譯其義，輯成文焉。惟直述，毋藻繪，毋忽。”當時翻譯的主要是“天文、陰陽、歷象”等書，但其中也涉及宗教的教理教義，欽天監回回太師馬沙亦黑在其《回回天文經·序》中寫道：“天理無象，其生人也，恩厚無窮。人之感恩而報天也，心亦罔極。然而大道在天地間茫昧無聞，必有聰明睿智圣人者出，心得神會斯道之妙，立教于當世。后之賢者接踵相承，又得上古圣人所傳之妙，以垂教于來世也。圣人穆罕默德及后賢輩出，有功于大道者昭然可考。逮大賢闊識牙耳大賢者生，闡揚至理，作為此書，極其精妙。后人恪守尊崇、縱有明智，不能加規而矩也。”這段議論實際上是在闡述伊斯蘭教的認主觀以及差圣人、降經典、教化世人的基本教義。

　　除此之外，明初還流傳下來一些皇帝的詔書、敕諭、圣贊詩、碑碣等，涉及到有關對伊斯蘭教的評論及穆罕默德、圣裔、建禮拜寺等內容。其著名者有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的《御制至圣百字贊》及洪武十五年（1382）的《敕回回太師文》；永樂三年（1405）三月的《敕誥清修寺護持文》；明武宗（1505-1521在位）皇帝對諸宗教（儒、釋、道、清真）之評論。

　　隨著鄭和下西洋這一空前的航海活動，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相互了解日漸加深。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錄》，羅日**的《咸賓錄》以及《記錄匯編》、《明朝典故》、《潛確類書》、《明朝世法錄》、《吾學編》、《歷代小史》、《大明一統志》、《文苑瀟湘》、《鳳洲匯苑》、《八紘譯史》、《古今說海》、《職方外紀》、《七修類稿》、《怺化類編》、《明百官考》等著作中，對阿拉伯國家及伊斯蘭教、包括對麥加的克爾白、麥地那的穆罕默德墓等，都有具體描述。值得一提的是，鄭和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朝覲過麥加的“哈只”，鄭和本人也曾“遣通事七人”至天方，歸國時還帶回京一冊《天堂圖》。這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一張麥加清真大寺圖。、

　　明代不少清真寺碑銘，是當時人們對伊斯蘭教研究的具體成果。如西安的《創建清真寺碑記》及李時榮撰《敕賜清修寺重修碑記》，山東濟南清真南大寺掌教陳思撰寫的《來復銘》，浙江嘉興馬化龍撰《嘉興府建真教寺碑記》，北京昌平鎮清真寺陳如松撰《重建禮拜寺碑記》，北京三里河清真寺石三畏撰《重修清真寺碑記》，河北大名南關小東街金賢撰《禮拜寺碑記》、泉州李光縉撰《重修清凈寺碑記》等等，都是珍貴的中國伊斯蘭教研究文獻資料。這些碑記者有各自的特點，但其共同而突出的特點是將伊斯蘭教教義進一步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如金賢在大名碑記中云：“嘗考其教，大要以敬天為主，以清心寡欲為訓，而正綱常、辨義利、審取舍、昭淑慝，以勸戒者，大抵皆歸于道也，其異于諸夏之圣人者蓋寡也。”李光縉在介紹伊斯蘭教齋戒時，竟以中國二十八宿的“亢牛婁鬼”四個星宿名作為穆斯林每月的四個齋戒日，并用中國“齋必素食”的習慣去進行解釋；他甚至用《周易》之說去說明清凈寺的建筑風格，說該寺的各個建筑部分分別象征著蒼穹九天、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個月、二十四節氣等。這些碑記的進一步“附儒”，為后來漢文譯著的作者接受儒家影響打下了基礎。

　　明中葉以后，陸續出現了一批回族穆斯林的宗教學者。他們中有人致力于創辦伊斯蘭教經堂教育，有人則直接從事宗教典籍的翻譯與著述，對中國伊斯蘭教學術思想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創辦中國回族系統經堂教育的胡登洲，對“經文教典之義，天人性命之理，無不豁然盡解”，慨然“以發明正道為己任”，“而于阿補·哈尼法數百年不及之道，至我太師祖承統發明而不墮矣”，因此被時人稱作伊斯蘭教之“津梁”和“阿補·哈尼法之賢助”。又有張忻、詹應鵬二人，分別崇禎七年（1634）、九年（1636）撰寫了《清真教考》、《群書匯輯釋疑》。張忻潛心于伊斯蘭教義、教史的研究考證，據他自己說：“《清真教考》者，考其教之源流本末，以教天下萬世者也。”詹應鵬也深明于伊斯蘭教義，在自己的著作中特別強調了“事主非事天也”的觀點，提出了很精辟的“教貴得其原”、“教貴得其全”及“事主以盡其倫”的思想，一掃以前方志中所謂伊斯蘭教“專以事天為本”的觀念，這兩本著作對后來漢文譯著的影響是很大的。

　　明末清初，在中國伊斯蘭教史上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也是伊斯蘭教學術研究有突飛猛進的發展時期。這種學術發展一直延續至清末，出現了一大批學術成果和伊斯蘭教學者。概括而言，這一時期的伊斯蘭教學術活動有如下一些特點：

　　第一，研究內容廣泛，涉及到伊斯蘭文化的各個領域，如認主學、教法學、哲學、史學、文學、語法學、邏輯學、圣訓學、經注學、回回天文學、回回醫學、算學以及典禮制度、民俗等等，均有涉獵。

　　第二，涌現一批回族穆斯林的伊斯蘭教學者和代表作品。其主要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有：王岱輿（約1570-約1658）的《正教真詮》、《清真大學》、《希真正答》，張中（1584-1670）的《歸真總義》、《四篇要道》，伍遵契（約1589-約1698）的《修真蒙引》、《歸真要道》，馬注（1640-1711）的《清真指南》，破衲癡的《昭元密訣》，劉智（約1660-約1730）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禮》、《天方至圣實錄》、《五功釋義》、《天方字母解義》，米萬濟的《教款微論》，金天柱的《清真釋疑》，馬伯良的《教款捷要》，藍煦的《天方正學》，馬復初（1794-1874）的《四典要會、》、《大化總歸》、《性命宗旨》、《天理命運說》、《醒世箴言》、《朝覲途記》、《天方歷源》、《祝天大贊真經》、《寰宇述要》、《寶命真經直解》，馬安禮的《天方詩經》，馬聯元（1846-1903）的《辨理明證》、《孩聽譯解》等。這些作者，其中有的僅是宗教學者而非宗教職業者，如王岱輿、張中、劉智、馬注等，一般都從小功攻讀儒經，是既懷伊斯蘭教之學問，又是習東土儒書之“回儒”，甚至是儒、釋、道、伊斯蘭“四教兼通”之學者；也有的既是學者又是經師和阿訇，如馬復初、馬聯元等，與普通穆斯林群眾的關系較前者密切，發生的影響也更大些。他們寫的這些作品歷史上稱作伊斯蘭教漢文譯著。從寫作形式上看，漢文譯著可分為兩類：一類以著為主，以譯為輔，如王岱輿、張中、馬注、劉智等人的作品多如此；另一類則譯為主，如伍遵契的《歸真要道》系阿卜杜拉·艾布伯克爾著《米爾薩德》的漢譯文，《昭元密訣》系阿卜杜·拉合曼·加米著《艾什爾吐·來麥爾臺》的漢譯本，《寶命真經直解》、《孩聽譯解》是《古蘭經》的漢譯、選譯本，《天方詩經》是埃及詩人蒲綏里所著《兗衣頌》的漢譯本。這兩類漢文譯著，在中國伊斯蘭教史上都曾產生了一定影響和作用；特別是前一類，對中國伊斯蘭教回回經學體系的形成起了直接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三，伊斯蘭教的基本經典《古蘭經》、“圣訓”在中國已有人進行抽譯和選擇，并有中國版的《古蘭經》阿拉伯文木刻本；其他一些伊斯蘭教典籍，如《木噶麻忒》及各種《古蘭經》等。被引進中國并被回族穆斯林學者所研究。

　　第四，伴隨著對教義的研討，加速了中國伊斯蘭教教派與學派的分化，出現了蘇非派性質的哲合林耶、尕德林耶、虎非耶、庫布林耶等門宦教派及伊合瓦尼、西道堂等教派；出現了陜西學派、山東學派、云南學派等不同的經堂學派；經堂教育由盛期漸趨衰落，至清末已孕育著新式宗教教育的誕生。

　　第五，對這一時期學術成果的內容稍加分析即可發現，回族穆斯林學者既成功地堅持了伊斯蘭教基本的教義原則，又程度不同地吸收了伊斯蘭教蘇非主義原理，并自覺或不自覺地將伊斯蘭教義與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建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回回經學體系。

　　第六，大批清真寺在清代創建、重建、擴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建筑風格業已形成，這是中國伊斯蘭教學術研究理論指導下的必然結果。

　　第七，一批滿族、漢族的帝王、親王、官僚、學者對伊斯蘭教的重視、了解與認識比前代較為深刻。他們或就某些涉及穆斯林的事件發表上諭、圣旨、御批，或為清真寺撰寫碑文匾聯，或為伊斯蘭教漢文譯著作序寫跋，或直接書寫詩文表達對這種宗教的觀察與認識。林則徐寫有《回疆竹枝詞》24首，以詩詞形式介紹了伊斯蘭教的經典、齋戒、肉孜節、禮拜、教歷、飲食、婚姻、喪葬以及新疆的和卓與麻札崇拜等。蕭雄著有《新疆雜述詩》4卷，其中《教宗》一詩不啻是一篇對伊斯蘭教的研究心得；其他如《衣服》、《文字》、《風化》、《刑法》、《倫理》、《婚嫁》、《生子》、《喪葬》、《歷法》等詩，也都從不同角度向人們介紹了新疆伊斯蘭教及其特點，不能以游戲文字視之。

二、空前活躍時期

　　1911-1949年是中國伊斯蘭教研究史上空前活躍的時期，研究的廣度、深度大大超過以前任何一個時期，涌現了一大批中國伊斯蘭教研究學者，既有教內學者，也有教外非穆斯林學者，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寫出許多學術成果。

　　從研究角度上看，涉及到伊斯蘭教的歷史、經典、教義、教法以及中國伊斯蘭教歷史、族教關系、寺院建筑、人物、教派、經著學說、文化教育、金石文物、生活風俗、各地穆斯林概況等相當廣泛的內容。教內學者、教外學者、國外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去研究中國的伊斯蘭教，從而大大開拓了研究領域和視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中國伊斯蘭教問題時，人們不僅注意到東南沿海及中原地區的回族，而且注意到東南沿海及中原地區回族，而且注意到西北邊陲、西藏等地的各族穆斯林。顧頡剛、李得賢等對“撒拉回”的研究，海維諒、王日蔚、蘇北海、李晉年等對新疆伊斯蘭教的研究，馬鶴天的《赴藏日記》及馬瑛富的《穆斯林的旗幟飄揚在拉薩》等文，都是很可貴的。

　　研究深度也較前代大大加強。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古蘭經》的通譯本一部又一部地陸續出版，特別是楊仲明、王靜齋兩位阿訇的不同譯本問世，使中國伊斯蘭教的學術研究活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趙振武、王靜齋、謝松濤等眾多學者關于譯經問題的討論，有力地推動了穆斯林譯經活動的開展和深入，也帶動了對其他伊斯蘭典籍的翻譯活動，從而深化了對伊斯蘭教的研究。馬堅所譯《回教真相》、《回教哲學史》、《回教教育史》、《古蘭經》以及納忠、王靜齋、馬君圖、龐士謙、李廷相等人的大量譯著，都是這一時期重大的翻譯成果。

　　第二，在中國伊斯蘭教史的研究方面，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陳垣的《回回教入中國史略》、《西域人華化考》，陳漢章的《中國回教史》，金吉堂的《中國回教史研究》，馬以愚的《中國回教史鑒》，傅統先的《中國回教史》，白壽彝的《中國回教小史》、《中國伊斯蘭之發展》，劉風五的《回教傳入中國的時期》、《回教徒與中國歷代的關系》，楊志玖的《“回回”一詞的起源和演變》等數十本專著與論文，都是頗有見地的。在伊斯蘭教入華時間問題上，已系統地整理出隋開皇中（581-600）說、隋大業九年（613）說、唐武德中（618-626）說、唐貞觀二年（628）說、唐貞觀三年（629）說、唐貞觀六年（632）說、唐永徽二年（651）說、唐景云二年（711）說、唐明皇時（712-755）說等九種觀點。

　　學者們還就回族與伊斯蘭教關系問題展開了爭鳴，王日蔚的《回族回教辯》、金吉堂的《回教民族說》、尹伯清的《回教與回族辨》，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一代大家陳垣教授在所著《回回教入中國史略》中，創造性地提出編纂《中國回教志》的設想；據此，回族學者金吉堂深受啟發，在其《中國回教史研究》中提出關于“未來中國回教史的構造”及其對編纂《中國回教志》的具體設想。

　　與此同時，水子立的《世界回教史略》、馬鄰翼的《伊斯蘭教概論》、白銘庵的《回教考》、馬良駿的《考證回教歷史》等一些專著相繼發表，表明中國學者對伊斯蘭教歷史文化的系統研究已經拉開了帷幕。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因革命斗爭的需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也開始了對伊斯蘭教的研究工作。羅邁的《長期被壓迫與長期奮斗的回回民族》、《回回問題研究》及民族問題研究會的專著《回回民族問題》中，對回族與伊斯蘭教的關系、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等諸多問題，都進行了有益的探討，為正確認識回族與伊斯蘭教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總之，這一時期人們已經注意從世界與中國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中國伊斯蘭的歷史，中國伊斯蘭教中作為中國史學的一個獨立分支學科得以建樹。

　　第三，中國伊斯蘭教人物、寺院、教派、文化、教育、哲學、科技等各方面研究都有了重大進展。

　　在人物研究方面，白壽彝的《賽典赤贍思丁考》、《賽典赤贍思丁后裔考》、《王岱輿傳略》、《兩浙舊事》、《回教先正傳略》、《中國伊斯蘭經師傳》等著作及手稿，水子立的《中國歷代回教名賢事略匯編》，王靜齋的《中國回教掌故》、《五十年求學自述》等一系列著作，都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日本學者桑田六郎的《明末清初之回儒》，桑原騭藏的《蒲壽庚考》及《唐宋元中西交通史》中對穆斯林居住中國的考證，說明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已成為國際學者矚目的課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當然，也有一些外國人所寫的作品并非學術作品，如英國基督教傳教士馬歇爾·布魯姆霍爾于1910年10月在倫敦出版的《中國伊斯蘭教–一個被忽視的問題》，日本小林元于1940年在東京博文館出版的《回回》等，均為作者受其國內某團體組織之命懷著特殊任務來華對中國穆斯林社會進行調查后的產物，其中錯謬之處、歪曲之處頗多；但作為一種特定時期的中國穆斯林社會歷史資料，亦不能說全無益處，起碼對治中國伊斯蘭教史者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

　　在寺院古跡方面，開展了對全國清真寺的初步普查工作。汪沛、唐振之、馬以愚、尋真、唐宗正、金吉堂、楊健美、李福順等數十人，經過艱苦努力，寫出了許多有意義的文字材料。桑原騭藏、陳垣、白壽彝等人對西安化覺寺《創建清真寺碑》真偽的考證，白壽彝對懷圣寺、清凈寺碑記的研究，奚利福對山東濟南清真南大寺《來復銘》的披露，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對中國伊斯蘭教派的研究也已開始，白壽彝的《西北回教譚》，柳河邨隱的《新舊派平議》，楊德元的《中國回教新舊派爭之今昔觀》等許多文章即其代表作。述源的《回教蘭山道派》，孫幼真的《寧夏“者海 ”道堂之一瞥》，佚名的《回教“庫布勒也”門宦崖略表》，馬茲廓的《臨夏拱北溯源》，孑民、王樹民、范長江、顧吉剛等人對西道堂的調查、訪問和介紹等等，使人們對前所未聞的教派門宦有了初步了解與接觸。

　　在文化教育方面，茅盾、顧吉剛、白壽彝、王靜齋、趙振武、丁正煕、馬以愚等都發表了許多研究文章、李儼、劉風五、劉銘恕等對穆斯林在中國天文歷算、醫學、戲曲方面的貢獻做了初步探討；王靜齋的《中國回教經堂教育的檢討》，龐士謙的《中國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課本》，希拉論丁的《經堂用語研究》等，則是研究中國經堂教育的代表作品。傅統先的《追求中的真宰》，通過對西方哲學家及印度、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分析，研究伊斯蘭教的認主學，方法新穎獨特但曲高和寡。劉耀藜、馬次伯、陳子怡、王中興、丁正煕、守愚等人則從不同角度，將伊斯蘭教與儒、墨、摩尼等學說予以比較研究，頗有特色卻有時失于偏頗。金祖同的《讀伊斯蘭書志》，將《古蘭經》、《天方至圣實錄》等25部著作及《回疆志》、《蒲壽庚考》、《南疆變亂中之纏回民族》等3部著作，以札記的形式予以介紹，其學術意義不可低估。

　　此外，這一時期的學術成果還有許多。它們或者發表在《月華》、《伊光》、《天方學理》等伊斯蘭教刊物及《禹貢》等學術刊物上，或者以專著的形式獨立成行，還有的則反映在如張星烺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等作品中。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舉了。

三、研究的繁榮時期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伊斯蘭教學術研究大致分為兩個階段：“文革”前為第一階段，“文革”后為第二階段。

　　在第一階段中，出現了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單位，其中有一些專門從事伊斯蘭教研究的人員，出版了《中國穆斯林》季刊，陸續刊登了一些帶有學術性的文章；開展了一些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對信仰伊斯蘭教的十個民族的社會、歷史、風格、宗教、文化、語言等進行了實地調查；出版了一批翻譯作品，如《古蘭經》（上冊）、《圣訓》（第1卷、《伊斯蘭哲學史》、《回教教育史》、《回教法學史》、《教典詮釋》等；編寫了一些文獻資料，如平人著的《清真寺》，中央民委編的《信仰伊斯蘭教各民族的政治制度》，中國伊協編的《中國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中國的穆斯林》（攝影圖片集）、《中國穆斯林生活》（攝影集），吳文良編著的《泉州宗教石刻》，有蘇夫等編撰的《天經古蘭與婦女的地位和權利》，西北民委辦公室編《伊斯蘭常用語匯》（初稿），白壽彝等編《回民起義》等；發表了幾篇學術價值較高的論文，如馬堅的《伊斯蘭教哲學對于中世紀時期歐洲經院哲學的影響》、《穆罕默德的寶劍》、《伊斯蘭文化的光芒–紀念阿維森納誕生一千周年》、《回歷綱要》，陳克禮的《從穆罕默德看伊斯蘭教》，林干的《伊斯蘭教（回教）是怎樣產生的？》，白壽彝的《中國穆斯林的歷史傳統》等。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回族學者埋首書案，挖掘和整理自己或他人的舊作，為深入研究中國伊斯蘭教默默無聞地做著貢獻。如馬以愚先生1950年在安慶城內清真寺養正堂，系統地挖掘整理了楊子貞（1837-1895）先生遺著《完璞氏藏稿（附〈拜式記略〉》，為后人留存了一份寶貴的伊斯蘭文化資料，功不可沒。

　　在這一階段中，最具學術意義的倒不是所出版的那些為數不多的文字成果，而是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誕生。

　　1963年12月30日，毛澤東主席在一個文件上寫了如下批示：

　　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書。

　　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

　　遵照毛澤東這一批示的精神，1964年7月，任繼愈教授奉命籌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并擔任所長。雖然在“文革”前該所未能捧出有關伊斯蘭教的研究成果，但作為中國當時唯一的一個專門研究宗教的科研機構，其存在本身就令人看到了對伊斯蘭教進行大規模的深入研究的希望。

　　1978年以后，經過“文革”時期的停頓，中國伊斯蘭教研究工作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百花園中的一朵奇葩。其成就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召開伊斯蘭教學術討論會，廣泛交流學術研究成果。

　　1979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剛剛開始恢復研究工作不久，即發起并組織召開了全國宗教學研究規劃會議（昆明會議），來自全國各科研單位、高等院校、宣傳出版部門和主管宗教工作的有關單位專家學者、教師、負責人109人參加了這次會議，進行了學術交流，制定了1979–1985年宗教學研究規劃，成立了中國宗教學會。這次會議對推動伊斯蘭教研究工作普遍深入的開展，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義。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1979年8月在新疆烏魯木齊召開了西北五省（區）伊斯蘭教工作座談會。此后，從1980至1986年，相繼在銀川、蘭州、西寧、烏魯木齊召開了伊斯蘭教學術討論會。這五次會議形式上是以西北五省（區）為主，實際上是全國性的。來自全國各地代表向這些會議共提交了約350余篇論文、譯文、資料或專著。會議圍繞著清代以來的中國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在中國傳播發展的特點及其歷史作用、中國伊斯蘭教各教派的興起及其教義、中國伊斯蘭教哲學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中國伊斯蘭教經堂教育及新式教育、中國伊斯蘭教與10個民族的關系及其相互影響、伊斯蘭教研究如何為兩個精神文明建設服務以及伊斯蘭教產生的社會根源、對穆罕默德的評價、國外對伊斯蘭教的研究歷史與現狀等問題，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廣泛深入研討，對今后進一步開展伊斯蘭教學術研究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這五次會議被人稱作中國開展伊斯蘭教研究的“里程碑”，對深入發掘整理資料、活躍研究空氣、擴大學術成果，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中國當代伊斯蘭教研究的骨干隊伍正是在這些會議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與此同時，一系列的學術討論會相繼舉行。如：1981-1995年多次舉行中國宗教學學術討論會；1984年12月中旬，為慶祝建所20周年舉行的世界宗教研究所首屆學術討論會及學術成果展覽；1987年8月、1990年9月，世界宗教研究所兩次在京召開的全國性伊斯蘭教學術討論會；1986–1988年，江蘇、浙江、福建、上海等省市相繼召開的東南沿海伊斯蘭教文史工作座談會；1988年，世界宗教研究所按季度舉辦的四次伊斯蘭教學術研討會；1988年，北京市民委舉辦的民族、宗教理論研討會；1991年、1996年10月，山東大學、濟南市伊協舉辦的伊斯蘭文化研討會；1996年9月，北京大學宗教系成立暨宗教學術研討會；1996年9月，在成都舉辦的海峽兩岸中國文化與中國宗教研討會；1983-1996年，先后在銀川、昆明、蘭州、承德、濟南、烏魯木齊、鄭州等地舉行的全國回族史討論會等等。這一系列的學術會議，有力地促進了我國伊斯蘭教研究事業的蓬勃發展。

　　2.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譯文和資料。

　　西北五省（區）伊斯蘭教學術討論會后，出版了一批論文集：《清代中國伊斯蘭教論集》、《伊斯蘭教在中國》、《中國伊斯蘭教研究》、《中國伊斯教研究文集》、《西北伊斯蘭教研究》、《泉州伊斯蘭教研究論文選》，包括論文、資料124篇。1988年第2期《世界宗教研究》為伊斯蘭教學術會議專輯，有論文、資料18篇。散見于各地報刊（如《中國穆斯林》、《回族研究》、《甘肅民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等的論文、資料不斷。特別是1985年8月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興華、馮今源編輯整理的《中國伊斯蘭教史參考資料選編（1911-1949）》上、下兩冊，收集197篇論文、資料，百余萬字，充實了中國伊斯蘭教史的資料建設工作，使零散資料得到了系統的挖掘整理和保存，受到學人的普遍稱贊。與之類似的論文資料集還有：白壽彝的《中國伊斯蘭史存稿》、《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宗教研究資料》、《泉州回族譜牒資料選編》、《撒拉族檔案史料》、《撒拉族史料輯錄》、《西道堂史料輯》、《沈陽文史資料》第8輯、《西安文史資料》第12輯、《廣州伊斯蘭古跡研究》、《大名縣回族志》、《呼和浩特回族史料》（兩集）、《昌吉回族與伊斯蘭教》、《沙甸回族史料》、《伊斯蘭教在揚州》、《寧夏回族與伊斯蘭教（寧夏文史資料第18輯）》、《天穆回族史論稿》等等。此外，《新疆喀什、和田地區伊斯蘭教情況調查》、《對新疆維吾爾族伊斯蘭教依禪派和瓦哈布派的調查》、《云南回族社會歷史調查》（4冊）、《內蒙古草原上的穆斯林》、《青海地區托茂人及其與伊斯蘭教的關系》等一系列社會調查資料集的問世，《經學系傳譜》、《北京牛街志書–岡志》、《〈克里默〉解啟蒙淺說》等一批珍貴文獻的發掘整理，為中國伊斯蘭教研究開拓了新領域，促進了研究工作的深入發展。

　　尤需一提的是，余振貴、楊懷中先生的《中國伊斯蘭文獻著譯提要》，收入古今在國內流傳的580部文獻著作，分類編選，提要介紹書名、定義、題解、作（譯）者、寫作年代、編寫宗旨、著作經過、出版年月、版本情況、篇目章次、內容概略、序跋附錄、著譯特色、學術價值、社會影響等各方面情況，對1992年以前我國伊斯蘭教文獻成果進行了一次系統的歸納，極有意義。此外，《中國伊斯蘭教論文資料簡目（1949-1980）》、《新疆有關伊斯蘭教古籍書目索引》、《北京有關單位伊斯蘭教中文藏書》、《回族研究資料索引》等一批書目資料的編制，[英]萊斯利（Donald Daniel Leslie）著、楊大業譯《伊斯蘭漢籍考》（Islamic Literature in Chines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Book ,Authors and Associates）的發行，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上述這幾部成果的問世，還向人們表明中國伊斯蘭教目錄學的悄然興起，其學術意義不可低估。

　　3.出版了一大批專著、譯著及伊斯蘭漢文古籍。

　　專著：如馬通的《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中國伊斯蘭教派門宦溯源》，勉維霖的《寧夏伊斯蘭教派概要》，楊永昌的《漫談清真寺》，劉致平的《中國伊斯蘭教建筑》，陳達生的《泉州伊斯蘭教石刻》，魏良弢的《喀喇汗王朝史稿》，馮今源的《中國的伊斯蘭教》，高占福的《西北穆斯林社會問題研究》，林松、和龔的《回回歷史與伊斯蘭文化》，劉東聲、劉盛林的《北京牛街》，楊懷中、余振貴主編的《伊斯蘭與中國文化》，張永慶等人的《伊斯蘭教與經濟》，馬平、賴存理《中國穆斯林民居文化》，金宜久主編的《伊斯蘭教概論》、《伊斯蘭教史》，楊啟辰主編的《〈古蘭經〉哲學思想》等等。

　　譯著：如馬堅譯《古蘭經》、《阿拉伯通史》，姚梓良譯《中東史》，納忠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共三冊，包括《黎明時期》一冊、《近午時期》兩冊），吳云貴等譯《伊斯蘭教簡史》、《伊斯蘭教法律史》，馬肇春、馬賢譯《歷史上的阿拉伯人》，王懷德譯《伊斯蘭教派歷史概要》，郎櫻譯《伊斯蘭音樂》，以及《古蘭經》的林松、仝道章漢文譯本、買買提賽來的維吾爾文譯本，《布哈里圣訓實錄精華》的維、漢文譯本，《世界征服者史》、《中亞蒙兀兒史》、《史集》、《福樂智慧》、《真理的入門》、《哲赫林耶道統史小集》、《穆罕默德生平》、《十葉派》、《戰斗的伊斯蘭》等等，不勝枚舉。

　　系列叢書：如王志遠主編的“宗教文化系列叢書”中，伊斯蘭教即已出版了《伊斯蘭教歷史百問》、《伊斯蘭教文化百問》、《伊斯蘭典籍百問》、《伊斯蘭教藝術百問》、《古蘭經百問》及譯著《伊斯蘭思想歷程》；齊魯書社出版了《伊斯蘭教文化面面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伊斯蘭文化叢書”13本著作；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中有秦惠彬的《中國的伊斯蘭教》；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的《宗教知識寶典》中有馮今源撰《伊斯蘭教》；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文“中國伊斯蘭文化叢書”共4本，即馮今源的《中國的伊斯蘭教》、秀源的《中國穆斯林問答》，李華英的《中國清真寺》，朱寧的《中國穆斯林各民族》；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宗教經書寶典系列”中，有林松的《古蘭經知識寶典》。中國伊斯蘭協會近年內還將推出“伊斯蘭教文化知識系列叢書”約100本，工程浩大，已引起世人矚目。

　　此外，一大批回族、伊斯蘭教漢文古籍已經寧夏及陜西、青海的回族學者整理、點校出版發行，如劉智、王岱輿、馬注、馬德新、王靜齋等人的作品。

　　總之，廣大學術工作者在歷經“文革”十年浩劫后，在改革開放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知識分子政策不斷正確貫徹落實，學術氣氛寬松的大氣候下，沖過了學術研究的荒山大漠，或整理舊稿，或創制新作，或埋首書案，或社會調研，使中國的伊斯蘭教研究事業呈現前所未有的輝煌。《中國伊斯蘭教百全書》的誕生，就是對這一時期成果的系統總結。1997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還將出版60萬字的《中國伊斯蘭教史》，同樣也是在十多年來我國伊斯蘭教研究基礎上的產物。這些成果來之不易；今后的任務仍十分艱巨。但是，局面已經打開，隊伍已經形成，中國伊斯蘭教研究事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必將更加深入持久地發展，取得越來越大的成就。我們對中國伊斯蘭教研究事業的發展前景，充滿著信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