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自唐代傳入中國，在中華大地上傳播、發展、扎根，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從早期海外穆斯林信奉的外來宗教，到被中國10個穆斯林民族所接受信仰，其間經歷了不平凡的歷史過程。同樣，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也伴隨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逐漸形成為宗教學中一門重要的學科，這一過程最早由非穆斯林學者介紹伊斯蘭教的基本情況和穆斯林在華的活動開始，也有千余年的歷史。其中20世紀的100年，是中國伊斯蘭教研究最活躍、最富有創新、研究成果最豐富的100年。從這100年走過的學術研究之路來看，可分為前50年和新中國成立后的50年兩個大的時期。但為了使人們比較系統的了解中國伊斯蘭教研究的歷史，對20世紀以前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研究狀況作一簡略的回顧與闡述，是有必要的。為此，本文所表達的內容主要為：一、20世紀以前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研究；二、20世紀前50年的中國伊斯蘭教研究；三、新中國成立后50年的中國伊斯蘭教研究。

一、20世紀以前的研究

　　伊斯蘭教自唐代由來華經商的國外穆斯林傳進中國后，很長一段時間，由于這些外來的僑民人數少而且商人的流動性很大，在中國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后來隨著外來穆斯林商人在中國的定居和與中國婦女發生婚姻關系，他們獨特的生活與習俗漸漸引起國人的留意，加之中國政府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接觸，個別中國人因特殊的原因到阿拉伯國家后回國等原因，伊斯蘭教在中國人筆下開始有了記載。唐代杜環的游記體古籍《經行記》中，有記載關于伊斯蘭教與阿拉伯社會情況的內容。他的這本游記，是目前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用漢文記述伊斯蘭教的文獻。書中的內容代表了唐代中國人對伊斯蘭教的了解與認識。北宋人朱的《萍洲可談》中記有阿拉伯人在廣州的經商活動、居住環境、生活習俗、社會交往、婚姻概況，以及蕃坊設置、蕃長產生和職責、蕃商稱謂等，內容涉及廣州穆斯林僑民的活動。南宋人趙汝適的《諸蕃志》卷下“志物”中記載有大食穆斯林在江淅一帶的商業活動。南宋人岳珂的《史》中，涉及寓居中國的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方面的內容。南宋人周去非的《嶺外代答》、鄭所南的《心史》中也有關于伊斯蘭教的記載。但這些由中國人所寫的著述不具有研究的性質，多為見聞式的介紹，其內容與后來人們所了解的伊斯蘭教也有較大的差距，文字表述多與佛教術語相連。如杜環把阿訇每星期五（主麻日）講“瓦爾茲”（講教義），稱為“登高座為眾說法”；鄭所南把每天五次招喚穆斯林做禮拜時在喚醒樓上喊的“邦克”，記述為“登樓上，大聲叫佛不絕”；岳珂也把清真寺視為“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這種以驚異的目光和陌生的感受記載伊斯蘭教的內容，雖符合當時中國人對伊斯蘭教的了解和認識水平，但描述是表面的、含混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自然不能稱其為研究成果。

　　自唐至元代，國外的一些旅行家在中國游歷之后，寫出了當時伊斯蘭教在中國基本狀況的著述。唐代來華的阿拉伯商人蘇萊曼于880年最終撰成的《中國印度見聞錄》（又名《蘇萊曼游記》）中，多處反映了伊斯蘭教在中國東南沿海各省的情況。書中記述了中國官方對伊斯蘭教持寬容態度，不僅不干涉外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而且在他們比較集中的地區如廣州，還授予了他們自行管理自己內部事務的權力，從而使伊斯蘭教在廣州及其它地區得以廣泛傳播等內容。這部著作是外國旅行家最早涉及到伊斯蘭教在中國傳播情況的記述，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中國史書記載中的不足，為中國伊斯蘭教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史料。元代來華的阿拉伯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所著《游記》中，對伊斯蘭教在中國各地的狀況有更多的記述。書中寫有中國各城市都有專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區，區內有供舉行聚禮用的清真大寺，并設有總管穆斯林事務的官員。書中對泉州、杭州、廣州等東南沿海城市穆斯林生活的記述尤為詳盡。甚至談到可能是蘇非修行者的年逾200歲穆斯林老人的種種故事，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較早記載蘇非修行者在中國境內修道的內容。1271年沿絲綢之路歷時3年半來到中國，在中國政府中任職并生活17年，直到1292年才離開中國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馬可·波羅口述，魯思梯謙筆錄的《馬可波羅游記》（也叫《東方見聞錄》）中，對中國各地穆斯林的活動與狀況多有記述，特別是對河西走廊和西北回回穆斯林生活與宗教情況的記載尤為重要，彌補了以往史書中鮮有對這一地區穆斯林記載的不足。

　　元代中國人對伊斯蘭教的認識和理解，主要表現在當時所撰的一些清真寺碑文中。這些碑文中對伊斯蘭教“認主獨一”和教義、尊行的理解，可以說和伊斯蘭教的本意，已無大的差異。如元至正八年（1348）所撰的定州（今河北定縣）《重建禮拜寺記》對伊斯蘭教的理解是：“其教專以事天為本而無像設”；穆斯林信奉的“安拉”是“造物之主不可以形跡求，若擬之像則類物，殆亦瀆矣”；對穆斯林必須履行的“天命”，也有真實的描述：“拜天之禮，一日五行；齋戒之事，每歲一舉”；進而對中國穆斯林禮拜時的朝向也作了精確的說明：“中國居西域之東，是教中拜者則咸西向焉”。至正十年（1350）撰的泉州《重修清凈寺碑記》，對伊斯蘭教信仰和教義的闡述更為翔實：“其教以萬物本乎天，天一理，無可像，故事天至虔而無像設。每歲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常處。日西拜天，凈心誦經。經本天人所授，三十藏，計一百一十四部，凡六千六百六十六卷”。這些碑文的記載證明，元代中國人對伊斯蘭教的認識水平，已遠遠超越唐宋時期。從研究角度引起注意的是，當時的一些清真寺碑文中，已開始把伊斯蘭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學說相聯系，定州清真寺碑文中已有伊斯蘭教與儒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義無所異”的記載，同時代的其它碑文中也有所反映。這說明伊斯蘭教在中國已廣為傳播，清真寺也不斷在各地建立，與中國社會的交融在逐漸加深，同時也標志著中國人對伊斯蘭教的認識，已有了新的提高，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開始向新的階段邁進。

　　明代，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進入比較成熟的時期。一些曾去過海外的中國人著述中，如馬歡的《瀛涯勝覽》、費星的《星槎勝覽》等，都對伊斯蘭教和部分穆斯林國家有過詳明而又符合事實的描述；明代清真寺的碑文中對伊斯蘭教的反映更為深刻，而且普遍結合了中國的實際情況，如明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泉州清凈寺重修碑文中，概述了伊斯蘭教的重要教義，清凈寺興建始末和該寺獨特的建筑風格，并特別把伊斯蘭教與儒佛兩教作了比較說明之后，又指出了“教衰寺圯”的主客觀原因。而自16世紀開始的中國伊斯蘭教經堂教育，使更多的中國穆斯林對伊斯蘭教有了普遍的了解和認識。到了明末清初，隨著一批回族學者“借儒文以闡經”，弘揚伊斯蘭教學術文化活動的展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伊斯蘭教研究全面啟動。它不同于以前各個時期一般意義的介紹了解伊斯蘭教，而是將伊斯蘭教的思想體系，納入中國人的認識范圍之內，通過譯、述、評，以及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來闡述伊斯蘭教及其在中國的變化。

　　這一學術文化研究活動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主要是：王岱輿的《正教真詮》、《清真大學》、《希真正答》是三部論述伊斯蘭教基本知識和哲學思想的著作。馬注的代表作《清真指南》，包括了伊斯蘭教歷史、經義、哲學、教律、天文、傳說等內容。其中卷八《教條八款》的內容，對研究當時中國的伊斯蘭教，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劉智的著述中，以《天方性理》、《天方典禮》、《天方至圣實錄》最具代表性。其中《天方典禮》涉及到伊斯蘭教哲學、法律、文化、風俗習慣等方面。該書被收進清乾隆年間修的我國重要的類書《四庫全書》的《總目》中。在官修的史書中，收進伊斯蘭教的著作，是曠古未有的事情。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劉智對伊斯蘭教的研究，在當時社會上已形成相當的影響。張中的《歸真總義》和《四篇要道》則是介紹伊斯蘭教蘇非主義認主學理論及認主實踐方法的譯著。伍遵契的《歸真要道譯本》，主要闡述伊斯蘭教哲學和伊斯蘭修養問題，該書一直是我國伊斯蘭教經堂教育的教本。

　　清代中葉以后，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較之明末清初又有了新的發展和突破。馬德新和馬聯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馬德新一生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漢文寫成的著述多達30余種，內容涉獵極為廣泛，舉凡教義、教典、教律、宗教哲學、阿拉伯文法、天文、歷史、地理等無不見于其著作中。其著述中以《四典要會》（即《信源六箴》、《禮功精義》、《幽明釋義》、《正異考述》）和阿拉伯文寫成的《朝覲途記》更為后人所稱道。馬聯元的著作多用阿拉伯文寫成，主要是經堂教育用的教材，如《綏勒府》（字法學）、《穆希莫提》（教款捷要）等。他用漢文撰寫的《辯理明證》一書，闡述了“真主獨一”的觀點，具有一定水平。

　　馬德新的《寶命真經直解》和馬聯元的《亥聽譯解》，被公認為是《古蘭經》在我國的最早漢文選譯本之一。

　　清代至清末，中國伊斯蘭教的基本情況，還散見于《蘭州紀略》、《循化志》、《石峰堡紀略》、《平回紀略》等官方史書和各地的地方志書中。20世紀以前的中國伊斯蘭教研究中，明末清初以前除國外穆斯林旅行家的著作外，有關伊斯蘭教的著述多為非穆斯林人士所撰，甚至宋元時期的一些清真寺碑文，作者也為教外人士。自明末清初開始，以回族穆斯林學者為主體的中國伊斯蘭教研究呈現高潮，并給后人留下一批精典之作，影響至今猶存。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的是，20世紀以前的中國伊斯蘭教研究，對中國穆斯林社會的影響并不大，也可以說是局部和周期性的，一般穆斯林群眾無法看到這些伊斯蘭教的成果，更無法對其作出評判。我們只能從中國伊斯蘭教研究史的角度，重視和珍惜這批優秀的伊斯蘭教文化研究遺產，并了解以往穆斯林社會的歷史軌跡。

二、20世紀前50年的研究

　　進入20世紀以后，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各個方面呈現出新的景象。從學術文化團體的組建來看：1907年，由留學日本的回族學生發起成立“留東清真教育會”，并在其創辦的刊物《醒回篇》中發表“回教之文明”等文章，開20世紀中國伊斯蘭教研究之先河。1913年北平成立“清真學會”，1917年成立以“闡明學理，研究學術各宗旨……”的“清真學社”。1925年6月，哈德成等發起成立“中國回教學會”，宗旨中有“翻譯學校，設立藏書室”，并發行會刊等學術研究內容。1928年，北平各大學回族同學聯合組織“伊斯蘭學友會”，會員遍布全國15個省的30多所大學和中學，是當時回族知識階層研究本民族和伊斯蘭文化的青年學術團體。1933年上海成立“中國回教宣傳所”，1934年太原成立“伊斯蘭布道會”，都開展了宣傳和研究伊斯蘭教的活動。1938年，由白壽彝等人在廣西桂林，發起成立了“中國回教文化學會”，成員中包括了民國時期頗具盛名的一批回族學者，如納忠、馬堅、哈德成、龐士謙、馬宗融等，積極開展回族伊斯蘭文化的學術研究和譯著活動，出版10余種伊斯蘭文化叢書，為當時最有影響的伊斯蘭學術團體之一。

　　從1900年到1949年的50年間，在全國先后有100多個伊斯蘭文化的團體組建，存在的時間雖長短不已，但在20世紀的前50年，這些團體成為中國伊斯蘭教研究的主要力量。

　　從創辦的回族伊斯蘭文化刊物看：從1908年創辦《醒回篇》到1949年，回族伊斯蘭文化的刊物創辦多達100種以上，主要宗旨“皆以闡發教義，提倡教育，溝通文化，傳達各地回民消息為主”。（參見《禹貢》）第5卷第11期）其中穆斯林教育問題的探討始終是各個刊物的一條主線，并且不同程度的介紹了伊斯蘭教文化和各地伊斯蘭教的概況，收集了不少瀕于散失的伊斯蘭教史料，為開展伊斯蘭教的研究，提供了一席之地。這些刊物中注重學術問題的主要有：1929年11月在北平創辦的《月華》，1926年在上海創刊的《中國回教學會月刊》，1927年在天津創辦的《伊光》月刊，1929年在昆明問世的《云南清真鐸報》，1934年在北平創刊的《成師月刊》，1935年在南京創辦的《突崛》，以及后來在武漢創刊的《回教文化》，在重慶創刊的《回民言論》，在上海創辦的《綠旗》等。此外，在鎮江、奉天、廣州、香港、常德、泰安、河南開封、江蘇六合、青海西寧等地也有伊斯蘭文化的刊物創辦。這些刊物分別傳播于各地，究其影響來說，珠江流域首推《天方學理》，長江流域則為《突崛》、《晨熹》，黃河流域一帶主要是《伊光》、《月華》、《成師月刊》、《伊斯蘭青年》，東北地區為《醒時月刊》。其中《突崛》的學術性較強，而《月華》的發行最廣，國內外最有影響，常與阿拉伯國家的宗教刊物進行交換。

　　為適應伊斯蘭文化的傳播和研究，這一時期回族伊斯蘭文化教育的出版工作進入新的階段。上海“中國回教經書局”、“伊斯蘭文化供應社”、“穆民經書局”；北平“伊斯蘭出版公司”、“清真書報社”、“月華文化服務社”、“成達師范出版部”；桂林、重慶的“回教文化出版同志會”；成都“經書流通處”，云南“振興社”等。都先后出版了大量的回民學校教材及伊斯蘭教經籍譯著等，對中國伊斯蘭文化的研究事業做出過重要貢獻。

　　從研究成果看，首先表現在這一時期的是多種漢文通譯本問世：1929年12月鐵錚譯《可蘭經》由北平中華印刷局出版發行，1931年3月姬覺彌總纂的《漢譯古蘭經》由上海愛儷園廣倉學 出版，1932年2月回族學者王靜齋譯《古蘭經譯解》由北平中國回教促進會出版，1943年劉錦標的《可蘭經附傳》由北平新民印書局出版，1947年8月楊敬修譯《古蘭經大義》由北平伊斯蘭出版公司出版。多種版本的漢文通譯本《古蘭經》的出版，使《古蘭經》從宗教職業者的經屋走進更多的中國穆斯林家庭，對中國穆斯林社會產生更為廣闊、深遠的影響，并且為深層次探討中國伊斯蘭教問題，提供了權威性的根據。

　　其次，一批穆斯林學者研究伊斯蘭教的譯著和專著不斷出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馬堅譯的《回教哲學》，北平成達師范出版部出版納忠的《伊斯蘭教》，天津伊光報社出版王靜齋的《伊斯蘭教概論》，北平成達師范出版部出版金吉堂的《中國回教史研究》，馬松亭的《回教與人生》，馬自成的《歷源真本》，長沙商務印書館出版馬以愚的《中國回教史鑒》等。1935年以后，白壽彝先后出版《中國回教小史》、《中國伊斯蘭史綱要》、《中國伊斯蘭史綱要參考資料》、《天方典禮擇要解》（校點）等著作；并發表《從怛羅斯戰役說到中國伊斯蘭教之最早的華文記錄》、《咸同滇變見聞錄》、《回教先正事略》、《中國伊斯蘭之發展》、《讀桑原騭藏〈蒲壽康考〉札記》、《明清間中國回教學術運動》等伊斯蘭教研究的重要學術文章，從而奠定了他的中國回族伊斯蘭教學術研究帶頭人的地位。與白壽彝同時代的馬堅、楊志玖、納忠等回族學者也有不少伊斯蘭教的研究成果發表。

　　再次，一些著名的漢族學者對伊斯蘭教的研究取得豐碩成果，陳垣的《回回教入中國史略》、《西域人華化考》，陳漢章的《中國回教史》等，當時在研究方法、深度等多方面有很高的水平，對伊斯蘭教的研究產生積極的影響。

　　以陳垣為代表的漢族學者，和以白壽彝為代表的回族學者，為推動當時中國伊斯蘭教研究的深入和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可以載入史冊的。而他們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有別于前人的指導思想和方法，使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進入一個符合時代進步發展的新階段，比以往的研究大大前進了一步，開拓了客觀的學術性很強的中國伊斯蘭教研究新領域。

三、新中國成立后50年的研究

　　1949年至1999年的50年，是伊斯蘭教自傳入中國以來，在完全不同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社會環境和條件下存在并發展的，因而對它的研究明顯的有著時代的特征。1949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毛主席朱總司令復電新疆回族總教長馬良駿”一文，1950年12月2日“政務院關于伊斯蘭教的人民在其三大節日屠宰自己食用的牛羊應免征屠宰稅并放寬檢驗標準的通令”發布，1956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報道“毛主席朱德副主席接見中國伊斯蘭教第二次代表會議代表”等，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對伊斯蘭教及其各穆斯林民族的政策與歷代統治階級歧視伊斯蘭教，壓迫穆斯林民族的政策已形成鮮明的對比，在新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民族真正享受到了宗教信仰自由。在這樣寬松的社會環境下，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在50年代出現發展的局面。馬堅在這一時期有多篇成果發表，他先后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歷史教學》、《中國穆斯林》等有影響的報刊上發表“《古蘭經》的纂集和流傳”、“穆罕默德的寶劍”、“伊斯蘭文化的光芒——紀念阿維森納誕生一千周年”、“伊斯蘭哲學對中世紀時期歐洲經院哲學的影響”、“中國與阿拉伯各國之間又古老又年輕的友誼”等文章。白壽彝發表的重要文章“中國元明時（1280—1661年）幾個阿林”，刊登在《中國穆斯林》1958年第1期上。納忠發表在《云南日報》1957年3月14日的“清代云南回族人與伊斯蘭文化”，林干發表在《歷史教學》1953年第12期上的“伊斯蘭教（回教）是怎樣產生的?”，蘇北海發表在《歷史教學》1952年第9期上的“一千年來伊斯蘭教（回教）在新疆的發展”，馬力克發表在《中國穆斯林》1957年第2期上的“中國穆斯林的人口問題”等文章在當時也有一定的影響。整個50年代，國內共發表伊斯蘭教研究方面的論文和文章約百余篇。

　　伊斯蘭教譯著的不斷出版，是50年代伊斯蘭教研究的一個特點。195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馬堅譯《古蘭經》上冊，1951年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他翻譯的《回教真象》，1958年中華書局出版了馬堅翻譯的《伊斯蘭教哲學史》；1954年中華書局出版了陳裕菁譯《蒲壽庚考》；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馬安禮譯《天方詩經》；195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納忠譯《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時期》。

　　50年代出版的研究回族問題的有關著述，如白壽彝著《回回民族底新生》和他主編的反映清代回民起義為主要內容的資料集《回民起義》（全四冊），以他為首編寫的《回回民族的歷史和現狀》，馬霄石著《西北回族革命簡史》，林干著《清代回民起義》等書中，有關伊斯蘭教的內容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進入60年代，伊斯蘭教的研究勢頭明顯減弱，但在1965年以前，仍有一些成果問世。張杰在《民族團結》1962年第4期發表“在伊斯蘭教中進一步貫徹執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62年2月，白壽彝赴巴基斯坦參加歷史學年會，在會上宣讀論文《中國穆斯林的歷史傳統》（發表于《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62年第1期），是當時重要的伊斯蘭教研究方面的文章；馬堅在1962年9月22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中國藝術給古代穆斯林的影響”；紀思、莊為璣、吳文良分別在《文物》1960年第1期，《廈門大學學報》1963年第4期，1964年第1期發表　　 “杭州的伊斯蘭教建筑鳳凰寺”、“泉州清凈寺的歷史問題——泉州古跡研究之一”、“再論泉州清凈寺的始建時期和建筑形式”等文章。

　　從60年代開始，文史資料和民族地區調查資料匯集中有關伊斯蘭教的文章比較集中，而且有重要的史料價值。1962年創刊的《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一、二、四輯中有“甘肅伊斯蘭教的門宦”、“甘肅伊斯蘭教新教派的產生”、“臨夏清真寺海乙制的建立及其變遷”、“我國伊斯蘭教中的哲赫忍耶門宦”等20余篇有關伊斯蘭教的文章。同時期的《青海文史資料選輯》中也有多篇伊斯蘭教內容的文章。

　　60年代，在刊印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集中，也輯錄了不少各地伊斯蘭教的資料。如1963年印行的《東鄉族調查資料匯集》中有“伊斯蘭教在東鄉的一般情況”一文；1964年印行的《甘肅回族調查資料匯集》中有“（臨夏、臨潭）伊斯蘭教情況”一文；1964年印行的《青海回族調查資料匯集》中有“門源伊斯蘭教的情況”一文。在全國穆斯林民族聚居的民族地區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匯集中，都有伊斯蘭教的內容。

　　從1960年至1965年，全國報刊上發表有關伊斯蘭教的論文和文章不足50篇。

　　1966年至1977年的11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及余波，伊斯蘭教研究在全國范圍內處于停頓狀態。只有昆明師范學院《教育革命》1975年第2期發表“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5年第2、3期、1976年第1期發表方思一的“伊斯蘭教史話”（后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兩篇直接與伊斯蘭教有關的文章，但不可避免的打上了那個時代局限的烙印。此外，從考古學和人物考證的角度，有四五篇與伊斯蘭教有點關系的文章在《文物》等報刊上發表。

　　70年代末，中國伊斯蘭教研究沉寂多年后，隨著國內大環境的變化開始復蘇。1979年在昆明舉行的全國宗教學研究規劃會議，是我國伊斯蘭教研究出現突破性進展的一次主要會議。這次會議決定，由西北五省區輪流主持召開具有全國規劃模式的伊斯蘭教學術討論會。同年在新疆烏魯木齊市召開的西北五省區伊斯蘭教研究工作座談會，就會議的籌備和安排事宜進行了討論，作了具體的布置，從此開始了我國伊斯蘭教研究在新的歷史時期走向全面發展的新階段。

　　1978年，泉州海交史博物館創辦的《海交史研究》第1期上，發表朱紅的“伊斯蘭教文化東漸揚州始末”（上），志程的“‘蕃客墓’”及其有關問題淺談”兩篇文章；《新疆歷史論集》中載有王治來的“論伊斯蘭教在新疆的發展”等文，這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比較早的研究伊斯蘭教的文章。這一年，由法國人昂里·馬塞著，王懷德、周禎祥翻譯的《伊斯蘭教簡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自50年代以后國內公開出版的第一本伊斯蘭教研究的譯著。

　　1979年，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仍呈現上升趨勢，國內發表這一方面的文章已達30多篇，其中谷苞在《新疆社會科學研究動態》第9期發表“維吾爾族與伊斯蘭教”，黃心川在《新疆史學》創刊號上發表《沙俄侵略新疆與伊斯蘭教”，金宜久在《世界宗教研究》第1集發表“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納忠在《歷史教學》第1期發表“中世紀中國與阿拉伯的友好關系”，特別是馬壽千在《光明日報》1979年10月9日發表的“伊斯蘭教在中國為什么又稱為回教或清真教”，在全國更大范圍內對人們了解伊斯蘭教產生了積極影響。這一年，也有幾部重要的伊斯蘭教譯著出版，如美國學者希提著《阿拉伯通史》，商務印書館出版，英國學者伯納路易著《歷史上的阿拉伯人》，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黃心川、戴康生著《世界三大宗教》由三聯書店出版，其中有伊斯蘭教的專門章節。

　　進入80年代，中國伊斯蘭教研究進入全面發展。從1980年開始，西北五省區伊斯蘭教學術討論會分別在銀川（1980年）、蘭州（1981年）、西寧（1982年）、西安（1983年）、烏魯木齊（1986年）舉行。5次會議有10多個民族成份的近600人（次）參加，提交會議的論文、資料等達400篇（本）。從5次會議討論的主要議題看，中國斯蘭教研究的主要領域都有所涉及，如銀川會議討論了“18世紀以來我國的伊斯蘭教問題”；蘭州會議討論了“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后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相互影響問題”、“伊斯蘭教在西北的教派與門宦問題”、“清代對伊斯蘭教的政策與伊斯蘭教在回族反清起義中的作用問題”、“中國伊斯蘭教的社會思想潮以及經堂教育和民族文化教育問題”；西寧會議討論了“關于伊斯蘭教學術研究如何為‘四化’和現實服務的問題”、“關于西北地區的教派、門宦及其淵源問題”、“關于漢文伊斯蘭教著述及其哲學思想研究的問題”、“地區性伊斯蘭教的調查問題”；西安會議討論了“關于伊斯蘭教與10個少數民族的關系，及其相互影響的問題”、“關于伊斯蘭教在中國各地的傳播及其特點的問題”、“關于中國伊斯蘭教各派的興起及其教義的問題”；烏魯木齊會議重點討論了“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史”和“西北地區的蘇非派及其相互關系問題”。

　　此外，80年代重要的伊斯蘭教學術會議還有：1981年7月舉行的“中國宗教學學術討論會”，這次會議提交的有關伊斯蘭教研究的論文有17篇；1987年8月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伊斯蘭教學術討論會”，會議收到論文20余篇。

　　這些學術會議的舉行，為我國伊斯蘭教的研究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取得了空前的豐碩成果。在探討伊斯蘭教在我國各地的傳播及其特點和規律，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研究、中國伊斯蘭教思想史、清真寺研究、穆斯林人物研究、伊斯蘭教研究和實際工作中的一些重大理和實踐問題等方面，都有了可喜的收獲，其學術成就和影響，也為國內外學術界所注目。

　　在學術研究成果方面，80年代出版的一批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的專著、譯著、論文集、資料集，已具備一定的水平，有些成果在國內外產生影響。1981年、1983年和1986年，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勉維霖著《寧夏伊斯蘭教派概要》，馬通著《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中國伊斯蘭教派門宦溯源》等3本專著。這3本書綜合了兩位作者多年來多學科綜合調查所獲得的珍貴的大量資料，系統闡述并分析了中國伊斯蘭教主要教派與門宦及其支系的宗教教義淵源和產生、發展的歷史過程與現狀，以及宗教修持和禮儀遵行方面的特征，比較全面的為我們展現了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后，在西北地區首先產生并發展起來的具有中國伊斯蘭教特色的宗教組織——教派門宦的歷史畫卷。西北五省區伊斯蘭教學術討論會的論文集《清代中國伊斯蘭教論集》、《伊斯蘭教在中國》、《中國伊斯蘭教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研究文集》等先后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教研究室編寫了《什葉派》一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1983年6月出版，是迄今為止國內唯一一本比較系統闡述什葉派的著作。楊永昌的《漫談清真寺》一書，是70年代末以來國內第一本研究清真寺的著作。《泉州伊斯蘭教研究論文集》則是對泉州等地伊斯蘭教史實的專門研究。《西北伊斯蘭教研究》（論集）輯錄了80年代前期國內研究西北伊斯蘭教問題較有代表性的20篇論著。這一時期伊斯蘭教研究的譯著出版較多。主要有前蘇聯葉·亞·利亞耶夫著《伊斯蘭教派歷史概要》，德國卡爾·布曼克爾曼著《伊斯蘭教各民族與國家史》，前蘇聯約·阿·克雷維列夫《宗教史》，該節下卷用3個章節闡述了伊斯蘭教的產生、8世紀下半期至15世紀的伊斯蘭教及中世紀末和近代的伊斯蘭教。美國托馬斯·李普曼著《伊斯蘭教與穆斯林世界》，比較集中的記述了當代伊斯蘭世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伊本·白圖泰游記》中載錄了14世紀中葉中國伊斯蘭教的相關珍貴史料。馬堅譯白話文《古蘭經》和寶文安、買買提賽來譯《布哈里圣訓實錄精華》在198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使伊斯蘭教的研究有了最權威的資源。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納忠等譯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已出版）。與伊斯蘭文化相關的阿拉伯文學、伊斯蘭音樂等方面也有譯著出版。

　　這一時期，中國伊斯蘭教研究性資料的建設取得顯著成績，其中《中國伊斯蘭教史參考資料選編（1911—1949年）》、《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最具水平。第一部資料集分上下冊，八大類，100余萬字，從1911至1949年期間的中文報刊和叢刊中，選編了說明中國伊斯蘭教史某一方面有史料價值的各類文章197篇。這類文章由于歷史的原因，常人很難尋找，且選編的門類比較齊全，所以對研究者作用很大。第二部資料集共7冊，近200萬字，對中國穆斯林最聚集的西北五省區1949年以前的民族宗教資料，采取文摘的形式選編，有關中國伊斯蘭教史的資料占有相當的比重，如《甘肅分冊》中，直接論述伊斯蘭教問題的資料約有50篇，9萬余字。

　　這一時期，《中國穆斯林》、《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資料》、《寧夏社會科學》（含“寧夏社會科學通訊”）、《甘肅民族研究》、《阿拉伯世界》、《青海民院學報》、《新疆社會科學》等主要刊物及散見于全國其它社會科學研究刊物上發表了大量有關國內外伊斯蘭教研究的文章。

　　90年代的中國伊斯蘭教研究更具活力，成果更為豐碩。國際性學術會議的不間斷召開，顯示出中國伊斯蘭教研究不斷走向世界的新特點。1991年10月，“伊斯蘭教與中國西北地區現代化建設國際研討會”在陜西西安舉行，1994年2月“海上絲綢之路與伊斯蘭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在福建泉州舉行，1998年10月，“首屆回族歷史與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寧夏銀川舉行。這三次會議上提交的伊斯蘭教研究的文章共有80余篇，10余個國家或地區的學者參加了會議。國內伊斯蘭教學術會議舉辦的地區范圍越來越擴大。1990年9月，第二屆“中國伊斯蘭教史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同年10月，北京又召開了“全國伊斯蘭學術討論會”，1991年10月，　　 “伊斯蘭文化與中國學術討論會”在山東濟南舉行，1995年6月，“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學術會議在安徽馬鞍山市舉行，1996年10月，“伊斯蘭——阿拉伯哲學學術研討會”在山東濟南舉行。民間宗教文化團體——西安市伊斯蘭文化研究會，自1994年以來，連續成功的舉辦了三屆“伊斯蘭文化研討會”，共收到論文、資料等近150篇。公開出版了《伊斯蘭文化論叢》、《伊斯蘭文化研究》兩本論集，編輯了《第三屆西安伊斯蘭文化研討會論文匯編》。此外，從1983年開始至今舉行的12次“全國回族史討論會”上，中國伊斯蘭教的內容也是研討的主題之一，有關中國伊斯蘭教研究的論文也占相當的比重。從80年代舉行的伊斯蘭教學術會議相比，90年代的學術會議范圍更廣，內容更豐富，討論的主題更深刻，力度更大，涉及到中外伊斯蘭教研究的各個領域，學術水平也有了普遍的提高。學術會議不斷舉行，大大促進了90年代中國伊斯蘭教研究的發展和繁榮。

　　20世紀最后10年，中國伊斯蘭教的成果大面積豐收，學術水平較之80年代有了明顯的提高，填補空白的著述逐漸增多，伊斯蘭文化系列叢書也紛紛面世……伊斯蘭教的研究進入金色秋天的收獲季節。在90年代出版的上百部伊斯蘭教研究著作中，有些著述普遍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和人們的關注：如以伊斯蘭教知識體系為核心，兼收與伊斯蘭文化有密切關系的學科知識，由世界伊斯蘭教和中國伊斯蘭教兩大部分組成，收錄3360個條目的《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國內第一部系統、全面闡述伊斯蘭教在中國傳播發展史的《中國伊斯蘭教史》，以回族伊斯蘭教的歷史為主線，系統研究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化淵源關系的《伊斯蘭與中國文化》，闡述從唐代至民國時期伊斯蘭教與政治的關系，尤其是明末清初以來伊斯蘭教與西北地區社會安全關系，分析評估我國歷代政權處理伊斯蘭教事務的治理策略和實際效應的《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比較全面論述《中國回族伊斯蘭宗教制度概論》，以及《中國伊斯蘭傳統文化研究》，兩種版本的《中國的伊斯蘭教》、《回族伊斯蘭教研究》等。“伊斯蘭教百問”和“伊斯蘭文化叢書系列”，對中外伊斯蘭教知識作了普及性的介紹，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

　　伊斯蘭教專題性研究著作主要有：《伊斯蘭教法概略》、《中國穆斯林人口》、《〈古蘭經〉哲學思想》、《中國穆斯林民居文化》、《中國清真寺綜覽》、《中國穆斯林朝覲紀實》、《中國伊斯蘭文化類型與民族特色》、《中國伊斯蘭文化》、《伊斯蘭文化新論》、《阿拉伯文化藝術》等多部，顯示出中國伊斯蘭教研究開拓新領域的喜人景象。

　　對世界性伊斯蘭教的研究成果不斷。納忠的《阿拉伯通史》，是國內第一部系統研究阿拉伯歷史的專著；金宜久的《伊斯蘭教史》、《當代伊斯蘭教》、《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對世界范圍的伊斯蘭教作了全面的介紹與研究；《伊斯蘭教與中東現代化進程》、《伊斯蘭復興運動論集》、《近代伊斯蘭思潮》等多角度的探討了近現代伊斯蘭教在世界各國的種種現象；阿拉伯伊斯蘭哲學思想史的研究成果突出，現已出版的有《伊斯蘭哲學史》、《阿拉伯近現代哲學》、《阿拉伯哲學》、《阿拉伯哲學史》等多種。

　　中國伊斯蘭教地區史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視，《中國西北伊斯蘭教的基本特征》、《西北穆斯林社會問題研究》、《西北回族伊斯蘭教》、《新疆伊斯蘭教史》、《新疆回族伊斯蘭教史略》等著作，在這一方面的研究中較有代表性。

　　中國伊斯蘭教研究的資料建設仍然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中國伊斯蘭文獻著譯提要》對唐宋至1992年間中國伊斯蘭教文獻著譯及研究成果作了系統的介紹，書中收入伊斯蘭教古籍578部，參考書目160余部。《中國回族典籍叢書》收錄明清之際主要的伊斯蘭教漢文譯著20多種，并全部用白話文譯成，共計350萬字。寧夏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整理出版回族伊斯蘭教的古籍20余種和《伊斯蘭》、《月華》等伊斯蘭報刊的影印本。云南、青海、甘肅等省的民族古籍整理出版機構，也先后出版了回族伊斯蘭教的古籍。

　　國外及臺灣地區近年來也有中國伊斯蘭教研究的著作出版。美國學者杜磊1991年出版（英文）《中國穆斯林》一書，李普曼在1997年出版（英文）《中國西北穆斯林史》；近些年在國外舉行的伊斯蘭教學術會議中，也有不少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的文章。如1995年在荷蘭舉行的“蘇非主義及其反對者”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就有美國、法國、日本學者提交的“18世紀至19世紀的伊斯蘭教與大清律”、“18—19世紀中國伊斯蘭文學中的反神秘主義思想”、“19世紀中國新疆的伊斯蘭改良主義與蘇非主義”、“中國的宛哈比派‘伊赫瓦’蘇非主義的反對者（1911—1949）”、“中國革命后伊斯蘭神秘主義的批評家”等文章。臺灣自90年代以來，先后再版了金吉堂的《中國回教史》、傅統先的《中國回教史》、馬以愚的《伊斯蘭教概論》等民國時期的伊斯蘭教研究著述；并有《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之研究》，“論研究中國伊斯蘭門宦制度的民族學內涵與意義”等著作和論文發表。說明對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越來越多的在更大的范圍受到廣泛的注意和重視。

　　90年代的中國伊斯蘭教研究，已呈現出多領域開拓、多學科并進、多方位進展、多方面收獲的特點，在國內外的影響也不斷擴大。當我們在此基礎上走向21世紀的時候，有理由滿懷信心的迎接新的挑戰，取得新的成就。

　　20世紀的100年，在中國伊斯蘭教研究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這門學科從最初零散的個人行為和民間不穩定的以宣教為主的研究，成為國家社會科學研究中重人的學科體系，在各個方面不斷得到加強和發展，它的生命力也必將隨著社會進步而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