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之乎者也”是什么

　　既然文言語氣詞并非口語詞匯，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產生的？它的作用又是什么？

　?。ㄒ唬┦滓δ苁菙嗑?，類似于現代的標點符號[71]

　　文字產生之后，口語與書面語之間產生了雙向轉化的關系?？谡Z轉化為書面語的目的是記錄與傳播，閱讀則是通過書面語還原口語；按照一般原則，還原得愈真實愈好。但口語與書面語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表達系統，前者是用一連串有停頓、有聲調變化的聲音表達意思；后者是用一連串有讀音的有形符號表達意思。由于載體的不同，當口語轉化為書面語時，原有的語音變化不見了，聲調的輕重緩急難以呈現。要想盡可能真實地表現口語，書面語中除了一連串有讀音的口語詞匯之外，還必須使用某種符號，使文字有所停頓并提示聲調的變化，以使閱讀者在還原為口語時，更接近真實。文字產生之初，這種要求還不是那么強烈，因為此時的文字還不是大眾化的交流工具，只是少數人的專利。甲骨文是卜人們用以占卜的工具，金文大多用在禮器上，這些文字都不是讓大眾閱讀的，而且一般字數較少，所以句讀的需要還不是那么迫切。有的研究者指出，春秋時期百字左右的銘文在十篇以上，但無一例語氣詞[72]，就反映了這種狀況。但竹簡成為書寫工具后，文字的功用改變了，因書寫材料得之容易，文字便逐漸成為社會大眾的閱讀物。此時，句讀的需要也就應運而生了?！爸跽咭病敝惥淠┱Z氣詞，正是為彌補書面語的停頓與語氣這兩個欠缺而產生的。它們雖然也是文字，但與一般詞匯并不相同，所以《說文》及漢代傳疏家都將之命名為“辭”（或“詞”）[73]，以與“聲出于唇吻、形著于簡牘”（錢鐘書語）的“字”相區別。或稱“虛字”，虛者，假也，即“假字”。它們只起到符號的作用，就如現代的標點，其作用有二：一是表示在此處停頓，二是指示它前面的那個實詞的聲調。與西方標點不同的是，它不是采取有異于文字的符號，而是借用了某些特定的文字充當。用文字而不用某些鉤識符號，主要是為了與其他文字融為一體，比用折、勾一類的符號更顯美觀。竹簡文字是用柔軟的毛筆在光滑的竹片上書寫，篆書筆畫呈圓弧形，隸書“蠶頭燕尾”。在這種筆法圓轉的文字里，加入很多折勾一類的標識符號，顯然很不協調，于視覺審美有礙。在上個世紀初的白話文運動中，一些保守派反對使用新式標點，主要理由也是因為形式美觀問題，他們攻擊新式標點“點撇連篇，眉目不清”，“由形式美觀一點來說，也有充分的理由將西式標點放逐于古文之外的”[74]。金文中出現的一些重文符號，都是緊緊與文字貼在一起，而不單獨占格，也是從視覺美感角度來考慮的。有的研究者認為，甲骨文、金文中出現的幾種鉤識符號，其實就是最早的標點。此說有一定道理，但這些符號只是偶爾出現，全部甲骨文、金文中才出現了有限的幾次，完全不成體系，根本不足以解決斷句問題，更別說解決聲調問題了。標點符號必須具備斷句與聲調兩種功能，而且必須全面使用才能對閱讀理解有實際效果。最早出現的少量折勾之類的標識符號，并沒有推行開來，而以特定漢字作為斷句的符號，顯然最后取得了大家的共識，迅速在書面語中運用推廣，成為書面語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傳世的先秦文獻，只有“之乎者也”而沒有那些鉤識符號，有力說明了這一點。嚴格說來，古代文言語氣詞的功能與現代標點符號更接近，距離真正的語氣詞反而較遠[75]。

　　古代有關語氣詞的論述，一開始主要是集中在斷句功能上?！稜栄拧め屧b下》：“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間也?！逼渲小霸铡?、“之”、“言”是語氣詞。據清段玉裁注：“凡言‘哉’，多起下文之詞，或無下文，亦語于此少歇。故云：‘言之間也’?！盵76]也就是說，《爾雅》所謂“哉、之、言，間也”說的是這幾個虛詞在書面語中的位置，是在一個句子的結尾，或在兩個句子的中間。許慎《說文解字》對大部分語氣詞，也是僅指出它們在句中的位置，不像對實詞那樣作出釋義并標注讀音。如：“哉，言之間也?！薄爸?，語已詞也?！薄耙?，語已詞也?！薄罢Z已”指一句話已經終了，應該停頓[77]。趙岐注《孟子》釋“云爾”為“絕語之辭也”，何休注《公羊傳》釋“焉”也是“絕語辭”。劉勰《文心雕龍》把虛詞分為三類，仍然只著眼于它們在句中的位置，也就是句讀的作用?！鞍l端之首唱”是說在句首，“札句之舊體”是在句中，“送末之?？啤笔窃诰淠＞涫浊芭c句末后都是需要停頓的；而句中的虛詞是用來“札句”即聯系前后詞語而成句的，則不需要停頓。其后顏之推說“‘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唐初劉知幾《史通·浮詞》說“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南宋洪邁舉《詩經》中的“只、目、忌、止、思、而、何、斯、旅、其”，稱這些詞“以為句絕者”，仍然只強調它們的斷句作用。文言語氣詞的句讀作用，既是古人的共識，在先秦典籍中也有充分的體現，可以說觸目皆是。比如《詩·小雅·角弓》：“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薄蹲髠鳌の墓辍罚骸熬邮且灾啬鹿疄榫玻e人之周也，舉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入也，能舉善也。”《荀子》：“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而亦欲人之親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78]幾乎每個句末都有一個語氣詞，與現代標點相當吻合，斷句的意圖十分明顯。再如文言文中常見的一種判斷形式：“陳涉者陽城人也”，“者”、“也”都只是停頓符號，“者”為逗號，“也”為句號。如換成現代標點符號，就是“陳涉，陽城人?！痹诠糯谡Z中，并不存在“……者……也”表示判斷的形式，口語中只需在“陳涉”和“陽城人”之間稍作停頓，即可表示判斷；而轉換為書面語，則要以“者”來表示這個停頓，以“也”表示全句的結束。也可以用其他語氣詞表判斷，如《邶風·簡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币部刹挥萌魏握Z氣詞，如《小雅·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根據語言的省力原則，最后一例才是真正的口語形式。這種形式在《尚書》、《左傳》、《論語》中都可找到很多例證?！啊摺病?、“……兮……兮”都是書面語形式，“者”、“也”、“兮”都只表示語句停頓而已，并無語氣功能。屈原《山鬼》原文六句，每句中都一個“兮”字，但《宋書·樂志》轉錄時“兮”字全部去掉，如“若有人兮山之阿”變成“今有人，山之阿”，“既合睇兮又宜笑”變成“既合睇，又宜笑”；《史記·樂書》中的《天馬歌》“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在《漢書·禮樂志》中變成“太一況，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這同樣可以說明，“兮”字并沒有特定語氣，只相當于現代的一個逗號而已。后人曲意發揮，把“兮”字的傳情達意作用說得天花亂墜，其實是一種誤解。

　　正因為有些語氣詞只是一個單純的停頓符號，與文意無關，所以才出現了隨意增刪語氣詞的現象。原來語氣詞較少的經傳，因為斷句需要，可以添加語氣詞；當人們對經典耳熟能詳的時候，斷句不再成為必需，也可以刪掉某些語氣詞?！独献印分T本語氣詞多寡相差甚大，如馬王堆帛甲本：“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無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钡院笾T本均刪去了“也”字。有人統計，郭店楚簡本《老子》有47個“也”字，馬王堆帛乙本卻有147個“也”字，傳世王弼本則僅有13個“也”字。唐景龍碑本凡語氣詞皆刪，不但刪“也”字，“乎”、“兮”、“哉”也都不見了。《史記》引《論語》“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一句，前面三個“也”都略去了，變成“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币颉笆甲黥馊纭迸c“從之純如”句式相同，“純如”又與“皦如”、“繹如”結構相同，雖然去掉了“也”字，仍然容易句讀，不致發生歧義。如果作者認為有必要，也可以添加語氣詞。如《史記·項羽本紀》：“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钡稘h書》又在“萬人敵”后加“耳”字。唐人撰《晉書》，在引用《世說新語》中的材料時，也常在語尾添加語氣詞，以強化書面語特征。在出土文獻中，這兩種傾向也都有明確的反映。如敦煌寫本《尚書》與今本異文甚多，其中語氣詞尤其是“也”字表現最為突出?？装矅鴤魑脑挥猩倭俊耙病弊?，但敦煌寫本《尚書》的傳文“也”字大幅增加，僅伯2533號殘卷就比今本相關內容多出81個“也”字，伯2516號殘卷多出118個“也”字，伯2643號殘卷多出183個“也”字。吐魯番出土的唐寫本《論語鄭氏注》，與今傳本相較，“也”字卻又少了很多?！耙病迸c“矣”的串用，其實也與此有關。因為這兩個詞除了斷句功能比較明顯，它們的語氣作用很不清晰。雖然現代語言學家對二者的語法功能有靜態、動態之分，但古人使用這兩個詞時未必有如此清晰的理性認識，大部分人只注意到二者在陳述事件上的共性，相互串用并不影響對文義的表達和理解。后世學人不察，往往將先秦經典中語氣詞增刪現象視為“篡改”、“作偽”，不免言過其實，實在是誤會了古人。

　　如果不把先秦書面語中的“之乎者也”等視作口語中的語氣詞，而只當作一種書面語斷句符號看待，上面所列舉的“混亂”現象其實并不混亂，它是漢語書面語發展過程中的正?，F象。根據現代漢語口語的經驗，一個語氣詞對應一種語氣（包括這種語氣的變調），二者的關系是長期使用中形成的全民共識，具有極強的穩定性，一般不容易改變，當然也不會錯亂。例如自小就說漢語的中國人，絕對不會用錯語氣詞?？谡Z中如此，轉化為書面語時同樣如此。一個毫無書寫能力的文盲，只要真實記錄下他的語言，也不會發現語氣詞用錯的現象。但對于一個學習漢語的外國人而言，則另當別論?，F代對外漢語教學的經驗證明，語氣詞是對外漢語教學的一個重點，也是難點。研究者做過一個試驗，分別對初級、中級、高級三種水平的外國留學生測試，“吧”、“呢”、“嗎”的使用正確率初級者分別是52%、52%和71%，中級者分別是81%、78%、80%，高級者也只有80%、82%、88%，三者平均正確率為71%、71%、80%[79]。也就是說，即使漢語水平相當高的外國人，對語氣詞的正確使用率也很難達到100%。但在我國中小學的語文教學中，漢語語氣詞從來就不是一個難點。有誰聽說過中小學生寫作文常常用錯語氣詞的嗎？只要能在口語中熟練運用，就不會在書面語中出錯。古人使用文言語氣詞，與外國人學漢語非常相似。因為口語中沒有語氣詞，所以要表達某一種語氣，在選擇那些人為的“之乎者也”等提示符號時，會因每個人的理解不同而產生差異，先秦語氣詞的使用顯示出明顯的個人色彩，原因就在這里。宋人洪邁早就指出《詩經》語氣詞的使用就體現了這種特點。他說：“‘忌’唯見于《鄭詩》，‘而’唯見于《齊詩》?！冻~·大招》一篇全用‘只’字?！短洝罚骸淙擞休嫼?，可與過其?！劣凇?，獨《招魂》用之耳!”[80]不唯《詩經》，戰國諸子著作也有這個特點。如《莊子》八萬多字用了26個“夫”，《荀子》九萬余字只用了3個“夫”，《韓非子》10余萬字，一個“夫”也沒有?！睹献印分幸粋€“邪”也沒有，《韓非子》中有15個，《莊子》中則多達156個“邪”。這有力說明，書面語中的某些所謂“語氣詞”，并沒有固定的語氣，它隨著不同人的理解而賦予了不同的功能。判斷書面語的對錯是以口語作標準的，而當口語中缺少語氣詞這個標準時，也就很難意識到書面語的用法是對是錯；這也正是諸子們面對著“亂象”無動于衷的根本原因。造成這種混亂現象的另外一個次要原因，是古代語言理論不發達，沒有人總結語言的發展規律，統一大家的認識。古代沒有語法之類的書籍，對語氣詞的使用全憑個人體會，因每個人理解的差異，使用中出現不一致現象就非常普遍。馬建忠在《馬氏文通·序》中說：“至于逐字之部分類別，與夫字與字相配成句之義，且同一字也，有弁于句首者，有殿于句尾者，以及句讀先后參差之所以然，塾師固昧然也。而—二經師自命與攻乎古文詞者，語之及此，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傳也?！盵81]作為“個中人”，馬氏的總結是客觀的。既然從“塾師”到“經師”對這么簡單的知識都“昧然”，可見古代像杜溫夫那樣不明語氣詞用法的人，并不在少數，語氣詞的混用錯用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語氣功能及其質變

　　除了停頓之外，口語轉化為書面語另一個重要問題是聲調的缺失。在口語中，很多語氣及前后句子之間的關系，是靠語音的高低、強弱變化來表現的，大部分時間用不著各種虛詞[82]。同一個語句，如果聲調有不同的變化，所表達的思想與情感就會有很大的差異，甚至完全相反。一般而言，疑問句句末聲調要高一些，感嘆與祈使的語氣句末要低一點，陳述句則是平平的，沒有變化。書面語無法表現語音變化，就在某些用于斷句的文字符號上，同時附加了聲調變化的提示功能。因為語氣恰恰是由最后一個實詞的聲調變化表現出來的，所以斷句符號可以同時兼具兩種功能[83]。前人釋句末虛詞除有“語已”、“語終”、“句絕”的說法以表示句子的停頓，還有“語所稽”、“語之余”、“語助”等說法，如《說文》：“兮，語所稽也”、“乎，語之余也”。一般研究者都認為這兩種說法與“語已”意同，也是指于此斷句，大誤。其實，許慎這里說的是語氣功能，而非指斷句。段玉裁因“兮”、“稽”疊韻，故用“稽”的“留止”義釋“兮”，并謂“語于此少駐”，此說非也。此處“稽”應是“稽延”之意，“語所稽”是指聲音的延續，即拖長聲音，而非“少駐”。劉勰說“尋‘兮’字成句，乃語助余聲”，“余聲”即拖音也。清人孔廣居也說：“兮，詩歌之余聲也?！鄙跏恰！墩f文》還釋“兮”“像氣越虧也”，就是指“兮”字表示的拖音應是從高到低，這正是口語中的感嘆語氣?！昂酢钡耐弦舨煌凇百狻?，《說文》謂之“像聲上越揚之形也”，聲調是升高的，所以主要是表示各種疑問語氣的。《說文》釋“只”：“語已詞也，從口，像氣下引之形也?！甭曊{也是下降的。其后劉勰將“兮”視作“語助余聲”，顏之推說“邪者，未定之詞”，也都說明他們對其語氣提示功能的重視。在對語氣詞的各種表述中，鄭玄最早提出的“語助”（司馬貞稱“助語之辭”）一說，最接近“之乎者也”一類詞的本質?！罢Z”，言也?！罢Z”、“言”皆指口語；書面語則稱“文”。“語助”、“助語”的含義就是指言語的輔助詞匯?？谡Z在轉化為書面語時丟失的部分語法功能，就由“語助”加以提示，讓讀者閱讀時恢復口語本來的語氣聲調。清人袁仁林對此表述得比較深刻：“語已之辭，則各隨其語句之音”，“不過隨語帶其聲以見意，其所帶之聲，或足之，或拖之，或頓之，或撐之，或提起而落之，或倒卷而指之，或直來而了之”[84]。劉師培 《文說》：“上古立言，罕用助語，欲傳語尾之余音，則擇實詞為虛用。”[85]說的也是這個意思。所謂“隨語帶其聲”、“語尾之余音”就是語助詞前面那個實詞的拖音及高低強弱，而非語助詞的讀音。因為“語助”本身并非口語，而只是書面語指示符號。從情理上推測，“之乎者也”在被當作斷句符號之初，已經同時被賦予了語氣提示功能。先秦經典中的語氣詞使用雖有亂用的現象，但畢竟還是少數，大多數情況仍然表現出明顯的一致性。比如“也”、“矣”等雖有用為疑問的例子，但要比用為肯定語氣的少得多；“乎”、“邪”雖有用為感嘆語氣的，而用作疑問詞使用的更多。這就說明，大部分人對句末虛詞的語氣提示功能的認識是一致的，而且這種共識以后不斷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原有的幾十個語氣詞經過優勝劣汰，最后只剩下十幾個最常用的，而且語氣詞的分工也更為明晰，相互串用的現象大為減少[86]。

　　“之乎者也”之類文言語氣詞從春秋戰國出現，至唐宋已經有了近兩千多年的歷史，其間這種用于斷句與提示語氣的符號也在發展變化，一個總的趨勢是語氣功能在逐漸加強?？疾焯迫宋恼戮蜁l現，語氣詞原有的斷句功能相對弱化，語氣功能則越來越強，正在由一種語氣指示符號，質變為真正的亦即現代意義上的語氣詞。如韓愈《祭十二郎文》，清人吳楚材等評論說：“情之至者，自然流為至文。讀此等文，須想其一面哭，一面寫，字字是血，字字是淚?！盵87]“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一段，短短三百余字，用了4“乎”、4“邪”、2“嗚呼”、2“嗚呼哀哉”以表感嘆；另有本來語氣作用不明顯的6“也”、8“矣”，似乎也染上了濃烈的感情色彩。語氣詞比率高達84‰，遠超先秦最高的《論語》。此文所以感人，顯然與多用嘆詞、語氣詞有直接關系，看來韓愈是把語氣詞作為抒情的修辭手段來使用的。韓愈曾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也?！彼@里說的“聲之高下”就是指語氣，他大量運用語氣詞正是這種語言觀的實踐。雖然先秦諸子筆下也用了很多語氣詞，但那僅僅是提示語氣而非抒情，因為論說文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感情[88]。

　　語氣提示符號向語氣詞的轉化，與近代漢語的發展有密切關系，具體而言，與口語中出現了白話語氣詞有關。如前所述，如果口語中有語氣詞，那么在書面語中運用語氣詞出現錯誤的可能性極小，甚至沒有。原因是相對于實詞，語氣詞在口語中的使用頻率極高，而且數量也很有限，是人們使用最為熟練的詞匯?，F代漢語的口語與書面語都可以證明這一點。古代書面語中的語氣詞，所以在使用過程中錯亂百出，根本原因是缺少口語這個“坐標”，而古白話語氣詞的出現，為文言語氣詞的使用提供了這樣一個“坐標”——雖然并不是直接的。我們知道，元代盧以緯撰寫了古代第一部虛詞專著《助語辭》，對包括語氣詞在內的虛詞用白話加以解釋，如釋“乎”、“邪”、“歟”，不但詳細說明了它們的異同，而且直接翻譯成口語中的“么”；“已”則翻譯成口語詞“了”，“爾”翻譯為“恁地”，“之”翻譯成“底”（即后來的“的”），“豈”譯為“那(上)里是”或“莫”。盧以緯雖然是元代人，但他用來釋義的白話語氣詞是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比如在魏晉時就出現了“那”（“哪”），唐初的《神會語錄》中就出現了疑問語氣詞“不”[89]、“沒”，其后又陸貫出現了“么”（或寫作“磨”、“摩”，即“嗎”）、“著”、“無”、“否”、“里”（“ 哩”）、“聻”（或作“那”，即“呢”）、“了”等，到宋元時近代漢語大部分語氣詞都大體具備了。口語中的語氣詞雖然發音與文言語氣詞不同，但可根據所表達的語氣使二者對應起來。盧以緯《助語辭》中的翻譯，其實做的就是這種對應工作，他是在總結唐宋文人運用語氣詞經驗的基礎上寫成的。古代文言文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翻譯，先以口語打腹稿，再以文言翻譯記錄下來。在口語中沒有語氣詞的時候，作者要表達一定語氣，究竟應該選擇哪一個語氣符號，完全根據個人的理解，理解的差異導致種種差錯和混亂層出不窮。既然唐宋以后口語中有了白話語氣詞，而大家對其用法又有高度共識，所以在“翻譯”時只要選擇與之相對應的那個文言語氣詞就行了，差錯自然就會少多了。語言學家發現到了唐宋，語氣詞使用在典范的文言作品中已經相當規范，混用的現象已經基本不見了，根本原因就在這里。

　　在先秦書面語的所有斷句符號中，“也”字只有單純的斷句作用，幾乎沒有語氣功能。正因為如此，它的用途最廣，可以擔當現代標點符號中的逗號、句號、頓號等的功能，所以它的使用率也最高。相對于“乎”、“哉”而言，它的語氣功能卻是最淡的。今人將陳述也視作一種語氣，古人并無這樣的認識。漢代的諸家傳疏凡釋語氣必以“聲”、“余”等來表示，“也”字并無這樣的解釋，說明“也”不具備語氣功能。兩個語氣詞的連用，與“也”無語氣功能有關。原來只用一個“也”字以表停頓，但后人傳抄時認為此句應有語氣，最常見的方法是將“也”轉換為另一個語氣詞，如今本《論語·衛靈公》“好色者也”，定簡本作“好色者乎”，以“乎”代“也”；今本《論語·為政》“十世可智也”，定簡本換“也”為“與”，另一本作“乎”；今本《論語·陽貨》“其已久矣”，定簡本換“矣”作“乎”。此類例子不勝枚舉，是先秦典籍中最常見的語言現象。另一種方法是在原有的“也”后再加另一語氣詞，這樣就形成雙重語氣詞。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左傳·成公二年》：“位其不可不慎也乎！”“哉”、“乎”都是傳抄者后加的?！耙印钡恼Z氣功能也不明顯，《說文》只釋作“語已詞”，并沒有描寫它的聲調，因為“矣”一般是用在陳述句中，語氣平緩，沒有變化。所以也有在“矣”后再加另一語氣詞者，如今本《論語·憲問》：“可以為仁矣”，定簡本作“可以為仁矣乎”。但實際上，所謂雙重語氣詞僅是后面一個表示這一句的語氣，正因為前面的那一個沒有語氣功能，才加的另一語氣詞，并不是兩個都表達語氣。兩個甚至三個語氣詞連用，并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嚴格說不過是經典傳抄過程中的一種疏失而已。例如定州漢簡本《論語·子罕》“不可畏也”，句末只有一個“也”字；但今本《論語》在后面又加了個“已”字，變成了“也已”；而皇本、高麗本等六個版本則疊加成“也已矣”。由一而二而三，后人添加的痕跡非常清晰。有的研究者以為復合語氣詞表達的是一種復雜的語氣，其實不過是一種主觀想象而已，這種“復合語氣”在口語中是不存在的。比如有的研究者釋“也哉”是“表肯定和感嘆的語氣”，既然已經感嘆了，其中自然包含著肯定，根本用不著再來“復合”。今本《論語·衛靈公》“其禹也與”[90]，“也”是肯定語氣，“與”是疑問語氣，兩種矛盾的語氣連在一起，究竟想表達什么？口語交流中，說話的人語氣愈清楚愈單純對方理解得愈準確，用這種模棱兩可甚至矛盾的“復合語氣”來交流，難道不擔心對方理解有誤嗎？前人論語氣功能，有“疑辭”、“決辭”之分，從沒有說過二者能夠“復合”成另一種語氣。

　?。ㄈ┌l聲與不發聲

　　“之乎者也”既然僅是一種標點符號，它們起到的也只是指示作用，當然不必讀出聲音來，就像現代的標點符號也不能發音一樣。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論五言詩起源：“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把《滄浪歌》看作是完整的五言詩?！睹献印芬稖胬恕吩脑唬骸皽胬酥遒猓梢藻依t。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泵髅髦挥卸?、四句為五言，一、三句是六言，劉勰何以要將其視作五言呢？原因正在于一、三句中的“兮”字只是一個標志，其本身并不是一個音節，在口頭誦讀時“兮”字是不發聲的，它只出現在書面語中。宋徐鉉曰：“凡名‘兮’，皆上句之余聲也?！逼鋵嵰彩沁@個意思?！吧暇洹闭f的是指“兮”字前面的這一句，“上句之余聲”就是指這一句最后一個實詞的拖音，而非指“兮”字的拖音。唐人孔穎達《詩經·周南·關雎》疏云：“‘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91]他舉《詩經》中相關詩句，具體說明了這些“處末者”本身并非韻腳，它只是一個符號，標志韻腳應落在它前面的那個字上。“左右流之”、“寤寐求之”是“流”和“求”押韻而不是“之”，“其實七兮”、“迨其去兮”是“七”和“去”押韻而不是“兮”，“顏之厚矣”、“出自口矣”是“厚”和“口”押韻而不是“矣”[92]。余者類推。明清之際的毛先舒《韻學通指》亦云：“古詩歌以虛字收句者，用韻俱在虛字上一字，其虛字則余聲耳?！盵93]顧炎武《詩本音》除重申“凡《詩》中語助之辭皆以上文一字為韻”，并舉不入韻的句末語氣詞有“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等[94]。王力先生論《詩經》用韻也說：“如果句尾是一個虛字，韻就常常落在倒數第二字上?！盵95]按照今人的觀念，句末虛詞也是“字”，所以王先生才說“倒數第二字上”。但按古人觀念，“字”指實詞，虛詞只能稱“辭”而不能稱“字”，說“字上為韻”就是指虛詞前面的那個實詞。再證之以民國丁惟汾《毛詩韻聿》，“相爾矛矣”韻在“矛（幽侯）”上，“念我獨兮”韻在“獨（幽侯）”上，“以詛爾斯”韻在“爾（脂）”上?！疤撟植粸轫崱痹谏⑽闹型瑯舆m用?！墩撜Z》：“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韻腳分別為“欲”、“處”、“惡”、“去”；《孟子》：“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表嵞_為“病”與“長”[96]。“虛字不為韻”也就意味著虛字不發聲，虛字發聲就變成了虛字為韻。句末虛詞的所謂“語氣功能”，也只表現在提示前面的那個實詞的聲調變化，其本身并不需要發聲，這是與現代漢語語氣詞的重大區別。事實上，在一個口語中還沒有語氣詞的時代，作為一種人為的書面符號，不可能在閱讀時當作語氣詞而發聲。虛字不發聲不僅指句末語氣詞，也包括部分其他虛字。比如作為結構助詞的“之”字。從宋太祖譏諷“之乎者也”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宋代口語中的“朱雀門”，寫成書面語則為“朱雀之門”，“之”字在口語中并不發聲?！啊痢林`位”、“××之墓”，即使在現代口語中“之”字亦不需發聲，只需說成“××靈位”、“××墓”，此非求簡而省略，實為古代虛字不發聲之遺留。清人馮景《解舂集文鈔·補遺》卷二記了一件海外逸事，其云：“《論語》首章凡三十字。曩估客言，曾見海外盲儒發狂疾，刪去虛字十六，訓其徒曰：‘學時習，說。朋遠來，樂，不知，不慍，君子。’簡則簡矣，是尚為通文義者乎？”錢鐘書先生論虛詞之用，引此例以為笑談[97]。其實這位海外盲儒并非心血來潮，他因為是盲人，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學到的《論語》，而書面語中才有的部分虛詞在“口語版”《論語》中是不出現的，所以他也用這種沒有語氣詞的“版本”課徒，雖然在明眼人看來與“文義”有礙，卻更符合孔子課徒時的真實情景。馮景不解此中道理，譏諷盲儒“發狂疾”，這才是真正的笑話！

　　先秦經典語氣詞的缺失，除了傳抄的訛誤外，閱讀時語氣詞不發聲是一個主要原因。因為口誦不需要把書面語中的句末虛詞讀出來，所以經過背誦記下來的內容在原則上是沒有“標點”的，需要重新標注。前代學者早就注意到，凡引用它書的內容，往往缺失語氣詞，原因就在這里。比如上引《論語·里仁》：“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等句，《后漢書》、《晉書》、《初學記》等書引述時，全都不見了“也”字。何以如此？清人翟灝《四書考異》云：“案此‘也’字，唐以前人引述，悉略去，未必不謀盡同也?？质钱敃r傳本如此。”阮元非其說，以“古人引書每多節省”釋之[98]。日人島田翰亦云：“及刻書漸行，務略語辭，以省其工?！盵99]其實他們的解釋都不正確。真正的原因是，古人讀書時這些語氣詞并不發聲，而著文引書又多是背誦，于是落筆成文時語氣詞在引文也就不會出現。何休《春秋公羊傳序》曾提及“援引他經，失其句讀”問題，說明漢代就出現了這種現象?！笆渚渥x”原因就是因為轉引時丟掉了用作句讀的語氣詞，要想讓人正確句讀，就需要重加語氣詞；重加的語氣詞很可能與原文不同，這樣就形成了異文。但如果引述時是對書照抄而非背誦，則語氣詞就不會省去，異文也不會產生。例如吐魯番出土的卜天壽寫本《論語》有很多異文，其中句末或句中少“也”字者，占十分之八以上。研究者認為這種寫本其實是唐代私塾的學生作業，學生為了盡快做完作業回家，所以略去了句末的“也”字[100]。但真正的原因并非是學生偷懶，而是因為這種作業（也可能是試卷）是老師念書，讓學生默寫，老師念的時候語氣詞皆不發聲，故學生默寫出來的《論語》句末也就沒有“也”字。說學生默寫的證據是，這個寫本還有一些實詞的異文，如“周”作“州”、“忠”作“中”、“使”作“史”、“夏”作“下”、“猶”作“由”、“德”作“得”、“臣”作“辰”等，全是因為音同或音近而誤，這顯然是在聽寫情況下才可能出現的錯誤；如果是對書抄寫，一般應該是形近而致誤。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古代異文尤其是語氣詞異文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口語→書面語→口語的多次轉換中產生的。任何一部先秦經典，只要經過口傳和書面語兩個階段，在口傳階段都沒有語氣詞，但轉化為書面語后都加上了語氣詞，閱讀時要再全部“去掉”語氣詞（即不發音），重新轉化為書面語時再重加語氣詞（包括根據記憶復原本來的語氣詞）。陸德明《經典釋文·條例》云：“漢興，改秦之弊，廣收篇籍。孝武之后，經術大隆。然承秦焚書，口相傳授，一經之學，數家競爽，章句既異，踳駁非一?！盵101]“章句既異”的直接原因正就是“口相傳授”造成的。

　　今人閱讀古代經典時語氣詞也是發聲的，那么這種現象始于何時呢？為什么本來不發聲后來又發聲了呢？筆者認為是隨著語氣提示符號逐漸轉化為語氣詞而出現的。如上文所述，由于受到新出現的白話語氣詞的影響，原來充當斷句與語氣提示符號的“之乎者也”，正在向真正的語氣詞轉化。既然口語中已經出現了語氣詞，那么將先秦經典中的語氣提示符號當作語氣詞讀出聲音來，并沒有什么困難。一個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科舉。科舉在古代中國社會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整個文化的走向都受到它的深刻影響?？婆e科目在唐代一般有四種，即帖經、墨義、策問、詩賦。宋代雖稍有變化，但帖經、墨義在各朝都是不可缺少的，也是最吃重的科目。此二種主要是考察對儒家經典的掌握程度，因為這是書面語考試，無論是帖經的填空，還是墨義的回答問題，都要求用原典的書面語來回答。換言之，經典中的語氣詞已成為內容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考試中是不能遺漏的。比如墨義，考官列出某經典的正文，要求考生按官定注本的說法進行回答。如（原題)：“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謂四者何？”[對]：“‘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攲?。”（原題)：“‘見有禮于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盵對]：“下文曰：‘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鹋之逐鳥雀也。’謹對?！盵102]既然語氣詞也成為考試內容的一部分，考生在復習功課時，自然也要連語氣詞一起記憶。更何況，考生還要以文言作策論，“之乎者也”也是不可或闕的。所以考生在平時朗讀背誦經典的時候，會將句末語氣詞讀出聲音來，以強化記憶。久而久之，相沿成習，先秦經典中的這些斷句與語氣提示符號，逐漸變成了與口語中的白話語氣詞相對應的書面語語氣詞。像洪邁那樣清晰認識到“《毛詩》所用語助之字，以為句絕”的文人們越來越少，在更多人的觀念中，表達語氣成為“之乎者也”的唯一功能，原有的斷句功能逐漸消失了。比如陳骙《文則》分析先秦經典中的語助詞，完全是從語氣的角度，不提斷句功能，說明他對此點全無認識。這就直接導致了書面語重新產生了斷句的要求，甲骨文、金文中就已經出現的鉤識類的標點符號，本來在簡帛時代已被“之乎者也”這些文字化的標點替代，現在卻死灰復燃，重新進入書面語。敦煌出土的經傳變文及民間手稿中，就出現了多種斷句符號。宋代雕板業普及后，這些斷句符號正式登堂入室，成為書面語的有機組成部分。斷句成為讀書人的功課，《宋史·何基傳》謂基“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103]與前代零星或偶然使用的情況有本質不同的是，此時標點在某些著作中是全文使用，真正起到了斷句助讀的作用。最早全文使用標點的是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于每句句末以小圓圈點斷。岳珂在《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云：“監蜀諸本皆無句讀，惟建本始仿館閣校書式從旁加圈點，開卷了然，于學者為便?！盵104]他認為句讀始于宋代，而對“之乎者也”在前代書面語中的斷句作用毫無認識，而只當成一般的語氣詞。此種觀點在宋代很有代表性，說明始于春秋戰國的這種書面語符號，已蛻變為真正的書面語氣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