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文言體是我國古代書面語的主要形式，在二三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承載著古代文明的發展成果，對傳統文化的積累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按照傳統觀念與語言學基本理論，文言體既是使用或模仿秦漢詞匯和語法而寫成的，作為其明顯標志的“之乎者也”[1]一類文言語氣詞，理應是古代口語詞匯。但經過對歷代有關論述的推理分析，筆者得出一個出人意料的結論：“之乎者也”并非古代口語詞匯，而是人為創造的一種書面語符號，兼具斷句和提示語氣的功能；當唐宋之后的口語中出現了白話語氣詞之后，它才逐漸作為現代意義上的語氣詞使用于書面語。

　　【關鍵詞】之乎者也；標點符號；語氣詞；口語

　　【作者簡介】孟昭連，南開大學古代小說戲曲研究室教授? 300071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書面語有文言與白話之別。一般認為，文言之有別于白話，在于其使用的詞匯、語法等屬于先秦語言范疇，與時代口語有較大的距離；而白話則是唐宋以來在口語基礎上形成的。秦漢語言成分愈多，書面語的文言程度愈高；反之，則白話程度愈高。文言中有一批常用詞匯，如“之乎者也”一類語氣助詞，在文言語體中往往具有指標性意義，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言語體的外在標志。古諺云：“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2]意思是說，只要這些語氣詞用得巧妙，就能寫出好的文言。語氣詞在一種語體中往往具有特殊的作用，“啊嗎呢呀”在白話語體中的標志性功能同樣也很明顯。因為白話語氣詞來自口語，所以這類詞用得多，自然就提高了語體的口語化程度。文言書面語中的語氣詞是從哪里來的？似乎是個不該提出的問題。因為按照語言與文字關系的基本原理，文字是語言的反映，文言書面語中有語氣詞，說明口語中客觀存在著這樣的詞匯。比如郭沫若先生就說：“那些語助辭，如焉哉乎也者，其實就是當時的口語聲調。”[3]這種觀點是語言學家們的共識，從來沒有人提出過異議。但經過對古代語言發展過程的考察，筆者發現事實恐怕并非如此，文言語氣詞的“來路”頗值得懷疑。

　　一? 文言語氣詞的“產生”

　　關于中國文字的產生，雖然學界還有爭議，但公認甲骨文已經發展到成熟的階段。根據目前對甲骨文的研究，其中不乏各種語氣，疑問的語氣是最常見的。《左傳·桓公十一年》：“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說文》：“貞，卜問也。”卜辭是問卜的記錄，所以甲骨文中有疑問句是必然的。尤其是其中的命辭，大部分學者認為都是問句[4]。但這些問句中有沒有語氣詞，哪些是語氣詞，研究者的意見并不統一。老一輩學者如郭沫若、陳夢家、管燮初等先生都認為甲骨文中是有語氣詞的[5]。不過他們提出的語氣詞數量很少，只有“乎”、“不”、“才”（即“哉”）等幾個；而就是這幾個，也沒有得到國內外大部分語言學者的認可，隨著研究的深入，可以說這幾個“語氣詞”已經被排除。后來李學勤先生又提出甲骨文中的“抑”、“執”是語氣詞[6]，也沒有得到研究者的公認。事實上，甲骨文中沒有語氣詞已逐漸成為語言學界的共識。商代沒有語氣詞，不等于沒有不同的語氣，口語中可以根據聲調的高低、疾徐、輕重等來表達，可以不要語氣詞。比如疑問語氣，在口語中可以由聲調的升高來表示，肯定與感嘆的語氣可以由降調來表現。書面語無法表現聲調，不同的語氣則要通過其他方法，如詞匯形式、句式等來表現。但相對而言，語氣詞對確定書面語的語氣是最明確的證據。沒有這個證據，對古代文獻的內容與含義的理解可能產生困難。關于甲骨文卜辭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爭論，部分地也是出于這個原因。由于沒有語氣詞，有的國外學者提出了命辭并非問句的觀點[7]。

　　有關語氣詞的產生，王力先生《漢語史稿》有如下論述：“在西周以前，漢語可能沒有語氣詞。《馬氏文通》把語氣詞（他所謂“助字”）分為傳信與傳疑兩類，但是在西周以前，傳信可以不用肯定語氣詞，傳疑可以用虛詞‘其’字（原注：當時代詞和語氣副詞沒有分家）。《書經·多士》‘我其敢求位？’這種結構是從殷代就沿用下來的。此外，否定性的問句在西周以前也可以不用任何傳疑的虛詞。”[8]后來他又在《漢語語法史》中重申了這個觀點：“在原始時代，漢語可能沒有語氣詞。直到西周時代，語氣詞還用得很少。……春秋以后，語氣詞逐漸產生和發展了。”[9]王力先生在這里并未說明，所謂“漢語可能設有語氣詞”究竟是指口語還是書面語，但按照語言與文字關系的傳統觀念，我們可以合理地理解為他是兼顧口語與書面語的，即語氣詞在口語與書面語中都不存在。王力先生的觀點獲得了大部分研究者的贊同。比如郭錫良先生就說：“我們認為在甲骨文時代語氣詞還沒有產生，句子的語氣只能是由別的語言手段來擔任。”同時認為，“語氣詞是西周時期才產生的，最初是‘哉’字，然后逐漸產生了其他的語氣詞。”[10]

　　語氣詞產生于春秋以后，這是有大量文獻可以證明的。從《尚書》開始，《詩經》、《左傳》尤其是《論語》及戰國其他諸子著作，都有大量各類語氣詞。語言學家認為，這一時期“可以說表示各種語氣的語氣詞體系已相當完備”[11]。筆者根據郭錫良先生對先秦經典中語氣詞的統計數字，改制成下面這張圖表，想以更為直觀的方式，觀察先秦語氣詞的出現與發展情況。

　　根據此圖可以看出，在春秋中期之前的書面語中是沒有語氣詞的，圖中以“……”示之。《尚書》中只有三個語氣詞，一個“乎”字，七個“矣”字，116個個“哉”字[12]。《詩經》中增加到六個，《左傳》則上升到九個，《論語》增至十一個。《論語》中的語氣詞使用次數與字數之比在這幾部經典中是最高的，達57‰，也就是在1000個字中就有57個是語氣詞；《孟子》也有54‰。《論語》號稱“語錄體”，而《孟子》則是個人創作的書面語著作，語氣詞的使用居然如此接近，比較奇怪。下面幾部經典中的語氣詞使用量相差不多，在平均量34‰上下。由圖表中的高低走向，多少可以看出先秦書面語中語氣詞的發展軌跡，是從少到多，然后再平穩發展，似乎很符合事物的一般規律。

　　但引起筆者注意的是《論語》之前的這一時段。按照通行的說法，《尚書》、《詩經》成書于春秋中期或稍前，《左傳》、《論語》成書于春秋晚期或戰國初期，前后相差才二三百年，語氣詞卻從無到有，由少到多，迅速發展到完備的階段，這種“爆發”式的語言現象，應該如何解釋？是否符合語言的發展規律？從古至今，并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大家似乎都不認為這是個問題。考慮到上述幾部經典多多少少都與孔子有些聯系，孟子說“孔子懼，作《春秋》”，史馬遷謂孔子“刪詩”由來已久，《漢書·藝文志》也說《尚書》乃“孔子纂焉”，那么這十幾個語氣詞從在書面語中開始出現，到大量運用，也許根本沒用二三百年的時間，而是同時出現的[13]。假如事實果真如此，聯系到當下語言學家們的共識，文言語氣詞也是古代口語，那么這種現象就更加不可思議，問題也就顯得更嚴重。一個民族的語言，在二三百年間甚或在某一時間點，突然出現了一整套以前所沒有的語氣詞，那么它出現的最初動因是什么？在古代傳播手段相當落后的情況下又是如何在全民口語中迅速普及的？又是如何進一步在戰國書面語中廣泛運用的？筆者認為這些問題必須有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解釋，否則，以往有關此一問題的種種議論，豈不成了無的放矢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