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敦煌莫高窟參觀考察的人，一般都是到繪有壁畫的莫高窟南區，而很少有人去留意編號第1窟以北的莫高窟北區洞窟，因為這些洞窟沒有壁畫，也沒有窟門，洞中除了堆積的沙土，看上去一無所有。

　　從1988年開始，到1995年結束，敦煌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在彭金章先生的帶領下，對北區洞窟做了徹底的調查、編號和考古發掘，獲得了許多重要的收獲。經過這次細致的考古調查和發掘，莫高窟北區共有248個洞窟，其中243個是這次發掘過程中正式編號的，從B1到B243（B是”北”字的縮寫，代表北區）號，加上原本編號的莫高窟第461－465窟，北區洞窟的總數是248個。

　　北區洞窟過去曾被王道士、伯希和、奧登堡、張大千等人發掘過部分洞窟，他們或多或少地得到過一些以蒙元時期的回鶻文寫本、木活字為主的資料，大多數已經流散到國外。這次的考古發掘，不僅從整體上認識了北區的性質，也出土了許多珍貴的文物和文書。有關系統發掘的考古報告和出土文物的初步研究成果，擬編成三卷《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出版。

　　經過幾年的細心整理和研究，由彭金章與王建軍合著，敦煌研究院編纂的《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一卷（以下簡稱《北區石窟》），作為對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紀念的獻禮，已經在2000年6月由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出版。這使我們在讀到《敦煌莫高窟北區洞窟清理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10期）后不久，就可以全面地了解到北區部分洞窟的整體情況。在此，我們應當感謝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以及其他相關的學者和領導。

　　《北區石窟》按洞窟編號順序，對每一個洞窟的發掘情況和出土遺物做詳細的描述。第一卷包括B1－B94窟，預計2001年出版的第二卷包括B95－B173窟和原編號的第462－465窟，第三卷包括B174－B243窟和原編號的第461窟。

　　《北區石窟》第一卷分六章，每章由若干小節組成，每一節描述一個洞窟，內容包括洞窟位置、發掘過程記錄、洞窟形制、出土的人骨和遺物、時代和性質等方面的記錄和探討，附有每一窟的平面和壁面圖，同時有大量彩色圖版和黑白圖版展示洞窟外景、特殊壁面、出土遺物等圖象和材料。這些新發現的資料，對于從整體上理解敦煌石窟、南區和北區石窟的關系，以及從唐到元莫高窟地區的社會、文化面貌，都提供了豐富的文物和文獻印證。

　　從筆者最感興趣的文獻方面講，北區的考古發現，澄清了許多過去不夠明了的事實，也為我們研究唐、西夏和元朝歷史提供了新資料。

　　在《北區石窟》第一卷中，有不少屬于唐朝時期的珍貴文書，如B47窟出土的《景龍二年（708）告身》，陳國燦先生已有專論（《敦煌莫高北窟新出幾件文書跋》，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香港大學，2000年7月25－26日），為唐朝告身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印證。B48窟出土的《武周萬歲通天某年勛告》，也具有同樣的學術價值，而且殘留的戰陣名稱，可以幫助我們探討武周時期唐朝在西域的征戰史事。B47窟出土的《唐開元二十三年（735）后沙州檢勘丁租、腳錢、營窖錢糧牒》，是敦煌藏經洞和吐魯番出土文書沒有見過的珍貴文書，由于殘存文字較多，所以包含的新信息也更為豐富。對于此件，陳國燦先生也有專論（《莫高窟北區新出唐開元廿三年（735）后沙州檢勘丁租并腳及營窖錢糧牒的復原與研究》，2000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敦煌研究院，2000年7月29日－8月3日）。B47和48窟還出土了一些戶籍、帳目、牒文、名籍，都是研究唐朝政治經濟制度的重要參考資料。

　　漢文文獻方面也有重要收獲，B64窟出土的印本殘片（圖版九九），經核對為《資治通鑒》卷一六一梁紀十七太清二年條中的殘文，與今本一字不差。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最偉大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也曾傳到敦煌。

　　《北區石窟》第一卷還包括相當數量的回鶻文、西夏文、藏文資料，分別由研究這些語言的專家寫成附錄，即雅森· 吾守爾的《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出土部分回鶻文文獻概述》（一）、史金波的《敦煌莫高窟北區西夏文文獻譯釋研究》（一）、黃顥的《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出土藏文文獻譯釋研究》（一），其中尤其以西夏文的材料豐富多彩，有佛典，有典籍，還有世俗文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B53窟中與元代漢文文書、西夏文佛經、回鶻文殘片同出的有兩葉四面完整的敘利亞文《圣經·詩篇》，而且有回鶻文的夾寫，已經由北京大學段晴博士解讀，作為附錄四發表，夾寫的回鶻文則由張鐵山先生譯讀。這一發現，大大增加了我們對蒙元時期景教傳播的認識，也向我們提出了一些目前還難以解釋的新問題。

　　這些西夏、回鶻、藏、敘利亞文獻的發現，為我們研究敦煌地區西夏和蒙古統治的歷史，提供了豐厚的新資料。同時，還有一些漢文刻本佛經，有待斷定它們的來歷，即它們到底是中原的哪部藏經的散葉，一旦判明，我們就可以補寫西夏或蒙元時期敦煌與中原地區的關系史了。

　　北區發現的許多各種語言的文獻材料，對于我們利用一些非考古所得的北區文獻材料，尤為重要。以下試舉一例來說明之。

　　現藏敦煌研究院的《張君義勛告》，是六十年代中國文化部托人從香港購回，撥交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收藏的。與此同時，與張君義有關的另外三件文書，則被日本天理大學附屬的天理圖書館購得，現藏天理圖書館。大概在《張君義勛告》買出之前，日本學者有機會制作了一份影本，存于京都大學文學部。1956年，大庭修先生發表《敦煌發現的張君義文書》（《ビフリア》第20號，1956年），刊布了《勛告》和另外三件屬于公驗類的文書圖版、錄文和研究成果。由于《張君義勛告》的重要學術價值，不斷有學者加以引用研究。但是，這件文書的原藏者張大千在文書的跋文中說，他是從莫高窟前的沙土中偶然挖到這些文書的，因此，學術界對這件文書的來歷一直難以指明，甚至使人產生疑竇。現在，我們根據北區考古發現的文書，可以重新審視張大千的收集品。

　　據筆者管見所及，張大千的收集品目前主要收藏在日本天理圖書館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葛斯德圖書館（Gest Library）。天理藏品包括上述的三件《張君義公驗》、兩個已經裝裱的冊頁，一題《敦煌遺片》，一題《西夏回紇文斷簡》。這些冊頁中的內容，有西夏、藏、回鶻和漢文佛典斷片，有些是印本。我在《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08頁指出，這兩個冊頁所粘貼的材料，應當來自北區洞窟。而對于《張君義公驗》，則相信張大千的話，以為是從沙子當中翻騰出來的。現在，《北區石窟》第一卷表明，北區的不少洞窟的性質實際是瘞窟，而且B47和B48兩個洞窟都出土了與《張君義勛告》同樣性質的《告身》或《勛告》（見137-138、152頁），所以，《張君義勛告》和《公驗》文書應當也是出自莫高窟北區的某個洞窟，這四件文書就是當時的隨葬品。

　　葛斯德圖書館藏卷內容較為復雜，有唐朝的戶籍和其他官文書，有西夏文、回鶻文、藏文佛典，還有吐魯番出土的官私文書。張大千曾經在蘭州等地購買文書（見向達《西征小記》，收入《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所以不排除他的有些收集品是從市場上獲得的，如成組的吐魯番文書，應當是出土于吐魯番的，特別是其中有麴氏高昌時代的《衣物疏》，必定是出自吐魯番的墓葬。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張大千的收集品與新發現的北區文書從形式到內容都異常相似，比如兩者都有成殘塊狀的唐朝敦煌地區的戶籍，都有西夏文、元朝特征的回鶻文和藏文這些與藏經洞文書有著明顯區別的北區類型的文獻材料，還有同樣的唐朝告身或者勛告斷片。因此，葛斯德的藏品實際也是張大千從北區洞窟中挖掘到的。

　　張大千的發掘是盜寶式的發掘，沒有科學的記錄，但已知的材料已經不少，這批材料和北區新發現的材料屬于同一來源，有些文書可能屬于同組文書，在今后文書的整理工作中，應當充分注意北區新文書與天理、葛斯德圖書館藏卷綴合的可能性。

　　《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一卷的出版，是近年敦煌學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為敦煌學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編者除了做好自己的考古報告外，還邀約中國各個方面的專家，共同努力，基本解決了各種民族古文字的釋讀工作，使整個報告的學術水平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我們期待著《北區石窟》第二、三卷的陸續出版。

2000.8.1

原載《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178-1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