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李性剛，1949年生、蒙古族、大學文化，當過工人、企業管理者、國家公務員、中國注冊資產評估師；撰寫過大量資產評估報告、可行性研究報告、價格鑒證報告、各學科調研報告和政府專題規劃；在相關雜志上發表過多篇各類文章；著有長篇紀實散文《古道悠悠——中國西部古道游》和長篇小說《家之夢》；已完成《品讀美西》上下集文稿，正待出版。

一、命題的提出

　　2006年10月中旬，筆者在云游中國西部古道途中，來到了敦煌莫高窟。

2006年10月在九層樓下留影

2006年10月在莫高窟牌坊前留影

　　毫無疑問，我是充分利用，非常對得起花100元門票錢買來的被允許進入10個洞窟的參觀權，而且一直是紙筆在手，不停地記錄著。哪怕是在光線及其暗淡，甚至是完全無光的洞窟中，我也要摸著黑，以符號的方式記錄下導游講解的某些關鍵詞。

　　此前受秋雨先生《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的影響，莫高窟道士王圓箓的“罪人”形象曾長期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并一度也曾對導致無數國寶流落異國的責任人王圓箓義憤填膺，恨之切切。參觀完相關洞窟，我便恨不得就拿起筆，做刀槍，或者立即以唇為槍，以舌為劍，加入口誅筆伐的隊伍，朝著莫高窟近代史中的“罪大惡極”之人狠狠地擊去。

　　走出莫高窟，我有太多的問題要問，有太多的秘密要解，有太多的無奈和義憤想發泄。可惜我不是搞專業研究的，沒有條件、沒有水平、沒有能力、沒有義務、也沒有必要去把每個問題都弄清楚，把每個秘密都解開，何況有針對性發泄義憤的那些對象又都早已作古。可我不管是出于獵奇也好、求知也好、關心也好、發泄也好、管閑事也好，還是在結束我的整個古道行程之后便立即或翻箱倒柜，或出沒書肆，尋來大量故紙典籍，不惜數月熬更守夜，苦于燈下。尤其是對于莫高窟藏經洞國寶的散失經過進行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研究，終于使自己的腦子似乎清醒了一些，得出了一些尚不盡成熟，還處于朦朧階段的拙見、感受和體會，除了需要作進一步考證，以免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外，也需要找個適當場合把它們發泄、傾訴出來。

2006年10月在莫高窟留影

　　只不過，我確實無心，也無能用多少筆墨來介紹所看到和了解到的洞窟中的那些精彩壁畫、塑像和所有文化藝術瑰寶。

　　王圓箓成了莫高窟近代史中的“罪大惡極”之人。翻開敦煌莫高窟文化藝術史，幾乎所有中國的文人學者、歷史學家、地理學家、考古學家、宗教大師、各級政府、普通百姓，包括當代青年，凡是多少知道一點、膚淺了解一些、在白紙上寫下有關莫高窟國寶散失經過的，大都是以激烈的言辭，朝那個曾經“便賣”了莫高窟藏經洞文物的道士，那個早已作古的孱弱的湖北佬狠狠地抨擊、嘲諷，甚至是挖苦、辱罵。因為人們惋惜、抱怨、憤恨；因為偏見常常蒙蔽了判斷；因為當代青年們的稚嫩意識從中學開始，就被對王道士一邊倒的指責、誹謗、辱罵聲所淹沒，所蒙迷。

　　惋惜、抱怨、憤恨是可想而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此膽大妄為地出賣老祖宗留下的眾多國寶，在當今，槍斃他十回都死有余辜。

　　事情果真如此嗎？為了更進一步弄清歷史真實，還一段莫高窟的歷史真相，洗去潑灑在王道士身上的污濁，還他一個本來面貌，我于是產生了重訪莫高窟的想法。

　　2011年，是王道士羽化升天80周年。筆者很想在這一年復走敦煌，但遺憾沒能成行，直到2013年9月8日，才有幸再次來到莫高窟。可以說，此行是專為進一步考證并釋疑王道士其人其事而來的。

2013年9月維修中的九層樓

2013年9月拍下的榆林石窟全貌05

　　80多年過去了，歷史的真相早就應該大白于天下，歷史的遺恨早就應該消除，而80多年前當事者的功罪也是到了明判是非的時候。而今，莫高窟的硬文物依舊好在，沒有被風化消失，沒有被流沙掩埋，沒有被自然吞噬，還正在供我輩參觀賞析。可是，從藏經洞中取出的數萬件軟文物中的絕大多數卻散存于世界13個國家的30幾個機構和不少私人手中，至今無法回歸，有的甚至難覓蹤跡，令人扼腕嘆息。然而，歷史長河中的事實，不會因為我們的惋惜、抱怨、憤怒、甚至悲傷而改變，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尊重歷史，并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

二、王道士其人

　　王道士本名王園箓（也有文獻稱為王園祿），原籍湖北麻城縣。據《麻城縣志》載，咸豐六年（1856年）夏，麻城大旱，莊稼幾無收成。受生活所迫，幼年王圓箓逃離家鄉，輾轉流落至甘肅酒泉，于光緒初年入肅州巡防營當兵。

　　光緒年間，肅州是一個道教活動中心，當地道士習慣于在駐軍兵士中傳播道教教義。王圓箓在服役期間便皈依道教，退役后無家可歸，為解決衣食問題，遂蓄發受戒為道土，正式入道修行，道號法真。道中人尊其為“王法真”。俗人則習慣直呼為“王道士”或“王道人”。因王圓箓懷揣一顆菩薩心腸，常行善積德，也有人稱其為“王阿菩”。后來，敦煌縣長為嘉其功德，委任為道會會司，因此，亦有人稱其為“王會司”。

　　道人常云游四方。約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的一天，已入不惑之年的王圓箓云游至敦煌三危山時，發現了莫高圣境——在幾乎垂直的礫巖峭壁上，有許多昏暗的，其中布滿精美壁畫和雕塑的洞窟。王圓箓感慨萬千，急呼“極樂世界，乃在斯乎！”狂喜之下，他不顧自己的道士身份，決定長期居留于此。

　　其時，莫高窟一帶分為上、中、下三座寺廟。上、中兩寺為藏傳佛教喇嘛常住，以千佛洞為主體的下寺由于無人看管，久已荒廢，加之受西北風的長年吹打，流沙不斷從窟頂滾落流下，淤阻洞口，有的連洞門都已經被掩埋起來，有的被賊匪燒損，其蕭條破敗，不堪入目。

　　王圓箓隨即在下寺選擇一處可以遮風避雨的洞窟住下，開始主動義務對莫高窟加以看管，他以清理流沙，整修破損洞窟，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四出幕化為己任，以別人的功德錢和化緣為生。由于沒有文化，佛、道不分的他暗暗立下誓愿，要重振這里的宗教香火，修繕破敗殿宇，再塑菩薩金身。為了積攢建設資金，他不惜過著異常清苦的日子，節省每一筆開支，四處尋求布施。漸漸地，王圓箓以忠厚、質樸、誠信、謙和、刻苦、奉公贏得了和尚們和當地信眾的敬重，在并沒有任何人對他封號什么的情況下，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位負責任的佛寺住持，并始終如一地為莫高窟奉獻著自己的后半生。

　　眾所周知，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之間往往相互抵毀，以致發生格斗甚至戰爭。王圓箓是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卻是佛教圣地，歷來都應該是和尚們住守的地方。然而，上天偏偏把一個地地道道的道士安頓在佛窟里，讓太上老君的弟子為釋迦牟尼竭盡虔誠之心，奉效犬馬之勞。更令人不解的是，老天爺還特意把隱藏在佛窟里的秘密安排讓一個道士來發現，以致引出了悲劇性的歷史結果。這些古怪離奇現象，是陰差陽錯的巧合？還是佛、道弟子們歷來就具有包容兼蓄、大度寬宏之胸懷？

　　我曾看到過王圓箓在兩個不同時間段的兩幅不同照片。他是一個大約1.6米、有點清瘦的中小個頭。一幅照片是身著一件破舊不堪的中式棉袍的半身像。他兩手抱在肚前，袖口有棉花脫出；兩只手腕上露出來的內衣袖子各不相同，說明他穿有兩件內衣，各露了一條袖子在外面；頭上包一塊深色布巾，頭發掉在頭巾外，長齊耳邊，像一束亂草；留著一寸長的胡須，滿臉皺紋，面部表情敦厚中略顯呆滯。遺憾的是，這幅照片現在已經找不到了。另一幅是站在莫高窟某洞庭的廊檐之下，背景是一幅唐僧西天取經圖，身著道士長單衫的全身像。只見他頭戴圓形道士帽，一手曲于腰間，一手垂向地面，面帶笑容，顯得比前一幅年輕，表情輕松自然。兩幅照片表現的王道士一個共同特征是老實、忠厚，并無奸滑狡詐之感。

王道士在莫高窟某洞庭廊檐之下

　　王圓箓以中國農民對宗教極其單純的虔誠和勤勞負責的精神承擔對莫高窟的日常管理后，自覺踐行了三大任務：清理長期被落沙封堵的洞窟；率領僧眾四處奔走，苦口勸募，尋求布施；將募化得來的錢財盡其所能，搶救修復坍塌的洞窟和其中的塑像。敦煌地區人煙稀少，甚至數百里中無村戶，能夠獲得多少布施和化來多少善緣是可想而知的。而偌大的洞窟區需要投入巨額資材實施修繕，還要滿足和尚們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開支，也夠難為這個農民出生的道士了。然而，以對佛的一片虔誠之意，王園箓苦苦支撐著這塊圣潔之地，數十年一貫之，直至老去。

　　1900年6月22日，王圓箓及其伙計在清理流沙時偶然發現了掩藏在莫高窟第16窟壁畫背后的另一窟，即藏經洞。塵封千年的文化藝術寶庫隨之重現世間。

　　王園箓是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人。按照沙武田著《藏經洞史話》考證，藏經洞的發現經過大致有四種說法：一是人力清沙說；二是流水疏沙說；三是抄經人敲壁說；四是地震破壁說。但不管是何種形式發現的，王園箓至少都是發現者之一，這已經是基本無爭的事實。

　　有大量資料顯示，在發現藏經洞后的7年間，王園箓為保護莫高文物做出了局外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

　　發現藏經洞以后，王園箓被自己的發現驚呆了。雖然他壓根就不知道這些藏品的文化價值，但還是隱約感覺到這些東西應該是有用的。他首先請來了敦煌本地的紳耆征詢意見。通過大家商議認為，這是先人們的功德物品，應該妥善保存在原地。如果讓它流失在外，那就是造孽，是罪過，所以一致意見還是留在窟內為好。這是王圓箓發現藏經洞后迅速采取的第一個保護措施。

　　王圓箓采取的第二個保護措施是盡快向官府反映，并數次逐級寫報告、送樣品，要求將這些文寶交上級官府保存。他首先徒步50里，趕往縣城找嚴澤縣令匯報，并奉送了取自藏經洞的兩卷經文做樣品。誰知這位嚴縣令有眼無珠，王園箓碰壁而返。兩年多后，新縣令汪宗瀚上任。王園箓又挑選出一包經卷佛畫去拜見。對金石學頗有研究的汪縣令閱過，雖然驚嘆不已，但還是沒有對這些文物實施登記保護，只是寫信告知并寄贈了部分王園箓送來的經卷、畫像給甘肅學政葉昌熾。對金石學和古文書都有較高造詣，正在撰寫《語石》一書的葉昌熾得知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消息并看出其經卷的價值后，一方面函請汪宗瀚實地考察，協助他充實其著作范例；一方面建議甘肅藩臺衙門如數將其運至蘭州保存。令人遺憾的是，葉昌熾雖然識貨，也為此向省府寫了報告，但他本人卻始終也沒有踏上敦煌莫高窟一步。

　　這期間，由于王園箓并未收到任何官方回復，仍不甘心，于是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騎著毛驢行程800多里趕赴肅州（酒泉），找到他當年在巡防營當兵時的老上司，時任甘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不料這位在書法方面頗具造詣的道臺大人認為這些古代寫經的書法還不如自己的好，而對此不感興趣。盡管不感興趣，但廷棟倒是念及老部下從數百里之遙送來經卷之辛苦，后來還是把藏經洞的消息上報了甘肅藩臺，也建議藩臺將這些文寶運省妥藏。甘肅藩臺先后收到葉昌熾和廷棟文武二官的報告，再無理推脫，才于1904年以敦煌到蘭州路途遙遠，需耗運費量大，銀兩難籌為由，僅給汪宗瀚發了一張 “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的命令了事。

第一位確認藏經洞寶藏價值的葉昌熾

　　問事得事做，此后，王園箓從尋求布施、清沙運土、營建樓宇、供養和尚到承擔對文物的保管，擔子越來越重了。據一些文獻記載，王圓箓無法可想，后來又斗膽給清皇宮慈禧佛爺寫了秘報。然而，正值風雨飄搖之際的大清王朝哪還有心思顧及這等“小事”。于是，王圓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宣統元年（1909年），清廷得知莫高窟文物的價值后，決定將藏經洞存留文物運交京師圖書館保存，并承諾由朝廷撥款收購。由于王圓箓沒有及時收到款項，于是請人以他的名譽起草了一份《催募經款草丹》向朝廷催要。《催募經款草丹》全文如下：

　　道末湖北麻城縣人，現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圓祿敬叩天恩活佛寶臺座下：

　　敬稟者，茲有甘肅省敦煌古郡，迤郡東南方距城四十里，舊有千佛洞，古名皇慶寺。其洞在石山之側，內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萬萬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跡為證。至本朝光緒皇帝年內，因貧道游方至敦，參拜佛宇，近視洞像破毀不堪，系先年賊匪燒損，貧道誓愿募化補修為念。至[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響震，忽然山烈〔裂〕一縫。貧道同工人用鋤挖之，欣出閃佛洞一所，內有石碑一個，上刻大中五年國號，上載“大德悟真”名諱，系三教之尊大法師。內藏古經數萬卷，上注翻譯經，中、印度經《蓮花經》《涅槃經》《多心經》，其經名種頗多。于[光緒]三十三、四年，有法國游歷學士貝大人諱希和、又有陰〔英〕國教育大臣司大人諱代諾二公至敦煌，親至千佛洞，請去佛經萬卷。翼〔異〕日復蒙天恩賜銀壹萬兩。近聞其名而未得其款。已將佛工不得成就。區區小縣，屢年募化，至今創修寺院以及補塑佛像、重修樓殿等項費用，過銀貳萬有余。緣為經款，叩懇晴天佛祖電鑒，特修草丹上達，肅此。謹稟

　　《催募經款草丹》是現存的王園箓遺留下來的唯一紙本文獻。這篇自述性文字是上書給朝廷的，當然有自我表功和神化吹噓之嫌。但它至少可以證明，當王園箓第一眼看到莫高窟的破敗不堪時，便發出決心以終身相許，募化補修的誓愿。

　　從王園箓到達莫高窟至《催募經款草丹》起草之時，已經12年了。12年的實踐證明，王園箓一直以強烈的使命感信守著自己的誓言，他靠四處募捐，積攢錢財，聘請伙計幫助清除洞窟中常年淤積的沙子，修補毀損建筑，并且早已使昔日的莫高窟有了較大改觀。

　　關于王園箓在莫高窟的業績和苦勞，國寶騙買人斯坦因也有這樣的記述：

　　“王道士為此所付出的辛勤努力還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對這個洞窟的修復工作和他的虔誠的宗教信仰仍可以稱得上是費盡心機的……。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清除這些流沙，修復大殿需要付出熱心、恒心和苦心。而這一切，全都由我身邊的這位待人和氣、身體孱弱的道士四處化緣，募得錢財來解決，其間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這段文字，已經把王園箓在莫高窟的艱難、耐心、執著、主動、負責盡顯紙上，而且充分證實了他對自己曾經許下“誓愿募化補修”的諾言是認真實踐，自覺履行，切實兌現了的。

　　縱觀王園箓的一生，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都是在饑餓、孤獨與凄楚中渡過的；人到中年，本以為可以依托莫高窟獻身宗教事業，以此了卻殘生，卻又因為藏經洞的發現而一度名揚中外，大紅大紫，輝煌無限，從一個極貧極弱之人變成了敦煌巨富，變成了一個“貧苦的富翁，作惡的善人，貪婪的施主”這樣的畸形人；晚年卻瘋了，或者至少是不得不靠裝瘋賣傻度晚年。美國人華爾納在寫給斯坦因的信中是這樣說的：“有好名聲的王道士卻因藏經洞晚節不保。”原因是變賣了敦煌國寶，不幸又一落千丈，成了個臭名昭著，聞名世界的“大罪人”，以致于將要留下千古罵名。一個并不具備文化素養的、長期生活在一小塊沙漠綠洲之上的、思想境界僅僅局限在一心只想為佛獻身的、卻又處于高度思想壓力、輿論壓力以及當地村民為了向他索錢而以死相威脅壓力之下的、極其卑微渺小的王園箓，晚年之凄慘景象，由此可以想像。

　　1931年農歷四月十八日，這位頗具爭議的文盲道士終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以81歲高齡壽終正寢，羽化升天。按照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后不該建塔。然而不同的是，王園箓走進佛窟，為釋迦牟尼虔誠奉獻了近40年犬馬之勞。其徒子徒孫們感念他的功德，為他修建了一座莫高窟最高最大、相對氣派的土塔，并立了一方木碑，在墓志上記錄了他的人生歷程。王園箓墓志全文如下：

　　大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誌：

　　民國二十年古七月三十日為吾師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門弟子咸愿碑記行略。請命紳嗜，眾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師姓王氏，名園箓，湖北麻城縣人也，風骨飄然，常有出世之想。祠以麻城，連年荒旱，逃之四方，歷盡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潔，稽首受戒，孳孳修煉；迨后云游敦煌，縱覽名勝；登三危之名山，見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極樂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宮以為樓鶴伙龍之所。又復苦口勸募，極力經營，以流水疏通三層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此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事也。嗚呼，以石室之密，錄千百年而出現，宜乎，價重連城，名馳中外也。觀其改建三層樓、古漢橋，以及補葺大小佛洞，積三十余年之功果，費二十多萬之募資，佛像于焉莊嚴，洞宇于焉燦爛，神靈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層佛樓，規模粗具，尚未觀厥成功。陸前縣長嘉其功德，委為道會會司以褒揚之。令者，羽輪雖渺，道笵常存；樹木墾田，成績卓著，道家之香，大可繼門徒之隨侍，有資，實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絕食練形而后為之飛升哉。

　　千佛洞太清宮徒子趙明玉、徒孫方至福稽首瑾誌。(標點為筆者所加)

王道士塔陵上的木質墓志銘

　　關于對藏經洞發現者王園箓的真實記載，進入筆者視野的，除了前述《催募經款草丹》外，就是這篇墓志銘，共兩章文字。此外，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圖記·發現藏經洞》中有較詳細的描述，再就是《伯希和西域探險記·敦煌藏經洞訪書記》以及華爾納在給斯坦因的信中提到過。其余有關王園箓的文字，則全是后人對他褒貶不一，以貶為主的評說。

三、國寶的散失

　　讓我們翻開歷史，看看莫高窟國寶是在什么情況下被王園箓“賣”掉的。

英國人斯坦因

　　首先，當年騙買莫高窟文物的主要當事人——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文獻中亦見“司代諾”）在他的《西域考古圖記·發現藏經洞》中非常詳細地描述了他“買”寶的全過程。從中看出，斯坦因絞盡腦汁，竭盡引誘、欺騙、布施等凡是能所用其極之卑劣手段來對付那個老實巴交的文盲道士，最終使得其騙子加強盜的行徑得以成功，并先后兩次從王道士手中騙買大量國寶運至大英博物館。其次，法國人伯希和在《伯希和西域探險記·敦煌藏經洞訪書記》中對騙買莫高窟文物的過程也有介紹。他們生前對于王園箓為人處世，人格品德的評價，應該都是歷史的真實。因為這些當事人既沒有必要粉飾王園箓，更沒有必要向他身上潑臟水。因此，他們對于王園箓褒貶的文字描述應該是可信的。

　　以斯坦因這個“買寶”第一人為例，通過他在騙買文物過程中的有關自述，看著這個騙子在莫高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實在令人發指，令人怒火中燒。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達敦煌時，還并不知道發現藏經洞的事，只準備在敦煌補充給養，對莫高窟作簡單考察后離去。但不久，就從一位定居敦煌的烏魯木齊商人口中知道了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事，于是引發了他的濃厚興趣。斯坦因如是寫道：

　　“這批無價之寶據稱當時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個道士負責看管。于是我倆（斯坦因和他雇請的漢語翻譯蔣孝琬，人稱蔣師爺。筆者注）作了周密審慎的計劃，準備用最為妥善的辦法去獲取這批寫卷。”

　　3月16日，斯坦因來到莫高窟時，王園箓外出化緣了。一個小和尚無意間給他看了一卷精美的寫經。斯坦因雖然不懂漢文，但從外觀便感覺到這種寫本很古老，很珍貴。于是他決定一邊先去考察敦煌西北的長城鋒燧遺址，一邊等待著王道士化緣歸來。

　　5月15日，斯坦因返回敦煌時，正值莫高窟年度廟會，每天來觀光敬香者眾多。為了不引起人們的注意，斯坦因沒有輕舉妄動，又在敦煌縣城呆了幾天，并利用這段時間詳細查看了莫高窟地形，了解了值守藏經洞的小和尚的性格、舉止和警惕性，為獲得寶物做足了功課，動盡了腦筋。

　　可以推斷，王園箓一定是已經得悉或猜到了斯坦因來莫高窟的目的，對這個他此生第一次將要見到的，屈居于帳篷之中的外國“高官”（其護照標明他是英國教育大臣）是誠惶誠恐，有所戒備的。因此，5月21日，王園箓一回到莫高窟，第一件事就是用磚塊代替了原本的木門，封堵了藏經洞的入口，以此來應對斯坦因的到來。對此，斯坦因寫道：

　　“我忍不住看了一眼通往藏經洞的甬道。上次參觀時，我看到它的狹窄入口處還是用粗糙的木門鎖著，而現在令人沮喪的則是已經完全用磚給砌了起來。……我內心看來是要經歷漫長而痛苦的折磨。”?

　　斯坦因與王園箓初次接觸后感覺到：“他是一個孤傲的忠于職守的人，見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緊張，臉上不時露出一絲狡猾機警的表情。”

　　藏經洞對斯坦因的吸引力之大，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決定放手一搏，我應允蔣師爺可以給王道士一筆款子，四十錠馬蹄銀，必要時可以翻倍，以換取全部的經卷。”但是當斯坦因短暫地接觸王園箓以后，認為王并不是一個可以輕易用金錢可以收買的人。他說：“從一開始我就感到他是個不好對付的人，用金錢來收買顯然是不可能的，這會傷害他的宗教情感。”

　　時間就這樣一天天地過去，斯坦因始終無法進入藏經洞，內心充滿了矛盾和焦慮，于是他寫道：

　　“王道士始終不答應讓我們看一下全部經卷保存情況的請求。他惟一應允的是讓我們看一看他手頭的幾份卷子，而且還加上了許多限制條件。蔣孝琬急于想替我要到其中的一兩份卷子，結果使得王道士很是心煩，我們的全盤計劃一下子面臨告吹的危險。”之后，斯坦因甚至一度不敢直面王園箓。

　　又在斯坦因指使蔣師爺單獨與王園箓進行幾次交涉后，王園箓才在一天夜里，拿出一卷寫經，說是借給斯先生看一看，研究研究。當斯坦因急不可耐地翻開佛經時發現，原來，這卷寫經正是由玄奘從印度帶回并翻譯的漢文佛經，并落有玄奘的親筆落款。玄奘是斯坦因最崇拜的人。斯坦因這時才敏感到，難怪每當他向王園箓描述自己沿著玄奘的足跡穿越沙漠時，平靜的王道士就會流露出興奮入迷的表情來。由此，斯坦因窺探到了王園箓崇拜玄奘的內心秘密。但是由于語言和文化差異，王圓箓和斯坦因經常發生口角，而每當倆人關系瀕于弄僵時，斯坦因就用極其蹩腳的漢語給王園箓講玄奘的故事。斯坦因通過這份經卷獲得了如此多的關于莫高窟文物的信息，于是他頗有感觸地說：

　　“有一大批古代寫卷等待著去被發現的念頭，像一塊巨大的磁石一樣吸引著我。”通過對王園箓的進一步接觸了解，斯坦因對他作出如下評價：

　　“王道士頭腦簡單，信仰卻很執著。”

　　“王道士顯然也喜歡聽我談論他（指玄奘）。”

　　“王道士盡管對佛教知之甚少，但卻和我一樣，對唐僧頂禮膜拜。”

　　斯坦因窺探到王園箓崇拜玄奘的內心秘密并感覺到其心理防線有所松動后，便決定以此作為突破口，故意尋找關于玄奘的話題在王的面前提起，以便能引起他的共鳴，并編造了一個離奇的神話來欺騙這位無知的、頭腦簡單且十分迷信的王道士。斯坦因通過蔣師爺告訴王，古時的唐僧把佛經從印度取回來，而今，斯先生這個玄奘的信徒正是從印度來的，是受唐僧的在天之靈所托，意欲將這些古代經卷重又取回印度。

　　不識字的王園箓并不知道他僅僅是給斯坦因“看一看”的這個卷子居然會與唐僧有關，并且斯坦因還是奉唐僧的在天之靈所托，前來東方取經的。要不然，他們怎么會知道唐僧翻譯的佛經存放在莫高窟的洞中呢？

　　接著，斯坦因又找機會與王就共同崇拜的偶像作了一次長談，為投其所好，還安排王園箓站在剛請工匠畫完不久的唐僧西天取經圖前拍攝了一張照片。

　　關于此節，斯坦因事后用如是嘲諷的口吻寫道：

　　“正是唐僧的在天之靈將這些密室藏經托付給對佛經一無所知的王道士，以等候我——從印度來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實信徒的來臨。”

　　“我聲稱是玄奘的在天之靈讓我榮幸地來取得這批數目巨大的藏經和其他圣物。這些藏品有些可能與他到印度朝圣的活動有關，而這些藏品又是由他的另一個崇拜者（指王道士）保管著。當我們站在繪有唐僧西行取經圖的通道里時，我特意將他的注意力引向那幅唐僧牽著滿載經書的坐騎從印度返回的場景。這是一個最好不過的規勸，讓他同意我的將這些由他發現仍藏在密室中的經卷帶走供西方學者進行研究的請求。”

　　王園箓聽說斯先生是奉唐僧的在天之靈所托，前來東方取經的，其心理防線完全被兩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特級騙子給攻破了。他想，既然斯先生是奉唐僧在天之靈所命來東土取經的，那我得趕緊打開密室，先讓他們把唐僧的有關經卷選出來。王園箓唯恐怠慢了這位唐僧的使者，終于虔誠地打開了藏經洞的大門，讓斯坦因得以進入密室，對大量文獻進行翻閱、選擇。

　　斯坦因用了這樣一些語言來表述當時的情形：

　　“我甚至產生了要將所有的藏品帶走的想法。不過，這一要求顯然有點過分了。于是，我極力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將挑剩下的那部分還給他，以便騰出地方讓他拿出更多的藏品來供我選擇。”

　　“我在語言學方面的不足，使我不可能在匆忙中從卷牒浩繁的漢文寫卷中將那些最有價值的卷子全部挑選出來，甚至不可能將混在其中的非漢字卷子一一分揀出來。但最令我擔心的還是王道士膽小怕事，猶豫不決的性格，保不準什么時候他會警覺和猜忌起來，在我還沒來得及卷走所有珍藏之前，突然關閉這個密室。我一面竭盡所能地趕工作進度，一面還得擺出漫不經心的模樣來，以免讓王道士意識到他手中的這批東西是無價之寶。”

　　為了進一步誘導王道士能對清理出來的文物經卷放行，斯坦因苦心積慮地設計著一個又一個圈套。他這樣寫道：

　　“拘謹而老實的王道士終于放下心來，我也為之感到快慰。”

　　“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勝任對這批經卷進行研究的重任，所以應該將它們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學者來進行研究，這也是一件積德積善之事。作為交換，他還將獲得一筆捐贈，用于資助洞窟殿宇的修繕。”

　　“5月28日日暮時分，全部藏卷終于被運了出來。”

　　“當全部24箱沉甸甸的寫卷和另外5箱繪畫等藝術品安然運抵大英博物館時，我才如釋負重地出了一口氣。”

　　歷史就這樣無情地捉弄了王園箓。可憐的道士終于輸給了盜賊，終于鑄成了大錯，終于留下了千古罵名。

　　斯坦因事后寫道：“記得那是很熱的一天，外面空無一人，我在蔣師爺的陪同下來到藏經洞前，在那里見到了王道士，他顯然還有些緊張和不安。他鼓足勇氣打開密室門洞，借著道士搖曳不定的燈光，我睜大了眼睛向陰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見一束束經卷一層層堆在那里，密密麻麻。”

　　其實那時，王園箓心里陷入在痛苦的矛盾之中，他的心情是很復雜的。

　　斯坦因曾向王園箓許諾要捐獻一大筆錢給他作修繕廟宇之用。但正如斯坦因所說：“他既擔心他的圣潔的名聲因此而受到玷污，同時又不愿放棄一個為他修繕廟宇洞窟提供捐贈的好機會。這對他衷心珍愛的功德事業很有利，但必須以付出他所認為的無用的那些古董為代價。看得出來，王道士一直都在上述兩種選擇之間猶猶豫豫，舉棋不定。”

　　“王道士一再表示，這些藏卷的丟失遲早要被施主們發現，而這些施主們又都曾為他的清理修繕活動捐贈過資財，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一旦被施主們察覺，他花了8年時間辛辛苦苦掙來的好名聲將化為烏有，他一生的功業也將毀于一旦。”事實上，王園箓確實一直擔心這些藏卷的丟失遲早會被曾為他的清理修繕活動捐贈過資財的施主們發現。因此，他始終猶豫不決，甚至在一瞬間作出了非常英明的決定。斯坦因如是寫道：

　　“次日一早，我準備從那些普通漢文卷子中再作搜尋，尋找頗具價值的中亞文字文書。到了那里，卻遺憾地發現滿懷疑忌的王道士干了一個通宵，將所有藏卷全部運回密室中去了。”

　　好哇！如果就此打住，也許會避免了一場大錯，歷史也就改寫了。可誰知，王園箓終究還是敗在了這個奸詐無比的斯坦因腳下。斯坦因后來寫道：

　　“為了盡可能地消減王道士的擔憂，同時也為了留下我進行布施的實物證據，我安排王道士在一個已遭廢棄的小窟里樹立了一尊玄奘的塑像。”

　　當然，斯坦因與王園箓的這場心理戰，斯坦因戰勝了愚昧無知的王園箓，成了大贏家，他事后對此戰驕傲地回憶道：

　　“為此我付出的代價是4錠馬蹄銀，約合500盧比。當我今天回過頭來檢視我用4錠馬蹄銀換來的無價之寶時，這筆交易簡直有點不可思議。”

　　是啊！斯坦因僅僅花四錠馬蹄銀，折合白銀200兩，便買得莫高窟大批珍貴文物，并將其運回英國，繳存于大英博物館。

俄國人伯希和

伯希和在藏經洞中

　　就在斯坦因滿載而去10個月后，以伯希和為首的法國探險隊來到敦煌。這時的王園箓應對外國佬的手段，比起一年前與斯坦因打交道，似乎更從容、更老練、更貪婪、也更足智多謀。

　　伯希和寫道：“在我首次訪問莫高窟時，收藏這些文獻的龕被鐵鎖緊閉，王道士不在那里。我在敦煌城見到了他。他許諾將陪同我前往石窟，以向我出示他發現的那些東西。但他到達得稍晚了一些。鑰匙留在了敦煌。我只好再繼續等待。”

　　依筆者分析，王園箓推說鑰匙掉在了敦煌并不可信，這也許是他尚未思考成熟如何應對伯希和而不方便立馬陪同前往莫高窟而想出的脫身之計。王園箓也許正在思考，如何才能在伯希和手里拿到比斯坦因更多的捐贈。但是，時年29歲、精通13國語言的伯希和一口流利的漢語很快就與王園箓溝通了思想，并贏得了道士的好感。

　　伯希和后來寫下了這樣一番話：

　　“道士還補充說，我的這位同行（指斯坦因：筆者注）還另外給他個人留下了一筆錢，他稱之為一筆相當可觀的錢，以使他出讓其中更多的寫經。能聽懂別人言外之意，總會有好處！我于是便決定了自己將要采取的程序。三月三日，鑰匙終于到了，這是天主教封齋前的星期二（狂歡節的最后一天），我得以進入了‘至圣所’（即藏經洞。筆者注）。”

　　原本他非常擔心捷足先登的斯坦因已經將寶貝搜羅一空，但伯希和很快發現，因為斯氏不懂漢語，從而給他留下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東西。

　　伯希和這樣評價王園箓：“……非常幸運，王道士是個沒有文化修養的人，屬于熱衷于搞建筑的修道人類別。為了建塔，他特別需要銀兩。”

　　這句話的潛臺詞無非是說，王道士沒有文化修養，頭腦簡單，為了修建，又渴望得到捐贈，這種心態可以更加隨心所欲地被他愚弄。于是乎，1908年5月27日，伯希和用500兩銀子騙買走6000卷經卷。

日本人吉川小一郎

日本人大谷光端

　　此外，1912年，日本吉川小一郎到莫高窟，用白銀350兩買走400余卷經卷，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用白銀500兩買走570余卷經卷。

　　這樣，王園箓先后出售敦煌文物共計四大宗，得銀1550兩。

美國人華爾納

　　十多年后，美國人華爾納來到莫高窟。這時的莫高窟早已空空如也。華爾納在1926年12月26日給斯坦因的信中說到：“我曾經給王道士贈送了一點銀錢，只有75兩，可是這個數字也被夸大到10萬銀圓，村民們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這筆錢。王道士當然拿不出這筆現金來，于是村民們就以死來威脅他。王道士只能裝瘋賣傻，才躲過了這場災難。”

　　除了華爾納的75兩銀子屬于贈送的以外，外國人從莫高窟騙買文物案主要是以上四宗。歷史還記載了幾起莫高窟文物散失毀損事件，有的與王園箓有關，有的是他所無法抗衡的，應該判定為與他無關。

四、背景、假設與評說

　　因為精通漢語而更加識貨的伯希和不知出于炫耀亦或是別的什么心理，在離開莫高窟一年多以后，于1909年9月4日，在北京六國飯店將隨身攜帶的一箱敦煌寫本精品公開展覽，其中有：《尚書釋文》、《沙州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敦煌碑贊合集》等典籍。其時，有學部侍郎寶熙、參事江瀚，國子丞徐坊，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京師大學堂總監劉廷琛、經科監督柯劭忘、教習兼學部編譯局次長王仁俊、教習蔣斧以及學者羅振玉、董康等眾多官界大佬和學界名流前往參觀。一時間，參觀的官員和學者們大驚不已。消息很快震動了整個北京學術界，并引起了中外的驚愕和輿論的嘩然。

　　學者羅振玉立即將此事件報告了學部左丞喬茂楠。喬當即指令羅振玉代表學部擬電報，命陜甘總督、護理甘肅都督毛慶蕃立即查封敦煌藏經洞，并將所余遺書悉數解運京師，移交京師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筆者注）。

　　剛剛到任的甘肅藩司、代理巡撫何彥升接到學部電報后，急命敦煌知縣陳澤藩點查剩余經卷，依令解運京師。而此時，距藏經洞發現已過去整整9年。

　　宣統二年（1910年），劫余敦煌遺書從敦煌啟運。陳澤藩派傅寶書、武相臣兩人負責運卷大車的押運。有史為證，在押解途中，凡所經之地，當地官員便隨意抽取挑選，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為掩人耳目，一些人還將完整經卷一撕為二，以沖抵數目，致使敦煌遺書嚴重損毀，待運抵京城，共移交學部18箱，編號計8679卷。

　　官府將莫高窟經卷運送北京所導致的大量散失事件，曾經使王園箓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事件，地方官員如此貪心，又如此狠心掠奪，占為己有，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所以，當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園箓對斯坦因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是這樣記述的：

　　“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鐘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后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40錠馬蹄銀。筆者注），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后，他怕極了，于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從斯坦因這段話可以看出，按時間先后順序來推理也可以看出，王園箓在得知莫高窟經卷即將查封運走的消息后，確實又私藏截留下近千卷。因為賣給日本吉川小一郎和斯坦因第二次的近千卷經卷是在敦煌遺書從敦煌啟運之后，這就是作出此判定的理由和根據。在王園箓看來，他寧肯把全部卷子賣給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來，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讓卷子受此毀損。

　　由于20世紀初處于多事之秋的中國一直遭受列強的欺凌，由于清政府腐敗無能導致社會的動蕩，當然也由于王園箓的愚昧無知和清理、修繕、營建莫高窟，希望能留名百世的虛榮心太切，才導致被后來學者們譽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考古史上四大發現之一的大批敦煌遺書和莫高窟中的諸多珍寶先后被沙俄人勃奧魯切夫、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端和吉川小一郎、俄國人奧爾坦布魯等捆載而去；而中國官員腐敗無能，以權謀私，更加劇了這些文物的流失，確實令國人痛心疾首，羞愧難當。一個泱泱大國，連老祖宗存放于區區小洞之中的國寶都看守不住，何顏之有？這既是敦煌藏經洞的悲哀，也是道士王園箓的個人悲哀，更是當時積弱中華民族的悲哀。

　　我們再來回憶一下，當莫高窟被發現后，王園箓曾挑出一些寫卷和絹畫，送給各級政府的官紳和士大夫們，希望能引起官府的重視。但是，官僚們除了根據自己的好惡選留用作收藏和饋贈外，沒有哪級政府對這些廢紙殘絹感興趣。王園箓仍不甘心，仍未卻步，依舊一次又一次吶喊，一次又一次帶上經卷，騎上小毛驢……直到甘肅藩臺以敦煌到蘭州的運費難以湊齊為由，下發了一張 “就地封存”的命令后，他才不得不停止了已經歷時7年的漫漫上訪路。

　　我們能否這樣一想。當藏經洞初被發現時，如能引起當局重視，湊幾個運費，運進國家圖書館，這些故事和遺憾不都沒有了嗎？然而清政府卻推說“湊不起”運費！就連被強盜們劫掠后剩下的不足萬件，在運送北京過程中也都被各級官紳截拿2000余件。因此筆者認為，是各級官府對王圓箓的一片熱忱表現冷漠，對他發現的寶藏根本不當回事，著實讓王道士心灰意冷并誤導了這位文盲道士。在熱臉無數次貼上冷屁股的無奈之下，王圓箓心想，既然這批黃紙殘絹不能引起官府的重視，也許它們確實并無多大價值，我何嘗不可以用其換回一些銀錢來資助洞窟的清理和修繕呢？

　　斯坦因曾經這樣寫道：“我應允蔣孝琬可以給王道士一筆款子作為交換條件。……王道士可以拿了這筆錢告老還鄉，享受安逸的晚年。或者，他可以用這筆錢來修繕廟宇，來換取更多的功德和榮耀。”

　　誰說不是呢？王園箓完全有條件拿著這些錢離開莫高窟，去戒還俗，回到自己相對于敦煌更豐饒富庶的湖北麻城老家去，當個富豪鄉紳、娶妻納妾，安享晚年。然而，早就灰心利祿的他并沒有這樣做。在王圓箓眼里，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給的錢同他四處化緣求來的資財一樣，屬慈善收入，每分每厘都必須用在該用的地方。所以，當斯坦因第二次來到時，王園箓主動拿出支出賬目，讓斯坦因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把他“捐助”的銀子全部用在了功德事業上。這就是王園箓對待錢財和他所信奉的宗教事業的態度。

　　有足夠多的資料記載，王園箓拿到斯坦因等人的“捐贈”和“施舍”后，補葺了千佛洞；新塑了玄奘塑像；營建了太清宮；重塑了斑駁不堪的所有金身；重建了五層樓閣以保護大佛；修復了古漢橋（現已不存。筆者注）；綠化了環境；墾田開地以自給自養。其中，王圓箓將千佛洞中殘損的佛像收集在一起修了一座“千相塔”，廷棟還為此專門撰《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記》鐫刻在紀念碑上。

　　在外人眼里，王園箓在變賣莫高窟文物時表現得十分貪婪，但他“貪婪”所獲得的每一分錢，卻從來沒有用于自己的享受和揮霍，而是全部用在了莫高窟的維護保養和修繕清理之中，這早已是當地人以及他的同事們所有目共睹的事實并成為敬其人格的依據。在當年那種時境下，作為一個道士，尚能心安理得地自覺看守這荒原僻地的宗教圣地，已經著實不易了！

　　敦煌文寶流散于世界各地，造成重大損失，自然是極大地傷害了國人的自尊心。站在國家利益、民族價值觀的立場來看，我痛恨王道士，我唾罵斯坦因，我詛咒這些外國強盜和騙子。但藝術無國界，若站在人類共同遺產的角度來看，當年劫掠這些敦煌文寶的當事人雖然可恨，但歷史證明他們個個都堪稱為君子。他們不但沒有讓這些文寶毀損流散，更沒有將其據為己有，而是歷盡千辛運送回國，完整地上繳到自己的國家，收藏在國家級的博物館、圖書館中，得到了妥善保護，至今尚在，成了人類的共同財富。

　　而反觀那時的中國，則是另一番景象。在斯坦因到來之前，無論王園箓怎么奔走，怎么吶喊都無人重視。當伯希和把敦煌文物公諸于世后，當朝命官們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是，各級官紳非但不考慮如何加以保護，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有人拿著它求官，有人拿著它賣錢，有人拿著它收藏傳后。試問，要是這些國寶全數留在當時的中國，沒有斯坦因等人和王道士這一節故事，到現在還能剩下幾張草紙，幾塊殘絹呢？

　　如此說來，究竟是誰保護了敦煌文物，誰是千古功臣？又是誰毀損了敦煌卷子，誰是真正的萬代罪魁？對此，當年的王道士自有他的看法，現今的中國后代們也該自有他們的公論。

　　正是因為藏經洞的發現，才有了今天敦煌學的產生。因此可以肯定地說，無論什么人發現藏經洞都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發現，都是一種功蓋千秋的巨大貢獻，都應該理所當然地獲得國家的褒獎。

　　王圓箓拜佛重道，把賣經卷得來的錢全部用于修繕莫高窟。在他質樸的內心，如其保護一些對他來說并不一定有什么實用價值、派上什么大用場的古舊經卷，何不如做一些諸如修橋、補路、建殿，為菩薩神靈塑金身等積善積德的實事呢？要知道，那些藏于洞室中的經卷是國寶，被王園箓搶救修復的實物主體也是國寶。何況，處于20世紀初的中國，舉國皆雨，哪還有一片干爽的土地？甚至幾乎國之將不存了啊！圓明園不是國寶嗎？圓明園內沒有國寶嗎？英法聯軍尚且敢于把寶物搶走之后再點一把火給你燒了。對比之下，王圓箓倒是干了一件兩全齊美的大好事，還能用軟文物換回白銀1500多兩，并以此保住硬文物。這樣一來，既保住了文物軟件，又恢復了文物硬件，誰能否認呢？否則，這些洞窟還能有幾個可供開放給我輩去參觀、去欣賞、去學習、去研討？這已經盡到一個農民、一個道士、一個文盲的責任和良心了，我們還能苛求他什么？在那種時代。

2013年9月拍攝的保存完好的洞窟區

2013年拍攝的保存完好的洞窟區

　　筆者且不說80年前的王道士保護文物有功，至少他近40年如一日遠離貪腐，辛勞為公，虔誠信仰，一貫始終。歷史并沒有記載王園箓私自占用了出賣老祖宗遺產而換來的一分錢。至死，也就是一身道士長衫，一頂圓布帽，便被他的繼任們裝進了洞群外面的道士塔，僅比赤條條來到這個世界時多了一身表明他身份和信仰的道士服。

　　王園箓的功過是非，亦或是“罪人”的悲劇永遠值得我們回味。

　　歷史是由諾干事實壘砌起來的堅實大廈，不能憑著個人的好惡和想象去臆造，更不能隨意抽取其中的幾塊椽子，幾節梁柱拼湊出另一個模型來。對待歷史人物，唯有實事求是，才是具有理性思考的文化人所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和道德良知。不是嗎？我們既不應把敦煌文物的流失責任歸因于任何個人，只能看作是歷史對整個舊中國的嘲諷；我們更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標準去審視甚至苛求王圓箓，他一個平凡人在那個時代是很無奈的，能盡其本分，力所能及地保護他心中神圣的信仰，就很不錯了。我這里借用一位文友的話說：“不思考歷史的民族、社會和個人都是不幸的，因為同歷史遺忘癥引起的傷害相比，往昔的創傷其實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把王園箓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理解，去考評，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但愿我輩都能正視那段歷史，還王園箓一個本來面目，以慰他的在天之靈。

五、幾句累贅話

　　更多地考證和研究了王園箓其人其事，俯首走出新建的“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的大門，回頭靜視著一群如蜂窩狀分布的數不清的洞窟，心里久久不能平靜。微風吹過崖巖下濃蔭密布，綠草茵茵，花香鳥語的坦平谷地，數十棵合抱粗的百年老樹依舊樹影婆娑。我猜想，這些大樹想必就是當年王道士及其僧眾們種下的。如今，老樹依舊在，沒了植樹人，不免有幾分惆悵。

新建的“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

花團錦簇的平坦谷地

老樹依舊樹影婆娑

　　80多年了，王園箓與一般逝者一樣，早已化作了一抔黃土。唯一不同的是，那位于莫高窟大門外的圓形黃色土塔，比其他圓寂僧人的塔陵稍大，比一般百姓的土墓稍顯光鮮而已。當然，人們肯定不會相信這是王道士的直系子孫所為，因為眾所周知，他是個斷子絕孫之人。

2006年10月攝下的道士塔

莫高窟前的道士塔林

　　再次來到并無旅游標識的王圓箓墓塔前，我愛恨交加，終于，還是把雙手合上，舉過胸前，把腰勾成90度，向這位頗有爭議的已故道士行了個合十鞠躬禮。口中喃喃道：“王道士，安息吧！你生活在那樣的時代，處于那樣的環境，做了那樣的事情，落得那樣的結果，就讓人們去評判吧，指斥吧，抨擊吧，反正你已經作古升天了，俗人們要怎么說，你還管得了嗎？

筆者在王道士塔陵前

　　西域狂躁的風卷黃沙，彌蒙了逝去的歲月，卻抹不掉塵封百年的史痕；
　　沉睡千年的黃紙殘絹，被裹挾到世界各地，異口同聲訴說著哀婉宿命；
　　馬蹄銀那慘淡的光芒，至今還折射出幾多悲涼，幾多憤懣，幾多怨恨；
　　定格在人們心湖深處的，是道士長衫遮蔽的身影和那早已散盡的體溫；
　　唯有這座稍顯高峻的土塔，在風沙的頌歌中，合吟著一曲含冤的故事；
　　那音韻，似乎在向子孫們訴說一個不堪回首的時代和無法逃避的履程；
　　歷史總歸是歷史，由不得憑空臆造，需要的是理性思考，把因果厘清；
　　有悖于文化業者基本職業道德和做人準則的是：罔顧事實，人云亦云。

本文主要參閱和引用書籍、文獻：

[英]奧雷爾.斯坦因著《西域考古圖記·發現藏經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姜波、秦立彥翻譯；

[法]伯希和等著《伯希和西域探險記·敦煌藏經洞訪書記》，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耿升翻譯；

沙武田著《藏經洞史話》，民族出版社出版；

陳萬里著《西行日記》，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4年1月于貴州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