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與《世說新語》：士族文人政治心態對比論

南開大學　寧稼雨

　　世家大族經濟實力的迅速膨脹，必然導致其政治欲望的增強。但世家大族步入政壇的情況并不像從前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都是所謂門閥政治。實際情況是，從曹魏時期開始，世家大族便開始在政治上尋求利益和地位。
但到西晉為止，士族并不具有與皇權分權的能量。只是在在八王之亂，西晉滅亡之后，世家大族才坐收漁利，進入國家最高權力核心，形成與皇權分權的局面。這就是近年來有些學者所謂東晉門閥政治
。本文打算強調的是，士族從角逐政壇的時候開始，無論是處于覬覦政權的企望爭奪時期，還是在占據權力核心的門閥政治時期，均對政治呈現兩種截然相反然而卻又融為一體的態度，一方面是拼命地接近政治權力核心，另一方面卻又極力作出淡漠和疏離政治的架式。令人容易產生誤解的是，士族對于政治這兩種不同的態度在不同的史籍中得到了不同的記載和反映。有的偏重其熱衷政治者，有的則偏重疏離政治者。其中既有多寡之別，也有好惡之分。于是人們容易把自己看到的有限的記載士族政治態度的文獻視為全面情況。這就需要對這兩方面的材料加以對比，在對比中看到士族政治態度的全面情況；并充分注意到不同的記載取向對于士族乃至整個文人人格構建的作用和意義所在。
作為魏晉文化的百科全書，《世說新語》對魏晉以來的士族政治行為作了多方面的反映。但有一點卻往往為人們所忽視，如果把《世說新語》、《晉書》和《資治通鑒》及其它魏晉歷史的史書中的有關部分放在一起作一比較，就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在《世說新語》之前或者同時，已經出現大量記載魏晉歷史的各種史書
，但《世說新語》的編者很少從中選取有關魏晉士族在政壇上角逐爭戰的事件，而是將對于這些角逐爭戰表示厭倦和疏離的精神取向作為自己編書的主要取向；而《晉書》的作者則雙管齊下，既把那些軍政大事作為主要線索，同時又大量吸收了《世說新語》中的遺聞故事；相反，那些接近史實的內容卻在很大程度上為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所吸收，使《資治通鑒》成為史家可以信賴的信史。這大概可以作為湯因比那句名言的一個注腳，"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學家的著作往往都印上了他本人及其時代的痕跡。那么，后人對他們著作的研究，就需要在他們著作本身與其所要反映歷史的落差中去正確地認識那個歷史和作者本人。就《世說新語》而言，就是要弄清從正史角度看，魏晉士族政治心態的真實情況是什么？《世說新語》所反映的士族政治心態又是什么？二者之間有何差異？對這種差異的認識對于歷史文化的研究有何意義？這些問題連同上述第一個問題的深入認識，庶幾會對《世說新語》及其所反映的魏晉文化有較為深層和立體的了解。

神女與寡婦——對魏晉文學中兩類女性形象的文化審視

華中師范大學 李建中

　　魏晉文學中，以“神女”和“寡婦”名篇的賦有近二十篇。對于以男性為主體的魏晉詩人來說，美艷而歡愉的神女與孤寂而摧傷的寡婦，分別寄寓著他們熱烈的追慕與冷靜的憐憫。神女之“艷”與寡婦之“怨”是魏晉文學中的女性角色定位，因艷而生思慕與因怨而生憐憫則是魏晉詩人對這兩類女性形象的體認。“神女”、“寡婦”這兩類女性形象，并未真實地反映那個時代正在覺醒的女性意識，是滯后于那個時代的。征之以文獻，可以見出魏晉時期無論是美艷的少女還是新寡的嫠婦，并非全是恪守禮教而甘作男性或艷羨或哀憐的對象，而常常能夠大膽、主動地追求自由和愛情。魏晉時期的女性形象為何有這種“現實”與“文學”的反差？答案是：當現實生活中的女性意識已經隨著漢魏之際的文化轉型而發生深刻變化的時候，魏晉文學的“神女”和“寡婦”卻一如既往地唱著昨天的歌，并千年不變地承傳著古舊的文化心態。魏晉的“寡婦”還是《唐風·葛生》中的寡婦，北方的哀怨，禮教自律下的哀而不傷、怨而不怒；魏晉的“神女”還是宋玉為楚王所賦之神女，南方的艷樂，顧女師而自持，艷而不放、樂而不淫。而這種由男權文化所預設的“女性意識”，借助著“美艷”（神女、美女、采桑女等）與“哀怨”（寡婦、出婦、離婦等）的文本，在“憐香”、“憫孤”之心態的支撐下，流行于幾千年的文學而很少遭遇文化意義上的審視與批判。

論南朝文學之“抒情”

北京大學 汪春泓

　　羅師宗強先生在其《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敏銳地捕捉到“南朝重藝術特質的文學思想傾向”，愚弟子再搜尋一些相關材料，以體會羅師之卓識。漢代詩學體現于《詩經》學，其抒情闡釋可以《毛詩大序》為代表；而南朝抒情之特點，融入了創作主體空間性地域轉移，即作者北南更替的重要因素，此是抒情觀念發生根本轉變之關鍵。
一、由先秦時期從個體之“身”到國家之“事”思想模式來探尋《毛詩序》“抒情”之結構層次。 古人探討問題時，如《毛詩序》的思維方式是“是以一國之事，系一個之本，謂之風。”而一人之本即“身”直至“心”，《周易·系辭下》等往往以身及物，循微見著，由近至遠，由內至外，這也是古人之共識，諸子百家莫不習慣于這樣的思維模式。
二、董理《毛詩序》產生所依附的重精氣養生之歷史文化背景。 養生重乎圖精，這是更深層次的衛生要義，而圖精與性情之調適有緊密的關系，談論情性離不開圖精問題。
圖精養生思想尤其突出地表現在齊稷下學派著作中，如《管子·心術下》等，似乎在先秦兩漢諸子百家均耳熟能詳，所不同者在于，入世的一派，從此“體”出發，盡量凸現其“用”的一面；而出世的一派，則竭力圖守其“體”，防遏觀念的紛亂與法令滋彰。降至漢代，其影響依然深廣。
三、根據《毛詩序》之政治與文化立場，考察其“抒情”特徵。 《毛詩序》從個體之心理狀態，窺測國家政治之良窳，無疑是承繼了先秦以來“圖精養生”政治哲學的思維習慣。
因此“故變風發乎情，此乎禮義”;，此“禮義”更有不營擾圖精之衛生及人生哲學層面的含義，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便顯然存在著形成先秦兩漢文藝思想面貌的一個非國家政治因素，而更偏于養生衛生之范疇，必然在漢代影響到文學抒情觀。
四、文學抒情觀念在魏晉時期的演變。 文學抒情性的逐漸確立，與“文學自覺”是同步發展的概念。文學抒情的發展，建安時期可以看作非常重要的一環，然其內在動因還是由于天人關系發生了動搖。
承建安文學思潮之緒馀，抒情于人生之意義，其地位空前上升。降及南朝，曹植輩還顧及的“禮防”更徹底崩塌了，對此應視作南朝士人抒情的新特點，兩漢以來圖精養生觀在南朝出現斷裂，這是地域文化差異使然，而此種差異自然要落實到文學創作主體來考察。
五、與圖精養生觀徹底決裂文化背景下的南人之抒情。 這歸根到底應從南士儒家經學貧瘠來找原因。南人在文壇凱起，非在深厚的經學氛圍中生長的南人，其人生觀、人格及生活情趣都表現出與北人不同的特點，情感恣肆，標新立異，更接近于自然本真的生命狀態。南朝文學的“抒情”，正是在這樣新的文化學術背景下展開。
沈約是南人文學開風氣的人物。蕭綱的文學主張也可一言以蔽之，曰：突出文學之抒情本體；是宣泄性的，無所顧忌的，他與圖精說完全不同；他是憑藉宣泄，以重建心理平衡，并達到各種情感的滿足。梁元帝蕭繹文學觀與蕭觀大致相同，圖精之禁忌，至此一變而成為內心之享受。蕭子顯講“委自在機”與“獨中胸懷”，抒情便成為文學真生命之所在了。?

牟宗三先生論嵇康的名理

臺灣成功大學博士研究生　陳立驤

　　本文旨在對牟宗三先生間于嵇康名理的論點作一說明與省思，希望藉此：一則能了解牟先生是如何看待嵇康的名理；二則牟掘發出牟先生論點中可能潛藏的問題；三則也能透視出本文對這些問題的學術觀點。

　　本文共分成三部分進行：首先是說明“名理”一詞，在牟先生用法中的意義為何；其次是對他關于嵇康名理的論點作一簡述；最后再對他的說法作一省思，以呈現出它的精彩與限制所在，并完成本文的論述。

大明泰始——從元嘉體到永明體的漸變階段

福建師范大學　陳慶元

　　南朝宋文帝元嘉時期和齊武帝永明時期，是我國古代詩歌發展的兩個重要時期。前一時期，謝靈運詩的自然清麗，顏延之的情喻淵深，并方軌前秀，垂范后昆；后一時期，沈約、謝眺、王融等創造了體制較為短小、講究聲律且易于涌讀的新體詩，更在詩歌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但是，從元嘉到永明，中間還有大約三十年的時間，這就是齊梁史學家和文評家所說的大明泰始時期。

　　大明，宋孝武帝年號，共入年（457-464）；泰始，宋明帝年號，共七年（465-471）。大明泰始，是繼宋文帝元嘉之后兩個時間相對較長的年號。齊梁史學家將其直稱，有代表從宋文帝劉義隆謝世至宋亡的一個歷史時期之意；如果從詩風的衍變嬗替來看，這個時期似還可伸延到齊初的建元，即齊武帝登基的永明為前。

　　顏延之生于晉太武帝太元九年（384），比謝靈運還大一歲，卒于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而比謝還多活了二三三年（謝華于元嘉十年）。顏詩情喻淵深，然用事太多，傷于繁密。大明、泰始中，顏詩影響很大，以至有“于時化之”，“文章始同書鈔”（《詩品·序》）的效應。

　　鮑照一般被視為元嘉詩人，然而在元嘉之后，鮑照還生活了十三、四年，也就是說他的創作生命，將近一半是在元嘉之后的大明泰始時期。鮑比顏、謝的小二十歲，其元嘉中的少數五言的雕藻有顏的影子，出水行旅詩也有受謝影響的痕跡。元嘉之后，其五言似更趨于流暢自然。大明泰始中，鮑照與湯惠休矚意荊楚艷歌，并相倡和，創作了不少輕清的奇作，至有“鮑休美文，殊已動俗”（《詩品》下）的巨大反響。

　　顏與鮑休美文之爭，當在元嘉末至孝建期間。顏過世后，顏仍有很大影響。但是，自大明之后，隨著朝廷內外對俗樂及吳歌西曲的激賞，鮑休美文更標出一時。

　　活躍于大明泰始前后的宋代詩人，還有羊璿之、袁淑、張永、何偃、劉義恭、戴法興、王微、謝莊、王僧達、劉駿、劉鑠、劉宏、蘇寶生、吳邁遠和孔宦等。

　　卒于齊梁但在大明泰始中已有相當成績的詩人，有蕭道成、道猷上人、釋寶月、檀超、謝超宗、顏測、張融、卞彬、謝朏、沈約和江淹等。過去我們研究文學史，多以他們的卒年將其劃入某一朝代，例如江淹，說他是梁文學家、詩人，其實江淹現存詩作大半作于宋。因此江淹等在劉宋的作品，也應列入本課題研究的視野。

　　《南宋書·文學傳論》在論述謝靈運、傅成應璩（顏延之）、鮑照三體后，描繪了一種心目中理想的詩體，“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排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子顯所述的詩體，似與永明體為近。永明詩人除聲律為其獨創外，與子顯所論之謝、顏、鮑三體都有所承繼。子顯又說，“顏謝并起，乃各擅奇，休、鮑后出，成亦標世”，休鮑活躍在大明泰始中，故于永明體影響最為直切。其中“雜以風謠，輕唇利吻”，正是大明泰始中休、鮑的特色；而“委自天機”，“言尚易了”，在休鮑美文中已見其端倪。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試論陶淵明的少年形象

臺灣成功大學　陳怡良

　　陶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顆熠熠明星，是“隱逸詩人之宗”，是“田園詩派宗師”，亦是古今大賢之典范，高風亮節之象征。其所以垂諸不朽，千秋傳誦，主要是在人格與作品兩端，倘若缺其一，即不足以成其偉大。王國維即以為“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德性，始能產生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文學小言》），可見高尚而偉大之作品，須有高尚而偉大之人格濟之，兩者息息相關，不可分割。

　　孟子曾去：“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萬章》）有關陶淵明之生平，諸如名字、里居、年壽或作品系年，又或中、晚年之生活、感受等，后人討論甚多，雖難免爭訟不已，仁智互見，欲是愈辯愈明，愈能將某些疑惑，加以?
厘清，而對奠定淵明人格成長關鍵，及建樹其詩文思想基石之青少年時期，卻少有人去探討分析，此毋寧是件遺憾之事。

　　所謂“三歲定八十”，一位詩人作家，由于世系、家世、出生環境、先天稟賦之差異，其青少年時代之思想、生活、人品、涵養等，亦有不同，從而看出彼輩成長后，在性情、際遇、處世、待人、學養、詩文創作等方面，亦隨之有別，由此決定其一生之榮枯、命運，青少年時代之重要性，由此可見。

　　以魏晉南北朝時代之文學人物而言，像曹植，“生乎亂，長乎軍”，習武且為文，“年十余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魏書·陳思王傳》），所過的是貴公子生活，宴飲游樂，擊劍田獵，讀經賦詩。像左思，出身寒門，少年時，即學書法，并學鼓琴，惟均未學成，后受父親鼓勵，勤加學習，涉獵甚廣，惜“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游，以閑居為事”（《晉書·左思傳》）。另如謝靈運于東晉顯宦世家，為謝玄之嫡孫，生下后送往錢塘道士杜明師家代養，家人多喚其“客兒”。“幼穎悟”，“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宋書》本傳）。謝靈運少年得志，放蕩不羈，生活是席豐履厚。曹、左、謝三人的青少年時代，依上述，出身、個性、環境等，有極大之差異，后來在遭際、事業、創作、命途上，果然，大大有別。

　　至于青少年時期之淵明，又是如何呢？在物質生活上，淵明自云“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與子儼等疏》），或顏延之言淵明“少而貧苦，居無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陶徵士誄》）。性格輿志向，是“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歸去來辭并序》），“弱不好弄，長實素心”（《陶徵士誄》），“總發抱孤介”（《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擬古》）”，“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詩》），又或“少懷高尚”（《蓮社高賢傳》），“少有高趣”（蕭統《陶淵明傳》），不過更重要的，是淵明的青少年時期，雖“逢運之貧”（《自祭文》），“閑靜少言”（《五柳先生傳》），卻能“無樂自欣豫”（《雜詩》），保持樂觀之心情，喜樂之心境。“欣豫”，是和諧自在，處變不驚之涵養，亦是珍惜生命，創造人生之泉源，因此個人依據有限之文獻資料，塑造淵明青少年時代之形象，是：一、貧苦磨練，少年老成。二、閑靜少言，克之自重。三、不適俗韻，性好丘山。四、志大氣豪，行俠仗義。五、委懷琴書，涵養高趣。六、孤介不阿，與物多忤。七、質性自然，任真自得。八、溫良仁厚，愛人及物。

　　而在結論中，個人除再強調“欣豫”是淵明青少年階段所以能善處逆境，樂觀奮斗之素養外，更進而稍作探討，研判出有助于淵明奠定其青少年時代之人格、性向的五大因素，是：一、天賦秉性。二、生長環境。三、父母庭訓。四、讀書有得。五、學術思潮。而后作結。

晉南北朝時文壇上的摹擬之風

南京大學　周勛初

　　近人論文多反對摹擬，有的甚至于認為這是沒有出息的表現，但魏晉南北朝人卻并不如此看。江淹擬古享大名，鐘嶸《詩品》評江淹，名列中品，云是“文通詩體總雜，善于摹擬”，亦示褒揚之意。

　　檢閱魏晉南北朝時的作品，如陸機、陶潛、謝靈運、何遜、庾信等著名詩人，都有摹擬之作。綜觀其時文壇上的摹擬之風，可以說有三種情況。

　　一、形式上的摹擬

　　這種方壇上的摹擬之風，形成于漢代，但到漢末魏初，由于時代的劇變，文壇上涌現出一股充滿激情的創作熱潮。摹擬之風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擬人化的摹擬

　　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之作，成了后人學習的典范。謝靈運有《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即擬魏太子（曹丕）、王粲、陳琳、徐干、劉楨、應瑒、阮瑀、平原侯植八人之詩。鮑照集中留下了眾多的摹擬作品。這類詩，前加“擬”、“紹”、“效”、“學”、“代”、“為”等字。《文選》中的司馬相如《長門賦》，蘇、李詩，李陵《答蘇武書》，都為魏晉南北朝人的擬作。

　　三、風格上的摹擬

　　從謝靈運對鄴下文人的摹擬而言，小序中表示他對所擬的對象已在風格上進行探索。其后有阮歲兵體，陶彭澤體，謝靈運體，謝惠運體，吳均體等說。他們在文壇上獨標一幟，從而被他人所賞識，所仿效。

　　魏晉南北朝時文壇上所積累的經驗似可說明，摹擬與創新之間并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如處理得當，協調進行，則兩不相妨，反而可以相互促進。返觀目下文壇，則似嫌摹擬之功淺而創新又太過，也就是俗話所說的一味求新而根底淺簿，以致文學界多文筆稚拙而故作艱深之作，書畫界多龍飛鳳舞近于鬼畫符之作。

從黃金到土泥：中古時代的清談與俊辯

黑龍江大學　范子燁

　　中古時代是盛行清談的時代。在中古時代的文人生活中，清談占有重要的位置。通過對清談的考察，我們可以清晰地觸摸到那一絢麗的時代的脈搏。本文結合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前人及時賢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古時代的清談文化重新進行了全面的探討。文章的主體部分包括：

　　上篇《清談的歷史還原》。在上篇中，本文論述了四個問題：第一，清談的起源與分期，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也探討了南朝的清談問題；第二，對“清談”詞義的考釋，如“清談”的語文學溯源以及“清談”的多義性問題；第三，對清談之方式的研究，具體涉及了口談與筆談的關系，口談的場所、音調、“番數”和基本模式，口談與佛家“講經之制”的關系、口談的審美境界以及口談中的“通”的問題；第四是對清談之器物，即麈尾和如意的考察，重點揭示其源流并彰顯其文化意義。

　　中篇《清談與中古辯風》。在中篇里，本文探討了兩個問題：第一，漢魏之際的辯風，包括對東漢、三國時期的辯風以及劉邵的辯學理論的考察；第二，兩晉和南朝的辯風及其與清談的關系。

　　下篇《清談中的玄學內容和言語游戲》。在下篇中，本文討論了兩個問題：第一，“三玄”之學以及與玄學有關的若干主題，主要涉及了清談的玄學內容，如“圣人有情否？”，“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等問題；第二，嘲戲：清談中的言語游戲，重點論述嘲戲的起源以及晉代士林的嘲戲之風，并闡明對于嘲戲的總體認識。

　　另附《參考書目》和《參考文目》。全文約計15萬字。?

六朝模擬曹植詩作研究

香港城市大學? 鄭滋斌

　　魏晉六朝，模擬詩作的風氣很盛行，從數量來說，當時最受詩人模擬的首推古詩，其次是阮籍的《詠懷》詩，再次的是曹植和班婕妤的作品。其他像《楚辭》、劉楨、嵇康等人的作品，被擬作的雖然并不多，總是模擬對象。六朝人模擬曹植詩歌，有泛擬、專題模擬和局部模擬三類。通過模擬，說明曹植在六朝文士心中的地位。不過，所擬作的內容，較多是曹植早期的思想，與朋友間的感情，以及與鄴下文士的生活，較少留意曹植在黃初以后的生活和感受，可見六朝人自有其詩學或美學觀點。

　　然則研究模擬曹植詩歌的情形，首先可以明白曹植在六朝詩壇的位置，文論家與創作者的不同觀點；其次，可以藉此了解模擬者的心態、目的，以至于美學觀點。

簡介韓國古活字本《世說新語姓匯韻分》

韓國延世大學　金長煥

　　《世說新語姓匯韻分》是韓國所藏的希罕版本。這篇小論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全面考察《世說新語姓匯韻分》的刊行背景、版本、刊行年代、體例、收錄范圍等等，把它列入于“世說學”之論場。

　　可能是統一新羅時期傳入韓國的《世說》，在高麗時代，很受文人墨客的重視。至朝鮮時代，從國王到文人墨客大力宣揚《世說》的價值，廣泛受容之于他們的文集。尤其在肅宗年間，用朝鮮之國字顯宗實錄字來刊行《世說新語補》。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世說新語姓匯韻分》應時聞世。

　　韓國現藏幾種《世說新語姓匯韻分》的版本，都是用顯宗實錄字體木活字來刊行的十二卷本。這版本可能是在朝鮮肅宗三十四年（1708）和英祖（1724~1776在位）年間刊行的。

　　《世說新語姓匯韻分》以《世說新語補》為底本，突破篇目分類的舊本形式，以確立獨創的體例。其主要體例特征如下：①“分門以姓，分姓以韻，合書事實于各其名下。至如復姓、亡名氏、緇流、女從，亦各類分焉”。②“于其首見者，并錄其始終，而隨其語意之所歸宿，主著互字，客著詳字，以備參考。”③“舊注亦有傷煩之病，故略加訂刪”。④“姑取每[舊本]題一字，標印于章下，以寓存古之意。”⑤此外，又表記朝代于表題人物之上欄，按朝代分別登場人物。這種體例就是在《世說》版本史上古今罕見的。

　　《世說新語姓匯韻分》收錄的表題人物是七百六十一名，收錄的故事是一千三百七十三則，時代范圍是秦代末到元代初的一千五百馀年。收錄故事的總數，比《世說新語補》少六則，但是其內容基本上與《世說新語補》無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