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與《楚辭》的文本解讀關系

天津人民出版社　臧策

　　80年代末的一次屈原學術研討會上，我曾宣讀了一篇題為《屈原——東方的奈煞西施》的論文，此文以精神分析的方法解析了屈原的自戀傾向，包括自戀化的政治觀、自戀化的求女、自戀化的異裝癖、“愛國”以及水死等深層心理動因。當時曾引起廣泛的討論，但因未多考證，理論化傾向過重，亦為不足。雖然如此，我們仍覺此一思路不差，但應建立一個大前提：那就是分析對象的文本性。

　　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屈原，主要是從自司馬遷《史記》以后的歷史文獻中記載的簡略而模糊的行狀，作為戰國末期屈原的原初史料所見甚少。在這樣一個事實面前，屈原研究最重要的范疇不是屈原本身，而是《楚辭》文本本身。建立了這樣的一個認識基礎，本文將就以下幾個問題做粗淺的論述：

　　一、關于屈原生平行狀的思考。在《史記.屈原列傳》記載屈原的生平行狀之前，沒有完整的資料，甚至幾乎沒有正規的史料提及屈原其人。司馬遷又是根據什么來講述屈原的呢？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想，任何歷史描述都只能是“敘事”，也就無法擺脫其“文學性”，這在文史不分的古代就更為突出，所以，《史記》中的屈原必然是重塑了的理想化形象。

　　二、關于屈原作品傳世的思考。戰國末期，沒有“楚辭”這個概念，“楚辭”這一概念最早記載是《史記.張湯列傳》，《楚辭》的結集是劉向完成的。也就是說，漢以前，屈原的作品還不是經典，而且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可以肯定的屈原的代表作品大都是流放之際所創。其傳世方式與史官所記官家行狀是不能同日而語的，此其一。當時的文本載體是簡冊，至漢代始有“帛書”。可以肯定的屈原的作品自戰國末傳遞到漢代，其簡冊的數量之大是可以想見的——屈原的這些流放期間的民間創作，如果是以簡冊作為載體流傳到漢代，是有諸多不可想象的問題，所以，它在民間口耳之間流傳的可能性應是不可忽視的。這就存在著從戰國到漢代流傳過程中的文本變異現象，此其二。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楚辭》注本是東漢時代王逸的《章句》。王逸《章句》對屈原作品的注解是以儒家政治倫理為規約的人格理想重塑，也就是說，通過解讀文本重塑的屈原和原初的屈原應該是本體和再造的關系，此間的疏離是不言而喻的。這就出現了與文本變異相對應的文本解讀過程中的形象重塑，此其三。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文本中的屈原與文本所指涉的那個久遠的歷史時空之間已失去了必然的聯系，因此那個歷史時空的屈原及其作品的原初形態是什么樣子，都成了缺乏直接證據的懸案，只有新的史料出土，方可解明此懸案。屈原在漢代的重塑和改寫就成為“屈學”或“楚辭學”研究中不可忽視的問題。

戴震的《楚辭》研究

淮北煤礦師范學院　郭全芝

　　《屈原賦注》是戴震的楚辭研究成果，它體現出戴震獨具的經學思想。戴震以研治儒家經典為其治學中心，注屈原賦是因為彼乃“經之亞”。戴震為樸學大師，治經重視考據，《屈原賦注》也以名物訓詁、典章制度之考訂為主要內容。戴震具有漢學家重視古說之特色，又兼存宋學勇于懷疑的精神，信古而不泥古，《屈原賦注》頗多創見。戴震是皖派經學領袖，治學方法上主張博而精專，反對歷來說楚辭者“碎義難逃，未能考識精核”，其《屈原賦注》定本一改初稿繁碎雜蕪的內容體制，而以簡括精審著稱。戴震是清代為數不多的思想家之一，治經目的與一般樸學家為考據而考據不同，主張通過考據而明經得道，最終進入哲學領域，所以《屈原賦注》重視對“著書之指”的探討，時有閃光的思想。

走向楚辭的詩史進程

廣西師范學院　龍文玲

　　以屈原作品為代表的楚辭以其巨大的藝術魅力光照后世，獲得了“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盛譽，然而，楚辭作為一種成熟的詩體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歷程。

　　楚國本地古老歌謠，為楚辭的孕育并逐漸成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自從被稱為南音之始的《候人歌》產生后，楚地歌謠便不絕如縷。雖由于史籍記載闕如，今見之楚歌鳳毛麟角，但正是這些有幸記載下的楚歌，使我們窺見了早期楚歌的風采。從《候人歌》、《漢廣》、《越人歌》到《湘夫人》，古老楚歌濃烈的抒情、悠緩婉轉的格調、悲喜交融中透出的深長憂思，無不給楚辭的創作體式帶來深刻的啟迪。

　　以《詩經》為代表的北方中原詩歌，為楚辭的形成起了良好的催化作用。據史料記載及出土文物的印證，早在屈原之前，楚人就自覺地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響，并以“五經”作為教育貴族子弟的教科書，《詩經》也自然而然成了楚人了解中原文化的重要典籍，并常常被楚人在與中原諸侯國周旋的外交活動中借以明志，《詩經》的藝術也被包括屈原在內的楚人所吸取。其中，《詩經》中對昏暗政治的深刻批判、對國運昔興今衰的憂怨詠嘆，引起了屈原強烈的共鳴，并將黍離之悲上升為離騷之恨，為中國古代詩歌奠定了一種典型的情緒類型；《詩經》中萌生的悲秋傷春情緒，也在屈原、宋玉那里得到了升華并定型。

　　楚國本地的歌謠發展，在詩歌體裁和情感抒發模式上為走向楚辭提供了范例；北方中原詩歌的浸染，也在內容的呈現與比興手法的運用上為走向楚辭提供了借鑒。與鼎盛期的楚文化一樣，楚文學的代表形式楚辭，正是在吸取楚地歌謠與北方中原歌謠精華的基礎上所玉成的一種成熟的文學范式，也是中國古代南北文化交融所盛開的第一朵璀燦奇葩。

仇兆鰲對楚辭學的貢獻

成都《杜甫研究學刊》編輯部　曾亞蘭

　　清仇兆鰲《杜少陵集詳注》堪稱集注杜大成之作。其中以楚辭注杜詩者，據不精確統計約有230條。于此清晰展示了杜甫師承屈原的痕跡和取法楚辭模仿而能融會貫通的作詩之法，及其詩藝精湛之所以然，亦明顯可見仇兆鰲注杜對杜詩與楚辭的淵源關系及楚辭學之重視，并有意于注解中闡明。本文就仇兆鰲注杜所涉杜詩與楚辭條目檢索若干淺作考察，以論其以楚辭注杜詩之功。

　　仇兆鰲在《杜少陵集詳注》中每每以楚辭注杜詩，有意探尋杜甫學屈原之根本。如：

　　其卷二十二杜甫《陪裴使君登岳陽樓》詩“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句，仇兆鰲注：“《楚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漁父見而問之”。又注：“《楚辭》：濟沅湘兮南征”。 解曰：“屈原至江濱，漁父勸其與世推移。公旅況依人，故不敢違漁父之問而更欲南征。南征，指潭州。《杜臆》：落句深有意于裴，言己不異屈原之放逐，漁父尚有見問，豈敢違之而更南征乎”。仇兆鰲的注解十分明確地表明杜詩出于楚辭，且征引名家議論探尋杜詩本于楚辭之意。又其《祠南夕望》詩 “山鬼迷春竹”句，仇兆鰲注：“《楚辭.山鬼》章：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迷，遮迷也”。論引黃生曰：“此近體中吊屈原賦也，結亦自喻。日夕望祠，仿佛山鬼湘娥，如見靈均所賦者。因嘆地雖清絕，而俯仰興懷，萬古共一長嗟，此借酒杯以澆塊壘。山鬼湘娥，即屈原也。屈原，即少陵也”。 杜甫學屈原，杜詩深受楚辭影響。 從仇兆鰲以楚辭注杜詩，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注重探尋，杜詩脫化于楚辭及其楚騷遺韻。

　　仇兆鰲在《杜少陵集詳注》中廣泛以楚辭注杜詩，在杜甫師出屈原及其作詩之法方面注重考察。杜甫學楚辭手法多樣，運用自如，模仿襲用，翻古出新，變化發展而融會貫通鑄成己詩。無論是敘事、抒情，還是描景、寫意之作都體現出宗法楚辭的脈絡。杜甫取法楚辭常用的手法為：借詞，改寫，緊縮，衍化，取意，變化。無論是楚辭的語詞、句式，還是意境、氣勢都能脫化而出，變化求新，注重發展，變而不失其宗。諸如此類手法反映了杜甫學楚辭而不露筋骨的高明手筆，和其詩所熏染的騷體遺風馀韻。仇本以楚辭注杜詩準確簡要，發明隱微，其注往往不解而明，既不假辭說，注者之用心亦自明。在仇兆鰲以楚辭注杜詩諸條目中，杜詩與楚辭一脈相傳顯而易見，在思想內容、精神世界、性情格調、寫作技巧、藝術風格方面都有相似相近的現象。杜甫取法楚辭，師從所歸，源出楚辭，杜詩得楚辭的性情至正、遺風馀韻，以及杜甫爐火純青的詩藝之秘訣，一并通過仇兆鰲以楚辭注杜詩探尋顯示出來。

　　楚辭與杜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都極其重要，對其進行比較研究十分有意義。仇兆鰲對此已進行了艱苦努力，他所作的細致的基礎工作和研究成果為研究杜詩與楚辭淵源關系開辟了一條方便門徑。杜甫取法楚辭而變化發展，翻古出新，發揚楚辭光大，寫下許多不朽詩篇，他在文學史上創立的詩歌高峰，可與楚辭大家屈原所創的詩歌高峰一比高低，楚辭哺育了詩圣，而仇兆鰲一部《杜少陵集詳注》，為檢索杜詩宗法楚辭，疏其源流關系，及研究楚辭學與杜詩學的關系提供了方便，亦足以使人領會仇兆鰲注杜導引杜詩與楚辭承傳脈絡路徑之用心。他對杜詩與楚辭關系的關注和注解成果，對于楚辭學史的研究極具貢獻，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文獻價值。

楚騷與漢代抒情賦

山東大學　王洲明

　　研究漢代抒情賦，溝通和楚辭兩個時代血緣關系相近的抒情文學體裁，可以認識抒情主體思想的變化，可以認識其心路人格的演變軌跡，可以認識抒情體裁的繼承和發展。

　　1、屈原在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以文學的樣式，集中反映出封建專制條件下，士人與封建專制體制之間多方面的矛盾。漢代的士人們又必須面對這些矛盾，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自己的人格方式來處理了。

　　漢初賈誼有《吊屈賦》《服鳥賦》，兩篇賦的不平之氣是明顯的。但他的做法和屈原不同，追求“超然”“知命”“與道翱翔”。他的做法給后人指示了一條路子。

　　武帝時代，董仲舒《士不遇賦》、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東方朔《非有先生論》《答客難》，在出處問題上顯示出新的人格追求，考慮如何調整自己，注入進道家“自然”、“素業”、“幽昧”等無為、自然思想。漢代士人對于道家思想的接受，帶有必然的趨勢。

　　東漢士人更自覺以儒、道來調整心態和塑造人格。馮衍《顯志賦》、張衡《思玄賦》《歸田賦》、崔骃《達旨》、班固《答賓戲》，將儒和道統一于立身行事之中。《歸田賦》在人格理想追求上找到了一個歸宿。張衡的認識產生了飛躍，體現出新的認知方式。

　　2、《湘君》《湘夫人》《山鬼》都表現出對愛情的追求。宋玉《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側重對女性的描寫，反映的也是情愛。楊修、王璨都寫過《神女賦》，屬于此類的還有蔡邕《青衣賦》、《協和婚賦》《檢逸賦》、阮瑀《止欲賦》、王璨《寡婦賦》《閑邪賦》、應＊《正情賦》、陳琳《止欲賦》。這對研究漢代文人情愛觀念很有幫助。

　　漢代特別是東漢，城市經濟發達。人們自我意識覺醒，價值審美觀念也發生變化。具體表現出對女性美的追求。和六朝女性題材賦相比，漢代抒情賦所表達的感情，還是健康的，維系在對女性形體美的審美層面上，不像六朝有些作品，流露出更多欲的追求。

　　3、漢代抒情賦借鑒繼承了楚辭以對話抒情的方式：賈誼《服鳥賦》、東方朔《非有先生論》《答客難》、揚雄《解嘲》《解難》、崔骃《達旨》、班固《答賓戲》、張衡《骷髏賦》《應閑賦》、蔡邕《釋悔》等。漢代抒情賦有兩篇明顯向《離騷》學習：馮衍《顯志賦》和張衡《思玄賦》。

　　《涉江》《哀郢》《山鬼》《湘君》《湘夫人》等都有紀行和寫景抒情成份。漢代特別是東漢，賦的抒情趨向細膩化，景物描寫也趨向細膩化。和東漢的抒情詩處于一個水平上，在抒情類文學表現形式上，達到一個新的階段。代表作品有：班偼伃《自悼賦》、王璨《寡婦賦》《閑邪賦》《思友賦》。漢人比較多地注意到了自然景物與人感情之間的關系，而且在創作實踐上，溝通了作為客觀景物與人的感情之間的聯系。在這方面，既是對楚辭的繼承，又是對楚辭的發展。漢人之所以做到這一步，與他們對自我生命的認可，對外在美的追求是分不開的。

《楚辭章句》釋詞要例闡微

蘇鎮江師專中文系　鄧聲國

　　王逸《楚辭章句》為歷代研究《楚辭》的學者必須參看的重要注本，其注釋中反映出來的訓詁內容、條例相當豐富，本文僅就其注對聯綿詞、重言詞和同義復詞等詞的訓詁條例，予以一一闡發說明；并對其注中這類釋詞的誤訓現象作一番探討。

　　先說聯綿詞訓釋的體例：其一，用術語“某，某貌（也）”點明形容詞性聯綿詞訓義，偶爾也用“某，某也”式釋義。其二，用術語“猶”點明聯綿詞訓義。其三，用術語“猶”點明音轉關系，再加以釋義。有時也省略“猶”字。其四，運用比喻法間接點明聯綿詞訓義。其五，在串講中間接點明聯綿詞的訓義。又分為四小類：第一，換用不同詞形聯綿詞點明音轉關系。第二，換用聯綿詞訓義串講文意。第三，聯綿詞及其訓義用“而”連接。第四，串講中聯綿詞及其同義聯綿詞同時出現而并列表義。其六，承前文注釋省略注釋。有時也在串講時點明訓義。

　　次談重言詞訓釋的體例：其一，用術語“某，某貌（也）”直接釋義。其二，用術語“猶”點明音轉關系，然后釋義。其三，用“某，某也”式直接點明訓義。其四，用“某，某聲也”之類訓語點明訓義。其五，串講中間接點明重言詞的訓義。又分為：一、換用其訓義解釋文意；二、重言詞及其訓義用“而”字連接。其六，點明重言詞與其單字（詞）同義例。可分為：第一，訓釋重言詞時僅出現單字（詞）釋義。第二，用術語“猶”點明兩者關系，并加以釋義。第三，徑用重言詞釋單字詞義。第四，徑用單字釋重言詞詞義。其七，后文承前文注釋省略例。

　　再論同義復詞訓釋的體例：其一，點明同義復詞各語詞的語義差別。又可分兩小類：使用術語“曰”、“為”辨義例和不用術語辨義例。其二，訓語中直接點明二字同義例，有時也指明語義差別。其三，連文二字僅釋其一的義訓例，有兩種情況，一是訓釋語徑直點明二字同義例；一是訓釋語換用其他同義詞間接點明二字同義例。其四，串講中點明二字同義例，有三種情況，一是省去其中一字來點明同義關系；二是換用其他同義詞點明含義，三是撤換其中一字構成新的同義復詞表明詞義。其五，通過各篇互見法點明同義關系例。

　　最后談談《章句》誤訓要例：其一，因不明文字訛誤而誤訓詞義例。其二，因不明詞義系統而別字為義例。其三，因不明文字通假而別字為義例。其四，因聯綿詞分用而誤訓詞義例。其五，因不明語詞性質而誤訓詞義例。

　　通過分析發現，《楚辭章句》訓詁條例頗為完備，雖存在一些問題，但其訓釋成就是無庸否定的，在今天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屈原民本思想與愛國思想的關系

湖北教育學院　陳中杰

　　中國的民本思想和愛國思想歷史悠久，而民本思想產生更早。二者平行發展，至戰國后期，屈原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民本思想和愛國思想，并將二者系統地結合起來。

　　民本思想得名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虞夏書·五子之歌》）它導源于周初，發展于春秋，興盛于戰國。屈原、荀子集先秦民本思想之大成。

　　周武王、周公吸取了夏、商滅亡的教訓，強調重視民意，但皆依托“天命”。這是民本思想最初、最基本的內涵。隨后又派生出“重農”、“慎獄”、任用賢能、健全吏制等思想。邵穆公為體察民意，主張廣開言路。這是民本思想的一大發展。至春秋，民本思想以“重民”、“利民”、“選賢與能”為基本內涵，天命論逐漸減弱，出現“重民輕天”思想。魯人曹劌關心國家興亡；主張取信于民，初步將愛國思想和民本思想結合起來。孔子“仁”的基本含義為“愛人”，與“重農”、“重民”、“利民”及“選賢與能”等思想相連相通。至戰國，民本思想逐漸系統化。孟子提出了系統的“仁政”理想；強調民心向背為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產生“民為貴”的思想。戰國后期，七國斗爭激烈，秦楚齊最強，統一大勢漸明。屈原和荀子都強調得人才、得民心的重要。屈原還將民本思想同愛國思想結合起來，這是他同于曹劌而別于荀子的主要之處。

　　自春秋以來，諸侯大國爭霸，統一的局面日益分裂，周王朝共主的地位隨之動搖，直至名存實亡。于是各國諸侯臣民關心本國盛衰存亡的意識、維護本國獨立和尊嚴的觀念日益增強。這樣就逐漸形成各自的愛國傳統。楚自熊繹受周成王封于丹陽，經長期艱苦奮斗，至楚威王時，使楚國從一個“土不過同”的蕞爾小邦，發展成“地方五千里”的泱泱大國。楚人對此既感到驕傲，又十分珍惜，于是逐漸形成緬懷祖先創業艱難和熱愛楚國的優良傳統。屈原的愛國思想，主要是在這種傳統熏陶下形成的。北方諸國著名的愛國事例也很多，對“博聞強志”，精通南北文化的屈原無疑會有不小影響。

　　屈原繼承了前人的愛國思想，在戰國后期楚國內外的政治形勢下，形成了獨特而完整的愛國思想體系：他以國家利益為重，突破了傳統的忠君思想，“存君”是為了“興國”；為“興國”提出“美政”思想；為實施“美政”，達到“興國”的目的而自我完善、培養人才；愛國與愛民相結合，愛國思想與民本思想相結合；為堅持“美政”和“興國”，不斷揭露和抨擊奸佞小人；在“興國”的前提下，由楚國完成統一大業。屈原的愛國思想不局限于只愛楚國這個諸侯國家，他還抱有統一中國的崇高理想。在屈原的愛國思想體系中，民本思想是重要組成部分；民本思想又是“美政”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屈原的愛國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民本思想相對少一些，而且大都伴隨愛國思想出現。但是，屈原民本思想的內涵也很豐富，如：主張“舉賢授能”，反對奸佞小人專權；廣泛培養人才，為“舉賢授能”創造條件；對人民力量的認識大大超過前人；重民、愛民也勝過前人。所有這些都和愛國思想有密切聯系。

　　屈原愛國思想的精髓是“美政”思想。所謂“美政”，包括他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政治主張主要是“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前句即孔子的“選賢與能”，屬民本思想；后句屬修明法度，嚴格依法辦事的法治主張。“舉賢授能”是針對當時楚國政權掌握在腐朽貴族手中的現實提出來的。賢能執政，廉潔奉公，勤政愛民，利國利民；加上厲行法治，革除弊政，“興國”就有希望。至于屈原的政治理想，即上文所說由楚國完成統一大業。《離騷》鮮明地表達了這一理想。

　　“舉賢授能”是實施“美政”和民本思想的前提和關鍵，必然遭到當權小人的阻撓。屈原對嫉賢妒能，禍國殃民的小人，不斷地進行口誅筆伐。

　　民本思想產生于對人民力量的認識。屈原對人民力量的認識比前人更深、更充分。《離騷》“瞻前而顧后兮”四句全然拋開了“天命”，純粹從歷史規律看問題，強調要注意人民的是非標準和民心向背。這在民本思想發展史上是一次飛躍。充分認識人民的力量，就會更加重民、愛民。孟子所說“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中，人民是核心，是立國的根本，這是理性認識。屈原的愛民，除理性認識外還有深厚的感情。他關心人民疾苦，十分同情人民，在他的作品中常有情不自禁的流露。在楚國由盛轉衰，人民多災多難的年代，屈原對祖國和人民愛得極深，大大超過了前人。屈原的愛國與愛民大都相伴相隨，僅此一點也能說明屈原的愛國思想與民本思想是血肉相連的。

屈《騷》與神話思維提要

甘肅教育學院　郭外岑

　　劉勰在評屈《騷》時首稱之為“奇文”，并接著寫道：“氣往轢古，詞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并能”。確實，一篇《離騷》曾震驚過多少千古辭人，卻始終無人能夠超越，奧妙究竟何在呢？就其最根本的一點說，當與荊楚濃厚的巫文化之浸染，因而造成的神話思維模式關系密切，而這正是后世人們所難以重復的。

　　首先，荊楚之地歷來“信鬼神，重淫祀”，有著悠久的巫祭神話傳統，屈原生于斯而長于斯便不能不受其沉溺浸染。其次，屈原本有濃厚的巫學修養，即使不是大巫亦是郢中巫學大師（張正明說）。從作品中描寫來看，自謂“紛吾既有此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云云，即很有點象作為宗教領袖的巫師形象。從個人修養說，他既博覽群書、詳悉掌故、擅長辭領；又深諳巫學、善作神游、通曉祭儀，頗具大巫的學識和風采。又其作品中所寫神話資料之豐富，說明他不僅熟知原生形態的神話，往往與中原經書所載者不同；且具有豐富的知識，當是神話學之大師。從其在楚廷之任職來看，他是掌管屈、景、昭三大宗族事務的三閭大夫，既主持宗教祭禮，又通曉典章制度，當是能夠“通神”即秉賦特異才能的“神授”祭師，其地位當與曾為楚宗教與精神領袖的觀射父相當。總之，他深深孕育胎息于這片巫術神話的肥沃土土壤之中，故能成就其“驚才風逸，壯場煙高，金相玉式，艷溢輜毫”的空前絕后之作。

　　屈賦約可分三類：一是《天問》，其特殊價值當在于直接來自流傳在人民口頭的原生形態神話所作搜集整理。他不是以哲學家、歷史學家或政治家的眼光看待神話，而是以具有深厚巫學修養的特定詩人心態來感受和審視它，故具有重要意義。二是《九歌》，這是在民間巫祭樂歌基礎上的藝術雅化。原始《九歌》當充滿粗野猥褻的內容（如《離騷》中寫到的），由此即可推知當時民間巫祭樂歌的情形。屈原嫌“其詞鄙陋”（王逸語）遂感而作《九歌》，但原先那種粗鄙的“性”內容不見了，而代之以纏綿悱惻、凄楚動人的愛情故事，使初始形態的巫歌生活化、人情化了，大大豐富了人間內容。但卻仍保留著原始祭歌的淫艷特色，故而造成“驚采絕艷”的獨特藝術美，成為一種歷史典范。三是《離騷》（以及《九章》等），就其藝術成就來看，或者可認為其他作品都不過是創作《離騷》的準備，故而才有那種熔鑄古今、囊束括萬有的博大與成熟。

由《離騷》看屈原的神話觀

新疆大學中文系　王開元

　　屈原在《離騷》中運用了大量的神話故事和歷史傳說，本文即試圖通過分析屈原在運用歷史傳說與神話故事時的不同態度，來探討其神話觀。

　　一、歷史傳說用于敘述現實神話故事用于現表幻想

　　《離騷》中的歷史傳說，比較集中地表現在“向重華陳辭”與巫咸占辭兩段。向重華陳辭所引的啟、五子、羿、浞、澆、夏桀、后辛、湯禹等，均是為了佐證詩人堅信“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的信念。巫咸占辭所引的湯禹、伊尹、皋陶、傅說、武丁、呂望、周文、寧戚、齊桓等，都是為了表現詩人內心的矛盾。神話故事比較集中表現在五次浮游求女與詩歌最后的升天遠游。兩處涉及一系列神話故事中的神靈、動物、植物、地名，如：羲和、望舒、飛廉、雷師、帝閽、豐隆、蹇修、有女戎之佚女、西皇、玉虬、鸞皇、鴆鳥、雄鳩、飛龍、扶桑、若木、瓊枝、瓊糜、蒼梧、縣圃、崦嵫、咸池、白水、閬風、窮石、洧盤、昆侖、天津、流沙、赤水等等，這些全是為了表現詩人幻想中的境界。

　　二、尊重歷史傳說、蔑視神話故事

　　《離騷》中的歷史傳說，一般都能保持原貌，不加改動，如“桀紂之猖披”、“湯禹儼而祗敬”、“周論道而莫差”、武丁用傅說而不疑，呂望遭周文而得舉，齊桓聞寧戚之謳歌等等。而《離騷》神話故事中的神靈、神物，詩人則可從隨意驅使，如“令羲和弭節”，“令豐隆乘云”、“令鴆為媒”、“詔西皇使涉余”等。甚至加以譴責，如責“緯纟畫其難遷”、“雖信美而無禮”，責帝閽“依閶闔而望余”等。

　　三、歷史傳說與神話故事相互轉化

　　《離騷》中尚有一些歷史傳說與神話故事的相互轉化。將神話傳說轉為歷史的，如“帝高陽之苗裔”、“彼堯舜之耿介”、“就重華而陳辭”等。將歷史傳說轉為神話故事的，如：“啟九辯與九歌”、“羿淫游以佚畋”、“及少康之未家，留有虞之二姚”。甚至虛構神話：如：“令蹇修以為理”、“令鴆以為媒”、“溘吾游此春宮”等。這說明屈原當時對于歷史傳說與神話故事并無明確界定，他既是將神話歷史化的人，又是將歷史事實神話化的人。

　　四、屈原的神話觀

　　通過以上比較分析，可見屈原并未能清楚地將神話故事與歷史傳說予以區分，但在他的潛意識中已認為歷史傳說具有真實性，不可隨意變動。而神話故事則是前人虛擬幻想的產物，并非真實的存在，可以隨意對其進行加工改造。而歷史傳說與神話故事都可作為詩人抒情寫意的材料。

論宋玉《九辯》的陰柔美及其對中國感傷主義文學的影響

廣西師范學院　韋琴琴

　　本文從政治、個性、心理三個方面分析宋玉賦的三個特征：陰柔、微辭和艷情。宋玉是中國感傷主義文學的開創者，感傷主義始于宋玉的《九辯》，并發展為一種感傷主義文學傳統。宋玉政治失意，仕途坎坷，懷才不遇，感時傷懷，自憐自艾，凄愁哀怨，在《九辯》中以凄怨堪稱獨絕，形成一種悲愁、陰柔的性情文學。宋玉個性柔弱，微辭諷諫，其賦具有表意言辭委婉的特點，運用語言的藝術十分高超。宋玉的女性意識、自憐心態使其賦在描寫女性題材方面以構思綺美、言辭華艷著稱，成了文人艷情文學的百代祖。宋玉其人其文在中下層文人中具有類型性。

　　一、《九辯》的感傷主義陰柔美。宋玉的代表作是《九辯》，是為“憫惜其師忠而放逐”而作。其特征是以“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為詩的基本主題，宋玉借“悲秋”來抒發這一感慨，他的多愁善感的個性也體現在文中。從此，“宋玉悲秋”就成為一種性情的代名詞。《九辯》感傷的基調與“悲秋”的意境，是情與景的交融構成的陰柔美，它具有感傷主義的特征，有別于西方的崇高，不是壯烈可怖，而是哀怨痛惜。宋玉用“悲秋”的獨特方式來抒寫失職貧士的哀怨以及對社會、人生的悲慨，從而較好地體現了寒士愛國、正直又軟弱、自憐的個性心態。多愁善感，感時傷懷，哀嘆人生多艱就形成中國寒士文學的一種陰柔美的特色。

　　二、微辭托諷是個性的體現。“微辭”諷諫體現了宋玉謹小慎微，不敢得罪人的柔弱個性。宋玉關心國運，但出身低微，任文學侍臣，面對楚王的威勢，不敢直諫，只能用曲諫的方式勸諷楚王。在《風賦》、《登徒子好色賦》等賦中，宋玉隱含不露地婉言勸諫，這樣既表明了自己的意見，又能使國君樂于接受意見，同時又表現了他運用語言的高超技能。在《九辯》中，宋玉也只是“微辭”表示自己的哀怨，沒有屈原那種“九死未悔”的堅強。這種復雜的人格心態，在古代中下層寒士文人中是具有類型性的。宋玉的賦，微辭譎諫，婉而多諷，表意似江流九回，葉舞秋風，形成一種委婉的傳統語言風格。

　　三、移情女性的柔美綺思。由文人獨立創作的艷賦之作，始于宋玉，以他的《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為代表。宋玉對女性的依戀心理，也許是人性潛意識中的“戀母情結”，自憐情緒所致。在冷酷的現實生活中，宋玉遭遇冷落；在文學的女性世界里，宋玉是受眾人歡迎的才子。這種精神上的勝利，使宋玉失意的心理似乎得到暫時的奇特的微妙平衡。這種移情女性現象的開端，便是宋玉。此后，歷代文人莫不如影隨形仿效傳承，于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形成文人行為和創作的一個共象，當銳意進取，大濟天下的雄心受挫折打擊時，就轉向女性世界尋求精神慰藉。他們視女性為知音，充滿敬意地塑造柔美動人的女性形象，他們的這類作品也總是富有生命力。宋玉的賦哀愁、凄怨、婉柔、華艷，他的哀愁凄怨，主要為感慨個人境遇的困頓和由此引起對昏暗政局的不滿，以《九辯》為最典型。他的婉柔華艷，是愛慕女性的心理意識在文學創作活動中的具體反映，表現在抒寫以女性為主體的戀情綺思，形式華美。對女性作專題描寫方面，宋玉是艷情文學的祖師。

　　四、《九辯》的陰柔美對感傷主義文學的影響

　　《九辯》的陰柔美具有三個特征：感傷哀愁、微辭凄怨、綺美婉柔，以凄怨為獨絕。《九辯》感時傷懷，開中國感傷主義文學之風，是感傷文學的源頭作品，影響及其深遠。此后，感時傷懷，哀嘆人生多艱之作，都可視為感傷主義文學。每逢適宜的政治氣候，感傷思緒便出現在中下層文人的作品中，形成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學思潮。

　　自宋玉作《九辯》以來，感傷文學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其內容與形式都有發展和變化。感傷文學發展的大體軌跡是：內容上，感傷個人境遇——感傷人生——感傷整個時代社會。形式上，從虛泛抽象的描述——帶有人生哲理意味的議論——全面而具體地展現整個社會悲劇空泛悲涼色彩的大寫意。這些發展變化反映了失意知識分子對現實感受的逐步深化，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來重新審視社會人生，對現實社會有了更為清醒、理智、深刻的認識。

　　感傷主義文學的發展規律概括起來有幾個特點：（一）感傷文學一般是出現在封建王朝處于衰頹時期的政治大環境中。（二）感傷文學作家的主體對象是古代中下層文人寒士。（三）作者個人遭遇坎坷，懷才不遇，感時傷懷，自憐哀怨，憤懣社會，不平則鳴。（四）描寫女性的題材占作品一定比例，文辭綺美，文學性強。（五）感傷文學延續性很長，世代因襲，構成一個具有類型性的文學群體。總而言之，宋玉作《九辯》以來，感傷主義對后代文學的影響極其深遠，中國文學有相當一部分是感傷文學，宋玉可說是中國感傷文學的創始人。宋玉賦的陰柔美已發展為一種特色文學，他對女性文學的興起也作出了突出貢獻。

《楚辭》的特殊語句像苗語

中央民族大學　曹翠云

　　《楚辭》中有些特殊語句，前輩專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如對“芳菲菲”的解釋：或曰“三字詞”；或曰“形容詞”；或曰“副詞”；或曰“芳”修飾“菲菲”；或曰“菲菲”修飾“芳”等。我們在研究苗語時，發現苗語動詞和形容詞大都能后帶單音特別是雙音節的修飾成分。如：

　　ma2 tho1 噼噼地拍打；co7 ki1li1 紅艷艷的；

　　拍　拍聲　　　　　　　紅　桃紅狀

　　上面是苗語謂詞(即動詞或形容詞)有后帶單或雙音節的情況，如果動作有連續活動時，還可用重疊后面的音節來表示。如：ma2拍打tho1 tho1 tho1 tho1…連續拍打聲是“不斷地連續拍打”：如果是及物動詞或能后帶名詞的形容詞，它們與后帶音節之間還能插入名詞(或代詞)等。如：

　　ma2 ta2 tho1 tho1 噼噼地拍打桌子；co7 man4 ki1li1 臉色紅艷艷的

　　拍　桌子　拍聲　　　　　　　　　　　紅　臉　桃紅狀

　　可見苗語謂詞后帶的音節不是詞尾，而是一類從后面修飾謂詞、作后狀語的詞，它不同于副詞和形容詞，我們稱之為“狀詞”，即苗語的ma2(拍)tho1(拍聲)、co7(紅)ki1li1(桃紅狀)…是中狀詞組。

　　對照《楚辭》的“芳”：香；“菲菲”：香氣盛貌。它們是兩個涵義相關的詞，是“菲菲”從后面修飾前面的“芳”，意思是“濃郁的芳香”。這和苗語的中狀詞組十分相像，我們也稱之為“中狀詞組”，而不是“三字詞”。這樣，《楚辭》中其它類似的特殊詞語(如： 屯郁邑、斑陸離、紛郁郁、慘郁郁、愁郁郁、杳冥冥……)，有的也可以拆開用(如：“杳冥冥”也可說“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 穴之所居。”)說明也是兩個詞，都可按中狀詞組解釋。

　　此外，《楚辭》中還有“鳴玉鸞之啾啾”等特殊語句，前輩專家也眾說紛紜。我們對照苗語ti1 l 1 ni 4 xhi1 tan4 tan4 堂堂地敲打一面新鼓。

　　敲打 面 鼓 新 敲打聲

　　謂詞ti1(敲打)與后狀語tan4 tan4(敲打聲)之間可插入詞組l 1(面)ni 4(鼓)xhi1(新)，說明“鳴玉鸞之啾啾”與上句苗語的格式又十分相似，僅多一個“之”字，而這個“之”字正好是古漢語帶后狀語或后定語的標志。這又可以按同一格式解釋其它難句：

　　鳴玉鸞之啾啾(啾啾地鳴起了玉制的鸞鈴)

　　高余冠之岌岌(把我的帽子戴得高高的)

　　上面是謂詞帶后狀語，與此相似的還有名詞帶后定語，共同作謂詞的賓語。如：

　　索胡繩之 麗 麗(搓著長而下垂的胡繩香草)

　　陟升皇之赫戲兮(登上明亮的朝陽)

　　總之，我們研究苗語，發現《楚辭》中有些特殊語句像苗語，首次找到了解釋這些特殊語句的兩個辦法，這就不會眾說紛紜了。

屈原作品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

重慶師范學院中文系　黃中模

　　屈原作品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是甚幺呢？是古今楚辭學者探討的重要問題之一，現特重新研究如下：

　　屈原賦，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為25篇。即〈離騷〉、〈九章〉、〈九歌〉、〈天問〉﹞〈招魂〉、〈遠游〉、〈卜居〉、〈漁父〉。其中的〈九歌〉是11篇，實際屈原作品為26篇。

　　其中除〈九章〉中的少數篇章如〈橘頌〉等是早年創作之外；其它多數作品皆為屈原遭讒見放之后的作品。

　　屈原作品思想內容上的突出成就：

　　第一，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敢于“怨上刺上”，把批判矛頭指向楚王與群小，徹底揭露社會黑暗的作家。

　　第二，濃厚的悲劇氣氛，鮮明的悲劇意識，敢于把人的美好的人生和理想毀滅給人看，體現了詩人具有的崇高美的感情，是屈原賦有別于北方文化，登上時代高峰的又一顯著特色。

　　第三，屈原作品強烈地表現了人的高貴品格，塑造了完美的人的藝術形象，宣告了在中國文學史上自覺的人的文學誕生，體現了當時以三峽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南方文化，由“天人合一”思想向人神分離的人的自我覺醒階段。這是中國文學由自發走向自覺的鮮明標志。這在當時和整個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第四，屈原作品生動形象地描寫和歌頌了三峽及中國南方自然景觀、人文景觀與地方風物的偉大和壯麗。

　　屈原辭賦在藝術上的卓越貢獻：

　　屈原辭賦的出現，南朝偉人的文學家劉勰稱之為“奇文郁起”。何謂“奇文”？

　　這是因為它與北方的《詩三百》相比較，具有與之不同的“奇崛幻麗”的藝術風格。

　　第一，綜合使用賦、比、興的藝術手段與象征手法。

　　第二，是自覺使用想象奇。

　　第三，詩行錯綜復雜、語句參差多變奇。

　　屈原作品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

　　第一，不同的民族性，孕育出屈騷的民族根源。

　　第二，時代和地域民風的影響，是形成屈賦藝術風格的環境根源。

　　第三，屈原獨特的思想和性格，是屈賦獨特藝風格形成的個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