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是屈原《離騷》、《九歌》、《天問》等之外的九篇作品的合稱。其名稱來歷有二說：一則王逸認為：“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名也。”（《楚辭章句》）；二則朱熹認為：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于聲。后人（按：當指劉）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于一時（按：亦非一地之言）也（《楚辭集注》）。王逸之說是毫無根據的。完全是自己的主觀臆想。其原因亦有二：一是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中的相關敘述，表明在劉向之前尚未有“九章”的專稱，而是以散篇指稱的（詳見馬茂元《楚辭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8月版，此不贅述）。二是我認為，“九章”中并非都是“陳忠信之道”，相反，更多的是抒寫個人的不平遭遇和幽怨之情，甚至覺得自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惜誦》），故以為朱熹說是正確的。“九章”之名始見于《九嘆·憂苦》：“嘆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憚于九章。”作為《楚辭》的第一個編輯者，我們可以認為是劉向首先使用“九章”一名的。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九章”中輒九篇作的排列次序、亦即各篇寫作大致先后的問題。

　　王逸本“九章”的次序是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這顯然不是按作品的創作年代來排列的，很可能是他循用了劉向編輯的《楚辭》本。對他們本來的排序問題（亦即創作先后問題），后來研究楚辭的名家，如黃文煥、林云銘、蔣驥、游國恩、郭沫若等均提出了不同看法。根據我對作品的理解，參考各家說法，密切聯系歷史事件（主要是考慮到當時屈原的行蹤），我的意見是：惜誦、橘頌、抽思、思美人、涉江、哀郢、懷沙、惜往日、悲回風。具體原因如下：

　　首先，應該注意到《九章》與《離騷》一樣，主要是敘述身世和遭遇，是詩人在同腐朽墮落的楚國貴族集團進行激烈的斗爭中產生的。其思想藝術價值正在于它同《離騷》一樣，深刻地表現了詩人發自肺腑的高揚的激烈的愛國感情。》。其中《哀郢》篇最深刻地表達了屈原的愛國主義思想。《九章》和《離騷》是同一類型的作品，區別在于《離騷》是屈原近于綜合性的自我生平敘述，而《九章》則是比較具體的片斷生活的記錄和心靈與情緒的零碎、雜亂地顯現。《九章》被更多人認為是研究屈原生平和思想最有價值的材料。沉郁憤慨的情感、對楚國即將覆亡的哀嘆貫穿于九章各篇。這九篇文章，雖然有著大致相似的感情基調，卻是作于相距遙遠的三個不同的地方。必須了解的是，屈原除了在楚國都城郢任職外，曾先后兩次飄蕩在外。其中，第一次（楚懷王二十四年，秦楚黃棘之盟后，楚國徹底投入了秦的懷抱）在漢北（即今漢江以北，具體位置不得而知），這是屈原在遭到楚懷王疏遠時，自己主動離開了深愛的故都郢（我以為，《惜誦》《橘頌》即作于動身出發之前，而《抽思》即作于北上途中或是旅居漢北之時）。第二次是被楚頃襄王放逐江南，歷長江、洞庭湖、沅水、湘水等處，在途中和投河之前作了后六篇。

屈原飄蕩地圖（重要地點如郢、漢水、淮河、長江、長沙等均已用紅筆標出）

　　再與楚國此段歷史時期的大事記結合考察，會更加清晰地了解屈原的行蹤及其思想變化的外因：

　　周烈王四十一年（楚懷王槐元年）；

　　楚懷王十一年：擊秦不勝（可見此時楚王尚未絕齊事秦，屈原仍受信任）；

　　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轉折）；

　　　　　十七年：秦拜我將屈丐（楚弱明矣）；

　　　　　二十四年：秦來迎婦；

　　　　　二十五年：與秦王會黃棘，秦復歸我上庸；

　　　　　二十六年：太子質秦；

　　　　　二十八年：韓魏齊敗我將軍唐昧于重丘；

　　　　　二十九年：秦取我襄城，殺景缺；

　　　　　三十年：王入秦，秦取我八城；

　　周赧王十七年（楚頃襄王元年）：秦取我十六城；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來歸葬；

　　　　　十四年：與秦會宛；

　　　　　十五年：取齊淮北；

　　　　　十九年：秦擊我，與秦漢北（屈原第一次流放地）及上庸地；

　　　　　二十一年：秦拔我郢，燒夷陵，王亡走陳。這是在公元前278年，秦兵在白起帶領下攻破郢（即今湖北江陵北），屈原深惡楚國政治的黑暗，痛感國家的淪亡，無力挽救，又不愿離開楚土，悲憤之余，遂于6月27日（五月初五日）投汩羅江（今湖南湘陰以北，湘江支流），以死殉其志。

　　以上據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1

　　其次，結合各篇具體內容來看。

　　《惜誦》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遭受打擊后的憤懣心情，敘述了在政治上遭受打擊的始末，以及自己對待現實的態度等，內容略與《離騷》前半篇相似。明顯是離開楚都郢以前的作品。此時的屈原依然對楚王和楚國抱有很大的信心與熱情。此時，屈原受到楚地尚巫習俗的影響，進行了占卜：“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歷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占卜的結果是，留既不可，去又不忍，唯有潔身自保而已。其實，這時的屈原報國之志還是存在的，他不相信自己就這樣傾頹下去，自己還可以為祖國效力：

　　搗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為糧。
　　播江離與滋菊兮，原春日以為糗芳。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

　　綜上原因，拔此篇放在第一位。可概括為屈原初遭饞而失位于楚都之作。

　　《橘頌》一般認為是屈原早期的作品，首先就橘的形象和特征進行了贊美，然后針對此特征作出擬人化的描寫,可以看成是作者偉大人格和安土重遷品質的縮影。此篇清新秀拔，別具一格，有人從辭賦的角度上說，它“開了體物寫志的先河”。這樣的作品也只能在屈原踏上流放征途之前甚至更早的時期才能寫出來。

　　《抽思》大概作于屈原被疏于漢北之時（“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可證），抒發了詩人見疏于楚懷王之后的抑郁幽怨、苦悶心酸之情。此時的流放，不同于后來的棄逐江南，屈原很大程度上仍然“系心懷王，不忘欲反”，與涉江后的四篇作品有較大區別。因此認為它是第三篇。

　　《思美人》反映了詩人品質高潔、氣質不俗，思念懷王而不能受信任、受重用，但又不愿“變心從俗”的心情。至于其為楚頃襄王初期屈原被放逐到江南時所作的證據，詳見馬茂元《楚辭選》，此不贅述。

　　《涉江》很像是屈原自敘放逐江南的行蹤（渡長江而南，浮沅水西上），反映了詩人信潔的情操與黑暗混濁的現實生活的矛盾。雖對楚國政治進行了批評，但主要還是重申了自己正確而堅定的立場：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推此語氣兼及思想，應該是南行書苦發愿之作，因此斷定為承上啟下的第五篇。

　　《哀郢》一說作于懷王死秦之后，一說作于白起破郢（前278）之后，主要是抒發了詩人君亡過破身危的哀思以及對人民苦難的深切同情。這與以后三篇都當是投江前很短時間內接連寫作的，都是在有了必死之志時寫作的，可以籠統的概括為“絕筆詞”。不管是“詩窮然后工”，還是“國家不幸詩家幸”，此時的屈原已經意識到自己即將走到生命的盡頭（他很可能也預測到了楚國也是處在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故而屈原是很失望的，也是平靜的（極其憤怒之后的平靜，暴風雨之后的平靜），因此，回顧自己的一生，回想自己的理想與現在的處境以及楚國當前的惡劣態勢，屈原是百感交集的，他寫下這篇《哀郢》以及后面的《懷沙》等三篇作品就很好理解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這樣的處境，去原始寫不出這樣大悲亦達靜的作品的。因此我認為，懷疑這幾篇作品的真偽問題，以及把它們當作屈原前期作品的認識都是不很確切的。此片最后的總結，表現了作者曲折而復雜的心理過程，極其沉痛的的愛國、失望情感得以表現；在這萬般無奈的時刻，屈原對楚國已經完全絕望了，他所考慮的已經是生命的最后歸宿問題了：

　　亂曰：曼余自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
　　　　　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懷沙》為屈原自沉之前不久所作，一說為“懷抱沙石”沉江，一說為“懷念長沙”， 我認同后者。“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 傷懷永哀兮，汩沮南土。”可見此時屈原仍在南行，或者是已經到達了他要投的汨羅江邊（對“汩沮”存在不同解釋，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這篇作品著重敘述的是詩人正道直行、不隨世浮沉的高尚節操以及準備以死來殉理想、殉信仰、殉君王、殉楚國的決心和意志。

　　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余之從容！
　　古固有不并兮，豈知何其故！
　　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懲連改忿兮，抑心而自強。
　　離閔而不遷兮，原志之有像。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
　　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自己即將就死的悲哀已經明顯地顯露出來了。基本可以斷定這是在郢都已亡，屈原將目光轉移到自己流放的楚國南方時的作品。

　　《惜往日》有人認為這才是屈原的“絕命詞”。它概敘了詩人一生的政治遭遇，為因小人破壞和國君昏庸使自己的理想不能實現而深感痛惜，也表達了必死的決心。這是對一生的一個短暫總結，也是去往江邊的最后一次比較冷靜的思考。最后闡明了就死之前對前輩賢者生死的認識，抒發了垂死時對國家日暮途窮的憂慮和深切的悲哀：

　　原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
　　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
　　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
　　不畢辭而赴淵兮，惜癰君之不識。

　　《悲回風》這是我認為的屈原一生中最后的吟唱。它很明顯地流露了一種低徊纏綿的憂苦之情，但不如此前作品濃重深厚，是在即將投江的前一刻從容寫就的。此篇在王逸本中就是最后一篇，這也可以作為一個方面參考。當然主要還是作品中流露出來的風格，與其他八篇都有較大不同，垂死的哀音、低徊往復的情思、潛在的強烈感染力，無不顯示作者寫就此篇從容赴江的氣魄。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