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期間，先后呈提了不少有關具體改革事宜的奏章，如：《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請厲工藝獎創新折》、《請廣譯日本書派游學折》、《請開學校折》、《請禁婦女裹足折》等等，這些奏折大都均受到肯定的評價。然其中有一個呈折，則一直受到進步人士的詬病，那就是他的《請尊孔圣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祀折》。而與此折相關，民國后在他支持下成立起來的“孔教會”（1912），以及他為此發表的一系列有關文章，如《孔教會序一》、《孔教會序二》、《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等，也就一直成為人們批評康有為保守落伍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這種一看到康有為提出要建立孔教，甚至主張以孔教為國教，就批評他保守、落伍、反動的看法，把問題過于簡單化了。其實，康有為之所以提出要建立孔教，乃至主張要以孔教為國教，完全是他從向西方學習中總結出來的，并與他的宗教觀是直接相關的。

　　二，康有為認為，歐美之強盛固然有其政治、經濟方面的原因，同時也有其立人心風俗之本的教化方面的原因。他說：“今之謬慕歐美者，亦知歐美今所以盛強，不徒在其政治，而有物質為之耶。歐美所以為人心風俗之本，則更有教化為之耶！”而“基督尊天養魂，戒惡勸善，行之歐美，成效久彰矣。”對于有些人以法國大革命為廢除宗教的說法，康有為指出，這完全是一種誤解。他說：“或者以法革命之廢教也，豈知法廢舊教而已，而尊天與基督無異也。”因此他堅信，“萬國自小蠻夷，莫不有教。嗟乎！天下豈有無教而可為國哉？”（《孔教會序二》）正是在這種認識下，康有為提出要強化中國宗教的建設。

　　三，康有為十分強調宗教的社會道德教化作用，他說：“政治教化之與物質，如鼎之足峙而并立，教化之與政治，如車之雙輪而并馳，缺一不可者也。”（《孔教會序二》）具體地講：“夫國所與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為之楨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奉以行止，死生以之，民乃可治，此非政事所能也，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傅。”（《孔教會序一》）因此他認為，神道設教是十分必要的，因為以法律治理僅能“粗制其外，誘奸獎詐，免而無恥而已”，而宗教則“有以治于冥冥之中也。”“若盡棄教與神，則是人人皆能無所畏而不為惡者乎。”（《中華救國論》）

　　四，康有為認為，“教必協于民俗”（《復教育部書》）。對于中國，從歷史上來講，“中國之人心風俗禮儀法度，皆以孔教為本，若不敬孔教而滅棄之，則人心無所附，風俗敗壞，禮化缺裂，法守掃地”（《亂后罪言》）；從當時現狀來講，“今中國猶是孔教也，四萬萬余人，其從耶教從佛教者，不過數百萬，從回教者，千數百萬而止矣，余四萬萬殆猶是孔教也。”（《復教育部書》）再則，“蓋孔子之道，本于無我，敷教在寬，而聽人之信仰，信佛信回，各聽人民之意志，儒生學生，亦多兼信，絕無少礙”（《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所以，在康有為看來，“夫所謂中國之國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中國學會報題詞》），最適合中國民俗國情的宗教就是孔教。

　　五，康有為認為，孔教與佛教、基督教、回教等宗教的情況不完全相同，那些宗教都以神道為主，而孔教則以人道為主。正因有此差別，有人就認為孔教不應稱之為宗教。為此，康有為作了專門的辯駁。他指出，“夫今人之稱宗教者，名從日本，而日本譯自英文之厘離盡Religion耳，在日人習用二文，故以佛教諸宗加疊成詞，其意實曰神教云爾。然厘離盡之義，實不能以神教盡之，但久為耶教形式所囿，幾若非神無教云爾。夫教而加宗，義已不妥，若因佛、耶、回皆言神道，而謂為神教可也，遂以孔子不言神道，即不得為教，則知二五而不知十者也。”“要無論神道人道，而其為教則一也。”（《孔教會序二》）由此可見，康有為對宗教的理解和詮釋是相當寬泛的。

　　六，對于孔教，康有為認為亦當應時而有所更張。如他分析說，由于孔教“博大普遍，兼該人神，包羅治教”，也就是說孔教原來是治教合一的。康有為認為，這在過去也許是很好的，然“若在今世，列國縱橫，古今異宜，亦少有不必盡行者”，如這治教合一就應當打破。于是他說：“故今莫若令治教分途，則實政無礙，而人心有補焉。”（《請尊孔圣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祀折》）

　　七，有以當今民主國家應當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故反對立孔教為為國教。康有為則認為，把這二者對立起來是不對的。他說：“凡今各國，雖信教自由，而必有其國教獨尊焉。”“蓋信教自由者，寬大以聽人民之好尚，特立國教者，獨尊以明民俗之相宜。義各有為，不相蒙，亦不相累也。”（《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