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古籍數字化的本質是技術，該技術不僅不能將古籍完全數字化，且因圖書資料之易得和知識檢索之輕松而對學者具有不可抗拒的異化作用，主要表現在技術與學養的矛盾之中。通過對原始文本的涵泳和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技術與學養的矛盾。

　　【關 鍵 詞】古籍數字化；技術；異化；學養；涵泳；體

一、古籍數字化的本質是技術

　　古籍數字化并非新話題，但就什么是古籍數字化，學界并無通識。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古籍數字化的技術基本成熟，而對古籍數字化的理論探討卻還不夠，其最突出的表現在對古籍數字化的界定上。欲求古籍數字化的本質也須從此入手。

　　對于古籍數字化的理論研究始于21世紀初，彭江岸在《論古籍的數字化》一文中說:“古籍數字化就是利用數字技術將古籍的有關信息轉換數字信息，存貯在計算機上，從而達到使用和保護古籍的目的。”[1]彭江岸對古籍數字化概念的楷定基本包含了此后對古籍數字化進行界定的兩個重要內容，即古籍數字化的手段和目的。學界對古籍數字化的定義大都不出此兩點，或各有側重。

　　譬如張雪梅認為：“古籍數字化就是采用計算機技術，對古籍文獻進行加工、處理，制成古籍文獻書目數據庫和古籍全文數據庫，用以揭示古籍文獻中所蘊涵的極其豐富的信息資源，從而達到使用和保護古籍的目的。”[2]厲莉認為：“古籍數字化就是利用數字技術將古籍的有關信息轉換成數字信息存儲在計算機上，從而達到使用和保護古籍的目的。”[3]如陳陽認為：“所謂古籍數字化，是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將古代文獻轉化為電子媒體的形式，通過光盤、網絡等介質保存和傳播。”[4]都是沿著這一基本思路來對古籍數字化進行界定的。

　　喬紅霞更詳細的闡述了古籍數字化的手段，“即利用多媒體技術、數據庫技術、數據壓縮技術、光盤存儲技術、網絡傳輸技術等手段把館藏印刷型文獻、縮微型文獻、音像型文獻等傳統介質文獻轉化為數字化、電子化的光盤或網絡信息的工作。”[5]

　　亦有學者將古籍數字化解釋為一種動態的過程，如段澤勇，李弘毅認為：“所謂數字化就是把人們常用的文字符號轉化為數字符號，也就是說把我們傳統的語言文字表達形式改變成計算機能識別的數字表達形式。而古籍數字化則就是把人們幾千年來常用的文字符號轉化成能為計算機識別的數字符號的一種過程。”[6]再如劉琳、吳洪澤在《古籍整理學》一書中對古籍數字化作了動態描述：“所謂古籍數字化，就是將古代典籍中以文字符號記錄的信息輸入計算機，從而實現了整理、存儲、傳輸、檢索等手段的計算機化。”[7]

　　李明杰在此前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古籍數字化的目標，“古籍數字化是以保存和普及傳統文化為基本目的，以知識發現的功能服務學術研究為最高目標，在對傳統紙質古籍進行校勘整理的基礎上，利用計算機技術將其轉換成可讀、可檢索、及實現了語義關聯和知識重組的數字化信息的過程。”[8]

　　在對古籍數字化的概念進行界定的首始階段，以毛建軍的界定比較全面，他認為：“古籍數字化就是從利用和保護古籍的目的出發，采用計算機技術，將常見的語言文字或圖形符號轉化為能被計算機識別的數字符號，從而制成古籍文獻書目數據庫和古籍全文數據庫，用以揭示古籍文獻信息資源的一項系統工作。”[9]

　　隨著古籍數字化的迅速發展，學界對古籍數字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全面的認識之后，對古籍數字化探討已不局限于載體的轉化，技術的升級等具體問題上，而是將古籍數字化上升到學術研究、技術與人文的關系的高度。史睿即認為：“古籍數字化屬于古籍整理和學術研究（ 或稱校讎學） 的范疇，而不僅僅是圖書載體的轉換或商業炒作的噱頭。”[10]李明杰也認為：“從本質上講，古籍數字化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文化問題和學術問題。”[11]

　　通過上文簡要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古籍數字化的最外在的和最明顯的表現形式是知識載體的轉化，即從圖書轉化為數字產品，而載體得以轉化的原因在于數字化技術，倘若沒有數字化技術，古籍數字化自然無法實現，因此技術是古籍數字化的本質是技術。如果說這一論點成立，會自然衍生出兩個基本的問題：一、技術是否足以完成古籍數字化的問題；二、技術對學者的異化問題。

二、古籍是否可以完全數字化

　　“古籍”一詞，有廣狹之分，其狹義指辛亥革命之前的刻本、鈔本，或后人整理的本子，就其廣義而言，尚包括文書、卷冊、碑銘及拓本。具體而言，有匯編本、叢書本、箋釋本、校釋本、輯佚本、點校本、選注本、今譯本、刻本、活字本、寫本、石印本、鉛印本、影印本等，現存古籍的數量，估計在10萬余種。[12]

　　從理論上講，存世古籍有定量，則古籍可以全部數字化，但古籍雖是定量，其出土或發現卻不定時，這在一定程度上給古籍數字化帶來了困難。更為重要的是，即使古籍可以全部數字化，也無法做到完全數字化，因為我們對古籍的數字化處理僅僅局限于文本本身（包括圖像），而古籍本身所蘊含的更豐富的信息無法通過數字化得到轉化，數字化的古籍已經將古籍的“聲色香味觸法”與讀者隔離，同時閱讀者與古籍的“眼耳鼻舌身意”等多重感官被計算機消解，只剩下赤裸裸的文本本身，從而無法獲得對古籍的完整的感受。

　　此外，根據知識經濟對知識結構的研究，也并非所有的知識均可數字化處理。人們把知識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可編碼的”知識（codified knowledge），一類是“意會的”知識（tacit knowledge）。可編撰的知識指的是能夠用語言和圖形進行系統化處理的傳統的和現代知識。而意會的知識指的是不可編撰的人類對過去積累的經驗、教訓和隱藏在人的大腦內部的、很難用語言來表達的知識。[13]中國傳統文化強調踐履和體會，存有大量的“意會的”知識（tacit knowledge），盡管這些“意會的”知識也用文字的方式保存在古籍中，但如果僅僅著重于文字的訓釋而忽略其后的生活踐履和切身體會，根本無法獲得真意。

　　如學者所言：“中文古籍數字化所使用的知識和技術方法不同于傳統的古籍整理所積累的經驗和方法。它使用的是計算機、語言學、數學等現代科學知識和技術。這些現代科學技術的思維方式是分析思維。分析思維要求研究對象具有確定性，是典型的西方文化思維方式。而古籍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表述，體現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思維方式。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是一種綜合思維。這種綜合思維在語言表達上言簡意賅，具有‘模糊性’，往往是使用盡可能少的文字來表達盡可能多的意義。”[14]因此，古籍數字化不足以將古籍完全數字化。

三、技術對學者的異化問題

　　古籍數字化本質上是技術，凡是技術不可避免的對人造成異化，“棄絕異化的技術，回歸自然”的技術批判傾向，在現實操作層面不具備可行性，同時，人之所以為人，亦有技術的因素在其中。技術對人的異化，并非是技術本身所致，因為不存在沒有任何副作用的技術，技術的異化與人對技術的依賴程度呈正比相關，即人對技術的依賴程度愈高，則人的異化程度愈高。古籍數字化作為一種技術，對學者的異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便利的閱讀。二是輕松的檢索。這兩個方面都使得學者對數字化產品的依賴性驟增。

　　就便利的閱讀而言，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無疑超越了歷史上的任何時代，因此眾多學者歡欣鼓舞，情形與宋代印刷術的普及異常相似，《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八之一載:“今士庶家藏典籍者多矣，乃儒者逢時之幸也。”[15]元人吳澄也在《贈鬻書人楊良輔序》中說:“宋百年間，鋟板成市，板本布滿乎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不惟是也，凡世所未嘗有與所不必有，亦且日新月益，書彌多而彌易，學者生于今之時，何其幸也!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書者事半而功倍宜矣。”[16]今日之幸較之于趙宋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哲學圓融無隙，講求禍福相因，其果幸甚乎？

　　對于圖書之易得，而學術變異，古人亦多有批判，蘇軾在《李氏山房藏書記》中云：“自孔子圣人，其學必始于觀書，……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于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茍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于書，多而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17]東坡先生以“束書不觀”“游談無根”道破當時學風之弊，并言明古人讀書之艱，其“皆手自書，日夜誦讀”與當時迥異，但正是這種看似笨拙的方法讓古人之學術根若磐石。

　　王水照從古人抄書的傳統中，進一步闡明了抄書的妙處：“以抄書為讀書，已是中國知識分子相傳千余年的閱讀狀態，這種傳統習慣甚至成為他們的生存方式。穆修、歐陽修所讀韓愈作品，都各有依據舊本而不斷校讀、親手抄錄、歷數十年而不輟終成之‘善本’，他們的研讀過程就是抄校過程。即使在明清以后，士人們仍然保持以抄書為讀書的閱讀習慣，并深受其益。顧炎武就秉承嗣祖顧紹帶的主張，倡言‘著書不如抄書’，且身體力行，在四方游學之際，‘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或手鈔，或募人鈔之’這一傳統讀書方法即能精讀細讀，有助于學子對文本的沉潛玩味、傾力求索而達到深人把握之境。”[18]

　　對于宋代學風的轉變，葉夢得亦頗有體悟，其《石林燕語》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精于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也精詳。五代馮道始奏請官鏤《六經》版印行，國朝淳化（990-994）中，復以《史記》、前后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于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19]“誦讀滅裂”與東坡所言“日夜誦讀”完全背道而馳，與古人讀書之法迥異。

　　宋代印刷術的普及較之于今日的數字化，其程度相對較低，利瑪竇在《中國札記》中云：“一個熟練的工人，每天可印刷一千五百張。”沈括《夢溪筆談》中也贊嘆：“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也說：“我以為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沒有比紙和印刷的發展更重要的了。”[20]雖然如此，較之于數字化則是不可同日而語。同時，這種由于技術帶給學者的異化自然亦明顯增強。

　　就輕松的檢索而言，今日之便捷更勝于古人。檢索是對文本的高效利用，其方法并非近代才出現，類書的編撰就是這種努力的表現，不同之處在于類書在聚合資料，并無直接的檢索功能，但客觀上卻具有檢索的功效。

　　清代學者章學誠就提出:“以謂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 乃于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后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這是在類書基礎之上發來而來，下啟近代的各類索引，如《哈佛燕京引得（索引）》、《石刻題跋索引》、《清代碑傳文通檢》、《宋元方志傳記索引》《二十四史人名索引》等。這些檢索工具的出現，為學者們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但革命性的轉變是數字化產品的出現。數字化檢索工具的出現使得學術成為指尖上的技術，技術偽裝學術，同時檢索代替了閱讀，整個學術界呈現出濃郁的浮躁和驚人的高產。“學界中，許多人的網上功夫十分了得，而讀書功夫卻不敢恭維。相當一批人缺乏研讀經典的功底，處理文本的能力整體退化。有寫書而不看書的，有著作而無論文的，有學銜而無學業的，都可混跡其中。在網絡文化可以迅速地生產出許多專家教授的同時，也使這些專家教授的學業水準大為貶值。低水平的雷同之作泛濫成災，抄襲剽竊的學術不端行為屢見不鮮。所以，盡管現在的各種出版物汗牛充棟，但真正具有原創性價值的優秀學術成果屈指可數。”[21]

　　曹文彪也認為：“相當數量的學者已經不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執著于美妙的理念世界，而是像專家那樣沉湎于經驗的直觀世界，熱衷于研究這個世界里的各種具體的現實問題，特別是其所涉獵的某一人文學科領域里的各種具體的學術問題。”[22]一針見血的指出了當下學者專家化的特征，這一特征的出現與古籍數字化關系甚為密切。

　　吳夏平說：“過于依賴檢索系統會逐漸滋長我們的隋性。數字檢索在方便之余也逐漸吞噬我們的思維。好的學術在于敏銳的學術眼光和問題意識，而學術眼光與問題意識都只能在閱讀大量的原始文獻中逐漸培養。”[23]

　　上引諸觀點在今日之學界已并非危言聳聽，而是正在擴大化，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所謂標準的學術成果風起云涌的同時，這個時代的思想異常的空洞，學術界多了無數的檢索手、技術員而少了真正意義上的、具有古典意味的、具有社會擔當的學者和士人。知識分子不是作為社會良知的姿態而出現，而是作為技術壟斷者的面目出現，蘇軾所言的“游談無根”的現象在當前的學術界見怪不怪。學者的使命更是無從談起，即使有之，也是類似于專家的作用，與費希特所謂的“學者的使命主要是為社會服務”[24]毫不相干。

　　此外，古籍數字化在保存大量古籍的同時，也造成了對古典文化的遮蔽，“技術在對一部分知識進行篩選和固化時，使另一部分知識淡化、邊緣化，或者說被遮蔽。……在一部分知識被選擇、集成之時，另一部分知識即被舍棄，乃至被遺忘。”[25]其效果與《四庫全書》的編撰極為相似。我們以為古籍數字化的產品為我們敞開了無限廣袤的知識海洋，毋庸置疑，它同時也遮蔽了無限的冰山三角。

四、涵泳與體：化解技術與學養的矛盾

　　拉普在《技術哲學導論》的首章中闡明技術在英國的工業革命時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顯然與中國古籍的演進歷程不符。中國古典學的文本載體一直都受到技術的基礎性影響，這種影響集中表現在（1）對文本載體的技術處理上。從遠古的巖畫、甲骨、鐘鼎、碑石到之后的竹簡、絲帛，最終定型在造紙術及印刷術，其中技術的革新程度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文本載體的可移動程度，即文本載體的便攜性上。（2）對文本內容的有效利用上。類書、工具書的出現。同時在技術的發展中，技術與學養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至當前已經達到空前的激烈，上文已略加陳述。

　　技術與學養的矛盾從文本載體的技術革新之初就已經開始出現，在甲骨文的時代，壓根兒沒有技術和學養的因素在文化的傳承中，文化的薪傳均是渾然一體的淌動和自然的新陳代謝。之后的金文和簡帛的出現，導致了文本技術的第一次革命，這一次革命導致知識的大眾化，從而誕生了“軸心時代”的諸子百家。宋代印刷術的普及，也推動了趙宋一朝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高峰，但盡管如此，中國最具有原創力的時代卻仍是春秋戰國時代。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當時技術的發展與學養的積淀處于基本協調的階段，諸子們既享受了技術的成果，又不至于知識泛濫，同時又以自身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深刻體會作為基礎，從而達到了技術與學養的平衡，后世諸人，在知識的積淀上可以超越諸子百家，但總的說來，在思想的原創性上總是難望其項背。雅斯貝爾斯所說:“直到今日，人類仍然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重新被它激發思想才智。自那以后，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精神動力。復歸到這一開端是中國、印度和西方不斷發生的事。”[26]誠如雅斯貝爾斯所言，中國的每一次進步無不從先秦諸子中吸取養分，但總體無法超越，即使到了文化高度發達的宋代亦是如此。王水照說：“印本代替寫本，直接影響了宋代士人的讀書生活。讀書是讀書人取得自身社會資格的依據，而宋代讀書人憑借雕版印刷術的發達，使博覽群書不再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士人社會的平均知識量遠邁前人。我們翻閱現今尚存的近五百部宋人別集，明顯地感到其內容之廣博，信息之豐盈，知識之密集在唐人別集中就頗為罕見。”[27] 所以宋人給人印象多是掉書帶或是移動書櫥，而缺乏深度的創造。

　　如何在當下有效的克服技術與學養的矛盾，無非是自覺的降低古籍數字化所帶來的副作用，通過傳統的方法積淀我們的學養。古人讀書的方法很多，筆者根據自己的經驗提煉出兩種方法，即涵泳與體。

　　“涵泳”的原初性語義是涵浸其中，唐代韓愈《禘袷議》：“臣生遭圣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程子將涵泳與德性之敬聯系起來。《河南程氏遺書》卷一寫道：“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語言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迫則不能久矣。”涵泳之功在宋代頗多提倡。《濂洛關閩書》卷三亦云：“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沉思，反復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 朱熹以為“所謂涵泳者，只是仔細讀書之異名也。”朱熹又云：“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正是對涵泳的揭秘。涵泳之法，即如人入水中，須認真體味、反復思量，久之，自能悟入。涵泳的功夫其實與“體”契合甚深。

　　“體”的本意與人的肉身相關，尤其強調作為支撐肉身的“骨”，這在“體”中得到明確的反應，它從一開始就不僅泛指肉身，而是凸顯對于肉身的支撐作用。如楊義所言：“推究現象內蘊的文化本質，或返回中國文化的本原的一個有效方法，是進行語義學的分析。” 通過對“體”的語義分析，我們發現“體”既同肉身密切相關，又從一開始就有著更為深刻的含義。從語源上講，“體”與“body”不同，“體”不側重于作為容器的臭皮囊，而是彰顯“體”對于人身的支撐性及其對于身心一如的導引作用和動力過程，如安樂哲所言：“身體被視為一個‘過程’，不是一件‘東西’，是某種‘需要去完成’而不是‘擁有’的事物。”

　　“體”作為一個過程，故訓中是有依據的。“禮者，體也”，祝平次對此說：“可以見出禮和身體的關系。” 其實，此訓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人在習禮過程中“身體力行”的人生體驗對于禮的意義。《說文》將其明晰為：“禮者，履也”，杜維明說：“它（《說文》）明確地表明了‘禮’是步伐或行動。” 鄭玄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 就既指出了“禮”對于“體”（肉體）的規范，又道明了“體”（踐履）對于“禮”的重要性。

　　“仁”與“禮”關系甚篤，成中英說：“禮是以適當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用禮來成就仁。” “禮”與“仁”都可以通過對身體的規范和對身心的調整來完成，即“以身踐禮”和“以身成仁”。《六德》將“仁”字寫成“（上身下心）”，將“仁”理解為一種身心一如的境界，不失為一種詩意的解讀。通過上面的分析，可知“體”不是唯肉身性的概念，而是側重協調身心，踐禮成仁的過程。這同涵泳與敬的關系不謀而合。

　　“體”有一個巨大的系統，因兼有“體”的特質而具有共性，任何以“體”而構成的動賓詞組，均可稱為“體之”，或簡稱“體”。這些帶有“體”字的詞語對準確把握“體”的含義非常重要，且其相互關聯亦深。

　　“體知”是杜維明在一系列文章中不斷闡明的概念。以“體知”揭秘儒家哲學精神，可謂洞見，但同時它又遮蔽了由“體”而構成的巨大的“體”系，即由“體”而構成的詞語。此外，“體知”雖把握住了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但不足以把握整個儒家的精神。在宋明儒家經典文獻中，沒有“體知”這個詞，卻有諸如體認、體當、體驗、體究等詞，其意味和價值是“體知”所不能替代的。不僅如此，“體知”對于整個中國文化精神并不具有最大的涵蓋性，它并不能在非儒家的領域暢行無阻。而“體”因其巨大的包容性、通約性，則可以在更為廣闊的領域討論中國哲學和文化。

　　馮友蘭說：“哲學不僅是知識，更重要的，它是生命的體驗。” 體驗是一個既古老又年輕的話題。“所謂‘體驗’，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所感受的具體經驗。” 朱熹在談及讀書方法時說：“少看熟讀，反復體驗” ，王紳也說：“君子之為學，所貴乎知要，而尤在乎體驗。” 與古賢著重在為學和修身上討論“體驗”不同，外國學人則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構建體驗哲學的系統。Gadamer于1960年說：“體驗概念就構成了對客體的一切知識的認識論基礎。” Ken Wilber也說：“所有的知識皆以體驗為根據”。Lakoff和Johnson于1999年論述了體驗哲學的三項基本原則。這在當下的世界哲學研究，中西方可以說正在進行求同存異的探索，而對于體驗的研究而言，也有了全球性的視野。

　　體悟與體驗的瓜葛被陸桴亭一語道破：“凡體驗有得處，皆是悟。” 可見，“悟”是“體驗”的升騰和結晶。鈴木大拙說：“悟是突然來到一個人身上的一種剎那間的體驗”。“悟”就是體驗有得時的那一剎那，一個恬靜而又深邃的瞬間。“體悟”又稱之為“直覺”，張岱年說：“直覺也是一個近代的名詞，在古代稱之為‘玄覽’或‘體’。” 體悟具有非邏輯的靈感性和突發性，魏晉的人物品評中，已自覺的將捷悟、超悟、神悟等同名士風流聯系在一起。嚴滄浪的“妙悟說”，司空圖關于“品”和“味”的理論都同體悟緊密相關。此外，中國傳統技藝傳承均賴“體悟”二字，這種技藝即波蘭尼所謂的作為細節的個人知識，這一點可在中國傳統的武術、書法和中醫、戲劇中得到鮮有差爽的印證，庖丁解牛、輪扁斫輪即為體悟的藝術表達。

　　當今之世，“古籍數字化是勢之所趨，否則這些寶貴的資源就會被束之高閣，逐漸被讀者所遺忘而失去其價值。”[28]任何人都無法抗拒古籍數字化的大勢，但亦須高度重視古籍數字化對中國傳統學術的沖擊，如果我們在充分利用其技術優勢的同時，能夠將傳統的涵泳功夫踐行于讀書生涯之中，方能如鳥之有兩翼，可騰挪高飛且無害處。

注釋：

[1] 彭江岸《論古籍的數字化》，《南圖書館學刊》,2000年第1期。

[2] 張雪梅《古籍數字化與文獻信息資源共享》，《天津工業大學學報( 社科版)》, 2002年第3期。

[3] 厲莉《古籍數字化的現狀及對策》，《江西圖書館學刊》（季刊），2002年第1期。

[4] 陳陽《中文古籍數字化的成果與存在問題》，《出版科學》，2003年第4期。

[5] 喬紅霞《關于古籍全文數據庫建設工作的思考》，《河南圖書館學刊》,2001年第4期。

[6] 段澤勇、李弘毅《古籍數字化的回顧與展望》，《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4年第2期。

[7] 劉琳、 吳洪澤《古籍整理學》，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3年，第335頁。

[8] 李明杰《中文古籍數字化基本理論問題芻議》，《圖書館論壇》，2005年10月。

[9] 毛建軍《古籍數字化的概念與內涵》，《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7年第4期。

[10]史睿，古籍數字化的基本問題（論綱），2005年8月15日。參見www.nlc.gov.cn/old/old/wjls/html8-07.htm

[11] 李明杰《中文古籍數字化基本理論問題芻議》，《圖書館論壇》，2005年10月。

[12] 王純《古籍數字化之趨勢》，《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0年第3期。

[13] 參見美國信息研究所編:《知識經濟——21世紀的信息本質》一書,特別是李大光為該書所屬的“三思文庫”知識經濟系列”所撰寫的“總序”。王亦楠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4] 藍永《中文古籍數字化中應注意的幾個文化融合問題》，《蘭臺世界》，2009年5月（下半月）。

[15]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2972頁左上。

[16] 元·吳澄撰《贈鬻書人楊良輔序》,《吳文正公集》卷一九,《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3冊影印明成化二十年刊本,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353頁。

[17]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59頁。

[18] 王水照《作品、產品與商品——古代文學作品商品化的一點考察》，《文學遺產》2007年第3期。收入《當代學術名家學術思想文庫·王水照卷》

[19] 葉夢得《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 1984年，第116頁。

[20] Needham, Joseph.1985,Science and civilsation in China.Vol.5，pt.1:Paper and Printing,by TsienTsuen-Hsuin.xxi.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1] 王海光《網絡時代需要什么樣的學養》，《光明日報》2011年2月14日。

[22] 曹文彪《專家與學者——關于兩類知識分子的一項社會文化考察》,《學術研究》，2005年第12期。

[23] 吳夏平《數據庫與古代文學研究》，《光明日報》2004年9月29日。

[24] 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42頁。

[25] 呂乃基《技術遮蔽了什么》，《哲學研究》，2010年第7期。

[26] 雅斯貝爾斯《歷史的起源和目標》，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頁。

[27] 王水照《作品、產品與商品——古代文學作品商品化的一點考察》，《文學遺產》2007年第3期。收入《當代學術名家學術思想文庫·王水照卷》，第468頁。

[28] 王純《古籍數字化之趨勢》，《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0年第3期。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重慶國學院；重慶 北碚 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