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行與正義——元劇札記之六

　　謀反在任何時代都為主流意識形態所痛恨，但是，也有特例，那就是梁山好漢。梁山泊那些造反的頭領們在宋代就已經被民眾視為英雄好漢，當時還沒有什么替天行道的說辭，想必百姓所喜歡的，只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那種有別于平凡庸俗的日常生活的另一種生活方式。因此，無論是宋代的話本小說，還是宋元乃至更遲些的戲劇，多數都從正面描寫梁山好漢；雖然這樣的描寫，離開江青“三突出”和“高、大、全”的要求還有一段距離，但也已經足夠引起我們的注意了。一個社會對一群反朝廷的草澤英雄給予那么多的同情甚至敬仰，是很值得玩味的。

　　當然，梁山好漢也不是永遠受人尊敬。且不提《兒女英雄傳》，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多數從正面描寫梁山好漢這樣的特例，仍然存在它的反面，雖然也同樣是特例。元雜劇《還牢末》寫劉唐，可是把他寫成一個心胸狹窄的小人的?！哆€牢末》的主人公是李孔目，有名的梁山好漢劉唐和史進只是配角，但李孔目的悲劇，與劉唐卻有莫大干系。

　　劉唐是東平府衙門里五衙都首領，因為誤了一個月假期，被府尹打了一頓，他怪李孔目不為他說情，發誓要報復，說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你常踏著吉地行哩。有朝一日，文卷有些差錯，大人見怪，拿下你來，咱兩個休軸頭廝抹著?！惫唬羁啄恳驗楹眯木攘艘娏x勇為打死歹人的李逵，與李逵有了點往來，李孔目的二房蕭娥恰與衙門里的相好趙令史有奸情，合伙告發李孔目勾結強人。劉唐搶著經辦了這件本來不該由他經辦的案子，把李孔目一條鏈子鎖押到衙門里來，這次輪到他神氣了，擒到堂上，趙令史一句“不打不招”，府尹下令“與我打來著”，劉唐打得李孔目“一杖一層皮”。不僅如此。且聽劉唐把李孔目押到牢里時講的，“手拿無情棒，懷揣滴淚錢；曉行狼虎路，夜伴死尸眠。自家劉唐便是。今日李孔目勾結梁山泊強賊山兒李逵。受了他一付匾金環。招伏已定，下在牢里。當初我誤了假限，直廳打了我四十，今日他也犯下來了，下在牢里，與我拿出來！……舊規犯人入牢，先吃三十殺威棒?！笔愤M好說歹說，劉唐總算沒有下手，但又要求李孔目唱一支曲兒聽聽。李孔目說，“我有甚么心腸還唱曲兒?！眲⑻普f，“你若不唱，我一頓棍子就打死你?！边@還不算完?！哆€牢末》的劇名出自劉唐進一步的枉法，他竟收了蕭娥的銀子，揚言道“要活的難，要死的易”，生生把李孔目在牢里吊死。想不到李孔目死去后又活轉來，蕭娥來告訴劉唐，劉唐又一次把李孔目抓回牢里——“這打不死的賊，果然又活了，你還牢里去?！崩羁啄堪Ц嬲f，“劉唐哥，我也曾替你同在衙門中來，直這般狠也”，劉唐的回答是，“你是死罪重犯，則除死罷了，不死怎么放得你在外面？快還牢去?！?/p>

　　《還牢末》可能是我們能看到的最奇怪的水滸戲。后來劉唐、史進和李孔目都上了梁山，原因很簡單——宋江寫了兩份書信讓阮小五前來招劉唐、史進入伙，阮小五先把一封書信給史進，被劉唐發現，劉唐要出首；阮小五又把另一封信給劉唐，史進威脅說也要告發他，劉唐自知無幸，建議并主動將李孔目救出，同上梁山，而他們之間的恩怨，也因之被忘卻了。劉唐就這這樣輕而易舉地成了梁山好漢，而且顯然還是位置比李孔目地位更高、也即更英雄的好漢。

　　一個人如此容易就成了英雄好漢，真讓人驚訝，比起那句“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民諺所指點的做官秘訣，想成為梁山好漢門檻更低，更少風險，更簡單易行。

　　但真正值得思考的卻是，何以劉唐在李孔目面前如此兇惡，尤其是肆意挾嫌報復的行為，就這樣被輕飄飄地一筆帶過了，真好象連一點懺悔之心也不需要？難道就因為他最終上了梁山，他對李孔目的曾經戕害就可以不受追究？就像那些戰爭將近結束時倒戈的將領，原本是“沾滿人民鮮血”的戰犯，就因為審時度世見機行事起了一義，往事也就不再受到追究，還施施然成了政協委員甚至常委，而他原來的對手們仍然是不起眼的小團長之類一樣。既然都是梁山好漢了，于是大家都“向前看”；甚至還可以有所謂“此一時，彼一時”的遁詞——當時打你是正確的，現在和你搞團結也是正確的。對立是歷史造成的，現在我們都是一個陣營里的人了，不能再老記著歷史舊賬；奇怪的是有義務消除歷史積怨的不是曾經作惡者，受害者假如做不到既往不咎，反倒成了歷史的罪人。

　　《還牢末》還可以引出更多的話題。在某種意義上說，《還牢末》里的劉唐，是一個相當典型的、語意豐富的個案，身處今天司法部門，同時會經常遇到劉唐一樣的語境。如果我們把劉唐的行為抽離開這個特定的場合，就需要考慮，假如不上梁山，劉唐這種顯然有違司法公正的行為方式，會不會受到譴責，會受到怎樣的譴責？正如同《還牢末》所寫的那樣，劉唐的行為自始至終并沒有受到任何的譴責，而一個曾經枉法的司法人員，他會因為曾經有過像劉唐一樣的行為，而受到譴責嗎？假如以劉唐當時的身份著眼，他在毒打確實與梁山強人李逵有關聯的李孔目時，只不過是假公濟私而已，他并沒有冤枉李孔目。換了李孔目，他即使不會如同劉唐下手那樣狠，不也是要打的嗎？

　　近年，有關警務人員動用私刑造成冤案的消息屢見報端。據《南方轅末》等報紙披露，1997年9月鄭州天然商廈發生馬雪峰案，當時，馬在柜臺購買了一條項鏈和一對耳環。貨款兩訖，當他離開柜臺時，被商廈兩位保安人員盯住，并被送到附近北下派出所。警察首先“保管”了馬雪峰所購的金首飾，然后用繩子捆住四肢，用電警棍和特制的刑具抽打他的頭部、肩部、背部、臂部、腿部及全身其它部位，直打得皮開肉綻。他們如此殘暴地對付一個普通的消費者，只是為了讓他承認自己有詐騙行為，以便沒收所購全部首飾。被打的馬雪峰抵擋不住如此血腥摧殘，終因傷勢過重，醫生回天乏術，在一天后魂歸天庭。云南另一個特大冤案更是令人觸目驚心。1995年4月，富源縣涼水井村附近的簡易煤棚內，秦應坤兄弟遭到4名不明身份的歹徒搶劫，被搶了錢，秦應坤左腳還被歹徒用菜刀砍傷。被害人秦應坤在向富源警方報案時，一口咬定搶劫者是陳金昌、溫紹國、姚澤坤、溫紹榮。于是，這４個不諳世事的農村孩子突然間變成了“搶劫殺人者”。他們堅定地為自己的清白辯護：我沒有搶劫，我沒有殺人，我是清白的。一切申述都被審訊的警察認為是不老實交待罪行的狡辯。在接下來的７天７夜的審訊中，幾個孩子最終“承認”了自己的“犯罪事實”。下面是“主犯”陳金昌自述在富源縣公安局的“招供”經過：“5月17日，我被帶進一間屋子，他們從一個盒子里拿出一根用水浸濕過的繩子，用力把我捆起來，命我跪在地上，老實交代罪行，我一再聲明自己無罪，沒干過什么傷天害理之事，可他們不聽。就這樣從凌晨１時到天亮６時，我是在他們的拳打腳踢、罰跪和辱罵中度過的。第二天晚上８時許，我被帶到另一間房子，一進門就命令我跪下，直把我打得鼻青臉腫，有好幾次昏了過去。醒來時，只覺得頭濕淋淋的，原來他們用冷水潑醒了我。在審訊時，他們只準我回答‘是’與‘不是’，但只要一說‘不是’二字，便會招來一陣拳打腳踢?！绷硗?，當時年僅15歲的溫紹榮鎖骨被打斷，耳朵被扯豁。溫紹國也被打得遍體鱗傷。直到3年后因其它案子被抓獲的罪犯張榮東等人交待了秦應坤一案搶劫殺人的作案經過，才最終證明陳金昌等４人的確是被錯送進了監獄。至此，4個清白無辜的孩子冤枉地坐了近3年大牢。

　　由于新聞監督雖然緩慢卻仍在邁進的步伐，有越來越多類似的事件被披露出來，足以令我們對刑偵司法領域存在的陰暗面，有更多警覺。但是，我以為，這樣的揭露與思考僅僅停留于冤案的洗刷是遠遠不夠的，只注意這樣的冤情也很容易令讀者造成誤解，問題還有更復雜與更令人深思的一面。在我們的新聞媒體為這些冤案而發出憤怒的聲討時，其實我們并不知道有多少還沒有被證明是冤枉的案件，正是通過這樣的手段“偵破”的；而且我相信，類似的現象之所以層出不窮，正是由于人們只著眼于刑訊逼供制造出了一些冤案，而對那些以刑訊逼供的手段得以令案件真相大白，令壞人落入法網的行為，非但沒有加以足夠的譴責，而且還會以視其為破案英雄的方式予以嘉獎，由此默許乃至于鼓勵類似的刑訊逼供。我們之所以會在元雜劇里經常讀到類似《竇娥冤》里的竇娥在堂上被屈打成招的案例，正是因為對真正的壞人，也是用同樣的辦法審理，并根據他們自己的招認形成鐵案的，《斟頭巾》里張鼎審理案件發現了疑兇王知觀，審問時王知觀辨稱道，“我持齋把素，口誦黃庭道德真經，怎肯持刀殺人，并無此事。”張鼎的答復是，“這廝不打不招。張千，選大棒子打著者?！蓖踔^果然招供了，他說，“我受不過這般拷打，罷罷罷，我招我招。是我殺了劉員外來?！边@樣的結果，與竇娥，與云南那4個無辜的農村孩子的屈打成招，又有什么分別？

　　由于所有不同案件都只是由這單一的行為方式審理出結果的，人們也就無從分辨，今天究竟是審清了案子，還是審出了冤情；因為在多數情況下，我們不可能僅僅憑想象，就確定在衙門里挨打的是竇娥還是王知觀；或者說，我們不可能真正分辨在嚴刑下的招供，是竇娥式的招供還是王知觀式的招供。如果只看案情審理是否能得出好的結果，如果只要審清了案情，就可以不顧審理的手段是否合法；只要能夠達到找出作案者這單一的目的，就可以不顧及作案者是如何被找出來、用什么手段找出來的，類似于鄭州和云南富源發生的事件，必將層出不窮。另一出與水滸有關的雜劇《爭報恩》里，前來報案揭露李千嬌勾結梁山強人作奸犯科的搽旦對審案的官員說，“大人，這賴肉頑皮，不打不招。拿那大棒子著實的打上一千下，他才招了呢……相公，你則管打。打死了他，也不干我事?！敝魂P心案情的審理結果如何，卻不注意審案的形式，或者說，不注意“程序的合法性”，疑犯被打死“也不干我事”，正是刑訊逼供現象泛濫的根源。

　　更何況，就算是面對板上釘釘的壞人，劉唐式殘忍的吊扒拷打，也沒有絲毫值得稱許之處，甚至也不能原諒。王知觀就可以隨便打嗎？《鴛鴦被》里的李府尹，當他自己的冤案得到昭雪，重新手握重權，這時他借助于行政權力，幫助女兒實現理想的婚姻，這種假公濟私的行為，因其符合觀眾同情心的指向，并不難為人們所接受；但問題還在于面對曾經因借了銀子給他女兒，希望能以婚姻代償債務，逼婚未遂的劉員外，他喝道“張千，取大棒子過來，將劉員外先責四十，再送有司問罪”，這先責四十大棒的行為，明顯是超出公務之外的公報私仇的舉止。劉員外的行為固然是可譴責的，然而，李府尹如何有權在官司還未審問之前，就先打劉員外一頓？在李府尹不分青紅皂白就打劉員外四十大板時，他哪里還有一點點慈父的風范？這樣一用刑，李府尹的形象，實際上已經變得比起劉員外更令人惡心。

　　因此，我們真正需要討論的，并不是一個壞的司法人員通過酷刑冤枉了另一個好人，而是一個被認為是“好”的司法人員在審理壞人時采取的不軌手段。《還牢末》比《竇娥冤》和《斟頭巾》之類更有意思，《還牢末》里的劉唐和《爭報恩》里的搽旦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是因為他們抓住了李孔目和李千嬌的把柄，因此他們可以施行某種“為正義的暴行”。即使我們確實需要學習雷鋒叔叔“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的精神，我們也還是需要考慮，哪怕有著最為正當的目的，暴行也仍然是暴行，任何暴行都不會因其目的高尚而改變其為暴行的實質；而且，越是在高尚的目的掩飾下，人們越是容易放縱自己的暴力傾向；暴行越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行為也就越容易越過做人的底限。因此，“為正義的暴行”，也就比為私欲或者為其它似乎比較卑下的目的而施的暴行，更為危險。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虐殺，以及文革期間紅衛兵對“反動學術權威”的無情摧殘，施暴者無不出于某種自認為十分高尚的目的，我不想說他們的目的“貌似高尚”，只想說即使是出于一些也許真的很高尚的目的，一味施暴也必然使這高尚受到扭曲，最后，所有高尚的目的就會都變得很不高尚；更不用說在高尚的目的之下，也很容易掩藏著劉唐那樣的私心。

　　為正義而施暴是對正義的褻瀆，它必定會直接損害正義本身。“以暴易暴”永遠是不可取的，正像你不能通過惡行消滅世界上的壞人一樣——你也許可以消滅過去做過壞事的壞人，但你的惡行，已經足以使你自己成為新的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