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應該怕“尚方寶劍”——元劇札記之一

　　在現代社會，人們共享某種情感的機會越來越少，并且對這種情感共享的欲望也越來越淡漠。當然這決不是有人提倡“個人主義”的結果，我相信任何一種主義，如果僅僅是提倡提倡，斷然不會有如此之大影響。甚至連宗教也是這樣，如果僅僅是一小批神職人員出于獻身精神“提倡”宗教，而沒有比世俗政權經常顯得力量更強大手段更毒辣的教會，宗教的影響力決不會大至于斯。所以當代人對情感共享的日漸淡漠，想必是出于其它的原因，太過深奧，不去探究也罷。倒是它的結果很顯然，相信這就是劇院和電影院生意清淡的根由。

　　雖然劇院一般而言生意很清淡，因為專業的原因，我還是經常光顧。多數戲都很難看并不值得置喙。倒是每次看到包公一類的戲，主人公為奸臣贓官陷害歷盡千辛萬苦，最后包公帶著尚方寶劍出現了，戲中告訴我們，手舉尚方寶劍的包公有先斬后奏的權力，所以他總是能夠在那些有權有勢的貪官污吏逃脫懲罰之前斬了惡人，好人當然獲得大團圓，全場掌聲雷動，這情景卻令我不忍沉默。

　　那是因為每次看到帶著尚方寶劍的包公，我以為總是我的脖子而不是各級大小貪官污吏們的脖子免不了有些涼颼颼。我以為他們實際上比我更能夠愉快地接受包公戲。實際上我這一輩子大抵會以布衣終老，所以根本沒有機會做奸臣贓官；即使不慎犯下什么該當處死的罪過，也決不會有公公之類手持圣旨來特赦，既然早晚都是一死，尚方寶劍也就和我沒有任何直接的利害關系。而且我覺得劇院里多數鼓掌的觀眾身份也和我一樣，然而人們卻為包公鼓掌，實在讓我大惑不解；因為我雖然不怕包公，但真的很怕尚方寶劍，而且，我覺得我們都應該害怕。

　　回頭細讀元雜劇《陳州糶米》，我對自己那脖子的涼颼颼有了更準確的解釋，看來這種身體的自然反應并非幻覺。提到《陳州糶米》當然是因為這是一出典型的包公戲，在元雜劇里，包公之流帶的是“勢劍金牌”，除了“勢劍”即尚方寶劍外還有“金牌”，憑這兩樣東西他就獲得了“先斬后聞”的權力。然而在《陳》劇里有這玩意兒的并不只是包公一個人。

　　《陳州糶米》堪稱一部了不起的經典，歷經數百年讀來仍然趣味盎然。它說某年陳州大旱，“黎民苦楚幾至相食”，皇上命戶部尚書、天章閣大學士范仲淹開個會，選兩位清廉的官員到陳州開官倉糶米以解民于倒懸。于是開會，參加會議的有四個人—范之外有呂夷簡韓魏公劉衙內。會上當然是要先請呂、韓、劉發言再由范總結的，呂韓談了一通賑災的重要性及必須派清廉正直的官員前去的必要性，劉衙內當然是完全同意以上兩位同志發言精神的，但是他加上一句，建議由他的兒子和女婿這兩位清廉正直的人前去應這份美差。恰好范與劉的關系不錯，既然劉已經提出了范也就不便駁回，呂韓也只好附和。可憐呂韓歷史上都有些好名聲，卻被寫成礙于面子不能當場提出反對意見，卻又在背后啼咕的人，讓現代人看著覺得面熟。

　　劉衙內可是個明白人，用他自己對兩位后輩的話說，“論咱的官位也夠了，只是家財略少些，如今你兩個到陳州去，因公干私……隨他有什么議論到學士面前，現放著我呢。”然而兒子女婿畢竟還嫩，并不完全放心，直至劉衙內讓范學士向皇帝討來勅賜紫金錘，那也是和尚方寶劍一樣的東西，遇到不服的“刁民”可以用皇帝的名義打死勿論。果然劉衙內的兒子女婿在陳州就用上了這勅賜紫金錘。劉衙內的兒子女婿到陳州只不過是去糶米的，如何用得上這勅賜紫金錘呢？這就牽涉到陳州這筆生意的性質。小衙內們奉的是官差，將官倉里的糧食賣給百姓，當時雖然沒有實行承包制，但是這個官差必定具有承包性質，所以小衙內們也就挖空心思，糧食本身當然是要漲價的，還要缺斤少兩、摻土使假，大稱稱銀小斗量米。麻煩的不僅在于此地亢旱三年糧食異常緊張，小衙內的生意純屬壟斷的賣方市場，而且更在于如果你敢對這生意的公平與否提意見，他完全可以輕易地就給你戴上一頂“破壞什么什么”的帽子，一旦你成了這樣一位“破壞分子”，小衙內們又手持有這勅賜紫金錘，這后果也就容易設想了。這就好比現在你想和某些打著國家的旗號為自己賺錢的部門較真，而那部門又有執法的權力，你的勝算必定很小。在《陳州糶米》里則是那位性格梗直的張古非要較真，結果被一錘打死，他的兒子連到當地官府去告狀的念頭都沒有動過，他總算有點理智，知道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

　　這事情最后由包公來處置，還是傳統戲曲中常見的俗套，他手握勢劍金牌，就在皇帝赦免的圣旨和專門請求前來執行赦免使命的劉衙內到達前一刻將劉衙內的兒子女婿繩之以法。盡管如此，人們為什么就不能從《陳州糶米》中讀出這樣一些潛臺詞—皇帝對勢劍金牌之類的管理未必很嚴格，小衙內們不是也很容易就討到了和它功用相當的勅賜紫金錘了嗎？事實上在元雜劇里類似的例子并不太少，《河南府張鼎勘頭巾》里的王小二就被手持“勢劍金牌”前來巡視的府尹下令推出斬首，幸而遇到一位愛管閑事的官員救了他；《鐵拐李》雜劇中的主人公岳壽也算是個好官，當手持勢劍金牌的韓魏公前來時其他贓官都望風而逃他卻獨敢在此迎接，不料因失誤得罪了韓魏公，自覺無幸而死，雖然并非為尚方寶劍所殺，卻也是因勢劍金牌而死，所謂“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手持尚方寶劍的人多少要為此負責任，只不過人們總是更容易相信他愿意相信的東西，比如說更容易看到尚方寶劍那好的一面—能迅速有效地革除貪官污吏的功能，而不愿意看到這樣一個應該是更明白無誤的事實——尚方寶劍用來砍老百姓的腦袋時一樣犀利或者更犀利。

　　在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我們把尚方寶劍這類東西看成是司法體制的一個重要的、有效的組成部分，而且不惜神化它的功用，那么它的負面作用遲早會超出它的益處。那是因為，皇帝既可以賜給包公尚方寶劍也可以賜給劉衙內的兒子女婿紫金錘，而這種權力下放的對象是很難選的，畢竟并沒有誰額上寫著“奸臣贓官”的字樣；誰能保證這嚇人的東西就一定落到靠得住的人手里呢，何況每個人都有凡心，手里握了這勢劍金牌，權力無限膨脹，誰敢得罪他就可以給你一下，要能很好地自我克制真是件很困難的事，稍一放縱還不威風到天上去。所以，尚方寶劍或紫金錘必然帶來一個大問題，用現在人的話說，叫做“不受限制的權力”，而且還必須加上一句，那是一種一旦運用必將造成無法挽回的結局的權力——人死不能復生，至少現在還不能。

　　我們也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只要加強皇帝識別好人壞人的能力，使他以及他的代表能從道德方面更嚴格地選擇尚方寶劍的賜予對象，就能保證萬無一失。尤其是在一個人治的社會，假如遇到劉衙內之類本就包藏私欲的人—其實世界上的人有幾個沒有私欲呢—尚方寶劍究竟魂歸誰家，并不容易輕下斷言，尤其是當劉衙內之流與范學士們的關系又很好，一般人很難駁他的面子，在他們看來自己的兒子女婿當然是最可放心的，于是，后者帶著紫金錘橫行的機會恐怕會更多。當然更不能奢望依靠對握有尚方寶劍的人的加強道德與素質教育，號召他們學習掌握先進的理論，來解決這個問題。關鍵還在于尚方寶劍這種東西，本身就具備了超越任何法律制度的權限，它生來就是讓手握它的人為所欲為的，它意味著一種不需要任何程序并且沒有任何制衡的超體制的法律處置權。

　　在《陳州糶米》以及所有包公戲里，尚方寶劍幾乎總是被看作是用來對付奸臣贓官為民申冤的，想必這正是每當包公祭起尚方寶劍時老百姓總是欣喜若狂的原因。但是細細想來，尤其是現實社會中，與官僚們相比，老百姓對它其實應該有更多警覺。畢竟在人們相信尚方寶劍的時代，小衙內們即使觸犯了刑律也可能會有他們的父執輩討來皇帝的赦免令，而平頭百姓一旦撞在這持有尚方寶劍或勅賜紫金錘之類東西的主兒們手里，連喊救命或找更高一級的青天大老爺翻案的機會也沒有。尤其是當尚方寶劍已經被許許多多小說戲曲演繹成公平的化身，它的主人對它的任意運用被附加上正義的色彩時，出現像劉衙內的兒子女婿那樣在某種極高尚的借口遮掩下放縱私欲的人，實在并非偶然，而受到這種可能性威脅最大的，恰恰是老百姓；這種超越制度的法律處置形式受到鼓勵時，恐怕也只有老百姓最可能吃虧。

　　更大的危險在于通過某種精心構造的意識形態，尚方寶劍之類東西被誤讀作老百姓的救星。這種附加了極為高尚的誘人色彩的專制，正像某些教會在某些時期打著正義、進步或為天下蒼生謀求幸福的旗號施行的暴虐，比起赤裸裸的暴虐來，更具有欺騙性，對于善良的人們也就更險惡。

　　在皇權被視為天經地義的時代，皇帝之所以擁有不受任何制衡的權力，正是因為他的統治被賦予了終極意義上的公正色彩；尚方寶劍正是這種權力的擴張與濫用。而尚方寶劍或勅賜紫金錘之類東西的不復存在，多少也可以算做一種社會進步，至少對老百姓而言是這樣；沒有尚方寶劍雖然未必就足以完全杜絕執法部門虐殺無辜的冤案，然而，畢竟這種虐殺已經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因此，它也就把尋求公正的些許機會和微弱的希望留給了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