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文學(xué)遺產(chǎn)”曾經(jīng)是本報經(jīng)營多年的一個版面，在廣大讀者和作者中間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在跨入新世紀(jì)之際，久違的“文學(xué)遺產(chǎn)”將以欄目的形式重新與讀者見面。衷心希望專家學(xué)者賜稿賜教，衷心希望重新獲得讀者的喜愛。

　　國家圖書館珍藏的明代黃正甫刊本《三國志傳》，乃今所見明清時期《三國演義》的所有刻本中的最早刻本。這個版本上自始至終沒有題寫作者的名字，可見羅貫中創(chuàng)作《三國演義》這一傳統(tǒng)說法靠不住。《三國演義》作為我國最早出現(xiàn)的長篇小說，實際上是由從北宋到明中葉的說書藝人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不斷豐富和完善起來的。該書在明中葉被一個沒有留下姓名的下層文人整理寫定，黃正甫刊本《三國志傳》中“黃權(quán)”這個名字在書中第一次出現(xiàn)時被誤寫為“王權(quán)”，“黃”、“王”同音而造成字誤，是南方方音所致，證明這個最初寫定者是南方人。

　　為了進(jìn)一步證明黃正甫刊本早于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也早于其他刊本，需將具有代表性的幾種重要版本一并作些考察，這些版本是：

　　1、明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據(jù)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以下簡稱“嘉靖本”），

　　2、雙峰堂刊本《批評三國志傳》（據(jù)國家圖書館影印本，以下簡稱“雙峰堂本”），

　　3、聯(lián)輝堂刊本《三國志傳》（同上，以下簡稱“聯(lián)輝堂本”），

　　4、湯賓尹校正本《三國志傳》（據(jù)國家圖書館藏本，以下簡稱“湯賓尹本”），

　　5、朱鼎臣本《三國志史傳》（據(jù)國家圖書館影印本，以下簡稱“朱鼎臣本”），

　　6、喬山堂刊本《三國志傳》（同上，以下簡稱“喬山堂本”）。
　　例1、黃正甫刊本卷之一《袁紹孫堅奪玉璽》：
　　“（孫）堅得玉璽，乃問程普，普曰：‘……秦始王命良匠琢為玉璽。’”

　　按：這里的“秦始皇”三字是本書首次出現(xiàn)，“皇”誤為“王”，是由南方方音造成的。在北方官話中，“皇”、“王”兩字韻母相同，而聲母分別是“h”、“w”，所以即使憑聽覺記錄也決不至于將兩字搞混。黃正甫刊本自此以下再出現(xiàn)“秦始皇”三個字時均不誤，說明這個錯誤是最初記錄時不留心所致。嘉靖本此處改為“普曰：‘……秦二十六年，令良工琢為璽。’”應(yīng)是感到像黃正甫刊本這樣的早期刊本有誤，故刪去“始王”二字，改為“秦二十六年”，致使此句缺少主語，成為病句。雙峰堂本、喬山堂本、湯賓尹本、朱鼎臣本、聯(lián)輝堂本均將“秦始王”校正為“秦始皇”。

　　例2、黃正甫刊本卷之十《張松返難楊修》：

　　正商議間，有主簿王權(quán)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西川必屬他人！”

　　按：這是“黃權(quán)”這個名字在本書中首次出現(xiàn)時被誤寫為“王權(quán)”，以下再出現(xiàn)“黃權(quán)”這個名字時均不誤。“黃”誤為“王”，致誤的原因同例1。嘉靖本、雙峰堂本、（以上兩本“黃權(quán)”的名字首次出現(xiàn)是在卷之十二《龐統(tǒng)獻(xiàn)策取西川》的開頭處）、喬山堂本、湯賓尹本、聯(lián)輝堂本均已校正無誤。朱鼎臣本之誤同黃正甫本。

　　黃正甫刊本中，“必須”的“須”字與“雖然”的“雖”互為通用。先說“須”用為“雖”者：

　　例3、該書卷之四《玄德匹馬走冀州》：

　　（孫）乾曰：“必雖求救于袁本初，方可解危。”

　　按：“必雖”即“必須”。嘉靖本、雙峰堂本、喬山堂本、聯(lián)輝堂本均已校正無誤；湯賓尹本改為“玄德令孫乾求救”，朱鼎臣本改為“玄德商議修書遣孫乾求救于袁本初”，這兩種版本也當(dāng)是感到“必雖”的說法不通順，而將其刪改了。

　　例4、該書卷之六《曹操引軍渡壺關(guān)》：

　　荀攸曰：“雖用詐降計方可。”

　　按：“雖用”即“須用”。嘉靖本、雙峰堂本、喬山堂本、聯(lián)輝堂本、湯賓尹本均校正無誤；唯朱鼎臣本此處仍同黃正甫刊本，作“雖用詐降計方可”，朱鼎臣本的情況較復(fù)雜，當(dāng)別作探討。

　　再看“雖”用為“須”者：

　　例5、該書卷之七《王燦說劉琮降曹》：

　　今父須辭世，吾兄在江夏，叔父在新野。

　　按：“今父須辭世”之“須”當(dāng)為“雖”。嘉靖本該處改為“今父辭世，吾兄見在江夏，更有叔父劉玄德在新野”，大概是認(rèn)為有此“須”字，文意不通，故將其刪去了。雙峰堂本、喬山堂本、聯(lián)輝堂本、朱鼎臣本、湯賓尹本均如嘉靖本，刪去“須”字，唯行文略有出入。各本均刪去“須”字，當(dāng)是文意轉(zhuǎn)折不明顯，刪去后仍通順之故。

　　例6、該書卷之十四《陸遜定計破蜀兵》：

　　際遜須是書生，見識深遠(yuǎn)。

　　按：“須是”即“雖是”。嘉靖本、喬山堂本、聯(lián)輝堂本、朱鼎臣本、湯賓尹本均改為“雖是”；雙峰堂本此處有闕文，未知改否。

　　例7、該書卷之十六《孫明祁山破曹真》：

　　老臣須駑鈍，愿隨大將軍上邊。

　　按：“須駑鈍”即“雖駑鈍”。嘉靖本、聯(lián)輝堂本、湯賓尹本此處均改為“老臣雖駑鈍”；喬山堂本、朱鼎臣本刪去“雖駑鈍”三字，改為“老臣愿隨將軍破蜀。”雙峰堂本此處有闕文，未知改否。

　　例8、該書卷之十七《孔明六出祁山》：

　　吳主曰：朕須不識此二人，素知其行。

　　按：“須不識此人”即“雖不識此人”。嘉靖本、喬山堂本、聯(lián)輝堂本、朱鼎臣本均改“須”為“雖”，而行文略有出入；湯賓尹本改為“朕聞此二人皆小輩耳，于國無益”。雙峰堂本此處有闕文，未知改否。

　　例9、該書卷之十八《孔明秋夜祭北斗》：

　　主簿楊曰：“昨見丞相須在軍校簿書，朝廷大小事物，必須經(jīng)歷，請即譬喻與丞相言之。

　　按：“須在軍”即“雖在軍”。嘉靖本將此處改為“主簿楊諫曰：‘某見丞相常時自校簿書。且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丞相以治家之事譬之……’”喬山堂本、聯(lián)輝堂本、朱鼎臣本均改為“昨見丞相雖在軍中”，唯以下行文與黃正甫刊本略有出入；雙峰堂本此處有闕文，未知改否。

　　黃正甫刊本中，“皇”、“王”不分或“黃”、“王”不分，“雖”與“須”通用的這些例子，在北方話中都是完全不可能搞混的，羅貫中是元末明初的太原人，他如果是《三國演義》的作者，決不可能造成這種現(xiàn)象。而福建、廣東和江浙一帶，這些字的讀音卻幾乎沒有差別。所以，黃正甫刊本的記錄者必是據(jù)南方方音記錄故事，才將這些字搞混了。而在嘉靖本及其他刻本中，這種因音同而導(dǎo)致的用字錯誤基本上都被改正過來了。這些例子足以說明，黃正甫刊本《三國志傳》的出現(xiàn)比該書明清時期的其他刻本要早得多，也足以說明黃正甫刊本大有可能是一個根據(jù)說書藝人講述的三國故事最初寫定的本子，這個最初寫定者應(yīng)是南方人。

　　這個最早刊本的發(fā)現(xiàn)，意味著什么呢？首先，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個版本出現(xiàn)在明中葉，該刊本從頭至尾都沒有署作者的姓名，也就是說上面根本沒有“后學(xué)羅本貫中編次”之類的字樣！這是否可以說明《三國演義》的成書時間就在這一時期，而與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太原人”羅貫中并沒有什么關(guān)系？羅貫中創(chuàng)作《三國演義》的說法是由嘉靖本提出的，而它是在黃正甫刊本《三國志傳》以后才出現(xiàn)，但嘉靖本并不是最早刻本，它出于什么目的要貼上“后學(xué)羅本貫中編次”這樣的標(biāo)簽？原因雖不得而知，但可以猜測。《三國演義》是一部不朽的杰作，是集中了無數(shù)說書藝人的藝術(shù)智慧，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傳唱而逐漸形成的，也就是說它應(yīng)是由這些說書藝人們“集體創(chuàng)作”而成的。該書的最初寫定者并不能算作它的作者，他充其量只能算是這集體中的一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