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記一　宇宙是一個大生命

　　每一個哲學家都有他的史學精神，都有他的哲學思想。梁漱溟的思想中，有著較明顯的進化論思想，指導著他的學術生活與日常行事。

　　宇宙是一個大生命，從古到今不斷地創造，不斷地花樣翻新，造成千奇百怪的大世界。如果說宇宙是“生命”，那么生命也即是“宇宙”。宇宙與生命共處不斷的進化中。在梁漱溟看來，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生命進化史。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梁漱溟引用孟子的話語說，一切事物的演變都有其不可強求處。他雖然承認天地之間沒有什么超自然的主宰，但又信服儒家的天命觀。他指出，“一切有定數，非雜亂，非偶然。”這好象是命定論，實則為機械觀與目的觀之合一，與柏格森之創化論相近，不相違。

　　他說宇宙中有“進化精神”發揮著重要作用，其為自然與人類的共同精神。然代表這個進化精神的只有人類。沒有人類，進化得不到解釋。所有進化，歸根結底是人類精神的進化。他的思想明顯踏入精神史觀的領域。不過，他的精神史觀與黑格爾的絕對觀念論不同，與朱熹的“天理”觀有異。他思想中的“人”本體占著重要地位，與王陽明思想有著某種內在聯系。

　　他又論述，人類進化具體言之，表現為生活與文化的不斷進步。文化是人工的、人造的，不是自然的、“本來”的。所謂進化，其實質就是“創造”。人因為有了創造，所以能進步、有進化。他還說：一個人的創造可以不表現在外部，而表現在內部。這種內部的創造，可用一句話來表達，即“成己”。另外又有政治家的活動等，他們的成就是表現在外部的，他們的事業，他們的這種外部的創造，是“成外”。梁漱溟這番話，可說是儒家“內圣外王”思想的另一種表達方式。

　　一個思想家如果有進化理論來做他的指導，大概不會落入保守倒退的一途。正因為此，梁漱溟說出以下的話：“幾千年的老文化，傳到近百年來，因為西洋文化入侵正叫我們幾千年的老文化不得不改造。我們不能像其它時代的人那樣，可以不用心思。因為我們這個時代，亟待改造；因為要改造，所以非用心思不可。”

札記二　我身此心，何處著落？

　　陳獨秀在《新青年》(一卷四號)發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論述東方與西方的差異不僅是輪船、汽車、飛機、聲、光、化、電等物質方面的差異，而且是思想上的差異。中國不如西方是在思想上不如西方。李大釗在《言治季刊》上發表文章：《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也論中國不適宜今天時代的發展，要使中國跟上世界的潮流，要謀中國繼續生存于世界，非舍去中國文明中落后因素，對西方先進文化做出積極回應不可。他又說西方文明的根本點在“民主精神”與“科學精神”，所以必須擁護“德先生”與“賽先生”到中國來。

　　值于此時，梁啟超于民國 8年歐游回國，他實地考察西方情況，發表《歐游心影錄》，傳播這樣的信息：在歐洲，科學已經破產。鼓吹科學萬能的人本希望科學成功，黃金的世紀指日可待，但歐戰使這樣的夢想破碎，“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他呼吁：“我們親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

　　文章中又說出以下別具意義的話來：“所以我希望我們可愛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向外擴張，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

　　梁漱溟的觀點與梁啟超大體相同。他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提出了自己的中國文化建設觀，參加了當時有關東西方文化比較的論戰。

　　他主張在中國恢復對孔子的崇信。他介紹自己是如何從一個佛教的信者，轉去過“孔教的生活”。

　　他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中說：自己以前思想曾經一路折入佛教的一門，而現在的思想變了，從佛教的生活轉向孔教的生活。以前始終以為只有佛家的生活是對的，只有佛家的生活是自己最要的生活，但是終于舍棄了以前的想法。“我不容我看著周圍種種情況而不顧”，周圍種種的情況，“都是叫我不要做佛家生活的”。

　　他感覺到，孔子思想是入世的思想，凡是關心社會變化、民族命運及人生人心的人都會認為孔子的思想最適合自己。他看到世界上的種種的弊端必須改革，決心脫離“出世”的佛教轉向“入世”的儒學。

　　梁的腦海中浮現出西洋人的“可憐”：他們的精神生活實在是太簡陋了，他們所謂精神的東西僅僅是希柏萊的那點東西。而中國的思想如此博大，足以給疲憊的精神以莫大的慰藉。足以給人類偉大生命以真正的關愛。

　　在梁漱溟看來，中國人正在盲地抄襲著西方的東西，他看到當時的中國到處流行著“種種怪秘的東西，東覓西求，都可見其人生的無著落”。他斷言西方人是委瑣的，當今的東方人則是糊涂的。“可以說他們都沒有嘗過人生的真味”。他十分感慨的說，現在西學有人提倡，佛學有人提倡，只有孔子人們羞澀不能出口。“孔子之真若非我出頭倡導，可有那個出頭？這是迫得我自己來做孔家生活的緣故。”

　　他又以為，世界的文化可以分為三個種類，其一是西洋的文化，其二是中國的文化，其三是印度的文化。這三種文化形成人生的三種路向。

　　其一是“本來”的路向。“就是奮力取得所要求的東西，設法滿足他的要求，換一句話說就是奮斗的態度，遇到問題都是對于前面去下手……這是生活本來的路向。”

　　其二是“遇到問題不去要求解決，改造局面，就在這種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滿足。”

　　其三是“遇到問題他就想根本取銷這種問題或要求。……凡對于種種欲望都持禁欲態度的都歸于這條路。”

　　他總結說，“所有人類的生活大約不出這三個路徑樣法：（一）向前面要求；（二）對于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三）轉身向后去要求；……我們觀察文化的說法

都以此為根據。”

　　他繼續說，對于這三種文化應取的態度是：第一“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第二是“對于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改一改”；第三是“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出來。”

　　既然是將中國原來的態度重新拿出來，那么，這種態度究竟是什么呢。在梁漱溟看來，是孔子的精神。

　　他認為世界上對于人生的態度各有不同。在印度，各種出世的宗教為一邊，“順世外道為一邊”。在歐洲，中古宗教為一邊，近代以至現代人生觀為一邊。在這些人生觀中，前者否定現世人生，要求禁欲與出世。后者肯定現世人生，以為人生不外乎是種種欲望之滿足。他說：一般人以為除了以上的生活態度之外，大概是不會有另外的人生態度了。

　　然而，他認為中國人創造了第三種人生態度。“中國人肯定人生而一心于現世，這就與宗教出世而禁欲者，絕不相涉。然而他不看重現世幸福，尤其貶斥了欲望。他自有其全副精力傾注之所在。”

　　他分析中國的民族精神其主要特點有二：其一是“向上之心強”，其二為“與之情厚”。

　　他說中國人真正的生活意義是在不斷自覺地實現他所看到的“理”。在實現這個理的過程之中，精神境界得到了升華。“儒家蓋認為人生的意義價值，在不斷自覺地向上實踐他所看到的理。”他又說：所謂“實踐他所看到的理”就是不斷地努力，以一種力行的精神去做事，將自己所體會到的理變為事實。

　　在論述“相與之情厚”時，他引王陽明的話說“是故見孺子之下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他說人皆有不忍之心，此則為人的善良天性。儒家之學在于肯定人的這種天然之心使之擴充，不至于被后世的物欲所蔽。它又說人應該具有廣泛的“關情”，要使自己的不忍惻隱之心有所升華，使之變為對于社會的普遍關愛。

　　所以他有以下的一段言論：“普泛的關情，即不啻普泛地負擔了任務在身上，如同母親要為兒子服務一樣。所以昔人說：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陸象山語）”

　　既然孔子思想是這樣的一個好思想，繼承與發揚孔學就是理所當然的了。為此，梁漱溟懷著“繼絕學”的雄心與悲壯情感：“‘為往圣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 。他覺得生死已不屬于自己而系于天命。如今孔子之道晦澀不明，天下無道，自己負著天命來到人間。這樣的天命絕無他人可以代替的。“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

　　到本世紀80年代中期他最后一部著作《人心與人生》問世，依然相信“我的著作將為世界文化開新紀元。為期不在遠，不出數十年也。他以為自己是負使命而來又負使命而去。欣然而死，死而不足憾。”

　　人心如翔，總要著落。梁漱溟的“人心”一生梭巡，終于著落在祖先之道——儒學的懷心。

札記三　“踐形盡性”

　　梁漱溟稱自己一生學問可用“人心”與“人生”加以概括。他的最終學問關懷是糾正人心，參與社會，在探討具體人生態度時，則表達了“踐形盡性”的觀點。

　　“如狗如貓，無論它是什么樣子，沒法責備它不對。因為它就是那樣子，不得責備它。再如老虎吃人，也不能責備它殘忍。”

　　這是因為這些動物的本性本來就是如此，它們在世界上生活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它們是在實踐自己的本性，是無可以指責的。世上的一切都在實踐自己的本性，這就是梁漱溟所了解的“踐形”。“踐形”，就是“踐”“性”。既然連動物都在不經意實踐自己的本性，那么作為生物之靈的人類則更應該作到這一點。

　　他又說，生物進化到現在，其他一切的生命都落于不進，只有人類開出一個很大的機會，人生的意義就在于不辜負這個機會，不辜負天給他的這個可能性。

　　他引用孟子的一句話說“形色天性也，唯圣人為能踐形”，他解釋說，所謂形色就是我們人所長的這個樣子，──耳、目、口、鼻、四肢等。他又說這樣理解“形色”，是照著淺近處說的，往深處想，形色還具有無窮的意義。

　　那就是人所具有的天生，或者說是生命的“可能性”。這個可能也叫做是“理”。“理”就是個“應當”。也就是理所當然。梁漱溟思想的深處有著一個陽明精神的情節。他將“形色”“理”與王陽明的“良知”結合起來思考。他這樣說：“道家有所觀的東西，儒家只是教你當下不馬虎，此即王陽明先生所謂致良知。亦即真誠之誠，此非反觀，而實是反觀之最徹底最深者，道家之反觀為生理的，而他是心理的，儒家即如此而已。”

　　他又說，每個人都是偉大的與高明的，這是本有的偉大與本有的高明。人的生命意義在于盡其自身可能將這種偉大發揮出來，將這種高明表現出來。

　　這種偉大與高明乃是潛在的，不是已成的高大與高明，而是“能夠高大”與“能夠高明”。假如一個人不在這個人生中努力，這種高明與偉大還是沒有辦法表現出來的。“如果你不去努力做，不去發揮擴充，誰也無可如何：不過是你自己把自己的可能性落到小處，你湮沒自己罷了！”

　　這里梁漱溟將王陽明思想可以說是發揮到了極致，“努力去做”，盡力地發揮自己的“高明”，這恰是對“致良知”思想的一種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