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疑古思潮》（節錄）
吳少珉等主編，張京華等撰著
第一章、第二節 傳統學術中疑古辨偽思想的發展（節錄）
明清時代是我國辨偽學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學者們認真總結前人的疑辨成果，在實踐中勇于探索、大膽創新，產生了不少的辨偽學家和辨偽著作。如明初宋濂的《諸子辨》是我國辨偽學史上考辨子書的第一部專著；晚明胡應麟的辨偽專著《四部正訛》的問世，則標志著我國辨偽學的誕生。盡管明代造偽的風氣頗盛，一些學者既疑古又造偽，但是在宋代疑辨之風的影響下，明代的疑古仍似一股涓涓之水在不息地流淌著。其中，梅鷟是與古史辨派有一些學術淵源的辨偽學家，他在宋代吳棫、朱熹、元代吳澄等人考辨偽《古文尚書》的基礎上，汲取經驗成果、拓展思路方法，撰著了《尚書譜》和《尚書考異》。《尚書譜》足以“驚作偽者之魄”[51]，《尚書考異》則堪稱是一部承上啟下、頗有識見的辨偽名著，它對二十九篇《今文尚書》、二十五篇《古文尚書》、孔安國的《書序》和孔安國傳進行了較為詳實的考辨。梅鷟首先考察了《今文尚書》的來源和傳授系統，指出：“先漢之古文，實為安國之家傳，而東晉之古文，乃自皇甫謐而突出……后乎謐而上之者曰梅賾。”[52]即視孔安國和皇甫謐為《古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作者，雖然此結論不正確，但他已將孔安國家傳的與東晉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分辨開來，其辨偽之功不容抹煞。其次，梅鷟從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的大部分篇章中擷取一些語句，一一找出它剽竊古籍的出處，證明偽《古文尚書》是雜取先秦及后代文獻中的語句而成。再次，他又從文章體例、句法特點、文字風格上揭示作偽痕跡，有力地揭露了偽《古文尚書》的造偽真相。總之，梅鷟以嚴謹科學的治史態度，多角度、多層面、深層次地廣泛搜集證據，挖掘疑竇，把偽《古文尚書》的考辨推上一個新的高度，為清代閻若璩、惠棟的考證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因此胡適曾說道：“閻若璩的先鋒是梅鷟。”梅鷟的“《古文尚書考異》，處處用證據來證明偽《古文尚書》的娘家。這個方法到了閻若璩的手里，運用更精熟了，搜羅也更豐富了，遂成為《尚書古文疏證》，遂定了偽古文的鐵案”[53]。
自東晉梅賾獻上《古文尚書》，后被列于學官，置博士，到清康熙年間已經歷時一千三百多年，流傳久遠，根深柢固。尤其是唐太宗時，孔穎達撰《五經正義》采用此書，遂成定本，得廁于“十三經”，成為士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科書，其地位為世所公認。但在疑古思潮勃發的兩宋之際，吳棫首發質疑，使后人對《古文尚書》的疑辨之河從微波漣漪進而風鼓浪擊直至洶涌激蕩，最終閻若璩（1636—1704）“毅然悍然辭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54]閻氏在充分肯定、廣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居建瓴之地，窮畢生之力，遠稽近考，補偏救弊，撰成《尚書古文疏證》八卷，舉出128條證據全面系統地考辨了偽《古文尚書》。既追根溯源地尋出偽《古文尚書》的來源，又探賾索隱地揭破作偽者抄襲古書而又抄錯的地方，還明察秋毫地檢舉了偽書中與古代實際或古本《尚書》、漢代經師解釋不合的篇數、篇名、編次、文字、文體、語言風格、典制、典籍、史實、歷法、地理等內容，昭示了偽《古文尚書》的種種內在矛盾。如卷一第一“言兩漢書載古文篇數與今異”[55]，拿偽《古文尚書》的篇數與《漢書?儒林傳》、《漢書?藝文志》、《漢書?楚元王傳》、《后漢書?杜林傳》中所載有關《古文尚書》篇數的說法相對勘，知道偽《古文尚書》的篇數不合于《古文尚書》。卷二第二十三“言晚出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56]，拿偽《古文尚書》與鄭康成《尚書注》所引十六篇《古文尚書》及蔡邕熹平四年（175年）所刻《熹平石經》中的《尚書》相對勘，知道偽《古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和《今文尚書》不只是文字有異，而且史實亦有舛訛。閻若璩對前人考辨《古文尚書》的優劣得失非常了解，因此他在考辨的過程中，棄虛蹈實、繁征博引、反復厘剔、有條有據，吸收前人的成果，彌補他們論證的不足，作了更為嚴密、細致、多角度的論證，并有不少發明。他對偽《古文尚書》中最神圣的信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予以摧陷廓清，滌蕩塵埃，終于推翻了這部千余年來神圣不可侵犯的竊踞經典寶座的偽書，使這場積疑長達五六百年之久的疑辨至此已基本定案。黃宗羲評價說：“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皆足以祛后儒之敝”[57]。梁啟超稱贊《尚書古文疏證》“不能不認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58]，“委實是不朽之作”，閻若璩“在清代學界委實是第一流”[59]。顧頡剛在20歲以前就讀過《國朝先正事略》中的《閻若璩傳》，認為其疑辨思想“注定了我畢生的治學的命運”[60]，對他整理史料、疑辨偽史的方法十分推崇：“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每篇正文之后有附錄若干條，錄其自己的札記及和他人的討論，有時自行駁詰而不割棄以前的議論。固然是零碎和支蔓，被人認為著者體例不謹嚴；但若沒有此附錄，這正文是多么枯燥呵？現在他把這些結論的來源發表出來，我們正可就此尋出其論證的階段而批評之，他的幾十年研究的苦心就不致埋沒，我們繼續加功也易為力了。”[61]可見閻若璩的思想對顧氏的古史辨偽也產生了較大影響。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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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八，第119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9頁。
[52] 梅 鷟：《尚書考異》卷一，孔安國《尚書注》卷十三。
[53] 胡 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見《胡適文存》三集，第94頁。
[54]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頁。
[55]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36－39頁。
[56]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194－199頁。
[57] 黃宗羲：《尚書古文疏證?序》，第3頁。
[58]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頁。
[59] 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見陳引馳編校《梁啟超國學講錄二種》，第210頁。
[60] 顧頡剛：《古今偽書考?序》，見《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第253頁。
[61] 顧頡剛：《古史辨》第三冊《自序》，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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