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疏證》偽證考略（下）
（4）太甲稽首，伊尹稱字
《疏證》（第六十一）：“君前臣名，禮也。雖周公以親則叔父，尊則師保，亦自名于王前，曰‘予旦’，召公亦名之，為‘旦曰’；斷未有敢自稱其字者。或君于臣，字而不名，所以示敬。如‘王若曰父義和’之類，亦未多見。何晚出《書》所載太甲既稽首于伊尹矣，伊尹又屢自稱其字于太甲，豈不君臣交相失乎？君之失，緣誤仿《洛誥》；臣之失，則緣誤仿《緇衣》。何者？《緇衣》兩引《咸有一德》，一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一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此篇鄭康成《序》書在《湯誥》后，咎單作《明居》前。馬遷亦親受逸《書》者，即系于成湯《紀》內，是必于太甲無涉矣。康成注《書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要王肅《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辭，故君則號，臣則字，不必作于湯前。偽作者止見《書序》為‘伊尹作《咸有一德》’，遂將《緇衣》所引盡竄入于其口，又撰其辭于前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喋喋稱字不已，不大可嗤乎？或曰：然則伊尹宜曷稱？曰稱‘朕’，《孟子》‘朕載自亳’是也；稱‘予’，‘予不狎于不順’是也；稱‘臣’，若召公‘予小臣’是也；稱摯，若周公‘予旦’是也。至于稱字，烏乎敢？”
這一條先提到兩種制度：“君前臣名”和“君于臣，字而不名”。然后指出《古文尚書》內容（證據一：“太甲稽首于伊尹”在《太甲中》，證據二：“伊尹自稱其字于太甲”在《咸有一德》和《太甲上》）與這兩種制度不符，不符的原因是偽造時“誤仿”《洛誥》和《緇衣》。“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禮記·曲禮上》）”的制度與“幼名冠字（《禮記·檀弓上》）”之禮相表里。《禮記·檀弓上》明確提到“幼名冠字”是周代禮制（周道也）。也就是說，在商代初期，這種禮制很可能還沒有出現。“君于臣，字而不名”出自《說苑·臣術》伊尹與商湯一段對話。這樣的小故事戰(zhàn)國中晚期編了不少，禹澇湯旱、伊庖呂屠一類，《說苑》搜集最多。講故事可以，當真事殊為不妥。如此“學問”清代也不多見。
閻氏指控“伊尹稱字”的“靈感”來自《尚書正義·太甲上》孔《疏》下述內容：“《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這里本來沒有什么大問題，孔穎達拘于君臣尊卑之禮提出問題并作了解釋。這位盛世鴻儒怎么也不會想到，如此寥寥數語，會在一千年后給一位叫做閻若璩的考據大師提供了“整材料”的“重磅炸彈”。這是孔穎達十分反感的事情，他所謂“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所謂“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說白了就是無事生非。
稱伊尹為“伊摯”，見于《墨子·尚賢中》《孫子兵法·用間》《楚辭·天問》等書。這些文獻出現較晚，不足為據。除《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外，先秦文獻并沒有明確提到伊尹何名何字。因此，不存在“尹”是伊尹之字的可靠證據。鄭玄注《書序》于《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出自《尚書·君奭》（今文）周公對君奭的訓詞：“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伊陟是伊尹的兒子。伊尹何名何字與此無關。
《疏證》（第三十一）：“二十五篇之《書》其最背理者，在太甲稽首于伊尹”，后文提到：“今既證太甲稽首之不然”，說明《疏證》此前已論證過這個問題。考《疏證》全書并無相關論證。而在此條（第三十一）之前，有三條闕文（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所謂“今既證”云云，是剛作過論證的意思。《疏證》目錄第二十八條的題目是：“言太甲不得稽首于伊尹為誤仿《洛誥》”。故閻氏“證太甲稽首之不然”當在第二十八條。按《洛誥》（今文）中有周成王對周公“拜手稽首”之事。即使深文周納，也是為了取信于人。閻氏主動刪掉這部分內容是因為“誤仿”之說過于牽強。這是佞人筆墨的鍛煉過程。
成王之于周公，太甲之于伊尹，二者情況十分接近；周公和伊尹都是長輩，都是主持國政的重臣；伊尹相成湯滅夏立商，輔佐四代五王，其地位之尊，身份之重，要超過周公。殷墟卜辭記伊尹與成湯并祀（《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代部分》），可見其地位之重要。也就是說，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君而稽首于臣”（太甲稽首于伊尹和成王稽首于周公）合情合理，不足為怪。由于“太甲稽首于伊尹”和“伊尹稱字于太甲”兩條指控都不能成立，不能構成有效的“作偽”證據，也就不存在“誤仿”問題。換句話說，指控不能成立，“誤仿”作為“作偽”事實也就失去依據。閻氏反過來用“誤仿”作為指控的依據，已屬典型的“循環(huán)論證”。
上面說過，閻氏此條“靈感”來自《尚書正義》。我曾奇怪，《尚書正義》本有“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注語，他為什么不用？細看恍然而悟。原來這是《孔傳》內容。這是他立此一說捉襟見肘之處，注語眼前就有，但不能用。不用又不能實現“震驚飆於靜樹”的效果。我于是查找閻氏所引“王肅《注》”的出處，《尚書正義》沒有，《三國志》本傳沒有，最后在《史記·殷本紀》“書縫中”找到，是裴骃《集解》所引。前面引文“然則伊尹宜曷稱”以下，沒有任何證明意義。亦見翻檢之功。《疏證》類似內容很多，這是拿“學問”當手電筒晃人眼睛。錢穆先生所謂“自炫博辨”。
閻氏“博極群書”，他當然知道“君前臣名”與“幼名冠字”的表里關系，《禮記·檀弓上》“周道也”亦在其視野之中，這些都不能影響他的工作熱情。用《說苑》證殷商制度，純屬無賴行徑。前面已經刪掉“拜手稽首”的無根之論，仍留下一句在這一條中虛張聲勢。為什么？因為他心雄萬夫，屢試不中，只此一途，志在必得。于是苦心孤詣，敷衍造說。在故紙堆中翻云覆雨，字里行間縱橫短長。于“無字處精思獨得”，“證據出入無方”。其學誠博，其智誠狡。如此這般，一代大師橫空出世。《疏證》提到朋友當面夸獎（第六十八）：“頃與子游，覺考核之學，今亦有密于古人處。”自謂“予笑而不敢答”。其炫耀自喜之態(tài)有些可笑，但讓人實在笑不出來。這是因為中國文明為此人名滿天下而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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