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疏證》偽證考略（上）
（3）東漢杜林本《古文尚書》
兩漢今古文《尚書》源流“最糾紛難辨”，由“杜林本”入手比較直接：它是東漢“遂顯于世”的《古文尚書》源頭。《后漢書?儒林傳》：“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賈逵（30～101）、馬融（79～166）、鄭玄（127～200）所注《古文尚書》都是“杜林本”。按王肅（195～256）所注亦此本。閻氏《疏證》認為：“馬、鄭、王三家本系真古文”〔36〕。兩漢之間《古文尚書》傳遞過程的關鍵問題有二：一是西漢今古文《尚書》之爭；二是賈、馬、鄭、王四家所注“杜林本”《古文尚書》的由來和性質。二者間存在因果關系。
歐陽、大小夏侯立于學官之所以能夠輕易取代晁錯的傳授，因為三家師說的解讀質量都要好于后者。在“歐陽氏學”立于學官后，大小夏侯之學得以再立的主要原因，是三家同屬一系（伏生本）且彼此同門（《漢書?儒林傳》：“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倪）寬”）。由此構成三家之間同門、同系、彼此支持的鼎足之勢。所謂肥水不流外家田。漢哀帝時劉歆欲將《古文尚書》等“列于學官”〔37〕，“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38〕，受到“諸博士”斷然抵制。于是他“移書太常博士”〔39〕予以責備。三家竭力排斥孔氏《古文尚書》立于學官的原因是后者的文獻優勢和政治威脅。
文獻優勢指：（1）孔氏《古文尚書》在經文篇數上包容且多于伏生本；（2）在經文的文字質量上優于伏生本〔40〕；（3）“孔氏傳”在解經質量上至少不差于三家師說且很可能更好。夏侯勝（大夏侯）與夏侯建（小夏侯）是叔侄關系，《漢書?兩夏侯傳》記二者間一段對話耐人尋味。勝指責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夏侯建所謂“敵”不是政敵，而是“為學”方面的敵人，當指《古文尚書》經傳的文獻優勢。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大小夏侯這段對話在劉歆爭立古文經之前，諸儒博士“講五經同異于石渠”之后，這提示今古文《尚書》之爭并非肇端于劉歆爭立。
政治威脅指西漢太常博士學官一直是“讀書做官”之階梯，是謀取利祿的重要資源〔41〕。夏侯勝（大夏侯學創始者）經常教導其弟子：“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假如只有《古文尚書》經傳的文獻，則立與不立并不構成政治威脅，關鍵還有傳人，還有“取青紫”的異己勢力。《古文尚書》傳人是漢成帝（約在河平三年后十余年間）“傳問民間”被找到的“膠東庸生之遺學”的傳學者，這門“遺學”的師說當即“孔氏傳”。
一俟孔氏《古文尚書》得立，在文獻方面足以取代三家《今文尚書》，在政治方面將直接威脅一個勢力極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今文博士排斥《古文尚書》的道理自然不能明說，他們只能提出一個毫無道理的道理：“以《尚書》為備”。由此可以更準確理解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對今文博士的指責：“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左氏春秋》、《逸禮》及《古文尚書》）。……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以往學者大多認為，劉歆爭立的主要文獻是《左傳》；其實此次爭端最敏感者是《古文尚書》。
由于反對勢力極大，劉歆爭立雖得哀帝支持仍告失敗，并“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他畏懼報復，自請外放“補吏”，輾轉數年“歷三郡守”。大約十年后（約在平帝元始四年），雖有公孫祿等激烈反對，劉歆爭立古文經（《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終于成功。這是雙方勢力對比發生變化（王莽專漢政，劉歆為羲和官）的結果。不久，新莽改制失敗，引發綠林、赤眉起義，繼而王莽被殺，劉秀稱帝。東漢初期廢除莽時所立古文經，五經博士恢復到劉歆爭立前的情況。只有《左傳》立于學官，由于今文家極力反對，不久即廢。
此后，終東漢古文經未能再立學官。“以《尚書》為備”雖毫無道理，但其中包含一個重要原則，即《尚書》的“合法”篇目已經夠數（備），其訓傳亦限制在三家二十九篇今文《尚書》學之內，任何篇數和訓傳的改變斷然不可，一概封殺。今古文《尚書》不同有三：字異，篇異，訓傳異。今文博士的“底線”在篇數和“訓傳”。杜林所傳《古文尚書》的情況恰可說明這個問題。
《隋書·經籍志》：“后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余絕無師說。”《隋書?經籍志》成書于唐太宗、高宗之間（641～656），當時馬、鄭、王三家所注“杜林本”尚存〔42〕；《尚書》漢魏《石經》在唐貞觀初雖已“十不存一”，但“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43〕上引《隋書?經籍志》關于賈、馬、鄭注“杜林本”的記載并非得自傳聞或猜測，而是對尚存文獻進行具體比照的結論。因此，這是一條十分可靠和重要的史料。歷陳、隋、唐的“三朝大儒”陸德明（約550～630）撰《經典釋文》要早于《隋書?經籍志》的成書，因此他的文獻考察結論更加可靠：“今馬鄭所注并伏生所誦非古文也”。
這里有必要對伏生本、杜林本和孔壁本的篇目及篇數作一簡要說明。《史記》、《漢書》皆云伏生本為“二十九篇”，其篇目大約是“后得《泰誓》”加上二十八篇：《堯典》（包括《舜典》）《皋陶謨》（包括《益稷》）《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包括《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關于“杜林本”三十三篇，《尚書正義·書序》孔《疏》認為是：“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孔壁本多出的二十五篇是：《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說命》（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按還有一些不同說法。無關宏旨。
杜林（？～47）“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的具體情況已經無從考知〔44〕。孔穎達《尚書正義·堯典》引鄭玄《書贊》云：“自世祖興后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從賈、馬、鄭、王注本的情況看，第一，“杜林本”與孔傳《古文尚書》有淵源關系（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第二，賈、馬、鄭注“杜林本”在“遂顯于世”以后，其原有情況已發生改變：（1）沒有《孔傳》（及傳說絕無傳者），（2）篇數與今文《尚書》相同（亦無其五十八篇），（3）《書序》“總為一卷”篇次也不同于孔傳本〔45〕。（4）經文中“又雜以今文”。故陸德明《經典釋文》說它“非古文”，《隋書·經籍志》說它“非孔舊本”。
這個本子的形成與上述今文博士“底線”有直接關系，是今、古文家兩股勢力彼此擠壓、磨合的結果，今文家占有壓倒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奇跡發生了，《古文尚書》居然得以流行于世。與此同時，一個適應性變化也隨之完成──它已經“非孔舊本”，只是孔氏原本為適應“底線”的一個“變種”。東漢太常博士用以教學課試和錄用官吏的正式教材，一直是三家今文《尚書》學。與這個版本形成有直接關系的杜林、衛宏、徐巡、賈逵等人都是小學家〔46〕，這個版本得以存在的主要功能在小學（文字訓注）方面，它可以彌補今文《尚書》版本質量的不足。
漢末盧植（鄭玄同時人）上書提到：“古文科斗，近于為實，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后漢書·盧植傳》）”。“厭抑流俗”是今文博士對古文經的排斥；“降在小學”是“杜林本”的功能。這說明今文博士對孔氏原本及其傳人的排擠于東漢一世從未松懈。《尚書》古文經雖在秘府，但束之高閣。建初四年（79）白虎觀會議由太常機構主持，今古文問題不在議程中，所論“《五經》同異”只限于今文諸家經說的同異（由班固撰《白虎通義》）。賈逵“數為帝言”并逐漸流行于世的賈馬鄭注《古文尚書》（包括許慎《說文解字敘》所說《書孔氏》）都只是這個“變種”版本，曹魏正始《三字石經》也是它。
劉歆以下漢代經學有兩個主要弊端，一是讖緯之風，二是今文博士對孔氏原本及其傳人的長期排斥。這是由于伏生本的版本質量遠不如孔壁本，導致今文博士的“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版本質量也是孔壁本最終取代伏生本的唯一原因。當利祿、權勢與學術糾纏在一起，永遠不會有什么好結果。今文博士持續百余年“專已守殘”的“學術行為”，只能用兩個字來描述：邪惡。
閻氏《疏證》以大量篇幅（不少于5000字）說明“馬、鄭、王三家本系真古文”。其意圖在于：如果三家本是“真古文”，由于東晉梅賾所獻孔傳《古文尚書》“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賈馬鄭注本）不合”〔47〕，自然就是“偽古文”。閻氏《疏證》號稱“博極群書”，于《隋書·經籍志》中有關《尚書》部分的內容多有引證，唯獨關于賈馬鄭注“杜林本”的一條關鍵性史料只字不提。對于《經典釋文》內容的引與不引也是這種情況。為什么？因為在“有罪推定”的思路中，無罪的證據必須忽略或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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