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論
（4）鍛煉成獄和多聞闕疑
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向朝廷獻出五十八篇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比伏生本多出二十五篇。很快被立為學官，并逐漸盛行于世。唐太宗命孔穎達撰《五經正義》，他選擇《孔傳》作為正注，撰《正義》作疏。完成后作為官定本頒行，將孔傳《古文尚書》經文刻于《唐石經》。此后（歷宋元明清），孔傳《古文尚書》一直作為科舉取士乃至國家意識形態中最為重要的“官定本”經典文獻（宋代合《孔傳》、《正義》為《尚書注疏》，明清納入《十三經注疏》）。
宋代吳棫、朱熹開始對《孔傳》及“二十五篇”產生懷疑。吳棫《書裨傳》不傳，朱熹論述可參閱《疏證》附錄《朱子古文書疑》（閻若璩囑其子閻詠輯錄）。細讀《書疑》，朱子論述依據主要局限于“文辭格制”不同：今文篇章“艱澀難曉”，古文則多文從字順，所以“可疑”。其論述場合多是與弟子對話，并無相對嚴謹的求證過程。他對“二十五篇”信疑參半，并提出一些“二十五篇”不偽而“文辭格制”卻與今文篇章有所不同的解釋（如“曾經史官潤色”等）。他說：“此事先儒所未言，而予獨疑之，未敢必其然也。姑識其說，以俟知者。”
實際上朱熹的懷疑對象不止《古文尚書》，宋人“疑古”在他之前尚有歐陽修、鄭樵等，但他對孔傳《古文尚書》的“猜想”無可爭議是這一段學術過程的樞紐。由于理學對此后儒學乃至國家意識形態的深遠影響和朱熹在理學中的特殊地位，他的“猜想”開啟一道閘門。誰不想為大儒朱熹排疑解惑。于是有梅鷟《尚書考異》、閻氏《疏證》，乃至姚際恒、惠棟、崔述等等。以此為樞紐，懷疑對象逐步擴大，懷疑精神日漸生猛。大獄一起，株連蔓引。最終釀成五四前后聲勢滔滔的疑古風潮。此其大端。
這個“猜想”至少包含兩種可能。第一，在朱熹半信半疑中疑者為真，啟發后學，用科學方法探求真理，經深入研究給予證實。由此成就三百年學術史一場變革。第二，雖然可疑，實則不偽，閘門開啟，承訛踵謬者競炫其名，“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煉成獄（這是“才奇行卑”的毛奇齡的提示）”，引發中國文化一大劫難。兩種可能孰是孰非？科學方法和鍛煉成獄能否區分？
漢宣帝時，路溫舒上書建議“尚德緩刑”。（《前漢紀·宣帝紀》）文中分析刀筆吏治獄“敗法亂正”弊端有二：其一，刑訊逼供，誘導供詞（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其二，在辦案文書中下筆墨功夫；此舉動機是“上奏畏卻”，也就是怕文書被“上級”駁回。于是“鍛練而周內之”，這樣寫出的文書（奏當之成）“雖咎繇（皋陶）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這是獄吏機構轉化為酷吏機構的過程：“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于是“治獄之吏皆欲人死”，究其原因：“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這導致“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偷為一切”。如此辦案的結果是：“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路溫舒因此認為：“此世之大賊”。
西漢盛世尚且如此。秦漢以降兩千余年間，蒙冤而陷于刑戮者有幾千萬？幾萬萬？這是中國歷史上的“酷吏文化”，或曰“冤獄文化”。若死者有靈，則億萬冤魂充塞天地！“酷吏文化”實為禍害極大的“侫人文化”。文革“整人”的主要手段是口誅筆伐，是“整材料”，此乃“酷吏文化”的筆墨功夫。諂佞之輩，利祿之徒，古今同概。今人廖名春在《疑古與史料審查》一文中專門討論“疑古與史料審查的異同問題”。該文提到，“胡適作為近代疑古學派的導師……將疑古精神概括為：‘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24〕這是“治獄之吏皆欲人死”的酷吏傳統，是典型的侫人邏輯。
錢穆先生《國史大綱》開篇要求讀者對“本國已往歷史”應懷有“溫情與敬意”。王世舜先生在《略論尚書的整理與研究》〔25〕一文中強調“多聞闕疑”（語出孔子）。實際上，在古文獻研究中，鍛煉成獄和科學方法很容易區分。前者是“有罪推定”，后者是“無罪推定”。這是兩個法學詞匯。“有罪推定”指刑事司法程序中以有罪為前提去尋找“被告人”有罪的證據，極易導致冤獄產生（或者說已經導致冤獄無算）；“無罪推定”是以無罪為前提去尋找是否犯罪的證據，并采用“疑罪從無”的原則，是對“被告人”人身權利的起碼尊重，是防止發生冤假錯案的有效制度。“疑古派”研究中大量使用“丐辭”、“默證”，羅織罪狀，深文巧劾的情況十分明顯。讀者可以參閱廖名春、張京華二先生近幾年發表的一組評論疑古思潮的文章。
近年來人們回顧“疑古時代”，時常使用“冤假錯案”、“酷吏”一類詞語。古文獻尤其是《尚書》這樣的經典文獻，是中國上古文化和歷史的載體，即使在沒有半分“溫情與敬意”的“價值中立”的客觀立場上，一個歷史學家也要以珍惜史料為其本分。因此，“大膽假設”的“有罪推定”以及“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的深文巧劾實為偽科學的方法。這種“學術研究”的合法性本身存在嚴重問題。“多聞闕疑”就是強調研究者的慎重和客觀態度。
具體到《古文尚書》真偽，問題十分復雜；兩漢《尚書》文本傳授自有一個客觀發生的過程，現存史料與實際過程之間畢竟掛一漏萬；各種相關記載詳略不同，準確程度不同，還存在內容的抵牾之處。面對這種情況需要十分慎重，可能不等于事實，可疑不構成證據，沒有確鑿證據絕不能強行定案。遇有詞語存在歧義，不可強執一端；遇有彼此矛盾的相反證據，以存疑為妥。這是“史料審查”的“無罪推定”原則。同時，也是審查閻氏《疏證》的證明步驟以及主要結論是否合理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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