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論
（３）《疏證》支蔓考
《疏證》（去標點）24.2萬字，在當時是巨著。全書八卷（闕第三卷），每卷下分若干條，闕29條，實有99條。在每條之內又分若干條，第一條直書其文，此后依次冠以“按”，“又按”等。99條平均每條再分為8到9條，共有880條左右。《疏證》難讀。其原因，一章法零碎，二廢話太多。廢話指與《疏證》主題（《古文尚書》“證偽”）毫無關系的內容。紀昀《四庫提要》指出《疏證》編次“未歸條理”，且“支蔓”太多，“衍及旁文，動盈卷帙”。他認為，閻氏擔心所著《潛邱札記》失傳，故將其內容加入《疏證》。閻氏只在兩處（第八十二、第一百七）明確提到“載其（《潛邱札記》）說于此”的原因是“恐世不傳”，其篇幅也只各有300余字；而《疏證》“支蔓”的實際篇幅（約445條，13.5萬字）居然占全書篇幅百分之五十六。且不說它質量問題，至少是一塊“注水肉”。水分之大，天下少有！
他當然知道此舉是對閱讀者很過分的戲弄；假如沒有非如此不可的必要，不會出此下策。錢穆注意到“閻書議論與梅氏（鷟）同者極多，而多不明引。”〔19〕當時“學術規范”不如今天“健全”，大量剽竊畢竟丟人。毛氏《冤詞》已對其剽竊梅鷟有所提示（20）。梅氏《尚書考異》條理清楚，沒有廢話，先總論，后分篇。若閻書也有較嚴整編次，很容易通過比照發現剽竊。他為此采用兩個辦法：一是有意識將章法搞得零碎，讀者因此失去對專題內容作集中比照的條件；二是加入大量“支蔓”，進一步“遮擋”比照的視線。還有一些經毛奇齡等人反駁已被證明很不合理的內容，也可被“藏”在大量“支蔓”中。再者，任何人如果想要細讀該書進行駁難，很快就會發現，你根本無法與之“正面作戰”，他躲在“支蔓”的叢林里和你“打游擊”。多有趣的“學問”！
他布置“支蔓”的手段相當高明。一是在邏輯上下功夫，比如在圍繞主題正面論述中提到了古代歷法，于是在后面加上一段與主題無關議論歷法的“支蔓”。“學學，學圖畫；圖圖，圖書館……”這是似是而非的把戲。這樣加進的“支蔓”，短則幾十字，最長一段超過四萬字。二是在結構上下功夫，開篇廢話少，越靠后越多，將近結尾又少了。我將《疏證》880條分為9個部分（100+100+100+100+100+100+100+100+80），每個部分對比“正文”和“支蔓”字數的比例。于是得到下面這個示意圖（白色柱表示“正文”字數，灰色柱表示“支蔓”字數）。
九個部分之間的比例，步步都有考慮。不難看出，如果沒有刻意作出的精心安排，決不會實現如此精致的效果。將如此多“支蔓”藏在篇幅如此狹小的“結構”之中，如果讓數學家、心理學家運籌一番，似乎也不會找到更好的方案。有人向閻氏指出過《疏證》廢話太多的毛病，所謂“言碎”。他在《疏證》（第七十九）中對此作出回應：“《晉書》張華問李密：‘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此與陳壽議并同。予著《疏證》，亦知有言碎之病。非卑視人，實置己未高耳。”什么意思？我連讀兩遍，有些明白。
紀昀對《疏證》倍加推崇，于“支蔓”過多，取寬容態度；于編次沒有條理，曰：“蓋猶草創之本”〔21〕。錢穆先生雖不屑其人品，畢竟贊同《疏證》結論，對他的考據評價甚高；認為“支蔓”過多是“矜多炫博”，是“草創之跡”〔22〕。至少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都看走眼了。表面看，閻氏《疏證》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實則巧布玄機，章法森嚴。
行文至此，再細細品味上面圖示的含義和閻氏關于“言碎”的表白，我們可以感受到雙料的惡意戲弄。清代考據學頂尖大師給我們上了第一課：他要我們提防他。此人心術不正又過于精明，機變迭出，閃爍其詞，一不留神就會掉進他早已挖好的坑里。坑里已經掉進多少人？三百年矣！顧頡剛說《疏證》：“固然是零碎和支蔓，被人認為著者體例不謹嚴；但若沒有此附錄，這正文是多么枯燥呵”。〔23〕顧先生是坑里人還是坑外人？是幫助挖坑的人還是掉進坑里卻茫然無知的人？考據學能否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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