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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遼金元是中國小說史上一個重要階段。宋代統治者吸取了五代政權不斷易手的歷史教訓，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藩鎮武將的勢力，而優待文臣學士，一再擴大科舉取士的名額，造成一個“右文稽古”的環境，提倡優游文史、整理典籍的風氣。宋太宗即位之后太平興國二年（９７７）就命大臣集體編纂幾部大書，其中有一部是帶有小說總集性質的《太平廣記》，收羅了許多志怪、傳奇及各種異聞雜說，為宋以前的文言小說作了一次總結性的清理。這對宋代小說的發展有很大影響，不但文人模仿晉唐小說，紛紛寫作志怪、傳奇體的作品，而且民間說話人也從中取材，“幻習《太平廣記》”（羅燁《醉翁談錄·小說開辟》）。《太平御覽》雖然生在史部和子部的典實，但也收錄了不少六朝小說，這對文言小說的創作也有一定影響。
小說觀的發展 歐陽修編纂《新唐書·藝文志》時，把《舊唐書·經籍志》里一部分列在史部雜傳類的書歸并入小說家類，這表明他崇尚紀實，不承認那些紀異志怪的書為史傳，體現了一個史學家的嚴謹態度；另一方面也進一步確認了小說以虛構為特征的觀念。這對小說的發展有積極作用的一面。但稍晚一些的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卻采用了一些小說的資料寫入正文或者附入《考異》而加以辯證。似乎司馬光比較寬宏地重視小說的史料價值，然而客觀上卻混淆了小說和史書的界限，對小說提出了苛刻的甚至不恰當的要求，這并不利于小說的獨立發展。如張邦基在《墨莊漫錄跋》中說：“唐人所著小說家流，不啻數百家，后史官采摭者甚眾。……故予妙此集，如寓言寄意者皆不敢載，聞之審、傳之的，方錄焉。”就是小說作者為抬高自己的身分而依附于史書的說法。此外，古文家如尹洙則以譏笑的口氣稱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為“傳奇體”，表示了對唐人傳奇的輕蔑。南宋人趙彥衛對唐代傳奇作了一個分析，說“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云麓漫抄》卷八）。這可能只是宋代人的看法，然而宋代小說家真正懂得“文備眾體”的并不多，多數是重史才而不重詩筆，或者竟偏重于議論，如樂史的幾篇傳遍體小說；也有少數作家又過于重視詩筆，堆垛詞章而流于繁縟，對情節結構和人物描寫反面忽視了。
兩宋金元的志怪小說 宋代文言小說的發展，從數量上看，顯然是志怪體作品占了優勢。從宋初徐鉉的《稽神錄》到宋末無名氏的《鬼董》，都是談神說鬼的作品。洪邁的《夷堅志》，更是宋代小說的代表作。題材廣泛，文字條暢，但總的來說，宋代小說好的作品不多，都是“偏重事狀，少所鋪敘”，連《夷堅志》也不免。金代又能元好問的《續夷堅志》，還是恪守六朝志怪的傳統，“粗陳梗概”而已，而用意仍在“明神道之不誣”。元代還有無名氏的《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和郭霄風的《江湖紀聞》等，更是抄摭舊聞，只有刪節而無鋪衍。志怪小說到宋元時代也和雜事小說一樣，崇尚紀實，又往往借以勸善懲惡，逐步走入保守和衰退的境地。
宋、遼、元的傳奇小說 傳奇體的小說，以史官樂史的《綠珠傳》為代表，掇拾史料，改寫歷史人物的傳記，意存勸戒，也崇尚紀實，文學性不強。即使收入《青瑣高議》的一部分宋人傳奇，也有偏重史才與議論的傾向，又有“托往事而避近聞”的風氣，在文采上都不如唐人作品。比較突出的偏重詞章詩筆的宋人傳奇，集中收錄在李獻民的《云齋廣錄》里。此書序于政和元年（１１１１），代表北宋以前小說發展的最高水平，是唐代以后稍有新意的傳奇體作品。南宋以后雖然還有一些新的作品，但又與話本有融合滲透的趨勢。如見于《醉翁談錄》的《鴛鴦燈傳》和《蘇小卿》（《永樂大典》引），夾雜詩詞而文字淺俗，又為元明的新傳奇體開風氣之先，正如王士衤真《青瑣高議跋》所說的：“此《剪燈新語》之前茅也。”遼代只有一篇王鼎的《焚椒錄》可以算是小說。它屬于宮闈秘史之類，基本上與史籍相合，是一個《奧賽羅》式的悲劇故事，有些情節恐怕是傳述者的增飾。元代的傳奇體小說有一些新的東西，更注重詩筆文采。宋遠的《嬌紅記》寫一個愛情婚姻悲劇，情節曲折，節奏舒緩，詞章華麗，人物性格鮮明，細節描寫的真實懷達到了新的高度，篇幅之長在古代小說里也是空前的。鄭禧的《春夢錄》以第一人稱自述的筆法，寫了另一個愛情悲劇。篇中引錄了大量詩詞，更近似《本事詩》之類的作品。元代悲劇故事較多，與同時代的雜劇有相通之處，似乎是這個時代精神的反映。這種悲劇精神直到明初的《剪燈新話》里還有所體現。以文言小說而言，宋元傳奇體作品上承唐人小說，旁通說唱話本，有一些新的變化。
兩宋的雜事小說和選集 以《世說新語》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唐宋以后很少有可以步其后塵者。孔平仲編著的《續世說》輯錄唐五代人的逸事，分門編次，雖續《世說新語》而作，但記事而不善于記言，傳人而不能傳神，缺少的是文采和韻味。王讜的《唐語林》取唐人著作分類編次，比《世說新語》的門類還多十七門，重在倫理教化。宋代較多的是紀實考史的筆記，其中也有一些記載時人逸事的篇章，寫得稍有生氣。如《涑水紀聞》記錢若水平反冤獄的故事，《桯史》記南陔脫帽的故事，《齊東野語》記陸放翁鐘情前室的故事，都寫得比較詳盡真切，富有小說意味，就不止于記事而兼具志人了。至于《清尊錄》、《投轄錄》、《摭青雜說》等富于情節的人世故事，更具備小說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的文言小說，與話本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如《青瑣高議》中用七言副標題，近似后世的小說回目。《綠窗新話》輯錄唐宋小說故事，作為說話資料，也是這種格式。至于題材的移植，更為常見。如《鬼董》中的張師厚故事與話本《鄭意娘傳》互有異同，還不易辯別其孰為先后。
兩宋金元的通俗小說 宋元時代話本興盛，正是通俗小說開始發達的時代。說話藝術在唐代已見記載，敦煌遺書中也有不少話本及說唱文學抄本，從廣義上說都是通俗小說。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曾說“小說起宋仁宗時”，不知他的根據是什么。如果說通俗小說在宋仁宗時期有較大發展，則大致可信。因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詳細記載北宋末年汴梁的“京瓦伎藝”，有講史、小說的專業藝人，包括專說三分的霍四窿和專說《五代史》的尹常賣等，那么在仁宗時期曾有話本流傳是完全可能的。不過當時大概還只以抄本流傳，未必就有刻本。現在所見到的話本，都是南宋或金、元的刻本，而且還比較簡略，只是節本或綱要而已，所以書名稱為《三分事略》、《薛仁貴征遼事略》的。南宋說話的盛況，見于《都城紀勝》、《夢粱錄》等書的記載。同時的金朝也盛行說話。金兵占領東京之后，曾向宋朝索要諸色藝人，其中就包括說話人和小說家（《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七）。金國左丞相顏充曾聽劉敏講《五代史》平話（見上書卷二百四十三），金朝的說話人還有賈耐兒、張仲軻等。《武王伐紂平話》和《薛仁貴征遼事略》開頭有詩說“隋唐五代宋金收”，可能出于金人之手。《五代史平話》也有可能刻于金朝。元代刻的平話較多，有《三分事略》和《全相平話五種》，《宣和遺事》也像是元刻本。小說則僅見《紅白蜘蛛》殘頁，從文字看都是節本。元代小說顯然有較大的發展，因為當時知識分子在仕途上很少有出路，一部分人曾投身于書會，除編寫北雜劇、南戲文之外，也有編小說的。如陸顯之曾寫過《好兒趙正》話本，隨后有傳為《水滸傳》、《三國演義》的加工寫定者施耐庵、羅貫中。前者生平還有疑問，后者確為元末明初人，明人記載說他是《三國志演義》的寫定者，總有一定依據。《西游記平話》大致寫定于元代，見于朝鮮人所著《樸通事諺解》，較為可信。說經、說參請性質的《廬山成道記》（即《廬山遠公話》故事）至元代仍在流傳（《廬山蓮宗寶鑒》卷四）。現存宋元話本，大多都經過明代人的修訂，藝術成就也不平衡。《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游記平話》及一部分小說家的話本大致定型于元代，這是中國小說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魯迅說白話小說的興起“實在是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這個變遷開始于宋代甚至更早，但以現存話本的文獻資料來看，到元代才有較多的實績。
宋遼金元作為一個歷史階段，是中國古代小說新舊交錯的時代，但不是新舊交替，而是并駕齊驅。不僅文言小說和通俗小說同時并行，而且在文言小說內還有新體和舊體的不同，在通俗小說內也有繁簡文質的差別。從整體上說，雖然文言小說呈現出了停滯衰落的傾向，通俗小說也沒有達到完全成熟的地步。然而卻是中國小說史上一個繼往開來的時代。
（程毅中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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