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龔鵬程（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文獻一詞，始見于孔子說夏商之史文獻已不足征。故文獻也者，概指文章典冊而言。厥后馬端臨《文獻通考》，四庫列入政書類，猶存其意。蓋足以見一代之典章制度者，才可以稱為文獻。
但秦火以后，漢人拾遺補闕、搜羅散佚，整齊文獻之意義就擴及于一切舊圖籍、舊資料。針對這些舊籍，為之編目訂疑、刊謬錄異，乃有了文獻之學。從事者，初尚僅恃輯錄之勞，漸次而講整理纂述之術，備典故于昭代，拾墜緒于微茫，彬彬稱盛，累代不絕。
迨及近世，既承清儒考校之后，復援西人科學方法之技，整理國故，考信貢疑，文獻之學，益大昌楙。兼以地下文物出土日多，文獻一詞，遂亦超出文字典籍數據之含意，總指一切史料。文獻學也幾乎統包了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考古等學問或方法，甚至于電子文件、數據庫之制作等等，也都可涵攝其中。
文獻一詞的意指不斷擴大，也顯示了文獻學不僅只是材料的學問，也同時就是方法。就材料言之，文獻學主要在提供學人翔實可信的數據，為人作嫁，服務的性質多些。但就方法而言，文獻學又發揮著足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那整理文獻的方法，本身亦表現著一種觀點，顯示了對古代學術文化的看法。試看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或劉歆的七略、班固的九流十家之分，就可明白這個道理。文獻學從來就不是純客觀中性的學問，因為它本身就是方法與主張。正因如此，故觀察每個時代的文獻學，也就可以看見那個時代的學風。
臺灣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在清朝統治時期并不明顯。當時漢人士紳階層，以朱子學為主，輔以詩文吟會，雖以海濱鄒魯自矜，而與大陸地區之樸學風氣，頗異祈向。日本占據后，在臺設立帝國大學，亦有若干漢學名家來臺任教，但漢人得入大學者原即甚少，日本漢學家窮治文獻之風，遂爾邈焉弗聞。待光復后，才漸與大陸地區的古典文獻學研究傳統合流。
但歷經清代數百年之文教蘊蓄，以及日本人在臺之經營，文獻搜積，亦不可小覷。曾任北大、中央大學等校教授的 徐子明 先生，于一九四八年渡海來到臺大任職時，就覺得此地：「草木 蔥 青，山水清幽，頗堪怡悅。而圖書蘊藏之富，尤內地所難方。茍志在進修，則東西典籍大都皆備。不爾，則歷朝筆記饒衍盈閣，往往為書肆所罕見，亦足以資陶寫」。臺靜農先生也提到一九四六年他抵臺大后，發現：「原藏中文圖書甚多，是早年買自福州烏石山房龔家的。這些記載，均可見臺灣業已文獻可觀，其后當然愈發彬蔚可喜。
這，一方面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陸學人大批蹈海而來，學術傳承在此具體開展；一方面則是文物圖籍也有一大批轉移來臺。除了一般人所熟知的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等珍貴文獻外，許多遷臺之公私機關學校，亦攜有不少檔案圖書。甚至像我就讀的臺灣師范大學，乃是在臺建立的新學校，但也有東北大學托管的大批古籍。就是私家藏書，數量也不在少，珍閟精槧，往往而有。待時局稍定，輯比整理，或景刊傳布，自然也是順理成章之事，文獻之學以是漸盛。
這里面，有公家機關的整理，如故宮、中研院、中央圖書館所做的大量工作。也有出版社結合民間資源推動的文獻事業，如廣文書局編《書目叢刊》；學生書局編《書目季刊》、《近代史料叢刊》、《明代方志選輯》；文海出版社編《近代史料叢編》；新文豐刊印《道藏》、《佛藏》，編《叢書集成》；藝文印書館編《百部叢刊》，以及世界、鼎文、明文等無數出版業對文獻工作之投入，其熱情均是可驚的，輯刊、校補、景印、匯考之古籍不知凡幾。甚至比大陸還早印行《四庫全書》，編出《敦煌寶藏》、《中華續道藏》等等，總體成績，不在大陸古籍整理事業之下。此外就是學校教育體系對文獻學的教育與研究了。
臺灣并未推動文字簡化運動，中文教育體系又未受文革之沖擊，因此仍有濃厚紹續早期大陸學風之色彩。或上溯清儒詁經考訂之法，或繼接五四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緒，以文字聲韻為入學之始基，以征文考獻為治學之本業。版本、校勘、輯佚、辨偽，咸有專家。師弟相承，配合故宮、中研院、中央圖書館之研究人員，形成了穩定的文獻學研究傳統。五十余年來，政局雖頗有變化，但這個領域相對穩定，且因新科技（如計算機數據庫）、新數據（如出土文書簡帛）不斷發展，文獻學之研究亦迭有新猷。潘美月、杜潔祥兩位先生主編的這套《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就是注意到臺灣文獻學教育體系的發展及研究成果，才發愿編此叢書的。
臺灣這五十年來，以古典文獻為主題的博碩士論文，幾達八百部，數量不可謂不伙，其中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因此二先生將之分為廿九類，篩選輯并，匯為巨編，其嘉惠士林，是不待說的了。臺灣文獻學教育之方向與成果，也不難由茲而見。適值初編問世，略弁數言，以志欽敬。其余編輯旨趣，具詳 杜先生的出版說明，就不再贅言了。
序二
潘美月（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文獻是泛指所有的圖書數據。因為時代的不同，而有古典文獻、現代文獻、當代文獻。若以學科領域來區分，又有人文科學文獻、社會科學文獻及科技文獻。古典文獻學主要是以中國古代的文獻數據為研究的對象，如文獻的形態、文獻的整理、文獻的鑒別、文獻的分類與編目、文獻的收藏、文獻的鑒別、文獻的檢索等。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能全面認識各種文獻，學會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以最短的時間，檢索到學術研究所需要之文獻數據。因此，古典文獻學研究的范圍是包羅萬象的。它涉及到古代學科的各個領域，如文獻的載體、文獻的版本、文獻的校勘、文獻的整理、文獻的目錄、文獻的聚散、文獻的輯佚與辨偽、類書與叢書、地方志與家譜等。進而藏書史、圖書館史、印刷史、出版史、四部文獻、佛教、道教及出土文獻，最后還有一項最重要的──文獻資源典藏的現況，均在我們研究的范圍內。
在臺灣，最早從事古典文獻學的教學與研究，有三位大師： 蔣復璁 先生是圖書館界的大老，一生從事文獻的搜集、分類與編目； 屈萬里 先生被譽為經學大師，但他在文獻的整理、文獻的鑒別，功不可沒； 王叔岷 先生學問淵博，眾所皆知，他在文獻的校勘、辨偽、輯佚方面，貢獻最大。我有幸能躬逢其盛，學生時代從慰堂師學目錄學，從王師學校讎學，從翼鵬師學古籍整理、版本鑒別，并撰寫學位論文，從此奠定了日后從事古典文獻學研究與教學的基礎。
1967 年起，我執教于母校“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雖然前十五年所教的都是普通課程，但從未放棄對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其間所遭遇的種種挫折，實不足為外人道也，卻一直抱持著“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態度，一路走來，始終不變。在這時期，我遇到一位良師兼益友──昌彼得先生。他是繼三位大師之后，對古典文獻學具有重大貢獻的學者。我與陳捷先、陳仕華二位教授合撰〈昌瑞卿先生在古典文獻學上的貢獻〉（收入《昌彼得教授八秩晉五壽慶論文集》），此不贅述。瑞卿師在古典文獻學研究的過程中，給我最大的鼓勵與協助。他服務中央圖書館與故宮博物院期間，對文獻的整理與古籍版本的鑒定，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在這么良好的環境中，我從事古典文獻學的研究，慢慢擴展到教學。從臺大中文系到圖資系、到淡江中文系和教資系、師大社教系、東海中研所、中央中研所、佛光教資所和文學所，講授「目錄學」、「版本學」、「中國印刷史」、「古籍版本鑒別研究」、「中國圖書發展史」及「古典文獻學專題研究」等課程。在這期間，也發現了一些學生，他們不畏艱難，想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于是我又擔負起指導論文的工作。 先后指導的論文有：
一、藏書家與藏書樓研究：如《宋代藏書家尤袤研究》、《范氏天一閣研究》、《祁承 鄴 及澹生堂藏書研究》、《錢謙益藏書研究》、《清初藏書家錢曾研究》、《黃丕烈及其百宋一廛賦注研究》、《清代藏書家張金吾研究》、《晚清藏書家繆荃孫研究》、《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研究》、《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研究》、《傅增湘藏書研究》、《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研究》等。
二、古代印刷出版研究：如《南宋出版家陳起研究》、《宋代杭州地區圖書出版事業研究》、《宋代福建書坊及私家刻書研究》、《明代蘇常地區出版事業之研究》、《徐 乾 學及其藏書刻書》、《阮元輯書刻書考》、《中韓兩國銅活字印刷之研究》等。
三、叢書之研究：如《郡邑叢書之研究》、《張海鵬匯刊叢書的成就》、《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之研究》、《黎庶昌、楊守敬〈古逸叢書〉研究》等。
四、圖書目錄及分類之研究：如《胡應麟及其圖書目錄學研究》、《焦竑及其《國史經籍志》、《唐代佛書分類與現代佛學圖書分類之比較研究》、《〈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分類之研究》等。
此外，我兩位志同道合的好友 劉兆佑 教授及 吳哲夫 教授，他們在古典文獻學方面的研究教學以及指導相關論文，亦得到學術界的肯定。
我們常說：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因此從事研究者，必須有學術交流的活動。 1984 年的冬天，在 昌彼得 先生的主持下，第一次舉辦了古典文獻學的會議──“古籍鑒定與維護研習會”。該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專題演講，有來自美國的 錢存訓 教授、 湯乃文 教授，日本的尾崎 康 教授、金子 和正 教授，以及韓國的 柳鐸一 教授，他們都是國際知名的文獻學家。國內外學者相聚一堂，交換研究心得，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很遺憾地，在那個年代開一次國際會議似乎非常困難，因此這樣的會議沒有繼續進行。一直到 1988 年 8 月，我 和昌 先生 應錢存訓 教授之邀，遠赴美國圣地亞哥加州分校參加「第五屆國際中國科技史會議」，其中有一組討論「紙與印刷」。在這次的會議中，我認識了來自北京大學的 鄭如斯 教授。她對中國圖書史的研究，頗有心得。 1990 年以后，兩岸的學術交流逐漸頻繁。臺灣的漢學研究中心及北京的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雙方的合作之下， 1996 年 4 月在臺北舉辦了第一次「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 1998 年在北京舉辦第二次； 2001 年又在臺北舉辦第三次的研討會。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就這樣持續的開展。淡江大學中文系在吳哲夫、周彥文、陳仕 華三位 教授的策劃下，先后舉辦了四次古典文獻學的學術研討會。此外，國立臺灣大學于 2002 年成立了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其中東亞文獻研究室推動之研究計劃如「出土文獻研究方法」、「東亞文獻資源論集」，主辦之研討會如「上博簡與出土文獻的研究方法」、「臺日韓東亞文獻資源與研究主題」等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學術講論會如「從東亞文獻的保存談中國大陸漢籍的收藏、整理與利用」、「談東亞的漢籍資源」、「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四庫總目》、《續四庫總目》未收經著述略」等，均與古典文獻相關。顯然，此一領域之研究已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將來的發展亦無可限量。
2003 年夏天，我從臺大退休，應龔鵬程校長之邀，任教于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有緣認識杜潔祥教授，兩人一見如故；深談之后，知杜教授對古典文獻學之興趣濃厚，且造詣甚高。平日搜集文獻資料，不遺余力。他根據教育部博碩士論文網站資料，編成〈當代臺灣古典文獻研究博碩士論文類目初稿〉，邀我與他合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我贊許他編輯出版的理念，因此欣然同意。此輯刊之出版，一方面給予過去研究古典文獻學之博碩士生的肯定，同時也可以鼓勵以后的年輕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最后，當然希望這些文獻資源，能夠提供相關學者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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