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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曼殊研究綜述
隨著近代文學（1840——1919）的重新發(fā)現(xiàn)與對文學現(xiàn)代性的不斷追問，近年的文學研究者，尤其是比較文學的研究者，對近代文學中的異域因素愈發(fā)重視，比較文學翻譯研究與接受研究的蓬勃發(fā)展，也使得對清末民初較早與西方接觸的一群作家的研究增多。不同文化、文學接觸之初，總會產(chǎn)生一些影響，尤其是對于文化交流中的“弱勢國家”，文化輸入的一方，會引起其社會各個層面的變革，以至于整體發(fā)展方向的改變。蘇曼殊是中國近代較早接觸西方的作家之一。他的研究起步較早，經(jīng)歷了一個曲折的發(fā)展過程。初期研究因為他個人離奇身世，反而阻礙了對他本人及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價值與地位的嚴肅體認與客觀評價。1980年代以來，隨著研究方法的更新，蘇曼殊研究有了長足進展。下面，分幾個方面來簡要回顧對蘇曼殊研究的歷史。
一、蘇曼殊研究的幾個階段
這里，對于蘇曼殊的研究史，我姑且采用柳無忌的分期方法，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蘇曼殊死后（1918年5月2日），即開始了對他的詩畫的整理，繪畫方面代表性的有蔡守（哲夫）編輯的《曼殊上人妙墨冊子》，詩歌方面代表性的有王德鐘編輯的《燕子龕遺詩》，于1920年前后出版。然而蘇曼殊研究第一個階段的真正開端，則從1926年開始，主持此項工作的是柳亞子。成果為《蘇曼殊年譜及其他》（1927年）、《曼殊逸著兩種》（1927）與《曼殊全集》（1928年）。柳亞子、柳無忌父子合力搜集材料，掀起了一陣“曼殊熱潮”。1939——1940年，柳亞子又編輯了《曼殊馀集》（未刊稿），１為蘇曼殊研究打下了基礎。
這一時期曼殊的親屬友人為澄清曼殊的身世貢獻頗大，這些文章大多為曼殊的離奇身世所牽引而類似人物品評，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作家》2卷第四期發(fā)表的丁丁之《詩僧曼殊》，主要論述了蘇曼殊的詩，突出曼殊翻譯拜倫詩的社會性，于“民族爭生存上有力”的文字，認為蘇曼殊的文學受印度文學的影響，文筆流暢，辭句婉轉(zhuǎn)，文體優(yōu)美，盛贊曼殊溝通東西洋詩壇的功績，同時，作者也注意到“大變動”的時代及傳統(tǒng)的痼疾給曼殊思想帶來的束縛。這種論述，已經(jīng)初步揭橥曼殊在近代文學史中的地位與價值了。
第二階段為1950年至1979年，在此期間蘇曼殊研究，由國內(nèi)走向國外，但在國外仍是剛剛起步。成果有英國人麥克里維Henry
McAleavy 撰Su Man-shu：A sino-Japanese Genius（蘇曼殊：一位中、日天才）和柳無忌的兩篇英文論文The：True
Story of Su-manshu（《蘇曼殊的真正故事》）、The Three Versions of Byron's“Isles
of Greece”（《拜倫〈哀希臘〉詩的三種中譯本》）。日本的羅孝明充實了蘇曼殊在大同學校時期的材料，編輯了《曼殊大師傳補遺》。
2日本的研究者尚有飯冢郎、增田涉、佐騰春夫等。相對港臺、國外而言，這以階段大陸對蘇曼殊研究卻幾乎是一片空白，因為對“五四”的高揚，使1919年以前的文學界沉入歷史的底層，屬于“舊”文學的范疇。大陸的幾部文學史，都對曼殊評價有所保留，認為其作品“消極頹廢”。3
1980年代開始了蘇曼殊研究的第三個階段。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近代文學研究的興盛以及比較文學的繁榮，都為蘇曼殊研究注入了新活力。研究者擴大了研究視野，開始注重曼殊在中西文化、文學交流上的重要性，深入探討其小說在文化轉(zhuǎn)型期的重要價值，并為蘇曼殊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做了基本定位，展開了對蘇曼殊的全面研究，包括翻譯詩歌、小說、書信、雜文、繪畫等等。下面主要論述1980年代以來的蘇曼殊研究。
二、1980年代以來的蘇曼殊研究
1，
分類研究
1） 小說研究
小說研究的特點，我認為：小說研究的各個方面是構(gòu)成鏈狀結(jié)構(gòu)的，而鏈狀結(jié)構(gòu)的終端則是曼殊小說作為五四抒情小說的先驅(qū)意義。一般論者皆指出蘇曼殊作品在中國小說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演進中之過渡性意義，而外國小說的影響又是促使這一演進生成的原因之一，一個結(jié)果就是心理描寫的增多，加強了抒情性，論者又將抒情性作為過渡性的特點，而抒情性又突出表現(xiàn)為曼殊小說所昭示的文化心理之矛盾與沖突。
陳平原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中，肯定了曼殊代表作《斷鴻零雁記》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轉(zhuǎn)變中的成就，但是認為曼殊的轉(zhuǎn)變?nèi)圆粡氐祝允且砸粋�故事為框架，而不是以人物的思緒為框架，仍屬于繼承詩騷傳統(tǒng)的“新小說家”。曼殊小說是“一個在東西文化、俗圣生活的矛盾中苦苦掙扎的心靈的自白。”4關于蘇曼殊小說所受的外國影響，比較具體、詳盡的研究有石在中之《試論日本私小說對蘇曼殊的影響》一文，集中處理了蘇曼殊小說與日本文學的關系。
另有論者采用文本細讀的方法來考察曼殊小說在小說敘事上以及文化上的意義，也都突出了曼殊小說轉(zhuǎn)型期的特點。如王向陽之《轉(zhuǎn)型期的小說敘事——蘇曼殊〈絳紗記〉細讀》。
蘇曼殊以出家人身份混跡俗世，并發(fā)言為小說，專寫男女之情，這一點也是人們對蘇曼殊關注的焦點之一。陳平原在《論蘇曼殊、許地山小說的宗教色彩》以及《死也愛也，孰為究竟——〈絳紗記〉》，集中探討了曼殊小說的佛教色彩，認為蘇“以情絕情，在愛中涅槃”，表達一種“人間不能有愛，也不能沒有愛”的“宗教式”的愛情觀。金勇之《情與佛：走不出的生存困境——蘇曼殊小說新論》，也探討了佛與情之間的沖突。
鄧子美在《傳統(tǒng)佛教與中國近代化》中更是提出蘇曼殊開創(chuàng)了“佛教小說”一派，與譴責小說、俠義小說、鴛鴦蝴蝶派小說并列的觀點，但“佛教小說”是否成立，似有待進一步商榷。
楊義之《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第一章“從清末民初小說發(fā)展看‘五四’小說革命的必然和必要”，認為曼殊小說將個人情感悲哀上升為宗國之憂，落筆別有詩人風致，“明潔雋逸，”在凄婉哀切之處透露出一種青春氣息，迥異于林紓的“沉沉暮氣”和鴛鴦蝴蝶派的“馥馥脂粉氣”，具有反對封建名教、唯美主義、理想主義之色彩。最后將蘇曼殊定位為“舊民主主義時期別具一格的‘詩僧’，也是預示浪漫抒情小說在‘五四’時期獲得長足發(fā)展的一個先驅(qū)。”
2）詩歌研究
蘇曼殊的詩歌創(chuàng)作主要是文言古體，受李商隱、杜牧、龔自珍的影響頗著，少量表革命豪情，大多“哀感頑艷”，表現(xiàn)個人身世之悲、情思之憂。一般論者多從詩歌意境、語言的賞析入手。柳無忌《亦詩亦畫話曼殊》指出“毫不遲疑地引用前人辭藻”是蘇曼殊詩歌創(chuàng)作手法之一，可謂一語中的。時萌之《蘇曼殊詩漫評》，高揚蘇曼殊詩中狂熱的個性主義。
在研究詩歌的同時，論者多談及曼殊詩歌的佛教色彩，進而論述曼殊與佛教，集中于曼殊詩表現(xiàn)的佛法與俗念的沖突。王廣西之《佛學與近代詩壇》。第十章“僧人與詩”之“蘇曼殊的心靈磨難”一節(jié)，通過對曼殊宏揚佛法，企圖振興佛教以及小說詩歌中佛教色彩、曼殊的人格等的分析，指出他的作品是披露彷徨痛苦的心靈磨難，在一定程度上兆示了以后“五四”新文學的方向，也是論述曼殊詩歌的抒情性。覃召文在《禪月詩魂——中國詩僧縱橫談》第七章《詩僧的倫常意識》之“敬安與曼殊——愛國詩僧敘略三”中，認為曼殊的詩表現(xiàn)了“孤憤與酸情”，是一位“集革命氣質(zhì)，浪漫情調(diào)與禪子法性于一體”的詩人。
3）翻譯研究
蘇曼殊譯述雨果的《悲慘世界》，翻譯拜倫、雪萊、歌德等人的詩，并于1908年出版了我國第一本拜倫詩歌專集《拜倫詩選》，論者對蘇曼殊的文學翻譯研究，多結(jié)合蘇曼殊與外國文化的關系，并由此確立了蘇曼殊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柳無忌認為，“在二十世紀初年，蘇曼殊實為中外文化交流的創(chuàng)始者，重大的功臣，諸如梵文的介紹，西洋文學的翻譯，中詩英譯的編集，有其輝煌的成就。這一點鮮為世人所稱道。”柳無忌引Ramon
Woon（翁聆雨），Irvingy（羅郁正）合撰Poets and Poetry of China's Last Empire文中，以嚴復、林紓、蘇曼殊為清末三大翻譯專家。持此論者還有羅大鵬的文章。5
在蘇曼殊與外國文學這一方面，袁荻涌用力頗勤。他先后撰寫了《蘇曼殊與英國浪漫主義文學》、《蘇曼殊——翻譯外國小說的先驅(qū)》、《蘇曼殊與印度文學》《蘇曼殊與中外文化交流》等文章，介紹蘇曼殊與外國文學的聯(lián)系。另外，還撰寫有《蘇曼殊研究三題》提出了“蘇曼殊與翻譯”、“蘇曼殊與拜倫”、“蘇曼殊與域外文化”三個研究題目。
關于蘇曼殊譯詩的特點，論者多從語言角度，論述曼殊譯詩的優(yōu)劣。如袁錦翔之《詩僧蘇曼殊的譯詩》，在談及譯詩時，往往兼及蘇曼殊與拜倫、雪萊之比較。6
4）其他
（1）書信雜文研究
書信、雜文既是曼殊文學作品的組成部分，也是曼殊表達文學觀點、社會觀點的重要媒介。王永福之《蘇曼殊書信探微》，以蘇曼殊書信中的有關材料為基礎，對其中流露的蘇曼殊的政治情懷、佛學觀、文學思想以及懷人情愫作了分析，并從文化學角度探討了蘇曼殊人格建構(gòu)的內(nèi)在因素和外部條件，從而肯定了蘇曼殊書信在蘇曼殊研究中的價值。丁賦生之《蘇曼殊文章署時點評》認為蘇曼殊文章署時隨心所欲，可以窺見蘇曼殊思想歷程的發(fā)展。
（2）繪畫研究
蘇曼殊擅長繪畫，畫風蕭疏淡遠，得南宗風致，體現(xiàn)了曼殊的古典文人趣味。關于蘇曼殊的畫，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黃永健的《蘇曼殊詩畫論》，首次以專著的形式全面而系統(tǒng)地分析了蘇曼殊的詩畫。全書從蘇曼殊的生平及其思想入手，論述了蘇曼殊的繪畫及其身份、蘇曼殊繪畫的風格、蘇曼殊的詩與畫的融通及蘇曼殊畫論，斷言曼殊為“文化轉(zhuǎn)型時代一位將中國大乘禪學精神推至空前高度的現(xiàn)代禪僧。”
另外單篇文章數(shù)篇。
2，總體研究
關于蘇曼殊整體全面的研究尚不多見，且多以評傳形式出現(xiàn)。7這恐怕主要是對曼殊身世際遇的探詢超過了對他的學術(shù)研究興趣所致。有兩種論點值得注意：其一是將蘇曼殊作為“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的文藝家”，這方面的代表是馬以君與裴效維；其二是從歷史演進的角度，追問、思考蘇曼殊在近代人格轉(zhuǎn)型期的意義，此方面代表為毛策與李歐梵。下面分而述之。
馬以君是近年來蘇曼殊研究的專家，編輯了《蘇曼殊文集》，《燕子龕詩箋注》，認為蘇曼殊是“清末民初以文藝家姿態(tài)出現(xiàn)的民主革命志士”。裴效維之《蘇曼殊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認為蘇曼殊的思想“始終合著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節(jié)拍”。
毛策之《蘇曼殊傳論》分小說、詩歌、人格三個部分，論述蘇曼殊的文學創(chuàng)作，彰顯其作品中表現(xiàn)的新舊之交知識群體的矛盾、痛苦、彷徨的心態(tài)及其變形的人格。在《蘇曼殊史事考辨五題》，又對有關史實進行了考辨。8
李歐梵在其《現(xiàn)代性的追求》中，將蘇曼殊與林紓、郁達夫等代表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中情感一派的代表來比較，分析他們書寫情感的不同方式。指出林紓與蘇確立了建立于情感基礎之上的個性方式。認為蘇曼殊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與西方的結(jié)合，跳出了林紓的“儒生”模式，而又不同于其后的郁達夫的以性為基礎的情感模式。
八十年代以來，從文化角度切入，分析蘇曼殊的文章日益增多，也可作為這方面研究的補充。如姜東賦之《論蘇曼殊》，指出蘇曼殊是“一個已經(jīng)有所覺醒，已經(jīng)獲得個性解放、自由、平等等新思想感染的知識分子”，是處于矛盾時代、新舊沖突中的人物，充滿了矛盾；并分析了曼殊小說的共同特征：悲涼的氣氛、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愛情故事中間穿插諷刺現(xiàn)實的說教。任廣田之《論蘇曼殊的思想》，認為蘇曼殊的人格結(jié)構(gòu)是以儒為里，而以、釋、道為表，由于某些西方文化思想的介入而發(fā)生了不可忽視的變形與傾斜。9
此外，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在《魯迅比較研究》之《魯迅與拜倫》一章中，以對拜倫的接受為主線，給予蘇曼殊高度評價，認為“魯迅與蘇曼殊切開近代文學地平線”。但作者對其觀點并未展開深入論述。
注釋：
1 、筆者未曾見到原書，只在柳亞子《蘇曼殊研究》中見其目錄，收入頗詳細。
2、 1975年在香港印行，非賣品，筆者未見到。
3、如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組學生集體編著，中華書局1959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下冊，第493頁認為，蘇曼殊的作品"涂上了消極頹廢、清冷孤寂的色彩"；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四冊，第1228頁，認為蘇曼殊的作品"帶有比較濃厚的悲觀厭世色彩"。
4 、陳平原：《關于蘇曼殊的小說》，《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gòu)》，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這方面有代表性文章還有：袁進之《覺醒與逃避》、《試論近代翻譯小說對言情小說的影響》，也指出了蘇曼殊小說在轉(zhuǎn)型期的價值，并探討了以《茶花女》為代表的翻譯小說對民初言情小說的影響。張如法之《處于中西文化夾流中的蘇曼殊的小說》集中探討了蘇曼殊的小說，包括譯述小說《慘世界》。認為曼殊表現(xiàn)的是徘徊于新舊文化之間的流浪者。林崗之《彷徨于兩個世界之間--蘇曼殊小說淺評》認為，曼殊的創(chuàng)作與人生都彷徨于古典和現(xiàn)代兩個世界之間。丁富生之《論蘇曼殊的"難言之恫"》、王萌之《無法超越的自卑--淺析蘇曼殊小說的創(chuàng)作心理》、孫宜學《斷鴻零雁蘇曼殊的感傷之旅》、沈慶利《彷徨于生理血統(tǒng)與文化血統(tǒng)之間--從〈斷鴻零雁記〉看蘇曼殊獨特的文化心理沖突》等等，都從心理角度探討了蘇曼殊小說中的矛盾心態(tài)。
郭延禮在其《中國近代文學發(fā)展史》第三卷中也指出蘇曼殊"在借鑒西洋小說的藝術(shù)手法和促進中國小說的近代化方面有貢獻。
5 、《譯學先知蘇曼殊-——為紀念先生百周年寫》。
6、如陸草之《蘇曼殊與拜倫、雪萊之比較》、邵盈武《蘇曼殊與拜倫》等。
7、詳見《參考書目》。
8 、"1903年由日本歸國行跡考"、"蘇曼殊為光復會中堅考"、"《梵文典》是譯著考"、"《別云上人》、《步韻答云上人》（三首）寫作時間考"、"蘇曼殊1912年由爪哇歸國時間及同行人考"。
9、此外，袁凱聲之《蘇曼殊與郁達夫：文化沖突中的雙重選擇與感傷主義》，通過比較郁達夫與蘇曼殊，"近現(xiàn)代之交中西文化撞擊、沖突、交匯中中國知識分子重鑄自我、尋求新的價值支點的艱難性，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失落感、文化認同的危機和感傷主義的心態(tài)。"論述了蘇曼殊與中國浪漫主義的關系及蘇曼殊"特行獨立"的性格中包含的文化內(nèi)涵。這一主題的文章尚有袁凱聲之《文化沖突·二元人格·感傷主義--蘇曼殊與郁達夫比較片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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