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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與馬鞍山(第4冊)

題記
李子龍

    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古代詩人及其作品研究中,李白研究浪潮迭起,超過了對唐代任何一位作家的研究。在林林總總的圖書雜志中,有關李白與馬鞍山的文章(包括著作中的章節)大約近200篇,零散的論述就難以計數了。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眾多的論述,我們認為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馬鞍山系李白一生中多次游歷之地和終老之鄉,詩人與此地的關系千絲萬縷,應該進行研究和探討,其詩文也值得探驪和鑒賞,沒有這些研究與探驪,整個李白研究便大不完整;二是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由于儒家溫順敦厚的教條始終處于被崇尚和占統治的地位,故而李白研究遠不如杜甫研究,一直顯得薄弱和滯后。現在,在學術研究領域,這些束縛沒有了,厚積薄發,于是便不斷出現新的浪潮。而由于李白墓在青山是千古以來文人向往之地,故其時時成為研究浪潮的發源地和旋流中心,也就不足奇怪。三是李白詩歌藝術成就確如唐代當涂縣令李陽冰所說:"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后,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不唯如此,李白在詩歌和其行為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同樣可稱為"千載獨步"。著名已故學者裴斐教授《在紀念李白逝世1225周年大會暨馬鞍山李白紀念館新館開放典禮上的講話》有一段精彩的表達。他說:
    李白是我國歷史上個性最鮮明的詩人,是同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聯系最緊密的詩人。同時他也是全面繼承了我們民族文化遺產的詩人。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夠超越自己的時代和民族,成為今天深受世界人民喜愛的偉大詩人。李白的鮮明個性,其顯著的特點就在于思想解放,熱愛人生,積極進取,對于追求理想有獨特的熱情。所以我覺得李白的思想性格是非常符合我們今天時代精神的。這大概也是近年來李白研究特別活躍、李白紀念活動特別興旺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于這些琳瑯滿目的文章,我們在選編過程中未免有些躊躇。經過反復斟酌,我們確定了入選的原則,即以選收論文為主,酌錄部分賞析文章;在論文中,又偏重于概述李白與馬鞍山關系、重要交游、作品系年、卒年死因、墓葬遷徙、問題辨析等方面,以求與《李白與馬鞍山》叢書的宗旨相符合。本著這一原則,舉凡不同觀點的論文,只要持之有故,均按類編排一處,以體現學術爭鳴的精神。因此,本冊僅收錄文章49篇。在各地沒有先例的情況下,這或許只是一種嘗試。但這種嘗試是以學術平等為前提的。    

    本冊在有關概述李白與馬鞍山關系的文章中,首列了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著作中的《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覺醒》一節。文章深入地論述了李白早年沉緬于道教,晚年在當涂終于覺醒的過程,應該說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今人的研究仍未脫卻郭說的藩籬。安旗教授在新著《我讀李太白》中指出:"郭著《李白與杜甫》雖有缺點,為人詬病,但并非一無是處。在李白初入長安問題上卻是慧眼見真,及時給予了肯定。"同樣,我們也認為,郭著稱《下途歸石門舊居》,"其實在了解李白的生活上是具有關鍵性的作品。""是李白最好的詩之一,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總結"等論,也是頗中肯綮的。只是限于歷史條件,將此詩中訣別的對象,按《舊唐書》記載而誤作了薦舉李白入朝的道士吳筠,沒有深入地考察。過了20年,直到八○年初,郁賢皓、李寶均先后論證薦舉者為道士元丹丘而非吳筠,被學術界接受。因此,李白在當涂橫山石門的訣別對象,也就自然成了元丹丘。
    本冊節選的郭沫若另兩篇文章,《李白在長流夜郎前后》文中斷定李白投李光弼河南行營為上元二年(761)八月,從而推斷出投靠當涂縣令李陽冰為是年冬季,應該是可靠的。同時又指出,李陽冰為李白詩作《草堂集序》在寶應元年"十一月初十,李白當時或許尚在病中,但離去世也不會太遠了。"話雖有些含糊,但卻為后來的李白卒年研究提供了啟示。《李白與杜甫在詩歌上的交往》通過對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的詮釋,判斷杜詩作于寶應元年(762)秋天,此時李白在當涂養病,并且推斷此詩是"李白把自己的近作《古風》第一首抄寄了杜甫"以后所作。既然《古風其一》是李白"近作",則有可能作于當涂。這對我們今后的進一步研究同樣具有極大的啟發性。另外,文章還對李白《古風其五十九》中的"失歡客"作出推斷,以為"是在暗指杜甫","是李白在接到杜甫寄詩(《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之后做的,也很明顯地表明了李白的失望。"這些論述被人指責為玷污了李杜友誼,但在實際生活中,由于一方處境的艱難,作為朋友的另一方出于關心而勤問規勸,往往造成聽者的誤會和失望,應該說是并不鮮見的。郭沫若此文還對李白所作《笑歌行》和《悲歌行》的真偽問題進行了辨正,指出"自宋代蘇東坡以來,專家們都認為'斷非太白作'。其實這個斷案,下得真是武斷。這兩首詩,還有其他的詩如《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之類,徹底打破了'溫柔敦厚'的老教條,正突出了李白的積極性的一面,斷為偽作是老教條的幽靈在作怪。"這一論述的主要精神,仍被今日的李白研究專家所采用。

    本冊收錄了著名李白研究專家郁賢皓教授文章4篇。郁先生一直十分關心馬鞍山市的李白研究和文化發展,大凡馬鞍山的同志所編之書,請他審閱作序,他都欣然承允。限于體例,這些序文均未收錄。現收文章,主要是李白與殷佐明、殷淑、劉全白的交往考證。郁文以翔實的資料,考知"殷佐明是個做官的人,而殷淑是個道士。"這對于我們正確理解李白在當涂的作品,很有好處。《李白與采石》一文,限于1992年編輯李白《畫冊》時的版面空額,只能作短,但已將李白在馬鞍山市境的幾次最主要的游歷和創作勾勒出來,尤其是文章強調指出:"更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橫江詞六首》,為我們描繪了一幅長江天險圖。為今人研究'牛渚春潮'和長江岸流的變化,留下了寶貴的資料。"郁先生寫于1988年的《〈夜泊牛渚懷古〉和〈橫江詞六首〉考釋》一文,考證出《夜泊牛渚懷古》一首作于開元十四、五年,《橫江詞》作于天寶十二載。雖然郁先生未有查閱《元和郡縣志逸文》和《太平寰宇記闕卷》中"橫江"的條目,但據詩意斷定李白的"立足點在牛渚","欲渡江到歷陽去,決不是在歷陽橫江浦想渡江到江南來。"這就糾正了長期以來一直流行的將"橫江"誤作了"橫江浦"的錯誤觀點。當然,在郁文發表之前,李協民、何慶善已有《橫江詞》論述。本冊也予以收錄。而著名學者安旗教授《〈橫江詞〉發微》一文,考證李白詩中之"郎","相當于宋以后之'官人'。"并力主六首詩均有政治寓意,并逐首進行闡釋。李子龍寫于1990年的《橫江詞與橫江疏箋》一文,則引用《太平寰宇記闕卷》的"橫江"條,證明"橫江"自古即指長江自天門山向北折流的這段長江,進而據方志和前代詩人的記載,證知《橫江詞》主要是實寫古代由于海水倒灌而出現的"牛渚春潮"。這對于全面理解《橫江詞六首》,顯然有所裨益。
    李白在馬鞍山市境作品的系年,一直存在著爭議。本冊收錄了李祖鑫這方面的文章2篇,分別對《游化城寺清風亭》、《化城寺大鐘銘》和《登黃山凌臺送族弟》三首通過考釋提出了寫作年代,同時考釋:"自天寶之初到李白病逝當涂,當涂縣令先后有李有則、李明化、李陽冰三人。"《化城寺大鐘銘》中的當涂宰是"有歸隱之心的"李有則,銘作于天寶六載;《游化城寺清風亭》中的當涂宰是"官場幸運兒"李明化,詩作于天寶十四載前后;李白稱李明化為族叔,而稱上元、寶應年間當涂宰李陽冰為從叔。這些論述都頗有道理。張才良《〈姑熟十詠〉作者辨證》和《九日何處龍山飲》二文,也均言之有理。王輝斌《再談李白〈九日龍山飲〉》則堅持孟嘉落帽和李白九日飲酒的龍山均在江陵。需要指出,王輝斌雖然讀了陶潛《孟府君傳》一文,但他可能沒有讀完,因為此文后面明明寫著:"(孟嘉)在朝……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徑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故而,在朝(今南京)能夠興起即往,傍晚便歸的龍山,必在當涂,而不可能在江陵。王輝斌雖然因粗疏而致誤,但就整個學術探討的過程來說,他的文章也不無價值,故此收錄。杭宏秋《〈下途歸石門舊居〉屬地考》一文駁正了關于此詩中"石門"的種種說法,證明石門在當涂橫山。同時提出此詩贈對象為隱居在澄心寺的高僧劉九經。雖缺乏有力的證據,但尚可以進行深入探討。然而,就李白在馬鞍山市境的全部作品和思想體系而言,上述作品的研究顯得還比較薄弱,有待于今后學界的不斷努力。

    本冊收錄了有關李白卒年、死因、葬地的考據文章15篇。是份量較重的一部分。
    關于卒年,李從軍1983年發表的《李白卒年辨》,力證李白"卒于唐代宗廣德二年(764),終年六十四歲。"這是本世紀對李白卒年提出新說的最早文章。之后,閻琦《李白卒年芻議》以李光弼出征臨淮、進軍徐州,按《資治通鑒》在寶應元年四月;又以李白上元二年在廬山、金陵等地的詩歌安排;又以李光弼"出征東南"本事是指寶應元年八月鎮壓浙東農民起義等,主張李白投當涂縣令李陽冰在寶應元年初冬。因而李白卒年也當推后一年,即李白卒于廣德元年(763),享年六十三歲。李祖鑫《李白卒于寶應元年質疑》的結論與閻琦相同,但論據不全相同。他的依據是:《通鑒紀事本末》確定李光弼進徐州在寶應元年五月;李白《游謝氏山亭》寫于廣德元年等。隨后楊栩生以《李白卒于寶應元年解說》一文,著重對李從軍、閻琦二位的文章進行辨駁。一是李光弼出鎮臨淮、進軍徐州,按兩《唐書》皆為上元二年五月,《資治通鑒》記為寶應元年屬誤;二是李白上廬山在至德元載,上元二年春李白已在金陵;三是唐代宗在寶應元年五月登極之初即有征賢詔文。從而認定李白六十二歲時卒于寶應元年內,比較可靠。
    關于死因,王琦在《李太白全集》附錄五《年譜》中,"謂太白生于昌明之清廉鄉、讀書于大匡山、而其死也由捉月于采石之數事,昔人多以為不足信。然在唐時已傳說如此,……闕其疑,正以見所存者之可信耳。"盧振華寫于1936年的《李杜卒于水食辨》一文,不同意李白溺死之說。這同于明清時期的筆記小說之論。郭啟宏《李白之死的考證》則力主溺死說,但"'撈月'、'騎鯨',事涉無稽"。著名學者裴斐教授《李白的傳奇與史實》指出:"根據現有文獻,采石江邊先有一個李白墳,然后才出現下水捉月以至騎鯨飛升之說(白居易等人詩無此說);捉月與騎鯨固屬'好事者為之',溺死并葬于采石則不無可能,須分別看待。"張書城《說古道今采石墳》則認為"李白含冤自沉采石江"。日本著名李白研究專家松浦友久《關于李白"捉月"傳說》一文,則闡述了臨終傳說的傳記意義。喬德明《李白與佛經二題》通過佛經中"獼猴捉月溺死"的典故,發現其"與李白捉月傳說如出一轍,驚人相似。"認為通過對比,可以揭示李白捉月溺死這一傳說的美學內涵。
    關于葬地,朱金城《"采石江邊李白墳"辨》認為采石李白墳為空墳。前引裴斐文章認為"溺死并葬于采石則有可能。有此可能,但無法確證,只能視為千古疑案。"李子龍《關于李白之死和墓及其后人的幾個問題》則認為,白居易《李白墓》詩作于貞元四年,并依據《輿地紀勝》等文獻記載,力主采石系李白藁葬之地,貞元四年底或五年初才又殯葬于龍山。并對李白的子孫和孫女二人進行了詳細的考述。李昌志《李白藁葬、殯葬、改葬始末新說》也詳細地論述了這一問題。
    上述三個問題,目前雖然均難論定,尤其是溺死和藁葬采石問題可能是千古之謎,但進行這一探討顯然是必要的。至于完全否定,不僅證據不足,也是不可取的做法。

    本冊也收錄了幾位著名專家的賞析文章。這幾篇文章的特點是賞中有析,鞭辟入理。另1985年在馬鞍山市舉行的"中日李白詩詞研討會",無疑是李白研究史上和中日文化交流上的一件盛事,影響深遠。因而有關這次會議的報道甚多。本冊收錄了李從軍寫的《簡述》、朱金城寫于香港《大公報》的《散記》和松浦友久寫于日本《東方》雜志的《報告》三篇文章,他們均從不同的角度記述了這一空前盛會的基本情況和學術收獲。說明這次會議在李白與馬鞍山的文化發展史上足可垂記。
    清代題于青山太白祠和采石太白樓的楹聯甚多,考慮前幾冊的體量過重,不宜安排,特作為《李白與馬鞍山》全套叢書的附錄,排在本冊之后。雖有礙本冊體例,但畢竟是保存了這一有價值的資料。
    以上,便是我們在選編本冊文章和閱讀過程中的粗淺體會,權作為題記。至于所收文章可能存在的遺珠之憾,只能以俟今后,現在則難為其補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八日于霍去病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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