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日報理論周刊“如面談”欄目4月4日發表何兆武教授的 《“學”無中西之分》 ，很好地澄清了一個問題：作為科學的各個學科領域，是不可以因人因地而劃分的，就像不存在“希臘幾何學”、“英國物理學”等等一樣。何教授所說的“學”，明確是指“作為知識，作為人類的理性、思維能力”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和這個范圍內，他的觀點和結論我完全同意。但是，這里還有一個現實的問題是超出他所限定的范圍的，我們也應該給予重視和回答。就是：一百多年來人們關于“中學西學”的“體用”之辯，究竟從何而來？有無意義？我們應該把它看作一種毫無道理的無稽之談，還是應該深入下去，從中找到某些合理性的基礎，以深化和豐富對“學”的現實理解？
我認為，這里應該注意“學”字下面的“學科”與“學說”之分。
科學的本質是求知求真，“學科”和“學說”是科學的現實形態。一般說來，“學科”由某一方面具有普遍性的“問題”，以及人們長期積累的共同知識、方法、規范等所構成。學科的根本特點在于體現人類認識的公共性。因此，作為廣義的科學，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甚至哲學，它的“學科”都不可能有“中西”之類的區分。但“學科”不是一個孤立的抽象，在現實中，它要通過一個個具有時代特征的學說來實現自己的存在和發展。“學說”是對學科問題的一定解答或反應系統，它們都是由現實的人在一定條件下創建的，因此每一學說又都必然有自己的主體性印記，如時代特征甚至地域特征、思維個性和價值取向等在內。這樣，“學說”就超出了抽象的“科學”和“知識”定域，而成為現實的知識、思想和文化的綜合體，從而必然會有各式各樣的面貌。各個學科都是只有“一個”，絕不可以做“中西”之類的分割；而學說則不然，尤其是社會科學和哲學的學說，總是無法排除多樣化，總是不可避免地會因時、因地、因人而形成不同的體系。
我們可以看到，在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中，這種現象是普遍的：除了有史以來的各種各樣學派經典、冠以姓名地域的一套套理論、“主義”等等之外，你幾乎無處尋找那個“純正、惟一”的“學科”所在。即便在自然科學這個只承認知識、理性和一元真理的領域里，不是也有了諸如“歐氏幾何學”和“非歐幾何學”、“牛頓(經典)物理學”和“愛因斯坦(非經典)物理學”之類的劃分么？當然，自然科學界的這種劃分，毋寧說是學科發展階段性的標志，彼此之間不是多元的關系。但它也表明，如果沒有對“學說”多樣性的了解，我們事實上將不能切實地把握“學科”在歷史和現實中的真實形態、發展歷程。可見在談論“學”的時候，注意學科與學說的劃分及其關系是有意義的。
具體到“學分中西”這個問題上時，它可以告訴我們的是：如果做合理的理解，那么這里指的不是學科，而是學說。一百多年來我國關于“中西體用”之辯討論的是什么呢？討論的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關于自然和人倫方面的知識本身，而是它們對于中國人、中國社會的意義，是面對近代以來各種知識和經驗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是如何對待那些使西方國家強盛起來的思想文化體系，如何對待中華民族已經綿延幾千年的傳統思想文化體系，如何擺正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要不要和如何構造更先進、更合理的學說，以使我們自己強盛起來……等等。顯然，這些討論中所涉及的科學知識問題，遠不如其中的價值判斷和選擇問題那么多而重要。正是在已經主體化的理論層面、即學說層面上，討論才能如此深切地喚起人們的民族情感和人文情感。就是說，盡管當時人們并未明確學科與學說的不同意義，而使用了一個簡單的“學”字來劃分“中西”，但事實上這里發生的爭論，卻主要是在學說層面而不是學科層面。
從學說層面來理解“中學”、“西學”這個話題，盡管它的表達從未達到科學的準確清晰要求，反倒是像一個政治口號，但其中的實際內容是可以理解的，甚至直到今天也還有它的意義，恐怕不能一筆勾銷。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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