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引用一段劉永華博士的話(見6月1日《新京報》)，雖然羅嗦了一些，但能夠看出劉博士的邏輯和底牌：“‘生活哲學'通俗地說就是我們怎么看待生活，怎么處理生活中的小事。君不見，有人喜食野味吃出了非典，有人貪污腐敗包二奶，有些文化人被人稱為‘沒文化'，有些政府官員只會兩件事：喝酒、打撲克。這些現象都反映了當代中國‘生活哲學'
的普遍缺失，而‘國學'的精華部分，對這些現象都有針對性的規則存在。可以說，現在提倡‘國學'是時代發展的需要，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既應該研究，更應該弘揚。”
這段話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三段論：一、社會上出現了一些“不良”現象(姑且不論劉博士列舉的諸多“不良”是否具備科學性)；二、針對這些“不良”現象，“國學”的精華部分設置了一些規則(姑且不論“國學”的精華部分究竟是頸部還是臀部)；三，所以，提倡“國學”是時代的需要。
劉博士的意思是，“國學”能夠解決很多問題，諸如SARS等醫學問題，包二奶等家庭問題，腐敗、政府官員效率低下等行政問題。“國學”既然如此偉大，那么，我們對于“國學”應持的態度，就不應該僅僅是研究和弘揚的問題，也不應該僅僅是在一所大學里設置系科的問題，而是應該詔告天下，傳布四海，人手一套《四庫全書》或者《十三經》……如此這般，天下太平，馬放南山。
會這么容易嗎？在唐宋元明清，全部國民人手一套《四庫全書》或者《十三經》不可能辦到，但所有官員以及文化人，人手一套《十三經》或者《四書五經》還是基本實現的。然而，疫病照舊流行，納妾仍舊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貪污與腐敗照樣是官員的營生。唐宋元明清，正是 “國學” ———或者說中國傳統思想與文化———如日中天的時候，國家的運作以神道化的儒教為根本，官員的考核以儒教宣揚的道德為依據，儒家經典(這是否就是劉博士口中所說的“國學”的精華部分的一部分？)成為萬民的生活準則。那些時代，“國學”一統江湖，千秋萬代，并不存在繼承和弘揚的問題，然而，社會依舊是社會，“不良”依舊是“不良”。
西諺有云，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說的是一個邊界的問題———每個人、每種知識、每種思想和文化，都有著自己進退舉止的范圍。孔夫子說過君子不逾距，也說過進退有度。這個“矩”和“度”，固然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同，但其本質是一樣的，就是該知道邊界在哪兒。“國學”的問題、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問題，在學術的范圍內、在小圈子里討論，有其價值和意義；然而，一旦超越了這個“邊界”，像劉博士建議的那樣，以“國學”防SARS、反腐敗，只能是一個笑話。
然而，劉博士的意圖恐怕不僅局限于SARS和腐敗問題：“‘國學'的精華部分，對這些現象都有針對性的規則存在。”這句話的要害在于“規則”二字，以“國學”中設立了數千年的道德標準和行為規范，應用于21世紀的中國，作為國民的道德標準和行為規范，甚至更進一步，以弘揚“國學”為由而限制國民自由思想和自由行為的權力———這種局面，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的中國，并不陌生。這，恰恰是劉博士的底牌。
固然，當下的時代不是一個盡善盡美的時代，存在著許多問題。這些問題，需要細致分析，逐一制定對策和解決方案。將所有問題歸于國民的思想和文化出了問題，進而為其開出一個一攬子藥方，實在是一件恐怖的事情。把“國學”局限在學術內研究和學習，作為國人，是有必要的，可以知道過去的中國人怎樣生活和思想，以史為鑒。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知道，“國學”是過去的學問，是已死的知識，不是從當下中國的實際中生發出來的鮮活的知識，更不是江湖郎中宣揚的靈丹妙藥，包治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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