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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原為《禮記》中的一篇，唐代韓愈、李翱等把《大學》、《中庸》看作與《孟子》、《易經》同等重要的“經書”；宋代“二程”、朱熹祖述這種觀點，竭力推崇其在經書中的地位，旨在弘揚理學。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并稱四書，并于宋邵熙元年刊刻《四書章句》，因《論語》記載孔子言行，《大學》為曾子所作，《中庸》為子思所作，故又稱“四子書”。元朝延祐年間，以《四書集注》試士子，懸為令甲，從此，“四書”成為蕓蕓士子干祿之必經階梯。

　　朱熹認為《大學》是“為學綱目”，且四書中以《大學》為最易曉，故讀“四書”要“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著重討論個人修養與社會治亂的關系，它以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為修養的目標， 后人稱之為“三綱領”，又提出實現天下大治的八個步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后人稱之“八條目”。為進一步服務于理學思想，朱熹加了“格物致知”一章，為《大學》原文所無。

　　今天讀《大學》，我們大可拋開理學家之莊嚴面目與經學家之道德衣冠，想象古人或正襟危坐，或顛倒衣裳，嚴肅而真誠地反省自己，并不厭其煩地記錄自身感受，以示同儕后輩，用心可謂良苦！我們也可以嘗試走近古人，關注自己內心所想，畢竟，無論在多么現代化的社會中，注重自我內煉和修養，給人帶來的終歸是件愉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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