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長城九邊驛站設置與管理
董耀會
在明長城防御體系中，作為封建交通系統的驛站，對九邊軍事局勢具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影響，故明朝諸帝在加強邊防建設的同時對此無不給予特別的重視。明代在延袤萬里的長城防線，設立了多條驛道、眾多驛站，可以說是星羅棋布，縱橫交織。這些驛道和驛站，串綴在長城千百座雄關險隘之間，構成了使明王朝朝廷與邊塞之間血脈暢通的驛傳系統。
驛站的建置與作用
明王朝為了維護高度集權的中央專制主義制度，十分重視對各種信息的攝取、報傳和加工。故太祖于洪武元年（1368），立刻頒令在全國建立驛傳網［1］，使驛站和由其相聯貫的驛道遍布全國。當時，在南京通向各方面的水馬驛道，共長14.5864萬里以上，在沿道上設置驛站超過了2018處。形成以南京為中心，通向各方面八個邊陲軍事要地的驛道。由于軍事戰爭的需要, 明長城沿線建鎮設衛的同時,也大量增加了驛站的設置。到了永樂十九年（1421）成祖朱棣遷都北京。隨著政治中心的轉移，形成了以北京為中樞的驛遞網。這一時期, 政治局面逐漸安定,全國驛站的數量也隨之減少,共有1289處。
南京和北京兩大驛傳中樞形成以后，便利了皇帝的詔令、朝廷的軍令、政令及時下達，各級政府和官員的奏章、報告的及時上呈，朝廷和各級軍政機構對軍情及時辦理。很大程度上加強了朝廷與地方之間的聯系。明政府除了在內地發展驛站外，在長城九邊地區也廣泛建置驛站。明初，朱元璋推行固邊自守、相機向外延伸的邊防戰略。重點是鞏固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延袤萬余里的北方防線,并逐漸向西延伸,其目的是要建立鞏固的防御陣地,阻止北元勢力的南下,保障中原地區的安全。基于北方連年爭戰、土地荒蕪，由南向北調運軍響困難等情況,指示徐達, 如果元兵北逃,不必發兵窮追,只要“固守疆圉,防其侵擾”〔2〕便可。隨著軍隊戰爭勝利的一邊進行，常遇春等攻克開平后，沿長城沿線建衛設驛。共建有八驛：其東有涼亭、沈河、賽峰、黃崖四驛，路接大寧、古北口；西有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路接獨石口。并諭令諸部開筑道路，各廣十丈，準古法，以六十里為一驛。由于這一措施在九邊地區的實施，因此在長城各主要沿線建成了暢通無阻的驛傳系統，能向全國的通都大邑，較快地傳達邊境的軍情和朝廷的軍令、政令，以促進軍隊的指揮和國家的治理。
驛遞系統作為明代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與社會各個領域都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推動著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其暢通與否，不僅僅關系戰爭的勝敗,也關系到明王朝的盛衰存亡。長城九邊地區驛站的設置，對長城區域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各方面，都起著較重要的積極作用。
“置郵者，國家之血脈，所以流通貫徹，使無壅閼之患也,凡期會簿書,閭閻疾苦,公使往還,邊徼警急,莫不資焉”。［3］ “一驛之興廢,其有關于政治者固非細也……宣上德,達下情,防奸宄,誅暴亂,馭邊疆等機宜,不過旬月之間遍及天下, 可以立待無或后期者,實于驛傳是賴”。［4］可見, 史料記載精辟地概括了驛傳系統在國家統治方面,作為維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重要工具,在政治上的重要意義。另一角度可以看出,明王朝十分重視對邊疆的統治,驛站在長城區域的建置, 成為明朝對該地區進行有效治理的主要手段。
“驛傳所以使命而達四方之政,故雖殊方絕域不可無也”［5］, 為了加強對長城九邊區域的有效治理,明王朝大力拓展九邊驛遞。如洪武二十年(1387),命左軍都督府自山海衛至遼東衛置馬驛一十四。洪武二十七年(1394)六月,“命兵部遣官至北平布政使司,議置驛傳。自大寧至廣寧,東路四百八十五里,置十驛;中路北平開平,七百六十五里,置十四驛;西路,至開平六百三十里,置十三驛;土木至宣府,一百里, 置二驛”［6］。遐陬僻壤,罔不置驛。在置驛過程中,對驛站機構制定了相關規定,據“應合給驛有制,應付腳力有制,填給勘合有制”［7］的原則，對人夫馬騾車輛什物，給驛條例都制定了嚴格規定，以確保長城九邊公文、信息傳遞的時效、準確、安全。如，凡鋪兵遞送公文，“晝夜須行三百里，稽留三刻笞二十，每三刻加一等，罪止笞五十”，“若損公文一角笞四十，每二角加一等，罪止杖八十”。［8］于是，皇帝的詔令，指顧而行萬里，九邊的情形，頃刻而達朝廷，大大加強了對長城區域的統治。
洪武五年（1372），明軍三路遠征漠北失利，朱元璋鑒于短期內不能殲滅北元勢力的狀況，便轉而采取以尺進寸取之策，經營和拓展九邊沿線的驛遞系統，并向遼東和青海兩方延伸，以切斷北元同左右兩翼的聯系。驛站在這一時期，在軍事方面的作用明顯顯現。
明王朝的各種軍事活動都必須依賴驛遞系統。驛遞系統的暢通，一方面使軍情及時上達，保證決策的正確，另一方面使前線所需的糧餉輜重，能及時足量運送到所需之處。因此,洪武十六年(1383),朝廷委派大臣赴各地修路建驛,“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安輯人民”［9］。可見,北部邊防的建設,是關系明朝興盛衰亡的重大戰略問題。明制:京朝官封事自會極門由內臣收進,其余奏章皆從通政司進入，唯有各邊鎮總兵官、都指揮、指揮等官所差奏報軍情人員,由鴻臚寺連本帶人直接引進。此外,又規定：隱匿不速奏聞,因而失誤軍機者;承調遣不依期策應, 告報軍期違限因而失誤軍情文書,故不遣使給驛因而失誤軍機者,皆處死罪。
驛遞,軍中之耳目也。因此,明初嚴格限制長城九邊驛站的范圍,惟軍機重務, 以符驗給驛,余并禁止。若系軍國重事而不給驛則處以嚴刑,如“凡朝廷調遣軍馬及報警急軍務至邊將,若邊將及各衙門飛報軍情,詣朝廷文書,故不遣使給驛者,杖一百。因而失誤軍機者,斬”。［10］此外,軍隊在作戰后報奏軍功準確與否, 也關系到軍隊戰斗士氣的高低和軍心的穩固。因此加強對軍功戰績報奏的監督,因此諸將稍知警畏,不敢避賊玩寇。此不防欺蔽,亦隱寓伺察催督之法。
驛遞系統在長城九邊地區設置主要目的是為軍政服務的。但在客觀上也促進了長城內外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傳播、交流。
明代長城區域的驛遞,自始自終是由國家推行,國家運轉的。明統治者對此十分重視,作為許多慎重而周密的部署,采取了不少有效措施,注重修路架橋、拓寬驛道, 并時時加強維修,客觀上促進了九邊地區與內地交通的發展。長城內的漢族與長城外的少數民族,主要是蒙古族和女真族與內地進行貿易,輸入當地缺乏的茶葉、布帛、鐵器和耕牛,中原地區輸入所需的牛、羊、貂皮和人參等。這些商品的輸進輸出都離不開暢通的驛遞系統,驛道為貿易交換提供了方便。
馳驛之人,不是尊官大人,就是奉上命強有力者。這些人往往憑借自已的特權,利用驛遞進行貿易。如洪武年間,駙馬督尉歐陽倫私役驛遞,多次運私茶出境。宣德年間, 甘州操備與下番官軍,以取討衣裝置買馬驢為名,擅乘各驛站馬驢往來于陜西各邊市貿易,又威逼遞送所用車載送甘州貿易。蒙古、女真各衛,利用朝貢之際, 購入大量貨物,遷延旬月不回。明朝中葉,商業空前發展,長城九邊空前繁榮, 主要各大關口由政府建立固定的官市,與蒙古各部進行貿易。僅大同鎮就有新平堡、寧口堡、得勝堡、殺虎堡等處市場。后因官市遠遠不能滿足廣大農牧民和各地商人的經濟要求,又增開了民市、小市等。無論是直接利用驛遞系統進行貿易,還是使用驛遞提供的交通工具。人力附載商品貸物,都會加重驛卒的負擔,影響驛遞系統的正常運行,違背了明朝統治者設置驛遞只是為軍政服務的目的,受到明朝政府的嚴厲禁止。然而, 客觀而言卻有利于商品的流通。明中后期,手工業產品日益增多, 大量產品需要廣闊的市場。但是,交通要道稅卡林立,行走一日,納稅多達五六次,商業運輸稅昂貴。利用驛遞系統運輸商品,進行貿易,則降低了運輸的成本,對商品的流通有促進作用。
最后,明代驛遞制度日夜不停運轉地同時,也在不自覺地傳播著各種社會文化。驛站機構在九邊地區,不僅僅只接送往來官員,也為平民提供行旅食宿。官吏的調遷,商旅的往來等,都可以在驛站停留。人是社會文化的承載者和傳播者。因此,隨著驛遞系統的不斷深入,中原文化不同程度的傳到了游牧民族地區。反之,文化是彼此影響的,因此許多游牧民族文化也傳入中原。
由于長城九邊驛遞系統的影響,中原的牛耕技術,施肥技術，鐵器打造等都隨驛道方向延伸,越來越多地傳到蒙古。女真民族的生活方式，蒙古和女真善長的騎射、狩獵也頗受漢族人喜愛。此外,受明代驛遞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出現了大量以對遞為主體的各種著述，有對驛路沿途的風俗民情、物產等做詳盡介紹,也有通過描寫各驛景色,抒發旅思愁腸的，這里略而言之。
綜上所述,明代驛遞系統在長城九邊地區的櫛比蔓延,驛道的星布其間，為鞏固封建專制主義政權,加強明朝對長城區域的有效治理,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驛遞系統的政治意義和軍事意義特別顯著。與此同時,明代驛遞系統客觀上又促進了長城區域經濟,尤其是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的傳播和交流,所以,它又兼具經濟意義和文化意義。
驛遞系統的管理及問題
長城九邊補充主要由馬驛、遞運所和急遞鋪三大機構組成,皆節制于在京的會同館。站、遞 、鋪三者緊密結合，互相補充, 成為九邊驛傳系統正常運轉的基礎。
會同館是高級館舍,有天下首驛之稱。如蒙古有重要使客來京,經九邊沿線各驛站接待后,使往會同館,由館舍官員安置。其館役設大使1人(正九品),副使2人(從九品), 共同管理館中事物。下設館夫若干,為使客服務。
馬驛是長城區域驛傳系統的主要組成部分,遍及邊腹郡邑和要會處所。洪武元年(1368)正月,明王朝同時“置各處水馬驛及遞運所、急遞鋪”。［11］大致每60里或80里設置一個,各驛站設有驛丞,各有多少不一。每站因地制宜,配有足夠的馬驢和人夫, 大致配馬80至30匹,非沖要處20至5匹;馬匹分為上、中、下三等,各懸帶馬上,飛騎傳送。 前方驛站聽到鈴聲,隨即供應。
遞運所負責向九邊地區輸運糧食和物品,運遞到驛道可通之處, 所設有大使和副使各1人.遞運所備有運輸車輛:大車1輛,編車夫3人,載米10石,配牛3頭;小車1輛,編車夫1人,載米3石,配牛1頭。
急遞鋪專職向朝廷遞送公文,大致每10里設有1鋪,設鋪司1人,管理鋪事；要路每鋪編鋪兵10人,僻路編5人。每鋪備有12時日晷1個以驗時刻。此外還有其它物品備用。其目的是要將驛、鋪、遞分立而又相聯,以減輕相互干擾。
馬驛與遞運所、急遞鋪在長城九邊地區,日夜不停地為長城區域政治、軍事和經濟各方面服務的同時，各驛站機構也必須按照朝廷規定的制度,為過往使客和傳遞公文的人員提供食宿等便利條件。同時也規定檢查通行證件,以防詐偽。
九邊驛遞并不是與內地分而治之,必須受朝廷的統一管理。中央的管理機構,為兵部車駕清吏司［12］。在地方上受省和府、州、縣依級管理。省,由布政司與按察司分別命官監理［13］。府,由知府總領而稽核之［14］。每個驛站機構的官員，由各州縣于額設司吏內選之。
洪武時期，九邊各驛站凡需調動軍隊、傳遞軍情、命將出征等情況，都必須嚴格遵守勘合、符驗制度。命將出征和調動軍隊采用寶金牌和調發走馬符牌。如洪武四年（1371），只能國家制造用寶金牌和調發走馬符牌。用寶金牌是兩塊小金牌，只有中書省和大都督能持牌入內府，請用“皇帝信寶”。走馬符牌是用鐵制造的，共有40塊，上鐫金字、銀字，各占一半，也都藏之內府。如九邊地區軍務緊急，需要調動軍隊，朝廷派使臣攜帶走馬符牌，前往被調動的軍隊，符驗無誤后，按令調發。按當時規定，凡是軍機文書，除中書省和都督府長官外，他人不許擅自奏理。［15］此外，因軍情重務和奉特旨出差者，均須辦理勘合、符驗手續。據洪武二十六年（1393）規定，因軍情重務奉旨出差者，則所過驛站須提供車馬等交通工具和食宿條件。同時，由兵部填寫勘合字據，奉命出差的人員持字據赴內府關領符驗［16］，并按規定使用驛傳工具。符驗和勘合除內府掌握外，各都司、布政司和有關的衛，也都按一定的數量發給，用完后再移文另行印給。［17］公差人員在完成任務后，將關領的符驗和勘合繳銷。［18］
為了及時了解各地發生的緊急軍情，兵部還在長城九邊沿線各督鎮巡衙門，頒發火牌，“專備飛報聲息、爪探賊情”［19］之用。兵部聞報后火速入奏，不得遲滯。為了加強長城區域各關口軍情聲息的傳遞，仍沿用烽燧制度。洪武二十六年（1393）規定，在沿邊要地都要設立煙墩，派遣堠夫看守。守備部隊要廣積稈草，晝夜輪流值班，遇有緊急軍情，“晝則舉煙，夜則舉火”［20］，接遞通報。煙墩及其設備必須妥善維護，不能因受損壞而貽誤軍機。
明代九邊馬驛、遞運所的功能比前代有所增多。除了迎送過往使客、飛報緊急軍情和轉運軍需物資等傳統功能外,還有安置充軍人員和儲備軍糧兩大新功能。如洪武年間,遼東衛各驛出現以謫戍軍士充郵卒,令郵卒屯田自給。這個現象與明代“南囚北謫,北囚南戍”的政策密切相關,因此兼有安置充軍人員的驛站,主要分布在長城沿線等邊疆地區。用來儲備軍糧,以備軍需物資的驛站,主要以遞運所為主。
急遞鋪與馬驛、遞運所比較,由于職責的專一性,專職公文遞送。因此管理體制特別嚴格。在急遞鋪之內,洪武時命每鋪設鋪長1人,職在專一巡點所轄鋪分，督令各鋪司兵如法走遞。親臨府州縣提調官,常加檢點。鋪長失于整點,隨即問罪。每月置立簿,當該提調官署押寫遞過分文時刻一角數,以憑稽考。為加強急遞鋪傳送能力, 正統三年(1438)奏準:“專一赍送旨意公文,如有稽遲,依律問罪”［21］。
對于轉遞過程,也做了種種嚴格規定。洪武元年(1368)令:
(一)前鋪聞鈴,鋪司須先出鋪交接,隨即于封皮格眼內填寫時刻,該遞鋪兵姓名。速令鋪兵用袱及夾板裹緊,持小回歷一本,急遞至前鋪交收,于回歷上附寫到鋪時刻,毋致迷失停滯。若公文不即遞送,因而失誤事機及拆動損壞者,罪如律。
(二)無印信文字,不許入遞。［22］
洪武二十五年又申明:
(一)急遞鋪接送公文,須辨認果是前鋪鋪兵,方許交領。但有詐冒,押解赴京。
(二)凡在外衙門有應遞公文,令鋪兵當官交領。其差使人員,遇有公文亦須經由所在官司辨驗,方許入遞。
(三)凡有于中途鋪分投下公文,不系知識者,許本鋪司兵拿解赴京。
(四)凡有司官吏、鋪長、司兵,有公文不行明白辨驗,輕易接遞,致令別生事端者治罪。
(五)其各衙門,但有人遞公文,須要堅厚好紙封裹轉遞各鋪,明白附歷上開寫并無破損,并不曾拆動原封。但有磨擦破壞,及折動原封者,就將來文封皮上寫記原遞鋪兵姓名遞發,及將遞來鋪兵拘捉解官,有司即為追究。
正統七年議準:各鋪遞送簿歷,該官司每月一次巡視刷勘,有將公文毀壞、增改、沉匿者,問擬明白,發邊外充軍。
總而言之,鋪兵必須隨時待命,在任何時侯都要做到安全、快速;凡遞送公文, 照依古法,一晝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三百里。可見,急遞鋪的最大特點,就在于“急”、“快”。“急者急速也”。“所謂鋪之云者,急遞公移”。［23］公文到鋪,不論件數多少,不管白天黑夜、嚴寒酷署、刮風下雨,都必須隨即遞運,不得滯留。否則就會大難臨頭。
九邊驛站的驛官,因各地區不同而條件差異很大。沈世昌曰:“驛官俱吏員雜缺, 獨皇華什九以待差。顧中間錢糧多寡不等,生活苦樂,于是有上缺、中缺、下缺之別”。陜西如京兆、猾棍、牌子,夫馬難討,渭水沖甚，獨岐陽一缺為上。若河西、三川、政平等驛,皆邊方苦缺也。山西諸驛,率中等。因為邊境地區情況特殊, 所以驛官的選派與內地不同,如居庸關外抵宣府,驛遞官皆百戶為之。陜西環縣以北抵寧夏亦然。
九邊驛夫的征發,采用就近僉派,其主體是下等民戶。一般由附近民有丁力,田糧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驛夫的年齡與身體條件都有特殊要求,尤其急遞鋪的鋪兵。洪武元年（1368）正月規定:“鋪兵,必少壯正身”［24］。所謂“正身”,就是必須有戶籍,沒有犯罪前科,誠實可靠。無籍之徒不容混入。“少壯”,就是年青體壯,善于行走。驛夫的工食錢銀的數額各地不一。如地勢沖要之處,每名鋪兵每年給銀七兩二錢;非沖要之處,每年給銀六兩［25］。但也有的地方,不分地段一律平等:各鋪司兵,每名給工食錢七兩二錢,但遇閏月不給工食銀。
在論及明代長城九邊驛遞系統的進步性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其局限性。 明初, 統治者為政較為寬恤。役夫“先盡各驛附近去處僉點。如果不敷,許于相鄰府縣僉點”［26］。且“必以丁糧多者充之”［27］官給口糧,“皆細計而優儲之”［28］。洪武五年(1372) 明太祖詔令中書省對驛傳“務加存恤”［29］。八年(1375)定驛夫免糧則例:“自京會同館至十三驛,租全免;自滎陽至陜西、山西、北平驛百二十一,免三分之一”［30］。 二十七年(1394)增加遞運驛夫糧額［31］。這些措施減輕了驛夫的負擔,保護了驛夫積極性。與此同時,明政府還采取嚴厲措施,禁止私人在長城九邊地區濫用驛遞。于是在國初,長城區域出現驛櫛蔓延,恒處有余的局面。但是,驛遞制度日久弊生。驛站夫役應支丁糧沒有定例,有司任意派征,弊端因此叢生。到明朝中期,九邊驛站的驛夫,工食錢銀發放缺乏管理,任意壓縮費用。違例用驛者愈來愈多,“法當入驛者,十無二三,法不當入驛者,十每八九”［32］。“自京官而及司道州縣官, 無不馳驛之人矣”［33］。達官顯貴對驛站的索取愈來愈奢,“不仁貪宦,馬動以六七十匹,夫動以二三百名”。［34］不法差役,無窮之需索,無情之凌辱,亦屢禁不止。于是九邊驛站負擔愈來愈重,“力不支則卒逃,再不支則吏逃,再不支官亦逃矣”。［35］嘉靖時,曾裁革驛站,試圖緩和矛盾,但奏效不大。此外,驛夫的居住條件困難。有的鋪陳置傳或舍,一宿以去, 才有鋪舍。但是,有的地方雖有屋數楹,其實極弊,不可以居。有的因年久失修,竟成敗垣荒草,僅存遺址,鋪兵往往僦居旁舍。因所領工食有限,而憑價踴貴,不免星寄僻巷。每次郵件到驛,呼召良久,始得給發,以致影響急遞。［36］
除此之外,驛夫必須承受來自頂頭上司的壓迫。有司不問事情的輕重緩急, 發給使客支用雙馬乃至三四馬的符驗,造成驛站負擔過重。使客除乘馬之外, 還要占用看馬兩匹,造成虛張聲勢,浪費極大。有的過往使客要求鋪陳華麗,并例外求索, 又縱容下人向驛站夫勒取錢物。此外,有的驛丞、大使等,往往濫用驛站夫驛, 用于為其私家辦事。如駙馬歐陽倫因數遣私人販茶出邊境，科民車輛至數十輛，騷擾驛遞，捶辱司吏。弘治十三年(1500)奏準,“各鋪司兵, 若有無籍之徒不容正身應當用強包攬多取工錢,致公文稽遲沉匿等項問罪,旗軍發邊衛。民并軍工人等發附近,俱提調官。該吏鋪長,各治以罪”［37］。明中葉以后,隨著賦稅日增,徭役日重, 土地兼并之風盛行,豪強勢要大量轉嫁賦役,小土地占有者,乃至中產之人,多淪落破產。鋪兵時,大批仰賴郵驛維生者突然無所得食,皆從賊。
到了明中后期,驛禁松弛,泛濫給驛越來越嚴重,驛遞系統難以正常運轉,導致羽檄交加,兵符更調,軍興之征解,器械之弛遞,行至二驛,袖手縮武而不能前,嚴重敗壞公事耽誤軍機。嘉靖年間,因九邊邊儲告急,扣解驛傳銀兩，致使十夫九逃, 十馬九缺。明后期,各地變亂接連不斷,他們扼關自守,毀壞驛站, 致使朝廷不能及時了解戰況,延誤作戰。如天啟六年(1626)五月,山西道御史楊方盛言:“日者魯欽潰之,沅撫告變,督撫諸臣經幾旬余,寂無一疏相繼,豈賊勢重困之下, 仍復水陸不通也”。驛遞系統相塞,對九邊地區各種軍事行動產生致命的影響。
長城九邊驛遞制度比之以往歷朝全面而又嚴密。其目的是使他的軍隊有源源不斷的兵員和充足的糧餉,訓練有素,聯絡暢通,又要減輕長城地區百姓的安定,生產力的迅速恢復和發展。這些制度最大的弊病是使軍士受到比普通百姓更多的剝削,承受著比普通百姓更多的徭役,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低下,所以難以為久, 九邊驛政漸趨腐敗,四方驛遞疲弊,小民困苦至極。驛夫紛紛逃亡,甚至鋌而走險。萬歷、崇禎兩次裁驛,均無起色。明末驛政腐敗,一發不可收拾,最后導致夫役逃亡,驛站倒閉,驛遞制度遂與明王朝一起歸于滅亡。
驛站的分布情況
遼寧省長城區域驛站的分布：
三萬衛驛：明屬于遼海衛。位于開原三萬衛城的南門外西。
銀州驛：明屬于鐵嶺衛。位于今遼寧省鐵嶺市東關。
懿路驛：明屬于鐵嶺衛。舊址位于鐵嶺衛驛站城南關，永樂五年（1407）保定侯設。
蒲河驛：明屬于沈陽衛。位于今遼寧省虎石臺東北土城子。
在城驛：明屬于沈陽衛。位于沈陽衛驛城西南隅。
虎皮驛：明屬于遼東都司定遼前衛。位于今長大鐵路線沈陽南土城子洪武二十一年（1388）設。
遼陽在城驛：明屬于遼東都司東寧衛。位于今遼寧省遼陽市。
鞍山驛：明屬于遼東都司定遼前衛。位于今遼寧省鞍山市西南，洪武二十年（1387）設，萬歷六年（1578）建成。
海州衛在城驛：明屬于海州衛。位于今遼寧省海城縣城內。
牛莊驛：明屬于海州衛。位于今遼寧省海城縣牛莊公社，天命八年（后金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年號，八年即1623）重建。
沙嶺驛：明屬于海州衛。位于今遼寧省盤山縣沙嶺社。
高平驛：明屬于廣寧衛。位于今遼寧省盤山縣高平公社。
盤山驛：明屬于廣寧衛。位于今遼寧省盤山縣城內。
板橋驛：明屬于廣寧衛。位于廣寧衛內泰安門西北街。
牽馬嶺驛：明屬于義州衛。位于今遼寧省義縣東大榆樹堡公社。
十三山驛：明屬于廣寧衛。位于今遼寧省錦縣石山公社西。
小凌河驛：明屬于廣寧中屯衛。位于今遼寧省錦縣雙羊公社紫荊山西、錦州市城東。
杏山驛：明屬于廣寧中屯衛。位于今遼寧省錦縣杏山公社所在地。
連山驛：明屬于寧遠衛。位于今遼寧省錦西縣所在地。
曹莊驛：明屬于寧遠衛。位于今遼寧省興城縣西南曹莊公社所在地。
東關驛：明屬于廣寧前屯衛。位于今遼寧省興城縣東辛莊公社北東關大隊所在地。
沙河驛：明屬于廣寧前屯衛。位于今遼寧省綏中縣西沙河站公社所在地。
高嶺驛：明屬于廣寧前屯衛。位于今遼寧省綏中縣高嶺公社所在地。
河北省、天津市、北京市長城區域驛站的分布：
山海關驛：明屬永平府。洪武十四年（1381）設，位于今河北省秦皇島市山海關區。
榆關驛:明屬永平府。洪武十四年(1381)設,位于今河北省撫寧縣東榆關。
盧峰口驛:明屬永平府。洪武十四年(1381)設,舊址位于今河北省撫寧縣西盧峰口,后又移于今撫寧縣城內。
灤河驛:明屬于永平府。位于今天河北省盧龍縣南。
遷安驛:明屬于永平府。洪武十四年(1381)設,舊址位于今河北省遷安縣。永樂初，移于今河北省秦皇島市。
七家嶺驛:明屬于永平府遷安縣。位于今河北省遷安縣西南七家嶺，后移于縣西南的沙河驛。
灤陽驛：明屬于永平府遷安縣。舊址位于今河北遷西縣北灤陽，后移于今遷西縣西北三屯營。
義豐驛：明屬于順天府薊州豐潤縣。位于今河北省豐潤縣西北的龍坨。
遵化驛：明屬于順天府薊州遵化縣。位于今河北省遵化縣城內。
陽樊驛：明屬于順天府薊州玉田縣。舊址位于今河北省玉田縣西大安，嘉靖二年（1523）遷于縣西關。
漁陽驛：明屬于順天府薊州。舊址位于今天津市薊縣南，天啟二年（1623）移于縣東南上倉附近。
三河驛：明屬于三河縣。正德七年（1512）改公樂、夏店二驛設，位于今河北省三河縣城南。
潞河驛：明屬于順天府通州。永樂中置，位于今北京市通縣東關外。
涿鹿驛：明屬于順天府涿州。位于今河北省涿縣縣城內。
汾水驛：明屬于保定府新城縣。位于今河北省新城縣東南新城鎮。
上陣驛：明屬于保定府易州。洪武七年（1374）設，位于今河北省易縣西上陣驛。嘉靖三十六年（1557）遷到今易縣西北紫荊關城內。
金臺驛：明屬于保定府。洪武七年（1374）設，位于今河北省保定市。
涇陽驛：明屬于保定府。嘉靖元年（1522）添設。位于今河北省滿城縣南涇陽驛。
永定驛：明屬于真定府定州。位于今河北省定縣城內。
陘山驛：明屬于真定府井陘縣。位于今河北省井陘縣城關鎮。
倒馬關驛：明屬大同府蔚州。洪武十五年（1382）設，位于今河北省唐縣西北倒馬關。
密云驛：明屬于順天府昌平州密云縣。洪武十二年（1379）設，位于今北京市密云縣城內。
順義驛：明屬于順天府昌平州順義縣。位于今北京市順義縣城內。
榆河驛：明屬于順天府昌平州。舊址位于今北京市昌平縣南榆河店，嘉靖三十四年（1555）遷于至今北京市昌平縣城內。
榆林驛：明屬于延慶衛。明成化二年（1466）設，位于今北京市延慶縣西。
土木驛：明屬于懷來衛。位于今張家口市懷來縣土木鄉。 雞鳴驛：明屬于宣府鎮。舊址位于宣府鎮保安新城西雞鳴驛鄉。
宣府驛：明屬于宣府鎮。洪武四年（1374）設，位于今張家口市宣化縣城內。
萬全左衛驛：明屬于萬全都司萬全左衛。洪武二十六年（1393）設，位于今張家口市西萬全縣萬全鎮。
東門驛：明屬于萬全都司懷安衛。洪武二十六年（1393）設，位于今張家口市西懷安縣境。
山西省長城區域驛站的分布：
聚樂驛：明屬于大同府聚樂堡。位于今山西省大同縣聚樂堡。
雍城驛：明屬于大同府大同縣。洪武初設，位于今山西省大同縣西南雍城口。
西安驛：明屬于大同府懷仁縣。洪武八年（1375）設，舊址位于今山西省懷仁縣東安堡，萬歷中遷于今縣城內。
安銀驛：明屬于大同府應州。洪武八年（1375）設，位于今山西省應縣縣城內。
山陰驛：明屬于大同府應州山陰縣。景泰中設，位于今山西省山陰縣東南。萬歷中，改設今山陰縣東南山陰縣東南山陰城。
城東驛：明屬于大同府朔州。洪武初設，位于今山西省朔縣城東門外，洪武十年（1377）改設于城內。
廣式驛：明屬于大同府朔馬邑縣。洪武七年（1374）設，位于今山西省山陰縣南，舊名廣武。
雁門驛：明屬于太原府代州。洪武五年（1372）設。位于今山西省 代 縣 西 。 砂澗驛：明屬于太原府代州繁峙縣。洪武六年（1373）設，位于今山西繁峙縣東砂河。
原平驛：明屬于太原府代州崞縣。洪武二年（1369）設，在今山西省原平縣東原平。
上盤鋪驛：明屬于大同府渾源州。洪武初設，位于今山西省渾源縣城內。
王莊驛：明屬于大同府渾源州。洪武間設，位于今山西省渾源縣東南王莊堡。
香山驛：明屬于大同府蔚州廣昌縣。洪武六年（1372）設，位于今山西省淶源縣城內。
陜西省長城區域驛站的分布：
榆林驛：明屬于延安府。天順八年（1464）設，位于今陜西省榆林縣城內。
魚河驛：明屬于延安府。位于今陜西省榆林縣南魚河堡。
銀川驛：明屬于延安府綏德州米脂縣。洪武初設，位于今陜西省米脂縣城內。
青陽驛：明屬于延安府綏德州。洪武初設，位于今陜西省綏德縣城北。
義合驛：明屬于延安府綏德州。正統中設，位于今陜西省綏德縣東義合。
石嘴岔驛：明屬于延安府清澗縣。洪武初置，位于今陜西清澗縣城北石嘴驛。
奢延驛：明屬于延安府清澗縣。洪武中改清澗驛設，位于今陜西省清澗縣城東南。
文安驛：明屬于延安府延川縣。正統中置，嘉靖中筑堡，位于今陜西延川縣西文安明驛。
干谷驛：明屬于延安府延長縣。洪武中置，天順中筑城，位于今陜西省延安市東北甘谷驛。
金明驛：明屬于延安府。弘治中遷設，位于今陜西省延安市。
撫安驛：明屬于延安府甘泉縣。洪武初設，位于今陜西省甘泉縣城內。
鄜城驛：明屬于延安府鄜州。洪武初設，位于今陜西省富縣城內，弘治中遷于今富縣北。
寧夏、甘肅省長城區域驛站的分布：
大沙井驛：明屬于寧夏衛。位于今寧夏靈武，縣南大沙井堡。嘉靖九年（1530）巡按御史王儀奏革驛丞，領之以軍官。
邵莊驛：明屬于慶陽府合水縣，位于今甘肅省合水縣東北太白。
弘化驛：明屬于慶陽府。明初設，位于今甘肅慶陽縣城內。
曲子驛：明屬于慶陽府環縣。永樂元年（1403）征西將軍何福設，位于今甘肅環縣東南曲子。
靈武驛：明屬于慶陽府環縣。位于今甘肅環縣城內。
郭城驛：明屬于鞏昌府會寧縣。位于今甘肅會寧縣北郭城。
干溝驛：明屬于鞏昌府會寧縣。位于今甘肅省會寧縣北甘溝。
蘭泉驛：明屬于臨洮縣府蘭州。洪武九年（1371）設，位于今甘肅省蘭州市。
定遠驛：明屬于臨洮府蘭州金縣。位于今甘肅省榆中縣西北定遠。
沙井兒驛：明屬于莊浪衛。位于今甘肅省蘭州市西北安寧區沙井驛。
苦水灣驛：又名苦水驛，明屬莊浪衛。位于今甘肅省永登縣南苦水。
紅城子驛：明屬于莊浪衛。位于今甘肅省永登縣南紅城。
大通山驛：又名大通山驛，明屬于莊浪衛。位于今甘肅省永登縣城內。
在城驛：又名莊浪驛，明屬莊浪衛。位于今甘肅省蘭州市西北紅古區海石灣。
大通河驛：明屬于莊浪衛。位于今甘肅省永登縣西南河橋。
武勝驛：明屬于莊浪衛。位于今甘肅省永登縣西北武勝驛。
岔口驛：明屬于莊浪衛。位于今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縣東南岔口驛。
鎮羌驛：明屬于莊浪衛。位于今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縣東南暗門附近。
黑松林驛：明屬于西寧衛軍民指揮使司古浪守御千戶所。位于今甘肅省古浪縣南龍溝。
靖邊驛：又名靜邊驛，明屬于涼州衛。位于今甘肅省古浪縣北，在胡家灣附近。
大河驛：明屬于涼州衛。位于今甘肅省武威縣東南大河。
武威驛：明屬于涼州衛。明初名為涼州驛，后改今名，位于今甘肅省武威縣城內。
懷安驛：又名懷遠驛，明屬于涼州衛。位于今甘肅省武威縣西槐安（即驛城 ）。
柔遠驛：明屬于涼州衛。位于今甘肅省武威縣西北，在豐樂附近。
真景驛：明屬于永昌衛。位于今甘肅省永昌縣東工東寨。
水泉兒驛：明屬于永昌衛。位于今甘肅省永昌縣西北水泉子。
石峽口驛：明屬于山丹衛。位于今甘肅省山丹縣東南峽口。
新河驛：明屬于山丹衛。位于今甘肅省山丹縣東南新河。
山丹驛：明屬于山丹衛。位于今甘肅省山丹縣城內。
仁壽驛：明屬于甘州前衛。位于今甘肅省張掖縣東南架子（左土右冬）附近。
在城驛：明屬于甘州左衛。位于今甘肅省張掖縣城內。
高臺驛：明屬于甘州后衛。洪武二十七年設，位于今甘肅省高臺縣城南關。
黑泉驛：明屬于甘州后衛。位于今甘肅省高臺縣黑泉鎮附近。
鎮遠驛：明屬于西寧衛。軍民指揮使司鎮夷守御千戶所。位于今甘肅省高臺縣東北羅城附近。
鹽池驛：明屬于甘州后衛。在鎮夷城西四十里，位于今甘肅省高臺縣鹽池附近。
酒泉驛：明屬于肅州衛。在城東關，西至嘉峪關七十里，位于今甘肅省酒泉市內。
注釋：
［1］《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29，第500頁。
［2］《明太祖實錄》，北平圖書館紅格抄本，卷32，洪武元年六月庚子。
［3］《襄陽府志》，明萬歷十二年（1584）刻本，卷17，第696頁。
［4］《中國郵驛史料》，北京航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頁。
［5］《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166，第2549頁。
［6］《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233，第3404頁。
［7］《皇明經世實用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5－97頁。
［8］《明會典》，中華書局1989年版，卷167，第857頁。
［9］《明通鑒》，光緒二十三季湖北官書處重校刊，卷8，第5頁。
［10］《明會典》，中華書局1989年版，卷167，第858頁。
［11］《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卷166，第2500頁
［12］《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72，第1753頁。
［13］《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75，第1839－1840頁。
［14］《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75，第1849頁。
［15］《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90，第2195頁。
［16］《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74，第1805頁。
［17］《明會典》，中華書局1989年版，卷149，第9頁。
［18］《明會典》，中華書局1989年版，卷149，第1頁。
［19］《明會典》，中華書局1989年版，卷149，第765頁。
［20］《明會典》，中華書局1989年版，卷132，第675頁。
［21］、［37］《明會典》，中華書局1989年版，卷149，第10頁。
［22］《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29，第502頁。
［23］《宛署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卷5，第32頁。
［24］《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29，第502頁。
［25］《嘉興縣志》，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卷13，第2頁。
［26］《明會典》，中華書局1989年版，卷145，第1頁。
［27］［29］、［30］《明會要》，永懷堂，清光緒十三年刻本，卷75，第14頁。
［28］《噩夢》，上海太平洋書店，民國二十四年版，一卷，第27頁。
［31］《明會要》，永懷堂，清光緒十三年刻本，卷75，第15頁。
［32］《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頁。
［33］《愿學編》，鳥鼠山房，明代，二卷，第71頁。
［34］《西園聞見錄》哈佛燕京學社，民國二十九年鉛印本，卷72，第5頁。
［35］《愿學編》，鳥鼠山房，明代，二卷，第72頁。
［36］《宛署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卷5，第32頁。
（原載2001年8月中國長城學會《明長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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