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長城衛所制度的設置與管理
董耀會
洪武、永樂時期，明廷為解除蒙古在北境的威脅，曾多次出兵漠北，先后擊敗了元朝后裔脫古思帖木兒、韃靼部的本雅失里、阿魯臺和瓦勒馬哈木的部隊。雖然未能達到統一大漠南北的目的，但已極大地減輕了蒙古貴族對朝廷北方的壓力。正統以后，明廷政治日趨腐敗，軍備逐漸廢馳，瓦剌和韃靼部又相繼興起。正統時的也先，景泰、天順時的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弘治、正德時的達延汗，嘉靖時的俺答汗，都經常率兵大舉南下，劫掠內地。為防止蒙古騎兵內犯，保障中原地區安全，明朝始終重視北彊的軍力布置，采取了不少有效的措施。在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綿亙萬里的長城防線，大建都司衛所，置眾兵防守，形成了有層次、有縱深的防御體系。
衛所的設置和組織
衛所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創立的一項新的軍事制度，它是以都司為地方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率領所屬衛所隸于中央五軍都督府，并聽命于兵部。
朱元璋建國之后為了強化中央集權，對中央軍政機構做了重大調整。當初，朱元璋建統軍元帥府，不久改為大都督府，統領全國衛所軍。洪武十三年（1380），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后五軍都督，全國衛所遂分隸于五軍都督府。每府設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從一品；都督僉事，正二品。掾屬有經歷司經歷從五品；都事從七品。都督府為最高軍事機構，掌軍旅之事，各領其在京衛所及在外都司衛所，以達于兵部。“凡武職，世官流官，土官襲替，優養、優給，所屬上之府，移兵部請選。既選移府以下之都司、衛所。首領官聽吏部選授，給由亦如之。凡武官誥敕、俸糧、水陸步騎操練、官舍旗役并試、軍情聲息、軍伍勾補、邊腹地圖、文冊、屯種、器械、舟車、薪葦之事，并移所司綜理之。”［1］
與都督府相配合的軍事機關是兵部，設兵部尚書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一人，正三品。掾屬有司務廳、司務二人，從九品。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員外郎一人，從五品，主事二人，正六品。兵部尚書主持兵部工作，侍郎輔佐。武選清吏司分掌武官升調、襲替、優給、誥敕、功賞之事。職方清吏司分掌輿圖、軍制、城隍、鎮戍、營操、武舉、巡邏關津、征討之事。車駕清吏司分掌鹵薄、儀仗、侍衛驛傳、廄牧之事。武庫清吏司分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學、薪隸之事。洪武元年（1368）設置兵部時，它是中書省六個部的一個部，洪武十三年中書省及丞相制度被廢除，兵部與其它五部一起升格，直屬皇帝統制。
地方上朱元璋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廢除行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簡稱布政司）、提刑按察使司（簡稱按察司），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分掌一省行政、司法、軍事，并稱“三司”。三司互不統屬，各對中央負責。都司負責管理所轄區域內衛所，以及與軍事有關的各項事務，是地方平時最高軍事領導機構。各省都司之外，在邊防要地則單設都司，實行軍民合一的統治，如遼寧都司，治定遼中衛（今遼寧遼陽）；大寧都司，治定大寧衛（今內蒙古寧城），萬全都司，治定宣府衛（今河北宣化）。還在邊境海疆的北平、山西、福建等地設置行都指揮使司，在中都設置留守司，以補都司之不及。
都指揮使司設都指揮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揮同知二人，從二品；都指揮僉事四人，正三品。經歷司經歷，正六品，都事，正七品；斷事司斷事，正六品，副斷事，正七品，以上二屬司各有吏目一人；司獄司司獄，從九品。經歷司、斷事司、司獄司三個職能機構分別負責處理來往公文及刑獄之事。地方若有重大軍務，須三司合議，并列署名向朝廷匯報。此外還有倉庫、草場大使、副使等掾屬。都司內部的分工大體是，都指揮史及同知、僉事，以其中一人統領司事，稱為掌印；一人負責練兵，一人負責屯田，稱為僉書；有的則分管巡捕、軍器、漕運、京操、備御等事務。經歷、都事則典掌文書，斷事處理軍隊刑獄。遇有戰爭，朝廷臨時派將，并非都司指揮作戰。
明朝自京都至府縣，在軍事上重要的地方設衛，次要的地方設所。衛設指揮使一人，正三品，指揮同知二人，從三品；屬員有指揮僉事四人，正四品；鎮撫司鎮撫二人，從五品，經歷司經歷，從七品，知事，正八品，吏目，從九品，倉大使、副使各一人。京衛親軍直隸于五軍都督府，京衛中管營造的衛隸于工部，此外還有屯戍陵寢的諸衛。外衛分隸于都司、行都司或留守司。各衛統領本衛及屬所的軍政，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的職掌分工，類似于都司，凡指揮使、同知、僉事負責管理衛事者，稱為掌印、僉書。掌印主管全衛軍士的調撥、增補、選拔以及軍旅防御之事；僉書分理屯田、營操、驗軍、巡捕、漕運、備御等事；出征時，各衛率領共屬所聽從朝廷所派將領的調度。
每衛大抵5600人，下轄五個千戶所，每千戶設千戶一人，正五品，副千戶二人，從五品，鎮撫二人，從六品。掾屬有吏目一人。下轄十個百戶所，每百戶統兵112人，分為兩個總旗，每總旗又分為五小旗。千戶、副千戶分管軍務，一人掌印、一人僉書。所有的軍政，由衛下達于千戶所，千戶督百戶，百戶下達總旗、小旗，“大小聯比以成軍”。［2］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15個都司，3個行都司，1個留守司，329個衛，65個守御千戶所。及成祖在位二十多年，多所增改，其后措置不一，［3］其設置地點與組織系統情況如下表所列：（略）
衛所軍丁的總數量是重要軍事機密，絕對不許泄漏。根據有關歷史文獻記載可知，洪武二十五年，軍數超過一百二十萬［4］。洪武二十六年后，軍數為一百八十萬以上。永樂以后約二百八十萬左右。萬歷時軍數一百十二萬五十八人。
明衛所設置和組織系統具有如下特點：第一，集中軍權。建明之初，兵部隸屬于中書省，軍隊建設的大政方針，須通過丞相下達兵部實施，因而皇帝與兵部之間有丞相一級，皇帝不直接掌握軍政大權，并且有可能發生皇帝與丞相之間的軍權之爭。同樣大都督府統轄全國都司衛所，掌握全國武裝力量，未免有軍權旁落之憂。因此，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廢除丞相制，升六部職權，使之直接奉行皇帝命令，于是兵部歸皇帝所制，只對皇帝負責，從而加強了皇權，集中了軍權。大都督府改歸五軍都督府后，每個都督府不設大都督，只設左、右都督，每個都督府只能分統部分都司衛所，其職權也比大都督府小，便于皇帝直接分而統之，有利于皇帝對軍隊的集中。因此兵部的升格和大都督府的分權，都是朱元璋強化中央集權制軍事機構的組織措施。
第二、互相制約。兵部與五軍都督府互相制約，五軍府雖然統領各都司衛所兵馬，但無權調遣軍隊；兵部在軍隊中有任免、升調、訓練之權，但不統兵。即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統兵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體現明初中央軍事機構之間分掌軍權，既互相協助又互相制約的原則。這種原則也適用于各五軍府統領的都司衛所之間。如左軍都督府下轄在京的留守左衛等若干衛，在外的浙江都司、遼東都司、山東都司，右軍都督府下轄在京的虎賁衛等若干衛，在外的陜西、四川、廣西、云南、貴州等都司，于是各都督府所轄在京各衛和在外各都司犬牙交錯，互相牽制。
第三、居重馭輕。明王朝認為“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5］，并按照這一原則，布重兵于京師。明成祖遷都北京后，京師的武裝力量有：（一）京營。這是明朝軍隊的主力，是全國最精銳的武裝，明初京營共有官軍30—40萬人。（二）班軍。為增強京師的軍事力量，由河南、山東、大寧、中都等地調官軍，每年春秋兩季輪番赴京上操，叫班軍，共16萬人。（三）畿內各府有50多個衛所，約共官軍20多萬人。總上各項，明初京畿地住兵力共有70—80萬，約占全國總兵額的1/4至1/3。以后盡管全國總兵額時有增減，但保持京畿的軍事優勢始終不變。
第四，嚴守北疆。為了鞏固北部邊防，防止蒙古族勢力南下，明朝在北部邊地要沖之處，布設了許多衛所。據《明史•兵志》記載，洪武二十六年（1393），北部邊疆的都司有6個，轄92衛8所，約52萬兵力。這些駐守沿邊的部隊，隨時迎擊進犯之敵，正統之后在此基礎上，又新建了萬全都司和陜西行都司，轄116衛64所，約72萬兵力。后來衛所破壞，到嘉靖年間形成了三總督下轄九邊重鎮，兵力增加至86萬余，占當時明朝總兵力的一半以上。這些邊鎮以邊墻、關隘、塞堡為第一線，以邊墻內的城鎮為第二線，以參將負責一定面的防御，以守備負責點的防御，以游擊將軍往來策應，形成點線面結合，既分鎮防守，又互相聯結，各負其責的防御體制。
衛所的防御部署和戰時指揮
明代的長城東起鴨綠江，西迄嘉峪關，沿線分布著大大小小具有統屬關系的屯兵城，為了進行有效的指揮，明廷將綿亙萬里的長城防線，劃分為若干防區，建立相應的都司衛所機構，加強防衛。
遼東防區 明遼東防區主要在遼寧省境，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如同一條巨大的臂膀，橫亙在北京左側，構成一道拱衛關內的軍事屏障。洪武四年（1371）二月，元遼陽行省參政劉益獻遼東州縣地圖，奉表歸降。接著明廷便“置遼東衛得利贏城（今遼寧復縣境）”，以劉益為榜樣同知［6］，這是明朝接替元統治，在遼東地區設置權力機構的開始。同年七月設置遼東都衛于遼陽城（今遼寧遼陽），任命馬云、葉旺為都指揮使，鎮守遼東地方，領轄遼東諸衛軍［7］。馬云、葉旺至遼東后，即修建城郭，繕甲兵，置軍衛，建屯田，開始大建遼東邊防，從這時起，遼東地區就形成一個長城最東端的軍事防區。
洪武八年（1375）明軍大敗哈出部于遼南，給遼東的殘元勢力以決定性的一擊。同時，隨著全國“都衛”改為“都司”，于是明廷于同年十月，便改定遼東都衛為遼東都司。遼東都司統領遼左、右、中、前、后等二十五衛及自在、安樂等州［8］。二十六年（1393）遼王朱植入廣寧就藩，遂操縱遼東防區的軍權。遼東都司是遼東地區最高軍政機關。遼東地區不設府州縣，專以都司領衛所，實際上是明朝對遼東地區采取軍事統治。那么明朝對遼東地區為什么采取這樣措施，其原因和目的是什么？郭造卿《遼鎮通海議》說：“遼防為難者，北于屬夷，東于高麗，而又渡海歸內地，故不設州縣，編民一以衛所制之者，萬戶管千，千戶管百，節制易明，逃跑可稽也，故不加有司，設巡檢，恃其衛所以束伍耳。”［9］王之誥也說：“我國家混一函夏，奄有萬方，窮陬遐壤，咸置長吏，星分棋列，遍于寰宇，乃遼獨刬去州邑，并建衛所而轄之都司，何哉？邊鄙甌脫之俗，華夷雜糅之民，迫近胡俗，易動難安，非可以內地之治治之也”。［10］周宏祖《遼東論》說：“遼東為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限隔內外，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明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11］他們認為根據遼東重要的地理位置及民族分布特點，明朝采取特殊的統治方式，即都司衛所制的設置，這標志著明初統一東北過程中，已建立了較為穩固的基地，使東北各地少數民族勢力相繼歸附，無疑對明朝對遼東的統治，對維護明朝封建政權是有重要意義的。
北京防區 北京地處華北平原的北端，西部與北部被太行山和燕山環繞，東北有盤山，其西北的南口和東北的古北口，是南北交通要道，地勢十分險要。自古就是北方軍事重鎮。洪武元年（1368），明廷將元大都改稱北平府，建立大興左、右衛，燕山左、右衛，永清左、右衛等6衛，守衛北平及其附近地區。翌年，開設山都衛、北平行省，從此成為北方軍事基地。八年，都衛改為北平都司，除統領的衛增至16個外，還增加了居庸關千戶所。［12］十三年，燕王朱棣就藩，以北平為藩邸，負責抵御長城以北北元的進犯。隨著北邊軍情不時告急，燕王朱棣漸漸擁重兵十萬屢入塞北，大敗北元軍。其后不久，明太祖宣布：其山西屬衛將校聽晉王節制，北平屬衛將校聽燕王節制，凡軍中機務，一奏朝廷，一啟王知，永著為令。洪武二十年，即在平定遼東納哈出后不久，明廷在大寧衛治地建立大寧都司，次年改北平行都司，統領大寧左、右、中、前、后等十衛［13］。二十六年寧王朱權就藩，北平行都司統領的所有軍事力量受其節制。
這一系列軍事機構的建立、調整與發展，對這一北方戰略要地的建設極為有利。如洪武六年（1373），華云龍任北平守御、負責北平行省的防務時，疏請沿燕山、太行山布置防御。自永平西至灰冷2000里，修隘口121個，王平口至官坐嶺500里，修隘口9個，在紫荊關和蘆花嶺筑守御所。［14］他還曾跟隨常遇春北出燕山，襲取上都（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設置開平衛，這是明長城外的第一個重要據點。十四年，徐達發燕山等衛屯兵萬五千一百人，依山阻海，修筑了永平界嶺等32處關口及長城［15］，并督修山海關關城，先后建成翼城、羅城、甕城和烽火臺等，加大防御縱深，設山海衛，領十千戶所守御。［16］十五年，北平都司上奏朝廷，建議在長城的一片石、黃土嶺，至石塘口、金水口等200處隘口，修筑烽火臺，派兵駐守，朝廷采納了這一建議。［17］
靖難之役后，明成祖遷都北京，以京師置于國防前線，時為全國的軍事中心，并定制立京軍三大營，一曰五軍營、一曰三千營、一曰神機營。五軍營以其主要部分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個軍命名，還編有一個大營和執行各種專門任務的十二營、圍子守營、幼官舍人營、殫忠效義營等4個二級營。其中幼官舍人營和殫忠效義營又各分兩個三級營。五軍營的主要任務是管操練在京衛所、中都留守司，以及山東、河南、大寧都司所及各衛輪班來京駐軍的操練。三千營以邊外降丁三千人組成，分為五個司：一司掌執大駕龍旗、寶纛、勇字旗、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上直官軍；一司管左右20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等件上直官軍；一司管傳令營令旗令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官軍；一司管執大駕勇字旗，五年紅盔貼直官軍上直官軍；一司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侍營隨侍東宮官舍、遼東備御回還官軍。神機營下轄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軍。專管操演神槍、神炮等火器，后來又得到都督譚廣進馬五千匹，編為五千下營。專管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官軍。［18］
京軍三大營在平時，五軍習營陣，三千習巡哨，神機習火器。皇帝親征時，大營居中，五軍分駐，步內騎外，騎外為神機，神機外有長圍，周長20里。［19］由于三大營具有較強的戰斗力，所以朱棣幾次親征漠北時都命三大營隨同出征。
北平都司、北平行都司的建立，以及京營的擴大，使京北防區形成了都司衛所防守和京營機動作戰相結合的防守局面，其防衛能力比過去更加堅固，保證了京師的安全。
宣、大防區 宣、大防區位于北京西北，東接居庸，西連黃河，“敵犯山西，必自大同，入紫荊，必自宣府”[20]，是蒙古貴族率兵窺北京的咽喉，宣、大與北平正可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尺寸進退，安危所系，可見其戰略地位之重要。明朝對宣府和大同防區的邊防建設非常重視。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軍在克取大都之后揮戈西征。馮勝率偏軍由懷慶府（今河南沁陽）越太行山，攻占澤、路等州；徐達指揮主力進軍太原，夜襲元軍。二年正月，常遇春乘勝攻取大同，傅友德攻取宣德府（今河北宣化）。十二月置太原都衛。洪武四年置大同都衛，同時廢宣德府。這時期，以王保保為首的殘元勢力頻繁南下，襲擾宣、大北部長城防線，明廷遂派大將鎮守大同、宣府，同時命大同守將金朝興攻占東勝（今內蒙古托克托）留兵駐守，隨后又控制了陰山地區。洪武五年（1372）正月，明軍三路北征。徐達率主力出大同，進軍和林；李文忠率東路軍自宣府取道野狐嶺（今河北萬全北）襲應昌；馮勝領西路軍出蘭州攻甘肅。三月，中路軍受挫于土剌河，東路軍也先勝后敗。三路大軍相繼在冬季撤回。這次失敗使明太祖變得謹慎起來，其軍事戰略由進取轉向保守。戰略思想的轉變，使大同、宣府成為純粹的軍事防區。洪武六年徐達、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等明廷主要將領，率領諸將校前往宣、大邊地發動蔚、忻、山東之地軍民協力修整長城，“繕修城池，訓練士卒”[21]以為守備。
洪武八年十月，將山西都衛和大同都衛分別改為山西都司（治今太原）和山西行都司（治今大同）。山西都司統領太原左、右、前等7個衛和5個千戶所。山西行都司統領宣府左、右、懷安，大同前、后、中、左、右，東勝左、右等21個衛和5個千戶所。[22]十二年，晉王朱棡入太原就藩，二十四年谷王朱橞入宣府（今河北宣化）就藩，二十五年，代王朱桂入大同就藩，分別調諸衛防守。到了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欲遷都北京，更加重視京師外圍的防務。先后命鄭亨、王玉、王禮、譚廣等將領鎮守宣府。十二年改變徙山后民的政策，在宣府地區重開行政機構，設置隆慶州、永寧縣、保安州，并將罪犯流放到此定居。十四年再遷山東、山西、湖廣等省民于保安州。[23]及至宣德五年（1430）明廷又增設萬全都司，治宣府城，下轄宣府左、右、前、萬全左、右、延慶左、右、懷安、懷來、開平、龍門、保安、保安右、永寧、蔚州15衛和2個千戶所。宣、大巡撫也始置于這時。明朝在宣府和大同一帶建立衛所，修繕關隘，駐守備兵，建成了北京西北方的軍事屏障，并與北平行都司、遼東都司聯成一體，鞏固了長城沿邊的防御。
西北防區 西北防區主要是指陜、甘、寧三省區北部。從地域上講，寧夏居中，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三面聯絡，互為犄角，有機結合在一起，形成防御蒙古族勢力襲擾的戰略要地。因此，明軍在北取大都之后，即于洪武二年（1369），由大將軍徐達率軍出陜西，次第奪占。在征戰過程中還建立了相應的行政和軍事機構，進行鞏固邊防的各項建設。二年四月，先建置陜西等處行中書省（治今陜西西安），后改設置西安都衛（治今陜西西安）。五月明軍攻克延安路，遂改置延安府，轄三州六縣，又立延安衛，綏德衛。三年四月，明軍再次西征，右副將軍湯和攻取寧夏路，追元殘兵到察罕腦兒。同年，明改寧夏路為寧夏府，隸于陜西行省，并留重兵駐守寧夏。洪武四年正月，明太祖指示：今日天寒尤甚，……朕念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制棉襖，運赴薊、寧夏等處，給軍士。當時，甘肅行省未克復，寧夏乃明軍的前哨陣地，因此，明太祖十分重視該地的防御地位。五年（1372）五月，征西將軍馮勝率師出蘭州，進攻甘肅行省。明軍先后攻占西涼州路、永昌路、甘州路、肅州路、亦集乃路、沙州路，平定甘肅行省全境。同年十一月，開設甘肅衛、莊浪衛、永昌衛、威虜衛、碾北衛等軍政合一的機構。八年正月，明廷遣衛國公鄧愈、河南侯陸聚等率軍前往陜西戍守。[24]十月，改西安都衛為陜西都司，轄洮州、岷州、寧夏、寧夏前、后、中、寧夏左屯、右屯、靖虜、西安、延安、漢中、平涼、綏德、鞏昌、臨洮、寧羌、蘭州、秦州、固原、榆林等21衛和4個千戶所。九年正月，朱元璋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僉都督藍玉、王弼、中書右丞丁玉率師往延安防邊。[25]行前，朱元璋闡述了備邊延安的意圖，指出：延安地控西北，與北元勢力相近，若邊防不嚴，必遭其侵擾。如果在他們入境騷擾時再興兵驅逐，則邊民必遭其害。因此要求各將領到達邊地以后，必須嚴修戰備，“常有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26]，只有這樣，才不致有失。諸將奉命前往，加強沿邊地區的防御。洪武十二年，秦王朱樉就藩西安，逐漸接統陜西的邊防。二十六年慶王朱（左木中方右丹）就藩韋州（今寧夏同心），逐漸接統寧夏的軍務。
洪武十二年（1379）明廷派大將鎮守甘肅。明廷又增設陜西行都司，轄甘州左、右、中、前、后、肅州、山丹、永昌、涼州、鎮番、莊浪、西寧12衛和3個千戶。洪武二十六年，明廷將陜西行都司由莊浪城遷到甘州五衛城，二十八年肅王朱楧就藩甘州（今甘肅張掖），負責統領甘肅防區衛所。這樣，兵役組織、防御組織漸趨完善。西北防區陜、甘、寧軍事基地的建立和邊防要地的建設，不但加強了西北到嘉峪關的邊防，屏蔽了腹里地區的安全，而且還為開通西域的影響，起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明朝還在長城外圍設置了兀良哈三衛（朵顏、泰寧、福余）和關西七衛（安定、阿端、曲先、罕東、罕東左、沙州、赤斤蒙古）及哈密衛等羈縻衛所，在東北和西北長城外構成兩道屏藩。
明朝在長城沿線和京師外圍設置的遼東、北平、大寧、萬全、山西、陜西都司和山西、陜西行都司等軍事機構，既有各自的防區，又互相銜接，往來第應，攻守結合，對保衛中央集權的國家安全和百姓的和平勞動起了積極作用，這些都司衛所主要承擔以下任務：第一，護守城池。長城衛所所在地都是軍事要沖，并都建有城池，如正統時陜西都司指揮曹敏等奏稱：“所屬衛所，路當沖要”[27]。由于衛所多為險要城池，所以防邊與守城二者是合一的。第二，保衛北邊。防御蒙古等游牧民族入邊掠擾是長城衛所的中心任務。如固原設有西固城守御千戶所，該所“一意備番，他無所防”[28]，衛所城與長城的距離或遠或近，一般不超過10里，遇警軍隊可迅速登上長城，取得戰爭的主動權。第三，維持治安。長城衛所與內地衛所一樣，以一部分士兵守城，也設有專職將校分理防守，“緝捕盜賊。”[29]第四，屯田生產。即長城沿線以衛所為單位，立屯堡、開墾屯種，由官方購買農具、耕牛等。如北平都司衛所所置屯田，“以五十畝為一分，七分屯種，三分守城”[30]而“邊軍皆屯田，且耕且守。”[31]耕種收獲，做為軍餉，儲備和衛所官員的薪俸。明朝相當長的時期衛所的軍餉主要來自屯田的收獲。第五，修筑長城。明長城修筑工程，除少數被征調的民夫外，大多數是由長城沿線衛所中的軍士們承擔的。這在歷史文獻中多有記載。如《永平府志》有“春正月辛亥，大將軍徐達，發燕山等衛屯兵一萬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嶺三十二關”［32］又如《北虜事跡》有明嘉靖九年（1530）：八月王瓊令鎮守固原署都督僉事劉文，統領官兵八千四百余員名……挑挖響石溝至下馬房舊塹長三十里……又修理下馬房西接平虜、鎮戎，紅古城、海剌都西安州、五堡坍塌邊墻一百二十五里……至九月初三日次第修完。”［33］這些軍士常年轉戰在邊塞險地，修長城建墩臺，幫城砌垛，伐木燒窯“餐冰雪而寢暑雨”［34］生活非常艱苦。
在明代，國家一旦遇有戰爭，由兵部秉承皇帝旨意，委派都督府官或侯伯出任總兵官，事后還任。“凡各省，各鎮鎮守總兵官、副總兵，并以三等真、署都督及公、侯、伯充之，有大征討，則掛諸號將軍或大將軍、前將軍、副將軍印總兵出，既事，納之。其各府之掌印及僉書，皆公、侯、伯”。[35]戰時軍隊的調動極其嚴格。據洪武四年（1371）規定，各都司衛所軍隊的調動，須憑朝廷所造的用寶金牌和走馬符牌。用寶金牌為小金牌二，中書省、大都督府各藏其一，“有詔發兵，省府以牌入，內府出寶用之”[36]。走馬符牌，鐵牌金字（后改用金符），“藏之內府。有急務調發，使者佩以行”[37]。在長城防線，由于用兵頻繁，實行敕書制，即將領憑皇帝所發的敕書調兵。永樂十年（1419），“上以邊戍調遣，止憑敕書，慮或有詐，”于是以“勇、敢、鋒、銳”等十六字編為勘合，“有事調發，比對相合，方準發兵”[38]。
明初，地方軍隊領導體制平時和戰時不同。平時的軍隊訓練、守御、屯田等都由都指揮、指揮使、千戶、百戶等層層負責。都指揮是一地區的最高長官。戰時由朝廷派出的總兵官，指揮臨時調集的某幾個衛所或某幾個衛所的部分官兵，進行作戰。戰爭結束后，軍隊各回本衛所。總兵是由中央派出的，官爵較高，職權較專。如宣府鎮，永樂時總兵官的職掌為：“整飭兵備，申嚴號令，練撫士卒，振作軍威。務要衣甲整齊，器械鋒利。城堡墩臺坍塌以時修治堅完，官軍騎操馬匹責令飼養膘壯。仍督屯田糧草，并一應錢糧不許侵欺。遇有賊寇，相機戰守”。[39]這就是說練兵作戰，籌餉由總兵負責。正統以后，明朝由盛轉衰，內憂外患加重。在這種情況下長城防線時時處于戒備狀態，被朝廷派遣來的總兵官漸漸變成總領一方軍事的固定官職，都指揮使是地方性軍事長官，漸漸就成為總兵的下屬了。這時期的總兵官被稱為鎮守。鎮守以下，獨守一路的稱為分守。防守一城一堡的稱為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為協守，總兵又分正、副。下設參將、游擊將軍等。除此以外又有提督、提調、巡視、備御、領班等名。如鎮守薊州總兵官一人，舊設。隆慶二年改為總理練兵事務兼鎮守，駐三屯營，協守副總兵三人，統領南兵游擊將軍三人，領班游擊將軍七人，坐管官八人，守備八人，把總一人，提調官二十六人。
總兵官變成鎮守地方的軍隊統帥后，再有戰事時，朝廷又派中央大臣到地方巡撫，事畢復命。久之，巡撫也成為固定的官職，長駐地方。巡撫多以都御史或副僉都御史充任，其基本職能是監察地方，考核官吏，督理稅糧，撫安百姓，控扼險要，固守城池等。以后偏重于軍事，整飭邊備，提督關隘，贊理軍務者越來越多。如成化八年（1472）巡撫余子俊于榆林鎮督修長城1770余里。明朝規定巡撫兼軍務者加提督軍務，有總兵地方加贊理、管糧餉者加總督兼理等名義。各地巡撫實際上已經掌握一方的民事和軍務大權，總兵官、都、布、政三司使都時為巡撫的下屬，聽其指揮。后來長城防線局勢日趨緊張，戰爭此起彼伏。當時修筑長城，或調兵遣將多涉及幾個鎮，為調節、轄制各鎮，以利統一作戰，朝廷又添設總督軍務或總制或總理，派重臣出任，有的成了長設之官。如弘治十年（1497）在長城防線設置延綏、甘肅、寧夏三邊總制（總督），并明確詔令總督文武，自總兵、巡撫而下皆聽節制。總督具有了廣泛的綜合權力，出則為一方軍政之首，入則為朝廷顯官，巡撫、總兵，地方之司俱聽節制，舉凡行政、軍政、司法、監察之權，無不過問。明末，為阻后金軍入關，朝廷又將兵部尚書外出經略，后來又派大學士出來督師，權力又在總督之上。
明初地方最高軍事長官為都指揮，一變而為總兵官，再變而為巡撫，三變而為總督，最后變為督師。這種轉變基本是沿著兩個方向進行的：一是將平時體制轉變為平戰結合的體制，二是文官參與軍隊的管理，加強對軍隊的控制。平戰結合的這種體制，平時訓練軍隊的將領就是戰時指揮作戰的軍官。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平時這些將領就要認真操練部隊，比衛所軍的將領責任心更強；戰時將領熟悉所屬部隊士兵的情況，士兵能較好地體會將領的意圖。這對奪取戰爭的勝利是十分重要的。文官參與軍隊管理這種政策卻有兩面性。一方面有利于部隊的穩定和貫徹朝廷的意圖，使部隊真正成為統治階級的工具。另一方面使有軍事才干的將領受到文官的制約，積極性受到壓抑，甚至導致戰爭的失敗。[40]
三、衛所的管理措施
兵源 明初衛所軍的來源主要有四種途徑：一是從征，二是歸附，三是謫發，四是垛集。從征是指朱元璋起義時親自統領的數萬精兵。主要成分是元末起義的農民，以及參加起義的鹽徒、灶匠等貧苦百姓。至正十三年（1353）春，朱元璋回鄉招募的700兵員，便是從征的典型代表。這些人隨朱元璋南征北戰，建立了明朝，成為明軍的基本武裝力量。歸附是指在統一過程中，部分元軍及其它各路起義軍，受朱元璋招降納順政策影響歸附朱軍，或戰敗被俘后參加朱軍。朱元璋收編這些軍隊后，或將他們補充各部軍伍，或將他們分編于各衛所，這是朱元璋擴充兵員的一個重要方法。謫發則系罪人充軍，名為恩軍，亦稱長生軍。由于明初法律紛繁，判刑嚴酷，因“罪”充軍者為數不少。如永樂初屠殺建文諸臣，一人得罪，誅邊九族，甚至外親姻連都充軍役，其大多數被發往長城等邊遠地區。據《明史•兵志三》中稱，明太祖朱元璋在沿邊所設衛所，軍士大多由土著民以及謫發者充任，其世代隸軍籍服兵役。
除以上三類兵源外，第四類垛集軍，這是衛所軍的最大來源。據《明史》記載：“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為軍，衛所無缺伍，且有羨丁……成祖即位，遣給事等官分閱天下軍，重定垛集軍更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軍一，別有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至是，令正軍、貼戶更代，貼戶單丁者免，當軍家蠲其一丁徭。”[41]平民只要被僉發充軍，世代子孫便都入軍籍，不許變易。民籍和軍籍的區分是極為嚴格的。軍籍屬于都督府，民籍屬于戶部，匠籍屬于工部。衛所軍士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轄，在身分、法律和經濟地位上都與民不同，軍和民截然分開。民戶有一丁被垛為軍，他的一家便永遠充軍，住在被指定的衛所，并優免他的原籍老家的一丁差徭，以為彌補。軍士赴所時，宗族為其治裝，名為封椿錢。在衛軍士除本身為正軍外，其子弟稱為余丁或軍余，將校的子弟稱為舍人。壯丁死之或老病，便由次丁或余丁替代。如果衛所軍士一家已全部死亡，那就必須到原籍另招其族人頂丁。宣德四年（1429）明政府規定除在營余丁一丁差役，令其供給軍士盤纏。邊丁似乎較受優待，如遼東舊制，每一軍士佐以三余丁。[42]內地的余丁亦稱幫丁，專供操守卒往來費用。日常生活則由政府從屯糧中支給，按月發米，稱為月糧，其多少以地位高下分等級。洪武時，在京在外各馬軍可支月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軍一石。守城者如數給，屯田者半之。據《明史》記載：景泰二年言，“軍以有妻者為家，月納一石。無妻者減其四。即有父母兄弟而無妻，概以無家論，非義，當一體增給。”[43]明政府規定恩家軍四口以上月納一石，三口以下六斗，無家口者四斗。月鹽有家口者二斤，無者一斤。[44]衣服則歲給冬衣棉布棉花夏衣夏布，在出征時則例給胖襖鞋褲。
明中葉后，還采用抽選、招募的辦法來擴充兵員。正如僉都御史趙伸所說“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欲招募”[45]。由于明代軍士的妻子不在老家而在衛所，形成了這種局面：“軍士以衛所為家，父兄子弟在焉，以州縣為老家，族姓在焉”。[46]在正軍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明朝常抽選余舍和余丁參加衛所的防守和操練。明中后期募兵的比例逐漸增加，“正統二年，始募所在軍余、民壯愿自效者，陜西得四千二百人”[47]。嘉靖年間，隨著軍備廢馳，軍事斗爭激烈，募兵在長城衛所普遍地推行開來，成為彌補衛所軍不足的不可缺的手段。如在大同，從嘉靖十五年至四十五年間，一共募兵44812名[48]。在延綏，自嘉靖二十五年后短短幾年間就招募了11788名[49]。
選將 明代武官分為六品，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分為九等：指揮使及同知、僉事、衛、所鎮撫，正、副千戶、百戶、實授之或百戶。流官分八等：都督及同知、僉事、都指揮使，同知、僉事，正副留守。世官的來源有襲職（死亡）和替職（老病）兩種；流官多以世官升授，“后以武舉兼用……”[50]不許世襲。除襲替、武舉外，明代武官入仕途徑還有傳奉、恩蔭、納級等。其中襲替所占比例較大。這些流官與世官屬都司衛所體系，一般稱武職官。此外明代長城衛所中還有總、副、參、游、守等鎮戍將領系統，該系統盛行于明代中后期。明代鎮戍將領皆無品級、無定員，往往帶都司衛所有品階的武官頭銜。如戚繼光就曾任總理練兵事務，兼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正一品武官）；他的副將孫朝梁官銜則是協守薊州東路，分理練兵事務副總兵官，都指揮僉事（正三品）。
明代武將之除授由兵部武選司掌管。高級將領經會推產生。總兵、副總兵有缺，會推二人，皇帝從中選定一人[51]。其下參、游、守等官的最終任用權都在皇帝手中。地位低于守備的操守有時由巡撫、總兵從衛所官員中選委。對于防守千總，分守參政也有權任命。把總的任命與千總差不多，在明中葉，各鎮把總官的任命“聽于兵備”。兵備是巡撫之下的統兵文臣，地位與副總兵相當，但由于重文輕武，兵備的實際地位更高些。如《永平府志》所載：“永平等處一帶地方，切鄰邊境，當專設兵備官，分路經理庶幾事……。管理燕河營、石門寨二路。監督副、參等官，駐扎永平府。分管該府所屬盧龍、遷安、撫寧、昌黎、灤州、樂亭；永平、盧龍、撫寧、東勝左、山海、興州右屯衛。專一撫赴夷情，聽理詞訟，修茸城池，操練人馬”。全國武官五年一次考察，稱為軍政。考察辦法是：各地總兵官自陳功過，由皇帝裁定；都司衛所官由撫、按造冊（評語冊）繳兵部；副、參以下，千戶以上，都、布、按三司考察后上報巡撫，然后“咨部考舉題奏”[52]，可見“軍政”由兵部職方司主持，在地方由撫、按、三司負責［53］。
在選將標準上，明廷不是泛泛地講智、信、仁、勇、嚴，而是具體地指出將領應該正心術，立志向、做好人，要有忠君、衛國、保民、愛軍、惡敵、光明正大、寬宏大量、廉潔奉公、實心任事、不妒賢能、不剛愎自用的品質及作風；要精通兵法、熟悉韜略、具備善于節制、長于指揮的才干；要有廣博的學識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要有高超的軍事藝術，熟悉各種兵器的使用并精通一二件。這些具體而實用的標準，既能使有志為將者磨練自己，也能使選將者在選拔任用將才時有所依循。
在培養訓練將領上，明廷提出了既要讀書又要實踐的主張。讀書要求既要讀品德修養方面的書籍，又要讀戰爭和廣博學識的書籍。讀書要心體神會，融會貫通，師其意不泥其跡。在讀書的基礎上還要“履夫親境”，置諸桴鼓實用之間［54］。以便望意已情敵情和山川之形，學習運用兵法，增長才干；通過“實境”考察將領時根據德、才、識、藝的不同，委以相應的職務。
在選拔任用將領上，按照統一的標準選擇，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仇而疏，不以罪而廢。［55］不論門弟、不求全責備，反對用世將，用私人；運調審之要嚴，用之要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監兵不中制，使其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56]。但在實際運行的過程中，這些選拔任用將領的規定很少能被嚴格執行的。朝廷派太監監軍甚至成為了定例。
練兵 明朝很重視軍隊的訓練。太祖剛即位就命元勛宿將分道練兵。為增強軍隊素質，從根本上能解決天下平定之后，中外將卒習于安逸［57］的問題，洪武六年，朱元璋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等高級官員，定議《教練軍士律》。該律規定：“騎卒必善馳射及槍刀，步兵必善弓弩及槍。
凡射，十二箭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
凡射弩，每用十二箭內五箭，遠可到：蹶張（弩）以八十步；劃車（弩）以一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張（弩）四十步，劃車（弩）六十步。
凡用槍，以進退習熟為試中。
凡在京衛所，每一衛以五千人為則。內取一千人，令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領赴御前試驗，余以次輪班。在外都司衛所，每衛于五千內取一千人，令千百戶、總小旗，領赴京師一體驗試，余以次輪班。其所試軍士，如騎卒騎射便熟、善槍刀，步軍善弓弩及槍者，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降罰。軍士中者受賞，不中者亦給錢六百文為道里費。
指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住俸四個月；四百至五百人不中者，住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住俸十個月；六百人至七百人不中者，住俸一年；七百人以上不中者，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僉事，僉事降千戶。
千戶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二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住俸半年；四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住俸一年；六百人以上不中者，降百戶。
百戶所管軍士一百人內，二十人至四十人不中者，住俸半年，四十人至六十人不中者，住俸一年；六十人以上不中者，降充總旗。
總旗所管五十人內二十五人以上不中、小旗所管十人內五人以上不中者，皆降為軍。在京衛所發廣西南寧、枊州守御；在外衛所、北方者發極南煙瘴地方，南方者發以北極邊衛分守御。
各都指揮使司所試軍士四分以上不中者，住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者，都指揮罷職。”[58]
此律制定后即頒發各衛所遵照執行。
洪武十六年（1383），明廷令全國衛所選取十分之一善射者，于農隙分番赴京校閱，邊軍于本衛校射，按照優劣給以賞罰。[59]二十二年又下詔五軍都督府，規定武臣子弟襲職，試騎步射不中程，令其還衛署事，給半俸，二年后再試還不合格，則降為軍士。[60]
明成祖即位后，亦經常親自校閱部隊。他命秦、晉、周、肅諸王，各選護衛軍五千，赴真定操練。又命陜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中都留守、河南等都司，徐、宿等衛，遣將統馬步軍分駐真定、德州操練，屆時赴京閱試。
嚴格的射閱試制度，一整套的獎罰規定，促使衛所官兵認真校閱訓練，軍隊素質不斷增強。因此，永樂，宣德時六次出兵漠北攻打北元殘余勢力，多能取勝而回。
景泰初，給事中鄧林進獻軒轅圖（即古八陣法），用以教練軍士。景泰、成化間立團營練兵，每月會操二次。弘治年間又采用洪武永樂操法，每五日中有二日走陣下營，其余三日演武。武學練兵，常自執金鼓督教，然只重形式，不求實用。嘉靖時規定，下營布陣只用三壘陣及四門方營。又令每營選槍刀箭牌銑手各一二為教師，轉向教習，更營制后，分兵三十枝，設將三十員，各統三千人訓練，擇精銳者名為選鋒。由總督大臣率領，每月令操四次，其余時間由營將分領練兵，并派協理大臣及巡視給事、御史隨意入營，校閱賞罰，以此選擇選鋒。內營也按期操練。隆慶時，雖然又制定了一系列獎罰制度，然將士偷惰成習，操練徒為具文。當時練兵最著名的是戚繼光。據《明史》記載：“繼光至浙，則衛所兵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慓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61]，于是戚家軍名聞天下。明穆宗依給事中呈來時的建議，命戚繼光以訓練戚家軍的經驗去薊門練兵。戚繼光的練兵原則是：首先注重選兵，要選鄉野老實之人，不用城市油滑之徒；要勇、力、捷、技具備，尤其注重膽色精神。其次是強調合理的編制體制。為提高部隊戰斗力，要求軍隊編制要與戰斗隊形的變化相一致。他認為一切陳法（戰術）“只在伍法中變化”［62］；軍隊要體統相維，大小相承；兵將相識，士兵要強弱一力，巧拙一心，生死一令，進展有度，雖退亦治，成為有節制之師。再次是強調訓練。主張兵不貴多，惟貴精練。練兵要分強弱，因能別隊，量材分等，隨材異技；既要練耳、目、手、足，更要練膽練心。練兵時從難從嚴，要練實戰真本領，禁絕“花法”，注重平時養成“莫閑居坐睡嬉戲亦操也”[63]。戚繼光根據自己練兵作戰的實踐經驗，總結撰寫了《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后代練兵大多遵用這兩部兵書中所述的練兵法。
清勾 明太祖時長城衛所軍士主要是土著人或有罪謫戍的刑徒。遇有警報，則調其他衛的軍士往戍，稱為客兵。成祖永樂年間，開始令內地軍隊輪番戍邊，稱為邊班或班軍。但實際往往至期不得番代。其后衛軍被衛官私家役使，習以為常，甚至被朝中權要逼迫為其種田。沿邊軍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余有賞賜而不得給。衛軍苦于被虐待、折磨及殘酷的剝削，以及迫于思戀家鄉，故不得不相繼逃亡，造成沿邊軍額銳減。據《明史》、《明實錄》等記載，遼東，永樂時駐軍9萬多，隆慶時只有7.2萬。薊鎮，原駐軍9萬多，嘉靖時僅剩5.7萬老弱，隆慶時不滿3萬。宣府，國初駐軍13.5萬，崇禎初年僅為7.5萬。陜西四鎮原駐軍分別為：延綏6.6萬，寧夏4.4萬，甘肅4.5萬，固原7.9萬；嘉靖末年，兵額分別減為：延綏5萬，寧夏2.8萬，甘肅3.5萬，固原1.1萬。軍額減少最多的是固原，減少了85%以上。按《明穆宗實錄》所記：“祖宗邊軍百萬，今存六十萬”，全國邊軍軍額減少了40%[64]。衛所軍士的不斷逃亡，使統治階級非常恐慌。為了挽救這種對他們非常不利的局面，以期足軍，保證軍隊的戰斗力，明廷制訂了追捕逃軍的法令，并且規定得很嚴密。“小旗逃所隸三人，降為軍。上至總旗、百戶、千戶，皆視逃軍多寡，奪俸降革。其從征在外者，罰尤嚴。”[65]洪武十三年又規定：“凡一千戶所逃至百人者，千戶月減俸一石，二百人者減二石。一百戶所逃及十人者百戶月減俸一石，二十人者，減二石”[66]這種奪俸降革的辦法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逃軍有增無減。于是，洪武十六年（1383年），太祖命五軍都督府檄外衛所，速逮缺伍士卒，名為勾軍。特派給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名為清軍。洪武二十一年詔令衛所核實軍伍，有匿已子以養子氏者，不許。同年秋，太祖命衛所著軍士姓名、鄉貫為籍，具載丁口以便取補。又置軍籍勘合，分給內外諸軍，軍士遇點閱以為驗。軍籍的名冊有三種：衛所存有死亡和逃亡軍士的勾清冊，兵部有向軍士原籍勾補缺額軍士的收軍冊，各郡縣存有軍士原籍家屬的戶口冊。衛所的軍額是一定的，衛軍規定必須有妻，不許獨身不婚，以保證兵源，父死子繼。如有逃亡缺伍或死絕，必須設法補足。補額的方法是到原籍勾取本人或其親屬。勾軍與清軍在宣德以后有合一的趨勢，至少在個別地區勾軍已并入清軍之中，如在河間府，起初士兵“凡老疾逃亡”各衛差“旗軍勾取”，宣德間“敕差御史一員責委各府州縣官專行清解，各衛每年造冊送部，類發御史，下之府州縣清理，自是遂免勾軍之擾”[67]。
實際上這兩種制度，不但不能足軍，反而擾害百姓。明廷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軍士差役過重之現狀，清、勾制度又頗多漏洞，有司行事更賄賂公行，使得清、勾流弊橫生。到宣德時清勾之弊更加嚴重，富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攘良民充伍。因此宣宗于宣德三年（1428年）定清軍條例十一條，榜示天下。第二年增為二十二條，以期矯正清軍之弊，但因積重難返，實際已無濟于事。官吏照例營私舞弊，使奉命勾軍的官旗也成逃軍。由于年久日深，軍籍散失，無法勾取的現象很多。嘉靖時，軍伍更缺，捕之令愈苛，有株累數十家，勾攝經數十年者，丁口已盡，猶移覆紛紜不已。［68］衛所制度已近完全崩潰。
注釋：
［1］《明史•職官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76，第1856—1857頁。
［2］《明史•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90，第2193頁。
［3］《明史•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90，第2196頁。
［4］《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223，第3270頁。
［5］《昭代經濟言》，1936年版，刻本，卷9，第25頁。
［6］《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61，第1191－1192頁。
［7］《明史•葉旺、馬云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134，第3899頁。
［8］《明史•地理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41，第937頁。
［9］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據清道光年間刻本重修，卷115，第27頁。
［10］李輔：《全遼志•敘》，遼海叢書，遼沈書社1985年版影印本，第496頁。
［11］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據清道光年間刻本重修，卷115，第1頁。
［12］《明史•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90，第2203頁。
［13］《明史•地理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40，第905頁。
［14］《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81，第1466頁。
［15］《臨榆縣志》，清光緒四年版，卷9，第1頁。
［16］《山海關志》，康熙九年版，卷2，第6頁。
［17］《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148，第2339—2342頁。
［18］、［19］《明史•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89，第2177頁。
［20］《明史•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91，第2241頁。
［21］《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67，第1254頁。
［22］《明史•地理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41，第957—958頁。
［23］《明史•成祖本紀二》，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7，第96頁。
［24］《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96，第1654頁。
［25］、［26］《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103，第1739頁。
［27］《明經世文編》，陳子龍選輯，中華書局1962年版影印本，1997年重印，卷28，第203頁。
［28］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據清道光年間刻本重修，卷58，第24頁。
［29］《明史•職官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76，第1874頁。
［30］《明史•食貨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77，第1884頁。
［31］《畿輔人物考》，1990年江蘇廣陵刻印社影印，卷1，第3頁。
［32］《永平府志》，載《秦皇島歷代志書校注》，中國審計出版社2001年版，卷1，第16頁。
［33］《北虜事跡》，載《金聲玉振集》，北京中國書店1959年版影印本，第11冊，第40—41頁。
［34］《熊襄愍公集》，清同治三年刻本，卷4，第30頁。
［35］《明史•職官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76，第1857頁。
［36］、［37］《明史•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90，第2194頁。
［38］《明會要•兵三》，清光緒十三年刻本，卷60，第9頁。
［39］嘉靖《宣府鎮志》，載《中國方志叢書》，據明嘉靖四十年刻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卷2，第20頁。
［40］范中義：《論明朝兵制的演變》，《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
［41］《明史•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92，第2255—2256頁。
［42］《明史•潘塤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203，第5368頁。
［43］《明史•李秉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177，第4711頁。
［44］《明史•食貨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82，第2004頁。
［45］《明經世文編》，陳子龍選輯，中華書局1962年版影印本，1997年重印，卷234，第2460頁。
［46］《明經世文編》，陳子龍選輯，中華書局1962年版影印本，1997年重印，卷277，第2927頁。
［47］《明史•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91，第2249頁。
［48］王士琦：《三云籌俎考》，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本，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明萬歷刻本影印本，卷4，第1頁。
［49］《明經世文編》，陳子龍選輯，中華書局1962年版影印本，1997年重印，卷199，第2068頁。
［50］《大明會典》，明萬歷十五年刻本，卷118，第1頁。
［51］《明史•選舉志三》，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71，第1726頁。
［52］《明史•選舉志三》，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27頁。
［53］肖輝：《明代邊兵與外衛兵制初探》，《天津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年第2期。
［54］《紀效新書》（十四卷本），永懷堂明刻本，卷14，第17頁。
［55］丘浚：《大學衍義補》，瓊州海口海南書局印行，中華民國二十年重版，卷129，第3頁。
［56］范中義：《明代軍事思想簡論》，《歷史研究》，1996年第5期。
［57］《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78，第427頁。
［58］《大明會典》，明萬歷十五年刻本，卷134，第15頁。
［59］、［60］《明史•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92，第2259頁。
［61］《明史•戚繼光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212，第5611頁。
［62］戚繼光：《紀效新書》（十四卷本），中國文學書局原版影印永懷堂明刻本，卷1，第1頁。
［63］戚繼光：《紀效新書》（十八卷本），中國文學書局原版影印永懷堂明刻本，卷首《紀效或問》，第15頁。
［64］陳表義、譚式玖：《明代軍制建設原則及軍事的衰敗》，《暨南學報•哲社版》，1990年第2期。
［65］《明史•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92，第2255頁。
［66］《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131，第2089頁。
［67］嘉靖《河間府志》，載《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中國書店1992年版，第3冊，卷6，第179頁。
［68］《明史•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92，第2257頁。
（原載2001年8月中國長城學會《明長城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