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長城修建歷史背景研究
董耀會
史學界認為，中國的統一，總是北方統一南方。三國由晉統一，南北朝由隋統一，五代十國由宋統一，宋金對峙由元統一。由此可見，中國由分裂到統一，通常是由北方某一集團的勢力來完成，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所以在中原統治者的心目中，總是感到來自北方的壓力，從而長城作為軍事防御的目的，一直被認為是防止北方民族南下的軍事屏障。
中國首次完成南方統一北方，是由明太祖朱元璋完成的。朱元璋起于江淮之間，并沒有急于北上把斗爭的矛頭直指元朝，而是先消滅了與之并存的幾支起義軍，然后分路北伐，進兵元都，很快就推翻了早已腐朽的蒙元統治。明王朝是在推翻蒙元帝國后建立起來的，這就決定了相互敵對的關系。正象前人所指出的那樣：“元人北歸，屢謀興復�！保�1］為防止北元卷土重來，明代前后大規模修建長城50余次之多，峻垣深壕，筑壘建隘，歷時200余年，役夫不計其數，使長城防御體系日趨完善，盡管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蒙古各部貴族與明王朝雙方處于對立沖突之中，但其間更多的是蒙古游牧文化流入中原，中原物資輸往塞外，相對一線雙方民族把臂言歡的和平景象，從某種意義上講明長城既是一條蒙古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的分界線、隔離線，又是沖突融合以至友好往來的匯聚線。
明初長城是控制北元勢力的需要
明朝前期對長城的修建，始于洪武元年（1368），止于宣德十年（1435），歷時67年。這一階段重點以反擊蒙古族為主，同時也進行防御工事的構筑，主要是在北魏、北齊、隋長城的基礎上，增建煙墩、城堡、壕塹，局部地段將土垣改為石墻。修繕重點是北京西至大同的外長城和山海關至居庸關的沿邊關隘。
元至正二十八年即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的軍隊很順利地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順帝被迫退回“塞北”。元王朝雖被推翻，但其軍事實力仍然很強。元順帝仍把握著完整的政治機構和較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并占有東至呼倫貝爾湖，西至天山，北抵額爾齊斯河及葉尼塞河上游，南至現在長城一線的廣闊的領土。在陜西、甘肅則有河南王擴廓帖木爾的十八萬人馬。在遼東方面有右尉納哈出指揮下的二十萬軍隊。在云南則有元宗室梁王的一支力
量。元順帝以遼東和陜甘為左、右翼，居中調度，時刻都在想收復失地，重主中原，所以在明朝初年，明中央政權同北元還打了幾次激烈的大戰。洪武三年（1370），元順帝死，其子愛猷識理達臘即位，是為昭宗，仍稱大元皇帝。這時明王朝的部隊擊破了擴廓帖木兒在陜、甘地區的部隊，擴廓帖木爾率殘部逃至和林。[2]
明王朝為消滅掉對中原威脅最大的，盤據在和林的擴廓帖木兒部隊，于洪武五年（1372）春正月，出動十五萬大軍分三路進擊漠北。大將軍徐達為中路，出雁門關趨和林；左副將軍李文忠為東路出居庸關至應昌；征西將軍馮勝出金蘭取甘肅。這次出擊，中路徐達部在杭愛嶺北被擴廓帖木爾的部隊打得大敗。東路李文忠部因不知中路已敗退，孤軍深入漠北，遭到蒙古軍強大襲擊后，奮戰而回。[3]僅西路馮勝部從金蘭（今蘭州）西進，打通了河西走廊，設置了甘州、莊浪諸衛，明王朝由此時起，棄敦煌劃嘉峪關為界，開始經營河西防務。這次大舉進攻漠北，全面來說以失敗告終。這次失敗使明廷認識到，就當時的力量是不可能徹底消滅蒙古族軍事力量的。雖然以后又有多次對蒙古族的征戰，但也是以攻為守，并沒有改變戰略上的防御局面。
中原地區，由于元王朝殘酷的統治制度和鎮壓農民起義的戰爭，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華北、東北、西北人口大減，土地荒蕪；而南方，元代時在權貴們巧取豪奪，橫征暴斂之下，生產力也遭受了空前的破壞。明王朝要想鞏固住自己的統治地位，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緩和社會矛盾，恢復生產。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明王朝無力徹底解決蒙古族在塞北的壓力。所以朱元璋于洪武六年（1373）命大將軍徐達等備山西、北平邊。并批準了淮安侯華云龍提出的“自永平、薊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關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的奏議”。[4]修筑了從北京東北和西北部燕山山脈，到軍都山山脈上的關塞隘口。明王朝在鞏固邊防的同時，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促進了明初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緩和了階級矛盾。明初經營邊務，修建巨大邊地防御工程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力量，對蒙古貴族發起強大的攻勢。
洪武四年（1371）以后，連年經略遼東。遼東當時屬山東布政司，只有軍事建制，而無行政建制。在定遼都衛（后改遼東都司）下增設了許多的衛所。在遼東今長春、農安一帶尚有蒙古勇將納哈出所指揮的幾十萬人，不斷伺機進攻邊地。據《明太祖實錄》載：洪武五年（1372）十一月，曾攻陷牛家莊，此役“燒倉糧十萬余石，軍士陷沒者五千余人”。[5]
經過十五年對遼東邊務的經營，明廷于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派大將軍馮勝等率二十萬大軍，開始了對蒙古納哈出部的征戰。六月，納哈出為明廷強大的力量所懾服，不戰而降。[6]接著明廷派大將軍藍玉等，率師十五萬，進攻北元王脫古思帖木兒所在地捕魚兒海子（今貝爾湖）。脫古思帖木兒僅以數騎逃走。脫古思帖木兒本想逃往和林，奔土剌河畔，途中被其部下所殺。[7]這樣北元勢力瓦解了。北元瓦解之后，分裂為三大部分：在今遼河及迤北地區的兀良哈部；在今鄂西嫩河、克魯倫河流域及貝加爾湖以南地區的韃靼部；在今科布多河和葉尼塞河地區的瓦剌部。在明廷的打擊下，大部分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左右，先后歸附明廷。稍后又相繼叛去，繼續進攻明廷邊地。
洪武二十三年至洪武二十九年（1390－1396），明廷又發動了五次較大規模的對蒙古族各部的征戰：
洪武二十三年（1390）春，晉王朱棡、燕王朱棣率師，北征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等[8]。洪武二十四年（1391）春夏之際，前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率大軍征討兀良哈三衛。[9]洪武二十五年（1392）夏，北平都指揮使周興率大軍出居庸關遠征塞北。[10]洪武二十八年（1395）春夏之際，都指揮周興和都督宋晟、劉真等合兵征討興安嶺東面的女真地區。[11]洪武二十九年（1396）春，燕王朱棣率師出大寧塞北征[12]。經過這五次戰役，基本上奠定了明王朝邊地的穩定局面。此后，明王朝雖仍很重視北方邊地的防務，但僅是加強邊將出邊巡邏而已，并無需大筑長城。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死。長孫朱允炆即位，年號建文。洪武年間為鞏固朱氏王朝的統治，朱元璋將諸子分封為王，各王擁有護衛兵士三千人至一萬九千人不 等。燕王等因駐守邊地，握有兵權，則勢力更大。建文帝即位后，鑒于諸王權重位尊，勢力太大，威脅皇權，故決定削藩。
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號稱“靖難”，從北平舉兵南下。建文帝也多次遣將派兵前往征伐。建文四年（1402），燕王攻占京師（今南京）建文帝死于宮中（一說逃走），燕王登基改元永樂。
整整四年的“靖難之役”期間，明王朝無暇外顧。洪武年間煞費苦心建立起來的北方防御的穩定局面又被破壞。剛剛登基的客觀條件不允許明成祖立即開展對蒙古族的征討；同時，又由于蒙古族失去首領，韃靼、瓦剌兩部酋長連年激戰，相對削弱了侵擾明王朝邊境的力量。明朝采取了招撫政策，邊地雖經常遭到騷擾，但相對來說還算安定。永樂六年（1408），故元嫡裔坤帖兒的弟弟本雅失里繼承汗位。斷然拒絕成祖的溫和詔諭，殺了明廷派去的招撫使。明廷以此事件為借口，于永樂七年（1409）秋七月，派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十萬北征。因丘福率部輕進，深入臚朐河以北，陷伏，全軍覆沒。[13]
永樂八年（1410）二月，明成祖親率五十萬大軍出居庸關北征韃靼部，調用戰車三萬輛，運糧二十萬石隨軍行動。在斡難河畔（今鄂嫩河）打敗本雅失里的軍隊。[14]本雅失里逃至瓦剌部后被瓦剌所殺。這次出征除擊破了本雅失里外，還在歸途中打敗了阿魯臺部，使其屈服歸順。
明代為便于防守，將長城沿線分成九大防區，這便是明長城的九鎮。永樂七年（1409），明成祖開始北征前，設置了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首批設置四鎮同以后所設的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及再后設置的山西、固原二鎮合稱九鎮。[15]
韃靼部失敗之后，蒙古瓦剌部的勢力卻日益強大起來。永樂十二年（1414），明廷見瓦剌的馬哈木等部率兵渡過飲馬河（今克魯倫河），威脅明王朝的統治。成祖于當年三月，再次率五十萬步馬官軍親征。兩軍決戰于忽蘭忽失溫（今烏蘭巴托東南），雙方經過激戰，明軍憑借先進的銃炮優勢打敗了瓦剌軍，并乘勝追至土剌河畔。[16]蒙古族瓦剌部勢力衰落后，阿魯臺部勢力大振。明王朝曾不斷協助阿魯臺，以對抗瓦剌。阿魯臺部強大后，聯合兀良哈部在永樂十九（1421）、二十年（1422）屢犯明邊。為了加強北邊防務，抵抗蒙古族南下，明成祖于永樂十九年（1421）將首都由南京遷到北京。并于次年二月集天下兵馬，親征塞北。[17]這以后又于永樂二十一（1423）、二十二年（1424）進行了兩次親征，但都因阿魯臺聞訊遠遁而無結果。永樂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八日成祖在親征途中死于榆木川。[18]明成祖五次親征漠北，本想立威定霸，但遠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明成祖在大事征討的同時，也很重視建立長城防御體系。《明史•兵志》載：（永樂）“帝于邊備甚謹，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緣邊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隘口通車騎者百戶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鄭亨充總兵官，其敕書云‘各處煙墩，務增筑高厚，上貯五月糧及柴薪藥弩，墩傍開井，井外圍墻與墩平，外望如一’�！盵19]
明成祖朱棣死后，明王朝再也沒有能力對蒙古族各部進行大規模的遠征了。由此以后加強北方防務，修建長城防御體系便顯得越來越重要。
明中葉長城是拒蒙戰爭的前沿
明朝中葉對長城的大規模興筑，始于正統元年（1436），止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歷時130年。這個階段由于明朝的政治腐敗、軍備廢弛，已無力組織大規模的反擊，對北方的防御也逐漸演變成以守為主。經過百余年間的經營使整個北方的邊防形成以長城為主體的點線結合，以點控線、以線制面的九邊防御體系。
秦漢之際在北部設防，修筑長城，始終是憑借陰山和黃河天險來構筑防御線。但到明代，這些天險已非其屬，永樂以后又先后放棄了大寧衛、東勝衛。明代整個防御線被迫南移數百里，至山西大同、陜西榆林一帶。而大同、榆林地區則基本上無險可依，為遏阻蒙古族南下，只好靠多修長城，廣建城堡，以加強縱深防御，補充地利之不足。
明正統四年（1439）脫歡死，其子也先即位，自稱太師淮王，這時蒙古可汗脫脫不花只是虛設。也先以追捕仇人為名自北而西，又自西而東征服了蒙古各部族，使其完全統屬于他。
明王朝見也先的勢力迅速發展起來，預見到將要和明廷發生沖突。《明史•英宗本紀》載：八月“甲戌，敕邊將備瓦剌也先，九月丁亥，靖遠伯王驥、右都御史陳鎰經理西北邊備”。[20]明王朝漸趨中衰，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根本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加強防務。明王朝自英宗即位后，經景帝、憲宗、孝宗七十多年，是中衰時期。這時期宦官當權，政治腐敗。經濟上土地高度集中，一大部分自耕農，甚至中小地主在大地主及官吏的重重盤剝下破產，而有權有勢的大地主及官吏大量侵占土地后，又不納田賦，明廷出現了財政危機。為了增加明廷的財政收入，把大地主、官吏應交納的田賦轉嫁到農民的身上。農民在無法忍受的壓榨下，紛紛揭竿而起。其中規模和影響較大的有廣西和尚楊行祥的起義，浙江人葉宗留率領的破產農民的起義，福建皇豐、福安等地銀礦礦工起義，福建鄧茂七為首的農民起義。[21]為鎮壓農民起義，明廷增加稅賦以適應軍費的支出。這樣便形成了惡性循環。明朝走向中衰，集中反映在財政危機和農民起義這兩個問題上。
瓦剌也先在統一蒙古后，窺伺到明廷政治腐敗，民生凋蔽，便認為南侵時機已到。據《明實錄》英宗正統十二年（1447）十一月丁未條載，也先慫恿脫脫不花進攻明朝時說：“王不為，我將自為，縱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盵22]
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瓦剌于正統十四年（1449）開始大舉南犯。引起這次戰爭的直接原因是朝貢和賞賜的問題。朝貢即通貢，實際上也是一種貿易。臣服于朝廷的少數民族部落首領，每年派貢使攜馬匹等貢品向朝廷進貢。朝廷則按貢品的質量、等級發給銀兩及游牧地區所需物資作為酬價，還要給進貢的部落首領和貢使以大量賞賜。自永樂以來，瓦剌每年都有貢使于十月入大同，十一月入北京進貢。第二年春，貢使帶著朝廷的賞賜，由北京出發，二月離大同而回。貢使人數最初只有數人，后來由數十人增至數百人。
正統十三年（1448），瓦剌派往朝廷的貢使竟然增至三千五百多人。明廷禮部核實所來人數，發現實有二千五百多人。朝廷責其虛報人數，冒領賞賜。貢使回去后，瓦剌也先遂以此為借口，分兵四路向遼東、宣府、大同、甘肅四鎮長城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也先率主力居中進攻大同。大同告急，震驚了朝廷。英宗朱祁鎮，年紀很輕，是個缺少政治經驗又不懂軍事的皇帝。他所寵信的宦官王振，力主英宗親征，自信以“御駕親征”之威，便能嚇退瓦剌部隊。英宗為王振甜言蠱惑，不聽諸大臣的勸阻一意孤行，于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十七日率領五十萬大軍親征，這支龐大的部隊出居庸關后于八月二日到大同。一路數遭風暴，士兵受寒多病，士氣大減。大同鎮守郭敬把慘敗真情告知王振，王振恐慌之至，急令班師。大軍至宣府，正遇瓦剌前鋒伯顏帖木兒，其探知英宗在此，便急報也先。而明軍在退兵路上，王振為了顯示自己在朝中的威風，挾皇帝“臨幸”他的老家蔚縣。大軍出發之后，王振又恐五十萬大軍過其家毀掉田里的莊稼，便又下令改回原路。這樣就使躡蹤而至的也先部隊贏得了時間。八月十三日，明軍退到河北懷來的土木堡，次日也先追至，命軍扎營于水源之處。土木堡是缺水之地，五十萬饑渴交加的將士如入絕境。也先佯作撤退，并派使者講和，王振信以為真，急令移營就水。這時瓦剌三萬精騎突然從四面八方殺來，明軍頓時大亂，隨行大臣多數戰死，英宗也只好下馬盤膝坐以待俘。[23]
土木堡全軍覆沒的消息傳到京城，明廷一片混亂，許多大臣紛紛準備逃難，并竭力主張遷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謙等則主張堅決抗戰。因為當時的北方如失去政治中心京都，整個黃河以北廣大地區就難以保障了。正統十四九月初六，英宗弟朱祁鈺即帝位，他支持了于謙抗擊瓦剌，保衛京師的主張，并提于謙為兵部尚書。于謙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軍事措施，他下令各處招募民壯，就地操練，候命策應；還調集府運糧軍和山東、南京沿海備倭軍進京擔任守衛。令工部齊集物料，晝夜趕造攻戰武器，并加強了宣府、大同等要塞處的防務。[24]九月二十八日，瓦剌軍挾英宗至大同城下，總兵郭登嚴陣以待。也先見大同有備，便繞過大同經廣昌（今淶源縣）至紫荊關，十月九日攻破紫荊關城，然后大軍過易縣、良鄉于十一日過盧溝橋進逼北京。于謙等整軍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迎戰瓦剌，城廂居民亦準備人自為戰。瓦剌包圍北京本想要挾明廷君臣訂城下之盟。見攻城不下，長城防御線各戰略要地又皆為明廷官軍所守，而各地援軍將至，恐歸路被截，包圍北京四天之后，便裹挾著英宗從來路退回邊外。[25]也先原以為明王朝已不堪一擊，恢復元王朝宏業的時機已到，及進至北京之后，見防御堅固，將士驍勇，方知難以取勝，接著便退居長城以北。但他認為掌握著明廷皇帝這么個絕好的人質，是一定能勝利的，不久雙方開始議和。明廷因另立了皇帝，所以始終不渝地堅持以社稷為重，君為輕的議和原則。這樣堅持到“土木之變”一年后，也先于景泰元年（1450）八月初八，僅在明廷答應互市的情況下，送回英宗。
在“土木之變”中，長城防御體系中的一些主要關隘及很多城堡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據《明史•景帝本紀》載，代宗即位后馬上下詔修沿邊關隘。[26]英宗于景泰八年（1457）發動奪門之變，重登皇位后，亦較為重視長城防御體系的經營。
蒙古可汗脫脫不花是元室嫡裔，但自也先之父脫歡時起，蒙古大權就落到了瓦剌太師的手里，但脫脫不花不甘心居徒有虛名之位，想真正復興其蒙古宗主的地位。明廷便想利用脫脫不花來削弱瓦剌。脫脫不花和瓦剌始終是單獨向明廷派遣貢使的，而明廷卻對脫脫不花所遣使臣，宴勞賜賞優厚于也先的使臣。雙方的矛盾越來越深。景泰二年（1451）雙方終于仇殺起來，最后也先殺死了脫脫不花，自稱大元天圣可汗。也先登上蒙古可汗的座位后便開始加強對屬部的統治，但還未到他徹底統一準備和明王朝決一雌雄時，便于景泰六年（1455）被其部下所殺。也先一死，瓦剌部立即喪失了對全蒙古的統治地位，退居西北舊地。此后活動在明長城防御線以外的主要是韃靼部和兀良哈三衛部眾。也先死后，蒙古東部最強大的孛來、毛里孩兩部，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立脫脫不花之子為汗，因其年幼，明王朝稱他為小王子。后來孛來殺小王子，毛里孩又殺了孛來。時隔不久毛里孩又為朵顏部所殺。毛里孩滅亡之后，蒙古又陷入完全分裂的狀態。
在蒙古族封建主進行內戰的同時，他們也并未停止對明邊的掠奪，屢犯明邊遼東、宣府、大同等鎮。毛里孩、孛來等部先后進入河套，并以此為根據地，出河套則寇宣府、大同、三關以震畿輔；入河套寇延綏、寧夏、甘肅、固原，以擾關中。[27]明廷稱占據河套地區的部分蒙古部眾為“套寇”。
到了明憲宗成化末年，東部蒙古族勢力再次興起，其首領巴圖孟克對內鏟除驕臣，對外首先擊敗了瓦剌，接著又收服了土默特，并于弘治元年（1488）在成吉思汗大廟前，向全蒙古宣布稱達延汗。[28]巴圖孟克稱汗后又兼并了兀良哈部，最終把大漠南北蒙古三大部分基本統一起來。在達延汗統治初期，由于集中主要力量于蒙古族的統一戰爭，所以大體上和明王朝保持著和平的關系。但明邊一線亦有火篩等部不時興兵南下，犯境擄掠。弘治十四年（1501），明廷發兵征討屢犯明邊的蒙古族火篩等部，同達延汗的關系日趨緊張。到了正德十二年（1517）冬十月，達延汗率兵進犯大同鎮，犯陽河，掠應州，明武宗朱厚照親促諸軍御戰，達延汗軍隊方退去。[29]達延汗雖在中、后期亦侵擾過明邊，但就他畢生的事業而言，主要力量始終是用于其民族各部的統一。達延汗統一了整個蒙古族后，和平地分封了諸子的勢力范圍，這次分封諸子便成了后世蒙古各部落成立的起源。
明王朝徹底的衰落是從武宗開始的，統治階級更加腐朽。武宗沉溺玩樂，不理朝政，又喜矯飾雄武。世宗崇奉道教，多年不上朝，很少接見大臣。農民起義的次數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中原地區的劉六、劉七、齊彥名、趙鐩等為首的農民起義，眾至數萬人，影響很大。[30]
在蒙古族的力量有了較大的發展，明王朝國勢日衰的形勢下，為遏阻剽悍、勇猛的蒙古騎兵南下，明廷投入更大的力量修繕和加固長城，使原先不相連接的關隘和長城聯接起來。明代全線聯接的、完整的長城防御體系就是在這期間形成了。這時期修筑長城，同洪武年間所修沿邊關隘的性質不同，已成了消極防御的軍事工事。明王朝花費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來的萬里長城，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這是由當時的社會狀況、軍事制度和戰略思想決定的。單從軍事的角度來說，在長逾萬里的防御線上，攻擊一方是先發制人，攻其不備，在時間、規模、突破口的選擇上有主動權。而守軍分散在萬里長城線上，無論如何地強調常備不懈、居安思危，還是難以阻擋一些規模較大的突然襲擊的。陜西三邊總制王瓊在《北虜事跡》中記載：“正德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套虜二萬余騎到，于花馬池北鎮邊墩起，至石井兒墩止，拆開墻口一十二處，深入固原等地搶掠而去。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套虜二萬騎到，于花馬池北柳揚墩起至青羊墩止，拆開墻口一十六處，深入平涼臨鞏，直抵隴州，大掠而去�？傊朴矣粪囌抡{榆林等處官軍分布固原要沖，不能御�！盵31]這類記載在長城沿線的各州、府、縣志中，在明朝有關兵備的資料中是很多的。
嘉靖二十二年（1543）達延汗死后，其子孫們使蒙古又重新陷入了分裂、割據的狀態。達延汗長孫卜赤雖繼承蒙古可汗位，但實際只能統率他自己的割據范圍左翼地區。達延汗死后，其三子阿勒坦汗勢力日盛，成為蒙古族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中原史書上多稱其為俺答汗。
蒙古地區基本上是游牧經濟，以畜牧業為主，其它物資匱乏，決定其對中原經濟的依存關系。他們需要用畜牧產品交換中原的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因此，不論是瓦剌也先，還是達延汗，在完成其霸業后，都積極要求明廷允許互市貿易�；ナ�，有官市和民市之分。官市是蒙古族各部落同明朝官府之間的貿易。因蒙古族各部主要是以馬匹同官府進行貿易，所以官市又習稱馬市。民市則是長城內外百姓之間定時在指定地點進行的私人之間的貿易。達延汗后期，蒙古各部不時南下攻進長城，搶掠財物，俘虜人口，朝廷便決定中止和平的貿易關系，對蒙古族實行經濟封鎖。俺答汗認識到了經濟封鎖對蒙古族的危害，多次派人奉書表示愿意臣服于明廷，要求賜予封爵，允許每年進貢，并請求在長城關口恢復互市貿易。以嘉靖皇帝和嚴嵩為代表的反動腐朽的明王朝，武斷地以“寇情多詐”為名，拒絕了俺答的通貢互市的合理要求。并懸出賞額，購俺答汗的首級。[32]
嘉靖二十年（1541），俺答汗率兵大舉南犯。越石嶺關，直取太原。吉囊則由平虜衛入掠平定、壽陽等處。第二年夏，俺答又遣使石天爵到大同提出通貢互市的要求。大同巡撫龍大有為冒功領賞，誘捕石天爵，押解京都。嘉靖皇帝下令，處石天爵以殘酷的磔刑，并提龍大有為兵部侍郎。[33]嘉靖二十六年（1547），俺答又于夏秋先后兩次派人請求通貢互市，大同鎮總兵官的家丁董寶等人，步龍大有之后，為冒功而擅殺來使。宣大總督翁萬達上書朝廷，奏請嚴懲董寶等肇事者，并在關口公布告示以緩解雙方敵對的緊張關系。皇帝不準，后來翁萬達兩次上書，言俺答自冬涉春，屢求貢，并不是謊言，應該準其通貢互市的要求。但他的奏議非未得準，還遭到了皇帝的斥責。[34]
在俺答真心求貢而不得批準，雙方軍事沖突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翁萬達向朝廷提出加強防務，修繕長城的請求，得到嘉靖皇帝的批準[35]。翁萬達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至二十八年（1549）四年間，大興土木，重新修筑了大同鎮、宣府鎮長城的主要部分。但北邊卻并未因此而安定。俺答的領地原在河套以北大青山一帶，后來乘明廷衰弱之機，占據了河套地區做為放牧之地。河套地區東面緊接大同鎮，南面為榆林鎮和固原鎮，西面為寧夏鎮。所以俺答占據河套后，便十分嚴重地威脅著明朝長城防御線的安全。
嘉靖二十七年（1548），陜西三邊軍務總督曾銑，上書朝廷提出發動進攻，收復河套地區。[36]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收復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的河套地區是絕對必要的。但在當時明統治者力量日趨衰弱，而河套草原又利于發揮蒙古族剽悍勇敢，善于騎射的優勢情況下，采取輕進的政策是肯定不會成功的。曾銑力主收復被蒙古族韃靼部占領的河套地區的《邊務•十八事》，得到了嘉靖皇帝的嘉獎。當時的首輔、內閣大學士夏言也積極支持曾銑的計劃。為取代首輔職位的嚴嵩等人，竭力攻訐和中傷夏言。性情暴戾昏庸無能的嘉靖皇帝，改變了主意，殺害了力主收復河套的曾銑、夏言。
奪得了首輔之位的嚴嵩，是明朝封建統治集團中最反動、最腐朽勢力的代表，對內結黨營私，貪婪成性；對外執行一條投降主義路線。這樣就給俺答大規模的南侵以可乘之機。
嘉靖二十九年（1550）夏，俺答集合十余萬蒙古騎兵，準備大舉南下。這時靠賄賂嚴嵩而官居大同總兵官的仇鸞，恐懼萬分，竟派人送重金賄賂俺答，求其不要進攻大同鎮，俺答收受了重賄，便移兵進攻宣府鎮、薊鎮。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十四日，俺答率部順潮河南下，攻逼古北口。十六日他派出數千騎兵，從正面誘戰古北口守兵，另遣一支精兵，由黃渝溝拆長城而過，繞至古北口后，明軍腹背受敵，不戰自潰。俺答乘勢南下，當天就經密云打到懷柔和順義境內。八月二十日，俺答軍經通州西犯京城。京城守兵，名為十四萬人，其實因各級將領冒領餉額虛報兵員，實有兵數不過五、六萬人。俺答前鋒七百余騎，在 京郊大肆殺掠，百姓逃涌京城，而京城卻九門緊閉，百姓號哭之聲震天。俺答兵臨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大火日夜不絕。嘉靖皇帝催促諸將出城作戰，而嚴嵩等投降派，卻執行“飽將自去，惟堅壁為上”的失敗主義方針。聽任俺答兵在城四周濫肆擄掠，不敢出戰。俺答兵圍京城三天，在城外搶掠大量財物、牲畜及人口。于二十三日從古北口原路退回。歷史上把這次俺答南下擄掠稱做“庚戌之變”。[37]
俺答退回河套地區的第二年，又派其子投書明廷請求通貢互市。俺答早就愿意歸附明廷，停止軍事沖突。在軍事上占有優勢的情況下，仍主動提出罷兵，請求通貢互市，其意真誠可見，這次嘉靖皇帝批準了俺答的請求。[38]當年春派兵部侍郎史道赴大同主持其事，先在大同鎮，然后又在延綏鎮開放一年兩次的馬市。不久俺答又向朝廷提出，蒙古族富人能以馬易帛，而窮人沒有馬，希望能以牛羊交換糧食。史道個人同意這么辦，但上報后未得批準，俺答兵又開始騷擾諸邊。嘉靖皇帝又聽從嚴嵩的主意，停了馬市貿易。[39]這樣俺答與明朝再次陷入長期的武裝沖突之中，此后二十余年，俺答連年南下擄掠，使長城沿線地區的百姓深受其害。明王朝不斷地激增軍費開支，財政入不敷出；雖不斷地修筑長城，但長城防線并未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在嘉靖帝及嚴嵩一伙極端腐朽的統治下，明王朝完全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
明晚期蒙漢互市之后的防御
明朝后期長城工程的重建和改建，從隆慶元年（1567）開始，直至崇禎十一年（1638），歷時70余年也一直沒有間斷過。隆慶，萬歷之際，蒙古族俺答部與明王朝議和互市，北部邊境稍安。這時期明王朝已腐朽衰敗，官吏貪污，宦官專權，再加上民變蜂起，連年戰亂，導致民窮財盡，社會矛盾日益激化，明王朝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雖然先后有高拱、張居正、王崇古、戚繼光和李成梁等賢臣名將，從維護明王朝的長遠利益出發，企圖扭轉北方邊防消極防御的被動局面，但明王朝有如日落西山，大勢已去，無論怎樣強大的軍事防御工程體系也無法挽救明王朝必然滅亡的命運。
嘉靖四十五年（1566）和隆慶元年（1567），高拱和張居正先后進入內閣，并于隆慶三年（1569）和隆慶六年（1572）相繼任內閣首輔。他們對內勵精圖治，整頓政府機構，創立“考成法”，督促公務，考核官吏；對外切實加強邊地防務，調抗倭名將戚繼光鎮守薊州鎮。重用各鎮督撫總兵王崇古、方逢時、劉漢、馬芳等著名將領，切實加強了沿長城各鎮的防御，同時與俺答議和通貢。
隆慶四年（1570）冬，終因俺答之孫把漢那吉投奔明廷事件得到妥善解決，促成了明廷同俺答的議和。[40]把漢那吉自幼喪父由俺答妻扶養成人，把那漢吉長大后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兒。因俺答汗將其所聘之女，許嫁給了鄂爾多斯，把那漢吉一氣之下，于隆慶四年（1570）九月到大同鎮敗胡堡投明 。宣大總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撫方逢時，對其以禮相待，并速上報朝廷。在給皇帝的奏疏中提出：把漢那吉歸來，應該封官進爵，如俺答來要還孫子，則以投靠俺答的漢人趙全等為交換條件。在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的積極支持下，隆慶皇帝批準了王崇古等人的建議，授把漢那吉指揮使的官職。
俺答正在為孫子的生命擔憂，準備用武力討還，又怕明廷先殺了把漢那吉。這時明廷使節到俺答駐地，告訴其朝廷優待把漢那吉的情況。同時表示，朝廷愿意送還把漢那吉，但希望俺答將趙全等叛人擒獻朝廷以表誠意。隆慶四年（1570）十二月，俺答將趙全等人縛送明廷，同時又一次提出通貢互市的要求，明廷則命王崇古派人護送把漢那吉返回俺答地。隆慶五年（1571）三月二十八日，隆慶皇帝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其子弟亦各封官職，并批準了通貢互市，歷史上稱這件事為“隆慶議和”。
“隆慶議和”之后，明朝中央政權同蒙古族各部封建主割據勢力的矛盾，雖有所緩解，但加強長城防線的建設依然十分重要。為加強長城防御線的防務，調原兩廣總督譚綸和福建總兵戚繼光先后到北方。戚繼光到任后，完善了長城防御體系，其主要措施是在長城上騎墻建筑大量的空心敵樓，加強了長城防御體系的穩定性。[41]自“隆慶議和”后，蒙古族基本未大舉南下攻明，所以加強后的長城防御線，并未受到戰爭的考驗。
“隆慶議和”時期，俺答汗已年老體衰，由于有三娘子的有力佐助，仍能有效地管轄部眾。萬歷九年（1581）十月，七十五歲的俺答汗死，應由其長子辛愛黃臺吉繼承王位。按蒙古轉房制的傳統習俗，黃臺吉必須和三娘子結婚，方能繼位。然而三娘子不甚情愿，率眾西走，蒙古族的統一又一次面臨破裂。三娘子是“隆慶議和”忠誠不渝的執行者，且在蒙古各部中有較高的威信，明廷深恐黃臺吉無力統馭各部，使和平局面遭到破壞，便竭力勸說三娘子與黃臺吉成婚。識大體的三娘子終于成了第二代順義王夫人。
黃臺吉在位僅四年便死了，其長子扯力克逐走諸妾與三娘子結了婚，并于萬歷十五年（1587）三月襲封順義王，冊封三娘子為忠順夫人。三娘子畢生參與掌握兵權，主持貢市，忠誠不渝地長期貫徹執行隆慶和議，對長城內外蒙漢兩族人民的安定團結做出了重大貢獻，受到蒙漢兩族人民的尊敬。
萬歷三十九年（1611），第四代順義王襲封王位之前，三娘子逝去。這之后，原俺答汗所統治地區分裂成許多小的獨立領地。
萬歷四十四年（1616），女真族杰出領袖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族各部之后，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西）即汗位，建立金國。這以后，分散的蒙古族各部便相繼臣服于努爾哈赤了。
通觀十五世紀中期至十六世紀后期，蒙明戰爭發生的原因或是由于明廷的民族歧視和經濟封鎖政策，或是由于蒙古族封建主的貪婪性引起的，因則有“己巳之變”與“庚戌之變”，其具體歷史條件盡管不同，戰爭的性質也有區別，前者戰爭的主要責任在于蒙古瓦剌封建主的貪欲，后者在于明廷的腐敗和失策。但共同的規律是，戰爭的起因主要由于通貢和互市的經濟問題。所以，軍事的或政治的沖突往往根源于經濟利益。
明朝中期以后，北部防務日益薄弱，蒙古騎兵“動輒長驅深入”。明廷企圖以閉關絕市的經濟封鎖政策作為制服蒙古的有力措施。但這不僅未能制止蒙古封建主的擾邊，給北方帶來安寧，反而引起蒙古上下的強烈反對，故停止戰爭，恢復發展與中原地區的經濟交流，成為當時蒙古社會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俺答汗就是在這種形勢下，不斷向明廷提出通貢互市的要求，但一再遭到明世宗的無理拒絕。俺答在政治上并不想入主中原，而是集中力量征服北方各部及向其西北，西南發展，取得與明廷通貢互市之利，在求貢市不獲的情況下，才往往繼之以大兵壓境。但是經過三十多年的波折，雙方都得到了沉痛的教訓，認識到欲使“漢達兩利”，必須恢復蒙漢傳統的經濟交流。
后金崛起明長城防御重心轉移
明朝時期，居住在東北的女真族有建州、海西、東海三大部。建州女真分布在撫順以東的渾河、蘇子河流域一帶，土地肥沃，禾谷豐茂，漁牧業發達。明朝初年，對于居住在東北的女真族的統治，是通過設置地方軍事行政機構即“衛所”來實現的�！靶l所”的長官由當地女真族的首領擔任，他們執掌著明王朝頒發的“印信”統治其轄地，并定期繳納貢賦。這時期漢族和女真族之間交往頻繁，關系融洽，在漢族先進的經濟、文化影響下，本以漁獵為生的女真族，也逐漸轉向定居生活而開始經營農牧業。
明正統以來，控制東北地區的蒙古族的兀良哈部等常常兵叛明廷，南下擄掠。為防止其南下，明朝采納了遼東指揮使畢恭的建議，從正統七年（1442）開始，陸續修建遼東鎮的遼河西和遼河套一帶的長城。遼河套長城，所經之地大多是平原河流，從廣寧鎮靜堡（今北鎮縣白廠門村）起，到開原鎮北關（今開原東北鎮北堡）止，長達700余華里，是遼東長城三段中修筑最早的，始建于明永樂年間。
明初對東北女真族的政策主要是招撫政策。正統七年（1442），明廷增設建州右衛，同永樂年間所設的建州衛、建州左衛，合稱建州三衛。明廷對這些衛所的控制是相當嚴格的，其重要活動均受政府節制。各衛所長官，必須按時朝貢。明初的這種招撫政策，收到一定的效果，明廷與女真各部保持著正常的統轄關系，維持相安的局面。當然，這期間也不免發生一些磨擦。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之變時，女真族建州三衛也乘機入塞南侵。這類零星進犯，時有發生。
明朝晚期，政治極端腐敗。明神宗朱翊鈞“二十年深宮靜攝，付萬事于不理�！庇捎诨实鄄焕沓�，弊端叢生，積重難返，閹黨明爭暗斗，貪污賄賂成風，朝政敗壞之極。同時，遼東邊事日漸緊張，明廷為了鞏固其封建專制的腐朽統治，對女真族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離間各部，破壞統一，引起普遍不滿和反抗。成化二年（1466），努爾哈赤的五世祖董山舉兵反明[42]。
遼東東部長城，從開原鎮北關起，到丹東鴨綠江畔寬甸虎山南麓江沿臺止，長達360余華里。成化三年（1467）遼陽副總兵韓斌負責修建。成化四年（1468）由撫順至叆陽堡設東州、馬根草、清河、堿場諸堡，其間烽堠相望，遠近應接，以備女真南侵［43］。成化五年（1469），都指揮使周俊又“開拓柴河至蒲河界六十里”增設鎮北、清陽（今昌圖縣城郊青羊）二堡，同時“在柴河堡增立烽堠”。成化十七年（1481），又修筑了鳳凰、鎮東、鎮夷三堡。至此，遼東東部長城基本完成。撫順至丹東這段長城，是明朝與建州女真的分水嶺。一方極力想守，另一方極力想攻破，因此戰事不斷。
嘉靖以后，為掠奪奴隸、財富和爭奪地盤，女真族各部長期互相征戰。為削弱女真族的力量，明廷采取拉一部、打一部，分而治之的錯誤政策，從而加深了女真各部之間的矛盾，女真各部連年混戰。嘉靖末年至隆慶元年，女真族幾次大規模的掠奪，嚴重破壞了長城內外各族人民的生產和生活。萬歷初年（1573）遼東鎮總兵李成梁建成寬奠、長奠、永奠、大奠、新奠、孤山等六堡。這是明朝萬歷年間的第二次開拓邊疆［44］。
萬歷十年（1582）遼東鎮總兵官李成梁出兵支持圖倫城主尼堪外蘭所在的古埒城，李成梁的部下反而把幫助明王朝進城勸降的努爾哈赤的祖父、父親二人一起殺掉。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父親塔克二人，先后任明朝的建州左衛都指揮使等職，是為明朝出過力，立過功的女真族首領。祖父和父親被明軍誤殺，明廷以努爾哈赤襲父職為建州左衛指揮。萬歷十一年（1583），努爾哈赤為報父、祖之仇，二十五歲的他以“遺甲十三副”起兵百人，以討伐尼堪外蘭（圖倫城城主）為名，從而開始“恩威并行，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的策略征伐統一女真各部的活動。從萬歷十六年（1588）統一建州本部，萬歷二十一年（1593）統一建州各部，接著又開始了統一全女真的戰役［45］。到萬歷四十四年（1616），基本上完成了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東海）女真在內的統一，推動了女真社會的發展和滿族共同體的形成。就在這一年努爾哈赤以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新賓縣西）為中心，建立地方割據的大金政權，史稱“后金”，改元天命。努爾哈赤稱汗后，一反過去的初衷，由尊明變為反明，對蒙古族卻采取聯合的政策。
努爾哈赤對于蒙古貴族實行團結的政策，以壯大自己的力量，鞏固后方。女真族和蒙古族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彼此通婚往來，淵源久遠。努爾哈赤曾自稱是“蒙古遺種”，可見建州各部與蒙古族的關系非同一般。對此，努爾哈赤曾說過：“蒙古與女真語言雖異，而衣著及生活方式皆一國也”［46］�；谶@種認識，從努爾哈赤開始，對蒙古采取積極團結的政策。萬歷二十一年（1593），九部聯軍大敗之后，努爾哈赤對扈倫四部實行遠交近攻之策，令科爾沁蒙古俘虜 “服錦衣，騎戰馬”，以隆重的禮節送歸本部，科爾沁蒙古大為感動，頌揚努爾哈赤的“恩德”。從此與建州“遣使往來不絕”［47］。萬歷四十七年（1619），蒙古喀爾宰賽貝勒在鐵嶺被俘，從此喀爾喀各部受制于后金。天啟三年（1623）蒙古巴約特部達爾漢巴圖魯貝勒之子恩格德爾率部來歸，被努爾哈赤招為額駙，待如親子［48］。同時，努爾哈赤也讓自己的子侄娶蒙古首領的女兒、侄女為妻。其他喀爾喀各部雖與后金的關系常有反復，但都相繼來降。崇禎七年（1634）察哈爾蒙古來歸，第二年編喀剌沁蒙古十一旗，從而內蒙古各部基本上都歸屬于后金的統轄之內。這樣，后金與內蒙古統治階級全面結合，形成以后金八大家為核心，女真、蒙古聯合組成的統治集團。從而后金不僅解除了后顧之憂，有了一個鞏固安定的后方，可以傾注全力對付明廷，攻城掠地不必反顧，而且把蒙古騎兵即八族蒙古變為僅次于八旗滿州的一支勁旅。這支勁旅成為清王朝奠基立業不可低估的重要支柱。
努爾哈赤不僅對蒙古上層采取團結的民族政策，而且對待漢民族也頗有遠見。實際上，努爾哈赤從起兵反明一開始，就面臨如何對待漢民族的問題，特別是居住在遼東境內的漢民族。歷史經驗證明：金、元時代一個少數民族之所以能入主中原，與他們“皆能用漢人”大有關系［49］。除明初以來進入建州三衛的漢人及其子孫以外，明朝末年陸續有大批的漢人苦于貪官污吏的勒索和繁重的苛捐雜稅，紛紛相繼逃入建州地區。例如，十六世紀末年至十七世紀初年，明朝稅監高淮“敲骨吸髓”，迫使遼民“數千”人北走［50］。萬歷三十六、七兩年（1608、1609），因避差徭而投奔建州的漢人多達“六萬余人”。努爾哈赤對于進入建州的漢人和先后占領遼東地區的漢民族，前期主要是采取收養、保護和錄用漢族統治階級成員的籠絡政策。開始對進入建州的漢民，令其耕田、種參，特筑“蠻子城”進行安置。攻克撫順以后，仍有一千余戶漢人隨李永芳得到妥善安置。當后金軍進入遼沈之后，女真人和漢人之間的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十分尖銳，但在一段時期內，努爾哈赤仍然采取保護歸順漢民的正當權益的政策。同時，努爾哈赤實行擇賢錄用和籠絡漢官的策略，史載他手下曾“有洛翰者，本劉姓，中原人”，為人勤儉，勇敢，作過努爾哈赤身邊的侍衛，“倚為左右手”［51］。統一建州本部后，曾重用浙江會稽人龔正陸，“號為師傅”，受到“極其厚待”，給予“子姓群妾，家產致萬金”。后金向遼沈進軍時，又招服明朝撫順游擊李永芳，收為額附，“結為心腹”，有軍政大事都參予謀劃。當時相當數量斷絕功名之路、不滿于明朝腐敗統治的知識分子，也投奔后金，輸心用命，情愿輔佐努爾哈赤，共謀大業。努爾哈赤這種對漢人的養民政策和對漢官、漢族知識分子的籠絡政策，化解了漢滿兩族的矛盾，大大削弱了來自漢民族方面的敵對力量，從而在反明的戰爭中，減少了阻力，甚得裨益。當然，由于民族性和階級性局限，作為貴族奴隸主的努爾哈赤在貫徹執行上述民族政策的同時，也實行民族奴役和民族壓迫政策，甚至對漢人進行屠殺。后來皇太極吸取了這方面的教訓，又進一步改善了對漢民族的政策。
在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的期間，明王朝的統治者在政治和經濟上倒行逆施，吏治腐敗，宦官專權，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不斷加重，階級矛盾極其尖銳，對東北的控制力量日趨削弱，這為努爾哈赤興起和發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客觀條件。
遼東長城成為防御主戰場
萬歷四十六年（1618），努爾哈赤以“七大恨”為名誓師，向明王朝正式宣戰�！捌叽蠛蕖遍_宗名義：“我祖宗以來，與大明看邊，忠順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宮之中，文武邊官，欺誑壅蔽，無懷柔之略，有勢力之機權，勢不使盡不休，利不括盡不已，苦害侵凌，千態莫狀。”［52］“七大恨”激起女真族反對明王朝殘暴統治的民族反抗情緒，撫順之戰打響了對明作戰的第一炮。
萬歷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爾哈赤分兵兩路，以左四旗攻東明、馬根單等城堡，親率右四旗和八旗，巴牙喇（護軍）攻明撫順。努爾哈赤以在撫順開馬市為名，麻痹明軍，暗伏甲士于車中，向城門接近，待城中軍民出城趕市時，突然殺入城內。努爾哈赤指揮大軍抵城下，內外夾擊守軍。明千總王命印被殺，守將李永芳出城投降，撫順城失守。五月，努爾哈赤率軍攻陷撫安堡、花包沖堡、三岔兒堡等大小11座城堡。七月，攻打鴉鶻關、清河堡。清河堡號稱天險，明廷將領鄒儲賢領兵１萬，據堡而守，發射炮火轟擊后金軍。后金軍憑借優勢兵力，在板車的掩護下，接近城墻，鑿挖城角，沖入城中。鄒儲賢率兵迎擊，力不能支，死于巷戰，士卒全遭殺戮。“其中軍千把總韓天賜、何良有等二十名官員及兵民共約萬人皆陷沒。當時，救者尚在數百里外，獨賀世賢自叆陽馳赴，遇城，剿其一柵，斬首一百五十一顆”。［53］撫順、清河之戰是后金與明朝26年戰爭史上的最早的兩次戰役。
努爾哈赤旗開得勝，明廷朝野震動。萬歷四十七年（1619），明王朝派遼東經略楊鎬率軍東征，但東征軍隊在薩爾滸又為金兵所�。�54］。楊鎬統帥十一萬一千五百余人的大軍，分四路向赫圖阿拉進發，打算一舉消滅后金政權。努爾哈赤傾全部八旗兵六萬之眾，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萬歷四十七年（1619）二月乙亥，經略遼東楊鎬奏：“恭報師期，大彰天討。會同薊遼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撫陳玉庭集議，約令鎮、道各官于二十一日俱至遼陽之演武場，酌量兵馬，分為四路。北以開、鐵為一路，從安靜堡出邊，以原任總兵馬林為主將……此可以攻奴酋之北面。從此而南，則沈陽為一路，從撫順關出邊，以山海關總兵杜松為主將，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左右之……此可攻敵酋之西面。從此而東，以清河為一路，從鴉鶻關出邊，以遼東總兵李如柏為主將……此可以攻敵酋之南面。從此而東南，經寬奠為一路，從涼馬田出邊，以總兵劉綎為主將……此可以攻奴賊之東面。若清河之東、叆陽之西尚有一路亦可通賊，但山險路狹，林木深蔽，止可輕兵出奇，張疑設伏，聽臨時相機調度。乃兵馬雖分四路，出兵之時，須合探合哨，聲息相聞，脈絡相通，各道名為監軍，而催攢糧草、紀籍功罪、招收降人皆其職掌。又遼陽廣寧系根本重地，則以原任總兵前府僉書官秉忠與遼東都司張承基駐遼陽，以新添總兵李光榮駐廣寧，各領兵馬，以備不虞。又以管屯都司王紹勛總管運各路糧草。”［55］聲勢不可謂不大，軍力不可謂不強，部署不可謂不周，然而楊鎬此次率四路大軍東征又以失敗而告終。這就是努爾哈赤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薩爾滸之戰。薩爾滸之役，第一次改變了明與后金力量的對比，后金從防御轉入戰略進攻，連陷開原、鐵嶺諸城，沈陽危在旦夕。
薩爾滸之戰后，為挽救危局，大學士方從哲建言朝廷急調熊廷弼經略遼東。萬歷四十七年（1619）六月乙亥，方從哲奏：“遼東巡撫周永春，總兵李如楨各報本月十六日寅時奴酋兵馬萬余從靖安堡進入，已陷開原。臣一聞之不勝驚懼，乞敕令熊廷弼星夜出關，庶可遏其長驅之勢，而邊事猶可為也�！保�56］可是，熊廷弼面對遼東不可收拾的局勢，深感為時已晚，無力回天，他說：“遼左為京師肩背，欲保京師而遼鎮必不可棄；河東為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東必不可棄；開原為河東根底，欲保河東而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矣，清陽棄矣，慶云搶矣，鎮西圍矣，中固、鐵嶺、懿路、汛河數城婦女老幼空國而逃矣。自鴨綠江東南起止西北一帶城堡除撫順清河失陷已報外，如永奠、新奠 、長奠、大奠……數十堡已棄去，而邊內之村屯城寨已搶毀無遺矣。獨遼陽、沈陽為河東孤注，而昨據經臣揭報沈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而遼、沈何可守也。賊未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后背之憂，朝鮮未敗，猶有左腋之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不順，使幣往來，而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背依之虞，又合東西之勢以交攻，而遼、沈何可守也？”［57］面對殘局，雖然憂心忡忡，一言三嘆，但是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還是力挽狂瀾，積極整治軍隊，修繕關隘城堡，局勢得以穩定。又奏守御之策，建議集兵18萬，分守叆陽、撫順、清河諸要地。挑選精悍兵卒乘隙輪番襲擾，使后金疲于奔命，然后相機進剿。在以后一年多的時間里，后金不敢輕舉妄動。天啟元年（1621），明熹宗朱由校即位，魏忠賢閹黨擅權。在閹黨的誣陷攻擊之下，熊廷弼被朝廷罷官。金兵乘機攻占沈陽、遼陽等大小七十余城。努爾哈赤遷都沈陽［58］。
沈陽、遼陽相繼失守，遼河以東皆為后金所有。明熹宗朱由校再度起用熊廷弼為遼東經略，王化貞為廣寧巡撫。熊、王二人根據形勢各執一詞，熊廷弼“主守”，王化貞“主戰”。由于守戰之爭，因此經撫不和勢所必然。在朝廷支持王化貞的錯誤軍事思想指導下，天啟二年（1622）正月，王化貞不戰自潰，連失廣寧等四十余城。這時遼東鎮長城的遼河以東部分和遼河套部分全部為后金所占，熊廷弼只能力保遼河之西以捍京師。經過熊廷弼、孫承宗等人先后在遼西布置設防，初步形成一條以山海關為根本的防御體系。熊廷弼權衡遼東戰局，奏請“三方布置策略”，即陸上以廣寧（今遼寧北鎮）為核心，集聚重兵，進行固守，沿遼河西岸筑壘，從正面牽制后金兵力；海上以天津為一區，登、萊為一區，配合舟師從遼東南部打擊后金側背；并聯合朝鮮李氏王朝，使其出兵鴨綠江為明聲援，待后金回師東顧，然后乘勢反攻，奪回遼陽。但事業未竟，熊廷弼、孫承宗又都被腐敗朝廷罷官。
寧遠巡撫袁崇煥繼承這一戰略方針，提出若保關內，必守關外；若保關外，必守寧遠的積極方略。袁崇煥抓緊修筑城池，并親自規劃，城高“三丈三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 ，在城內四角各建三面突出的城墻。此外，還建成“形如長爪，以自相救”的方形敵臺。按以臺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的原則，將寧遠建成屏障山海關的軍事重鎮。天啟五年（1625），袁崇煥以寧遠為根據地，向東收復錦州、松山、杏山、石屯（今遼寧義縣）、大凌河（今遼寧錦縣）等城，拓地200里，防線東移，并在這些地區修筑城堡，派兵駐守，使寧遠有所屏障。在此期間，后金軍隊不敢輕意跨越遼河進犯。
天啟六年（1626），努爾哈赤統帥大軍13萬，號稱20萬，進攻寧遠城。袁崇煥面對氣勢洶洶之敵，鎮定自若，召集將士刺血為書，誓死守城。雙方經過兩天的激戰，后金軍久攻不下，死傷逾萬，努爾哈赤又身負重傷，被迫撤兵。此役之后，努爾哈赤對諸將說：“朕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獨寧遠一城不能下也？”不久發病，八月十一日病死于離沈陽四十里的叆陽堡。
努爾哈赤（1559－1626）順應歷史潮流，為統一女真各部作出重大貢獻。在反對明朝的民族壓迫和奴役的戰爭中，表現出民族英雄的膽略和氣概。他戎馬生涯四十余年，證明他不愧為女真族的杰出領袖。
遼東長城失守清兵入關
努爾哈赤死后，皇太極即帝位，改國號為大清［59］�；侍珮O（1592－1643）后金第二代君主，清朝第一代皇帝。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八子。皇太極自幼“穎悟過人”愛文喜武，智勇雙全，是隨父兄從征的驍將，參與后金重大決策，是努爾哈赤開創基業的得力助手�；侍珮O為女真的統一和后金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他以政治家的冷靜，銳意改革，治國撫民頗具特色。努爾哈赤晚年，對遼東漢人大肆屠殺�；侍珮O即位以后，承認屠殺漢人的錯誤。表示“良用自悔”，決心“圖治更新”。改正對漢人的政策是后金統治階級民族政策的重大轉變。第一，改變部分漢人的奴隸地位是皇太極民族政策轉變的重要措施。鑒于努爾哈赤時期分“漢人每十三壯丁編為一莊，按滿官品級分給為奴”，滿漢同處在一屯，漢人每被“侵擾”，多致逃亡的情況，改變為每備御“止給壯丁八人，”以備使令，其余漢人“分田別居，編為民戶，擇漢官之清正者轄之”［60］。使原來農莊中百分之三十八的壯丁從農奴的地位中解脫出來，“編為民戶”。第二，實行安民、養民政策是皇太極民族政策轉變的又一重要措施。天啟七年（1627），皇太極宣布：凡是國中的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欲潛逃及令奸細往來者，事屬以往，雖首舉，概置不論。嗣后，惟已經在逃而被緝獲者，論死；其未行者，雖首告，不論”。此諭下達之后，解除了漢民的精神枷鎖，安定了漢民之心。史載：漢官、漢民“皆大悅，逃者皆止，奸細絕跡�！保�61］在養民方面抓了幾件大事，一是寬典刑，濟貧苦；二是與民休養生息。三是凡有擾民者一律懲治。另外，皇太極籠絡和重用漢官。這主要表現在：將漢官從滿官之家拔出；使漢官仍任舊職，重用厚養；重禮相待，耐心求賢。隨著后金社會封建化的深入演變，以皇太極為首的后金統治階級從奴隸主逐漸轉變到封建主的地位，與明朝的降官敗將相互依存，構成利益一致的統治集團，皇太極改變以往的錯誤民族政策，減少了漢民族的仇恨和反抗，有利于緩和民族矛盾和發展生產，有力地推動了后金社會的進步，為清軍入關打下堅實基礎。
寧遠之戰后，后金與明朝的戰爭處于相持階段�；侍珮O登基不久，曾率領十五萬大軍復攻錦州城，遭到明軍的堅決抵抗。又率軍攻寧遠，接連失利。這迫使皇太極在策略上發生變化，開始了與明朝的議和階段。這種議和對鞏固后金的政權是有積極意義的。皇太極在與明朝的多次議和及書函來往中，政治上要求封一王位，經濟上要求禮尚往來，關于明與后金的分界上，皇太極提出：以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為明界，以塔山為后金界，以連山為適中之地，雙方俱于此互市。但是明廷上下對于“議和”始終采取錯誤的立場和態度，致使議和毫無結果。
在封建專制社會里，皇帝的意志起著決定作用。明熹宗朱由校和明思宗朱由檢兩朝皇帝對議和是反對的。崇禎三年（1630），師心自用的思宗朱由檢中皇太極反間計，磔袁崇煥于市；崇禎十五年（1642），又處死兵部尚書陳新甲等，都與“議和”一事有關。大學士孫承宗，也被罷職還鄉。可見明朝皇帝對于“議和”的頑固態度，致使功臣蒙冤，自毀長城�！白h和”的命運可想而知。明朝的全面崩潰，勢在必然，氣運將盡，為期不遠�；侍珮O與明朝進行十多年的議和，毫無結果。與此同時，后金也對明朝采取了一些軍事行動。
皇太極建立大清政權之后，在短短的幾年里，清軍與明軍交戰頻繁，戰場又多發生在遼東長城之內。至此，遼東長城已完全失去了防護作用�；侍珮O提出“打開山海，通我后路，遷都內地”的口號。他把摧毀寧錦防線，占領山海關，進取中原作為主要的軍事目標。山海關成為明、清激烈爭奪的主戰場。在清軍勢力咄咄逼人的情況下，明朝的防御只能退守山海關長城一線。因此，大力加強山海關一線的海陸防務，已到了“天下安危系于一垣”的垂危關頭。
明末，許多名臣良將、封疆大吏都被朝廷派往山海關督師、經略，調動重兵，加強防務。兵部尚書熊廷弼，孫承宗都曾先后兩次出任遼東督師經略。天啟元年（1621），在山海關城東墻之上建“新樓”，以加強東部防線。天啟二年（1622），孫承宗在南海設立龍武營，加強海上防御力量。為了向遼東遼西轉運大量的軍需物資，重新修復利用南海碼頭港，疏竣�？诤拥�。在職四年，練兵屯田，修筑寧遠等大城九座，堡四十九座，練兵十一萬。崇禎六年（1633），巡撫楊嗣昌在關城南、北各二里處建南北翼城，增強關城南北兩翼的防御能力，與城關左右相呼應。同年，在城關南老龍頭上，修筑寧海城，地勢險峻，是一座踞于海防要沖的堡壘城。在關外１公里處的歡喜嶺高地上，建造威遠城，居高臨下，易守難攻，成為山海關東城防守的前哨。崇禎十六年（1643），在城關西側建筑西羅城，與東羅城前后呼應，成為關城的前防后衛。與此同時，并加強了附近長城的防御措施，例如位于城關東北三十華里的九門口，也增修加固。雄偉的萬里長城渾然一體，形成京東一線堅固的防御屏障，對于保衛京師，鞏固明王朝的統治起到一定作用。皇太極曾幾次攻入長城，都不得不遠遠地繞過山海關一帶防線。也正是因為山海雄關巋然屹立于明清兩京之間，使清軍在耀武京郊，揚威內地之后，不敢進一步地深入久留，急急忙忙退回關外。
天啟七年（1627），后金皇太極率軍攻打寧遠、錦州兵敗而還。皇太極遂改變戰法，決定避開寧遠至山海關防線，采取擾關內蔽關外，迂回攻明的方略。崇禎二年（1629）十月，皇太極親率大軍五萬向西進發，取道蒙古，然后分三路攻明長城。左路攻龍井關，右路攻大安口，皇太極自率主力中路軍攻洪山口。二十六日，左路軍突破龍井關，崇禎二年十一月壬午朔，大清兵至龍井關，京師戒嚴［62］。沿線駐軍見龍井關烽火迭起，迅速往援。洪山口參將王遵臣馳援途中戰死�；侍珮O主力軍于二十七日進抵洪山口，由于洪山口守軍已應援龍井關，守備薄弱，皇太極大軍突至，一觸即敗。皇太極輕易奪下關口，直趨遵化。右路軍進抵大安口時，明軍布陣迎擊，金軍分進合擊，連降馬關營、馬蘭口、大安營三城。山海關總兵趙率教領兵4000馳援，全軍覆沒。各路后金軍會師遵化后，一路勢如破竹，所向披靡，進至通州，兵臨北京城下。十一月十八日，后金軍攻德勝門。崇禎帝急調袁崇煥增援德勝門，又阻后金軍于廣渠門外�；侍珮O巧施反間計，崇禎信以為真，處死袁崇煥，致使軍心動搖。總兵祖大壽率軍出山海關回錦州城�；侍珮O乘機夜襲盧溝橋，布陣永定門外，大敗明軍，殺總兵滿桂。皇太極認為明朝仍有實力，下令分兵回掠。于崇禎三年（1630）正月，皇太極揮師東進，從冷口（今河北遷安東北）返回沈陽。這是皇太極第一次進入長城，明稱“己巳之變”。
崇禎九年（1636）四月，皇太極即帝位，建國號為清，建元崇德。為瓦解明朝統治根基，皇太極又決計攻明。五月，皇太極命貝勒阿濟格率八旗兵10萬人向蒙古進發。清軍經過千里跋涉突入長城獨石口。長趨南下，進逼京畿。七月，師抵延慶，大敗明軍。又入居庸關，直奔昌平。八月，清軍猛攻昌平，明守軍力不能支，士卒被斬殺，昌平城池被焚毀。隨后，遍蹂京畿，縱略良鄉、清河、順義、懷柔、寶坻、房山、涿州、文安、永清、雄縣等城。九月一日，清軍攜帶所虜大批財物由冷口出長城。清軍此次入關攻明，歷時四個多月，縱兵馳騁京畿地區，大小五十余戰全部告捷，俘獲大批人畜，明軍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擊之力。明軍完全失去優勢，日益走向崩潰。這是皇太極第二次攻入長城，明稱“丙子虜變”。
崇禎十一年（1638）八月，皇太極采用聲東擊西的戰法，命令多爾袞、岳托率師分道出征。岳托率右路軍先抵長城關口墻子嶺，趁明軍毫無戒備之機，從長城豁口處突入。墻子嶺守將吳國俊率部倉促迎戰，戰敗逃往密云。薊遼兵部右侍郎吳阿衡率騎兵相援，戰敗被殺。多爾袞率左路軍由董家口和青山口之間毀長城而入，由于青山口明軍已增援墻子嶺，多爾袞乘虛攻入青山口，直抵通州。十月，京師戒嚴。明廷急調各處兵馬勤王，入衛京師。明帝朱由檢意欲與清議和，又難于啟齒，于是玩弄兩面手法，在命令宣大總督盧象升統帥各路軍抵抗清軍的同時，又密令大臣楊嗣昌，宦官高起潛于暗中牽制盧象升，結果盧象升戰敗陣亡。高起潛擁兵臨清，置若罔聞，坐視不救，得知盧軍兵敗，倉皇逃跑。清軍長趨深入，連下畿輔州縣43座。清軍繞過明軍德州防線，直指山東，攻陷濟南，俘虜德王朱由樞，全城被屠，老少無遺。崇禎帝急調在河南、陜西鎮壓農民起義軍的洪承疇、孫傳庭各率５萬兵入援�；侍珮O為牽制明軍，策應關內作戰，自率清軍進攻錦州、松山。次年二月，多爾袞撤還天津衛。三月，清軍經青山口返回沈陽。此次清軍入關，歷時８個月，深入內地2000余里，攻掠河北、山東城邑70余座，明軍始終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這是皇太極第三次進關，明稱“戊寅虜變”。
明崇禎十三年（1640）三月，皇太極命令多爾袞、濟爾哈朗圍困錦州。次年三月，清加強錦州攻勢，并占領外城。明廷派洪承疇率十三萬大軍救援錦州。清軍在松山、杏山之間殲滅明軍五萬余人。崇禎十五年（1642）二月，清軍攻下松山，俘虜總督洪承疇，錦州陷落，明稱“松山之敗”。
崇禎十五年（1642）十月，皇太極命阿巴泰為將，率師十萬攻明關內，進一步削弱明朝國力。十一月，清軍分兩路向長城推進，左路軍從界嶺口（今河北遷安）破長城而入，時大同援軍往守山海關，聞警前往堵截。清軍兩面夾擊，明軍大敗。清右路軍因地隘路險，推進緩慢。途中俘虜明軍偵騎，得知前方雁門關守備情況，乘夜沖殺而入，守軍喪魂落魄，全遭殺戮。兩路清軍很快會師薊州（今天津薊縣）。攻下薊州后，一路勢如破竹，長驅無阻，下真定，略河間，破香河，矛頭直指山東，沿途城堡相繼失守。十二月八日 ，清軍抵兗州城下，魯王朱以派登城督戰，將士頑強抵御。清軍冒死猛沖，步步進逼。最后，守軍炮盡矢竭，城破之后朱以派自殺。清軍大掠山東后又入直隸。各處明軍不堪一擊，一觸即潰。第二年五月，清軍在踐踏88城邑之后，從墻子嶺出長城返回關外。這是皇太極第四次入關，明稱“壬午之變”。
清軍四次攻入長城，長驅直入河北、山東、山西等地，明軍處處被動挨打，屢戰屢敗。清軍又幾次進逼京郊，朝廷震動。終因山海關長城防線控扼其間，內可斷其歸路，外可搗其老巢，使清軍內外聲勢不接，不得不騷擾擄掠之后，急急忙忙退出長城。
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統率農民軍攻占北京，結束了明王朝276年的封建統治。滿清攝政王多爾袞在明朝寧遠總兵吳三桂的請求下，以所謂“除暴救民，滅流賊，以安天下”為號召，四月二十二日與李自成的二十余萬農民軍，在山海關附近激戰，結果農民軍戰敗西撤。五月二日，多爾袞率領清軍進入北京城。十月初一，清順治帝從盛京遷都北京，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少數民族統治全國的政權。
一個封建王朝的興衰存亡，雖是內外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其自身的因素即所謂內因總是起著決定作用。明王朝的由興到衰以至最后滅亡，根源在于其本身的不治之癥。
有明之主，鮮有明君，晚明尤甚。身居深宮的皇帝或庸碌無能，或不理朝政，或剛愎自用。嚴嵩、申時行、王振、魏忠賢等大臣、宦官結黨營私，陷害忠良。內憂外患，與日俱增。苛捐雜稅，水旱連年，饑民遍地，揭竿而起。封建統治階級與廣大農民階級的矛盾空前尖銳。以李自成、張獻忠為代表的農民起義軍已成燎原之勢，橫掃大半個中國，明王朝完全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末代皇帝朱由檢本想有所作為，即位之初，立誅逆閹（魏忠賢）。但是事實證明：他的行動往往與愿望相悖。再加上性格多疑，苛察太甚，人心喪盡，眾叛親離。最后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吊死煤山。
明王朝對于蒙古、女真等少數民族一貫推行十分錯誤的民族政策。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無所不用其極。在女真族各部，拉一部，打一部，制造矛盾，挑撥離間，妄圖挑起女真族的內部爭斗，使其力量互相內耗而坐收漁人之利。本為朝廷命官，保境安民的努爾哈赤的祖父、父親二人，慘遭殺害，國仇家恨迫使努爾哈赤憤然起兵反明。從皇太極的四入長城到順治的統一天下，主要的原因是晚明朝廷的腐敗與沒落。外則敗于遼東，內則困于流民。在此種情況下，無論怎樣強大的軍事防御工程體系，也不能挽救明王朝的必然滅亡。
注釋：
[1]、[4]、[15]《明史•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91，第2235頁。
[2]《明史•韃靼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3頁。
[3]《明史•韃靼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4頁。
[5]《明太祖實錄》，江蘇國學圖書館1940年版，卷76，第8頁。
[6]、[40]《明史•韃靼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5頁。
[7]、[8]《明史•韃靼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6頁。
[9]《明史•太祖本紀》，中華書局1974 年版，卷3，第48頁。
[10]《明太祖實錄》，江蘇國學圖書館1940年版，卷217，第５頁。
[11]《明史•太祖本紀》，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３，第52頁。
[12]《明史•太祖本紀》，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３，第53頁。
[13]《明史•韃靼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7頁。
[14]《明史•韃靼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8頁。
[15]《明史•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91，第2235頁。
[16]《明史•瓦剌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328，第8498頁。
[17] 、[18]《明史•韃靼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8469頁。
[19]《明史•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91 ，第2236頁。
[20]《明史•英宗本紀》，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10，第134頁。
[21]呂振羽：《中國歷史講稿》，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351頁。
[22]《明英宗實錄》，江蘇國學圖書館1940年本，卷76，第８頁。
[23]《明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77年版，卷32，第471、476頁。
[24]《明史•于謙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170，第4546頁。
[25]《明史•于謙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170，第4546－4547頁。
[26]《明史•景帝本紀》，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11，第142頁。
[27]程道生：《九邊圖考》，榆林考，民國八年石印本，第42頁。
[28]《民族辭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頁。
[29]《明史•武宗本紀》，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16，第209頁。
[30]婁曾泉、顏真炮：《明朝史話》，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 149頁。
[31]王瓊：《北虜事跡》，第21頁。
[32]、[33]《明史•韃靼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327，第8479頁。
[34]《明史•韃靼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327，第8480頁。
[35]《明史•兵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91，第2241頁。
[36]《明史•曾銑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204，第5381頁。
[37]《明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77年版，卷59 ，第899 、910頁.
[38] 、[39]《明史•韃靼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327，第8481頁。
[41]《明史•戚繼光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212，第5614頁。
[42]《殊域周咨錄》，《中外史籍交通叢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3冊，第735頁。
[43]《遼東志•韓斌遼東防守規畫》，遼海書社民國二十三年本，卷７，第４頁。
[44]《明史•李成梁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卷238，第6190頁。
[45]、[52]《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載《清入關前史料選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卷１，第304頁。
[46]《滿文老檔•太祖》，卷13，第12頁。
[47]《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載《清入關前史料選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卷９，第12頁。
[48]《滿文老檔•太宗崇德》，卷９，第12頁。
[49]《天聰朝臣工奏議》，中華書局1990年影印本，卷中，第37頁。
[50]《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445，第６頁。
[51]《嘯亭雜錄》，上海申報館，清光緒二年鉛印本，卷3，第15頁。
[53]《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572，第10808頁。
[54]《清史稿•太祖本紀》，中華書局1976年版，卷１，第10、16頁。
[55]、[58]、[59]《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572，第10794頁。
[56]《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583，第11105頁。
[57]《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583，第11114－11115頁。
[60]《清太宗實錄》，卷10，第11頁，卷１，第９頁。
[61]《清太宗實錄》，卷１，第９頁。
[62]《清史稿•太宗本紀》，中華書局1976年版，卷１，第28頁。
�。ㄔd2001年8月中國長城學會《明長城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