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長城研究中民族問題的認識
董耀會
形成中國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的，而長城的歷史大致伴隨其形成的整個過程。我們認為在長城研究中，對如何處理我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探討的重大課題。本文擬就長城研究中的民族戰爭、民族同化問題、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統一與分裂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長城研究中的民族戰爭
在歷史上萬里長城起作用的時代，基本上是民族斗爭比較尖銳復雜的時代，但又是我國歷史上有較大發展或轉折比較明顯的時代。在這樣的歷史時期中，長城是作為戰爭的防御工事而存在的。這是無可駁辯的事實。在長城的歷史中，攻守雙方常常是兩個或幾個不同的民族，這就決定了長城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經常涉及民族之間的戰爭問題。有的同志主張要少講戰爭，多講各民族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這樣考慮問題的良好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長城作為軍事防御體系，其主要的功能是戰爭的需要，如果不講或少講這個時期的民族矛盾、民族戰爭，則很難科學地認識長城史。
長城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當時有三條最長的長城，也就是后來為秦始皇所利用的秦、趙、燕長城，都是用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戰國秦長城是秦昭王時為防御義渠戎而修筑；［1］趙和燕長城則是為防御匈奴族東胡部而修筑的。隨后，秦漢時期中原王朝與匈奴的戰爭產生了中國第一道萬里長城秦始皇長城和中國最長的一道萬里長城漢長城。再往后，北魏與柔然的戰爭，產生了北魏長城；北齊與突厥、契丹的戰爭產生了北齊長城；隋與突厥的戰爭產生了隋長城；金與蒙古族的戰爭產生了金長城；明與蒙古族各部的戰爭，產生了中國長城史上工程技術最高、工程量最大的明長城。
關于如何認識長城歷史研究中的民族矛盾與戰爭問題，有的史學家主張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將民族統治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區別開來認識，民族戰爭的責任是統治階級的事，而各民族人民始終是反對民族戰爭的。我認為這種觀點有失偏頗。
民族戰爭是隨著階級和國家的產生而形成的。在階級社會中看待民族問題不能離開階級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如各民族的統治階級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往往用大民族主義或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的理論來離間本民族的人民，借以挑撥民族之間的仇恨、民族間的不合。我認為除上述認識外，我們更應該注意的還是每一個民族自身及各民族間的區別這一客觀存在。
大量史料證明，長城內的民族，為了使長城真正成為阻擋另一個民族的障礙，有統治階級中的人物為之奮斗，但真正建設守衛長城的則是廣大人民群眾。無數的士兵和群眾為守衛長城浴血奮戰，他們不僅保衛了統治階級建立的政權，也保衛了長城內各民族人民不被掠奪和屠殺，保衛了民族傳統文化不受干擾和破壞。同樣，為了推翻長城內民族統治階級建立的政權，擴大長城外民族統治階級建立的政權，不但其統治階級人物為攻打長城頑強奮斗，而廣大群眾也為此進行了英勇斗爭，并為之作出了很大的犧牲。因為民族壓迫，對于被壓迫民族來說，是一個帶全民性的問題，而反抗民族壓迫的斗爭，對被壓迫民族來說也是一個全民族的任務。
長城研究過程中，我們承認民族矛盾，講民族戰爭，首先應該承認，長城內外雙方在當時是對立的關系，只是有一點需認真對待，即發生在長城上的民族戰爭，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內部戰爭。歷史上，攻守長城的各方，都是中華民族的成員。當時分別建立起來的政權，雖然彼此互為敵國，存在內外之分，從整個中華民族來講，則都是中國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中國歷史上這種情況是經常有的。商周時期，整個國家是統一的，卻有二百多諸侯在打仗；三國時期的魏、蜀、吳三分天下，同發生在長城內外的戰爭性質是一樣的。這一點在中國歷史上最后一道萬里長城—明長城上反映的最清楚。明長城的修筑主要是對付蒙古族的殘元勢力，這在《明史•兵志》上是有明確記載：“元人北歸，屢謀興復。永樂遷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統以后，敵患日多。故終明之世，邊防甚重，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亙萬里，分地守御。”我們認為發生在長城上的漢蒙之間的民族戰爭是中華民族內部戰爭。這是因為：第一，蒙古族是室韋族中的蒙古室韋部發展而形成的。蒙古室韋唐朝時便成為中國的一個民族。第二，明廷政權和蒙古族政權始終是在中國的領土之內，即元王朝疆域之內建立的。第三，明王朝政權和蒙古族政權都先后被滿族建立的清王朝政權所統一。第四，蒙古族至今仍是我們多民族國家中的一員。
總之，民族戰爭決不是歷史長河中的偶然事件，而是民族矛盾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民族矛盾集中激化的表現。我們研究長城時，如果過分地回避戰爭，就等于回避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則是長城產生、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的一個不可回避的因素。
長城研究中的民族同化
兩千多年來，有數十個民族，由于社會變遷而聚攏于長城地區交錯雜居。長城伴隨了這些民族長期的相互交往、相互影響、相互學習的歷史發展全過程，這就是中國各民族的同化過程。我們研究長城，有責任對長城地區民族同化問題進行科學的探討。
除漢民族外，與長城歷史關系最密切的有匈奴、契丹、突厥、鮮卑、柔然、女真、蒙古等幾個主要民族。經過兩千多年的同化過程，這些民族有的作為民族整體失去了本民族原有的特點和特征，變成另一個民族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有的同化了其它民族，在同化過程吸收了其它民族的特點，使本民族的特性也發生了變化。
漢民族古稱華夏，其民族基礎由黃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統一過程而奠定。華夏族大發展是夏、商、周三個時期。散布于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各民族，逐漸同化于華夏族中。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相互兼并，華夏族與周圍其他各民族交往越來越頻繁，到秦漢時期便已形成了以華夏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直到漢武帝以后，華夏族才漸漸稱為漢族。
最早在長城沿線與中原華夏族相聯系的是東胡族。春秋戰國時東胡族分布在趙、燕兩國的北部和東北部。《史記•匈奴列傳》載，其曾向周成王納貢稱臣。后來周王室衰微，僅名義上保存著“天下宗主”的地位，中原列強迭起，東胡新興奴隸主貴族也伺機南下，大量搶掠奴隸和財物，所以才有趙、燕筑北長城以防東胡。漢初東胡族瓦解，大部分融合于匈奴，其余的后來發展成烏桓、鮮卑、契丹等其它民族。
匈奴族在戰國時期就游牧于黃河河套地區和陰山一帶。冒頓單于時期，匈奴先后同化了東胡、月氏、樓煩、白羊、丁零等民族，建立了強大的奴隸制政權。漢武帝由元朔二年(前127)至太初元年(前104)先后四次較大規模地修筑長城，就是防御匈奴的。漢宣帝甘露二年(前52)由于匈奴統治集團內部發生爭權奪位的斗爭，呼韓邪單于歸附漢王朝，由此以后，匈奴族大量入居漢朝長城沿線諸郡，與漢族人民雜居，至南北朝時更大量地入居中原，最后同化于漢族之中；匈奴族的另一部分遷到歐洲；還有約10萬戶于漢代同化于鮮卑族中。
鮮卑族是參與修筑長城的另一個重要民族。鮮卑源于東胡。最初分布在鮮卑山(今內蒙哲盟科爾沁左翼中旗西部)。東漢建武三十年(54)，鮮卑大人仇賁、滿頭等到洛陽要求歸附漢朝，東漢王朝封仇賁為王，滿頭為侯。南北朝時期鮮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數民族為統治民族的控制著北方全部領土的中原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修筑長城的少數民族政權。
契丹族本是鮮卑族的一支與其它幾個民族同化、融合而形成的。約在公元七世紀初形成部落聯盟，主要活動于潢水(今西拉木倫河)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一帶。唐貞觀二年(628)部落聯盟首領率部歸附唐王朝。神冊元年(916)建立國號為“契丹”的奴隸制國家。大同元年(947)改稱為“遼”。契丹族在遼朝時，進入燕云十六州和漢族雜處，遼朝滅亡以后，主要同化于漢族；在東北的部分同化于女真族；西遷建立西遼國的部分，國滅后，主要同化于漢族和蒙古族。
由以上歷史事實，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長城地區體現出來的民族同化，既有自然同化，也有強迫同化。民族間的自然同化是主要的，這種同化是各民族間互相依存關系繼續發展所形成一種強大內聚力的結果。長城沿線各民族人民，在長期的相互接觸，不斷增強經濟、文化聯系中，必然會互相影響，互相傳授、學習和吸收彼此優秀和先進的東西。這種相互作用，逐漸引起差別性的削弱、減少以至消失，共同性的形成、增長和發展，表現出自然的同化。這種同化符合各族人民利益和歷史發展規律，所以從來不以任何統治階級意志為轉移。既便在朝廷嚴加封鎖長城沿線，企圖以此來扼殺另一個民族的經濟時，這種影響和交流，這種同化過程也是存在的。
強迫同化是憑借政治暴力與民族特權強制進行的同化過程，它是民族壓迫制度的產物，也是民族壓迫的一種表現形式，長城幾乎伴隨了中國整個封建社會。封建社會是地主階級統治的社會。在剝削階級統治下，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是不平等的，而是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不論是漢族統治者，還是少數民族統治者，都無例外地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活各方面，對被壓迫民族實行岐視、壓制和迫害，把自己的語言、風俗及生活方式等都強加于被壓迫民族。這種強迫同化，總體上來說是激化民族矛盾，破壞民族團結 ，阻礙社會進步的。但從長城史上反映出來的這種強迫同化的過程，在某些時候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如漢武帝時期修筑漢長城，在少數民族地區雖然采取了很多民族岐視政策，但漢長城的修筑，使西域各民族人民擺脫了較為落后的匈奴人的奴役，使其民族免于陷入更悲慘的境遇，使西域人民加入了較為先進的經濟體系，取得了與文化水平較高的漢民族人民接觸的機會。這在客觀上促進了當時西域各部族或種族的社會經濟發展。
長城研究中國家的統一與分裂問題
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有一個由統一到分裂，又由分裂到統一多次反復的發展過程。單就統一而言，也決不是一個時期突然形成的，都是先由小統一，發展到大統一；由局部統一，發展到全國統一；由若干民族的統一；發展到幾十個民族的統一。長城經歷了中華民族走向統一的整個發展過程，所以在研究長城時，我們要正確地認識我國歷史發展中統一與分裂的辯證關系。否則就會產生不敢承認我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奴隸制或封建制國家政權，或者把某些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國家政權看作是獨立于中國境外的外國。這樣兩種結論相反，但都是錯誤的認識。
認識長城研究中的國家統一與分裂問題，首先還是要解決如何認識當時一些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國有政權問題。前文已述，我國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及其國家都是屬于中國的民族和國家政權，他們與中原王朝盡管彼此互相對立，存在內外之分，但雙方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沒有中外之別。我們這樣說，是因為在祖國大地上，各民族人民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華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至今仍是維系著我國各民族團結的堅韌紐帶。歷史上不論采用中央集權的形式，還是采用地方分權的形式，我國各民族人民始終共同開拓、管理和保衛著祖國的疆域。
在這問題上，就連少數民族統治者也不認為自己建立的政權為“外國”政權。如十六國時，匈奴屠各人劉淵建立“漢國”并自稱“漢王”、“漢帝”。他還“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祭之”。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曾就奉祀一個在歷史上有大功大德者的人選問題命大臣討論。大臣們說：“要敬佛”。阿機保說：“佛非中國教”。皇太子說：“孔子大王為世所尊，應當奉祀他”。阿保機大悅，批準了修建孔廟。
解決了上述問題，我們才能對統一與分裂問題有一個科學的認識。中國歷史上統一是主流。從秦漢時期，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開始形成，至清初近代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真正建立起來為止，約二千年。在這一歷史時期，有四次大的統一，即秦漢、隋唐、元明、清。這四次大統一，有一個本質上的共同點，使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向前發展一步。我們認真研究就會發現，除最后的清之外，每次大的統一時期，也正是中國，特別是中原統治者大修長城的時期。這是因為，在統一的過程中，仍有局部公開的分裂。只有公開的分裂存在，長城才會產生并起作用。
我們承認長城的存在就意味著分裂的存在，但我們更注意到，即使在大分裂時期，我國局部地區的統一也從未間斷過。長城內外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同樣對結束分裂和創造祖國新的統一作出了重大貢獻。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開始由等級分封制走向統一的中央集權制。中國北部農業區是秦統一的，而南部農業區則基本是由楚國統一的。與秦楚統一南北農業區同時，北部草原區則由東胡統一，而建立起國家政權。在這三大局部統一的政權中，楚和東胡為少數民族，占三分之二，可見其對全國統一的作用。
秦漢之際匈奴也在我國北部草原游牧區建立了國家政權。宋、遼、金對峙時期，由契丹人建立的遼王朝把長城以北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同華北聯成一體。由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把東北黑龍江流域廣大地區同內地淮河以北聯成一體。這些都為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最后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總之，長城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很多民族問題。由于這些問題“是由社會環境的條件，國家政權的性質并且一般地講是由社會發展的全部過程決定的”，所以我們要辯證地、歷史地去認識這些問題。
（原載《長城學刊》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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