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研究工作離不開民族史學
董耀會
很高興能在今天的會上新認識這么多研究民族史的專家。去年5月4日北京大學建校92周年校慶活動中，我和王輔仁教授在一起。吃完中午飯我們倆圍著未名湖轉圏時，轉出了今天的這個會。我在北大進修時，侯仁之先生就對我說過：“研究長城不能只站在長城里邊研究，也不能只站在長城外邊研究，要站在長城上邊研究。”侯先生這個不能片面站在修長城守長城的民族一方或攻長城的民族一方的觀點，是很重要的。我對民族史方面知之甚少，是名小學生，聽了各位專家的發言，增長了很多知識。這個會給我了很大的啟發，今后中國長城學會要多開一些這樣的會。今天我想講三個問題。
一、要定量化研究相關的民族問題
長城是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有序化的一個分界，但更多的還是反映在民族關系上。游牧經濟的主體主要是少數民族，而農耕經濟的主體則是漢民族。在民族關系和民族政策、統治民族和被統治民族之間的關系方面等問題，在長城上自始至終都有反映。長城自產生以來，只有在春秋戰國時期是起軍事割據的防御作用。但即便在這個時期，北部長城也是起處理民族關系作用的。像趙北長城、燕北長城和戰國秦長城，都處于這么一個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在研究長城的過程中，相關的民族問題是必須進行深入研究的。
關于認識長城的歷史地位與作用問題，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是說長城起積極的作用，另一種是說長城起消極的作用，尤其在民族關系這個問題上。應該說這兩種認識都有歷史事實做依據，也都有合理和科學的成分。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從長城所反映出來的民族關系，都包含有這兩個方面。一個朝代在不同的時期，處理民族關系的政策是有很大變化的。有的時期采取一種壓制性很強的政策；有的時期采取一種積極性的懷柔政策。所以在各個時期做法的不一樣和各個朝代政策的不一樣，是很正常的。你說的部分是這段時期，他說的是另外一段時期，自說自話，都有道理。
我想，現在應該做的事情，是從整體去認識問題，辯證地、科學地去認識問題。研究長城的產生以及在歷史上的地位與發揮的作用，要和當時的社會背景結合起來，是處于統一的階段還是處于分裂的階段，統治民族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統治的國家是強盛時期還是衰敗時期，都要根據它不同階段的情況去認識。每個王朝的統治者各自的歷史背景不同，所制定的民族政策各式各樣，有的在當時是正確的，有的在當時也是錯誤的。我們不應該把這種正確或錯誤的政策規定和作法，直接落到長城上。從整體去評價長城的作用，它肯定也有消極的一面，但我們把它放到中華民族整個發展的過程當中去看，放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發展過程當中去看，長城在社會發展過程當中的積極作用是占主導地位的。對于這種主導地位，我們如何進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還是一項有待于我們去發展的事業。
我們說長城在整個中華民族凝聚和形成過程當中，起著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是我們并不否認在歷代的民族政策中，存在著漢民族壓迫其它民族的問題，這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不能回避的問題。這種民族壓迫表現出的形式很多，有政治上的民族歧視，有強迫民族同化，有武力鎮壓其它民族。民族壓迫最重要的一個特征，是以犧牲其它民族利益為代價換取統治民族的利益。這個問題在長城上肯定有所反映，所以在長城的研究過程當中，我們還要實事求是去認識這個問題。中國歷史上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不是一時一事，也不是某一朝代的問題。唐朝應該說是民族政策比較好的一個時期，唐太宗李世民是十分重視各民族關系的皇帝，他曾經說過：“自古皆貴中華賤夷，朕獨愛之如一”，這是研究民族問題學者們經常引用的一句話。可同樣是李世民，還說過：“中國百姓是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由此可見，這么一個開明的皇帝，他的民族偏見也是很深的。長期的壓迫性民族政策，對于我們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和溝通起很大的妨礙作用，也常常激化起很嚴重的民族矛盾。
有人說長城代表著保守和僵化，這種認識是不正確的。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當中一個大的趨勢，這是大家的共識。我們在研究長城的過程當中可以看到，在中國的歷史上開疆擴土的政策，是有作為的皇帝或者是國力最盛的歷史時期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針和政策。它反映的一個特點就是開拓性。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國之后，馬上發大軍30萬北擊匈奴人，修筑了第一條萬里長城；西漢時，經過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漢武帝也對周邊，特別是對北邊和西邊進行了大規模的開拓性戰爭。漢朝用武力征服匈奴的一系列戰爭，為漢朝疆域的擴展和中華民族的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這個時期，絲綢之路是一個很重要的標志。由絲綢之路反映出來的開拓性和開放意識，不僅僅促進了今天中國版圖內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而且連接了整個中亞、西亞，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長城也為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們在研究長城的過程當中還發現，封建的中原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羈縻政策，是在很長的時間內更多實行的政策，這也是很重要的問題。這種政策有兩方面內容：一、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承認中央政權的統治，接受中央的冊封，定期地向朝廷入貢。二、中央政權承認少數民族政治上的自治權，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方面的自治權。朝廷不直接參與各少數民族的內部事務。這是對邊疆地區少數政權所長期采用的一種政策，是穩定長城區域社會的一個保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經不少了，但多屬定性性質的，今后要加強定量性的研究。
二、匈奴族研究對秦漢長城研究的重要性
秦漢王朝時期及之后，中國作為一個強大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社會的主要形態。從中華民族對人類歷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諸多方面來看，我們的多民族統一應該說是最具重要意義的。研究秦漢長城，首先要真正地認識長城形成的歷史原因，那么也就離不開對匈奴民族歷史的研究。
匈奴的歷史興衰，是秦漢修筑長城的一個重要支點。中原和匈奴在不同時期的關系，不同歷史時期雙方的征戰狀況，包括匈奴內部的統一和分裂狀況，還有匈奴臣服于秦漢政權的狀況，以至后漢時期南、北匈奴的分支狀況，漢與匈奴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等問題，都是長城研究的重要方面。但是，站在長城研究的這個基點上去認識這些問題，我們現在做得還很不夠，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只有把這些問題研究清楚，長城的研究工作才能做得更為深入。匈奴在中國的歷史上，自春秋戰國時期到南北朝，存在了七個多世紀。這期間有興有衰，最強盛的時候是秦末和漢初。漢武帝北征匈奴之后，匈奴的國勢便逐漸地衰落，到宣帝的時候，因為匈奴內部的分裂而成為漢的蕃邦。匈奴的發展和演變從強盛到衰落，從在我國的北方建立起強大的匈奴帝國到最后退出歷史舞臺，主要是由于其內在的原因決定的。但也不能不重視外在的原因，一個很重要方面就是匈奴和秦漢政權的關系。在研究這個關系的過程中，長城居于很重要的位置。就中原王朝而言，匈奴的強大，在任何時候對其都是一個極大的威脅。中原王朝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是關系到政權興衰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長城研究史中，漢武帝與匈奴之間的征戰，“馬邑之謀”之后的戰爭是一場很重要的戰爭。戰爭的后果對雙方來說都很嚴重，據不完全統計，在漢武帝時期，漢兵戰死、降于匈奴或被匈奴殺害者有14萬人；匈奴戰死或降于漢被俘者達21萬人。馬匹的損失在匈奴方面還找不到記載，但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和霍去病分道北擊匈奴的那場戰爭，兩軍出塞時的軍馬是14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3萬匹，就是說一場戰爭就損失11萬匹。這個時期的戰爭對雙方的社會經濟破壞都是很嚴重的。但是用歷史的眼光看，漢武帝與匈奴之戰，對于實現更大領域的政治統一是有利的，對我們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是積極的，完全可以說為后來我國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三、蒙古族研究對于明長城研究的重要性
我們研究長城不可能離開的另一個民族就是蒙古族。明代長城建設和使用的自始至終，都與蒙古族有著很重要的關系，其后期是為防御滿族的清王朝。明代是做為中國主體民族漢族所建立和統一的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明朝建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深知元朝軍隊的主力大部分沒有被殲滅，時刻威脅著明朝。于是朝廷調集數十萬精兵，以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馮勝、藍玉等名將為帥，與北元的主力進行決戰，試圖對其主力部隊施以殲滅性的打擊，但實際上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明太祖朱元璋曾動用數十萬的兵力，發動了很多次的戰爭，仍沒消滅北元，統一蒙古。到明成祖的時候不得不改變對蒙古族的政策，開始充分利用蒙古內部矛盾采取抑強扶弱的方針，以期削弱蒙古族。這種政策加劇了蒙古族內部的矛盾和混亂，所以自永樂年間起，蒙古韃靼、瓦剌之間的戰爭，集中地反映出蒙古族內部矛盾的激化。
也先，以其擁有著強大的兵力并憑借著正確的方針，統一了蒙古的漠南、漠北和漠西各部，逐漸強大起來。也先統一蒙古族之后，開始了與明王朝軍事紛爭最激烈的時期。我們應該如何認識這一點，是長城研究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這時期發生戰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明朝政策的失誤，還是也先強大以后決心與明朝決一雌雄的政策，需要站在客觀的角度給予很好的認識。除了認識也先統一的蒙古族與中原明王朝的沖突和矛盾之外，我們還要認識蒙古族自身的一些問題。也先的統一說明，經過長期的戰亂之后，蒙古族上下都有要求統一的趨勢。但是東蒙古人反對由畏拉特領主來統一蒙古，希望由元裔來統治，這是一個十分突出的矛盾。在這種大背景下導致了最后達延汗統一蒙古。但達延汗統一蒙古之后，畏拉特盟又不甘愿被東蒙古征服，所以東、西蒙古的戰爭始終貫穿著明朝。也先稱汗前后，曾力圖將元朝的后裔斬盡殺絕，以防止東蒙古的復興。但還是有幾位元裔幸存下來，成為東蒙古復興的旗幟。在這些幸存的元裔當中，其中一位就是達延汗的父親白顏盟克。
俺答汗時期是蒙古族和明王朝政權很關鍵的一個歷史時期，俺答汗統一全蒙古之后，經過百折不撓的努力與明朝建立了和平通貢的互市關系，開創了蒙漢友好的新局面。這在長城研究史上是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因為自明朝建立以后，明朝與蒙古族一直是處于對立的狀態，明朝政權雖然交替使用招撫和戰爭的手段，力求統一蒙古地區，但雙方始終是處于一種戰爭狀態。戰爭給雙方的生命和財產都造成了極大的損失，特別是對蒙古族地區的經濟影響更大。對這段歷史時期的蒙漢雙方，據真實情況進行定量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是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們還很少。
明朝隆慶年間跟俺答漢的“隆慶議和”之后，長城沿線在一個很長的時期，處于一種比較穩定的和平狀態。但到了萬歷后期，后金的崛起，以及與明朝政府的戰爭，使長城沿線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軍事斗爭不斷。努爾哈赤統一女真之后，建立了后金政權，其鞏固政權和向外擴張的主要障礙就是明王朝。而明朝統治者也已深深地感受到后金崛起構成的威脅，想將其消滅在發展的初期。在這種狀態下雙方之間的戰爭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對后金政權及在崇禎九年建立起來的清朝政權進行深入的研究，對于長城研究來說，一樣是很重要的。因為明王朝與后金政權及清朝政權的這場戰爭，是中國長城史上封建社會以長城為依托的最后一場戰爭。再往后像長城抗戰這樣的戰爭，已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長城戰爭了。
（1991年7月2日在中央民族學院召開的長城學術研究座談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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