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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1949-1976）

第二階段，我國學者利用敦煌文獻的條件開始得到改善。

其表現，一是北京圖書館于1957年通過 交換，得到了英國博物館收藏的敦煌漢文文獻S.698O號以前部分的縮微膠片，臺灣史語所也于次年 購得相同內容的編印本（用縮微膠片沖印成冊）。海峽兩岸的中國學者終于可在國內查閱英藏敦煌漢 文文獻的主體部分了。

其二是商務印書館于1962年出版了由王重民、劉銘恕編纂的《敦煌遺書總目索 引》，該目顯著錄了北圖藏、英藏、法藏和散藏的共兩萬多件敦煌文獻、為國內外學者了解、調查、利用 敦煌文獻提供了極大方便。這當然也有利于我國史學工作者對敦煌文獻做過一步調查和研究。

有關西北地區歷史與民族問題的研究，在這一階段仍集中在對瓜、沙史事的探索上。

蘇瑩輝《論 唐時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陸雜志》23卷11期，1961年）和《再論唐時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陸雜志》 29卷7期，1964年）、《論敦煌縣在河西諸州中陷落最晚的原因》（《大陸雜志》41卷9期， 1970年）、饒宗頤《論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東方文化》9卷1期，1971年）等論文探討了敦煌陷蕃的時間。

唐長孺《關于歸義軍節度使的幾種資料跋》（《中華文史論叢》1輯，1962年）對張淮深等歸義軍節度使的職銜、歸義軍內部的矛盾、曹議金的繼任時間和卒年、歸義軍與甘州、涼州的關系等諸多問題進行了研究，依據新資料提出了新問題，并為解決這些問題進行 了有價值的探索，是這一階段取得成就較大的論文之一。

此外，這一方面的主要論文還有：蘇瑩輝《瓜沙史事系年》（《中國東亞學術年 報》2期，1963年）、《論張議潮收復河隴州郡之年代》（《新社學報》2 期、1968年）、《試論張 議潮收夏河隴后遣使獻表長安之年代》（《包遵彭先生紀念論文集》，1970年）、《張淮深于光啟三年求旌節辨》 （《敦煌學》3輯，1976年）、金啟綜《唐末沙州（敦煌）張議潮起義》（《歷史教學》1954年2期）等。

這一階段有關瓜、沙史事的研究以蘇瑩輝用力最勤，成果也最為豐富。在這20多年間，蘇氏陸續 發表有關論文達十多篇，這些論文大多被收入他的論文集《敦煌論集》（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和《敦 煌論集續編》（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中。雖然他的一些論文是以綜合、整理前人的成果為主，但也力 圖在排比舊說的基礎上提出新的看法，并解決廣一些問題；雖然他的不少推測都為后來的研究所否 定，但這些推測往往能引起其他學者的進一步研究，因而在客觀上推動了有關問題的研究。在大陸學 者與海外信息交流不暢的年代，蘇氏的研究成果在港臺和歐、日均有廣泛的影響。他是這一階段推動 港臺地區敦煌學發展的代表人物之一。

利用敦煌文獻結合其他材料考察莫高窟史，此期開始有人涉足。

宿白《莫高窟記跋》（《文物參考資 料》1955年2期），考證了莫高窟的始建年代、窟數及一些窟像的建造年代。金維諾《敦煌窟龕名數考》 （《文物》1959年5期）依據敦煌文書《十二月八日夜社人遍窟燃燈分配官龕名數》，對部分洞窟的名稱 和建造年代進行了考證。雖然作者對文書年代的推測為以后的研究所否定，但對文書所記洞窟的認 定卻有很多被近年的研究所證實。

對社會經濟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在這一階段受到大陸史學界的重視。

在資料整理方面最重要者， 當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輯錄的《敦煌資料》第一輯（中華書局，1961年），其內容包括戶籍、 名籍（差科簿）、地畝文書、寺院僧尼丁壯眷屬名牒、契約等170多種社會經濟方面的文書原卷錄文，大 部分系編者從當時所能見到的敦煌文獻中選錄。由于當時許多研究者尚無條件利用敦煌文獻縮微膠 卷，故這本資料集的出版為史學工作者研究、利用敦煌文獻提供了方便。雖然此書在文書的定名和文 字的錄校方面存在不少問題，但在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傳入我國之前，它一直是許多史學工作 者利用敦煌文獻的重要史料來源。

開始嘗試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利用敦煌文獻研究封建社會的土地制度（均田制）、租佃關系、徭役 制度與農民的生活狀況等問題，是這一階段大陸學界的一個顯著特點。與探索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 形式問題相關，對均田制的研究一度成為唐史研究的熱點，爭論的焦點是唐代均田制的施行問題。

鄧 廣銘《唐代租庸調法研究》（《歷史研究》1954年4期），認為唐代均田制度實際上并未施行，其立論依 據之一就是敦煌戶籍文書。鄧氏的觀點受到許多唐史學者的反對。有趣的是反對者也以敦煌戶籍作 為主要論據之一�！稓v史研究》1955年5期發表了岑仲勉《租庸調與均田有無關系》、韓國磐《唐代的均 田制與租庸調》和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等文，均認為均田制曾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過。此外，李必忠《唐代均田制的一些基本 問題》（《四川大學學報》1955年2期）、田野《關于唐代均田實施的幾個問題》（《山 東大學學報》1959年4期）、韓國磐《根據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文件略談有關唐代田制的問題》（《歷史研究》1962 年4期）、唐耕耦《從敦煌吐魯番資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實施》（《山東大 學學報》1963年1期）等文也持相同觀點，并從戶籍、寬狹鄉、永業田、口分田、園宅田和自田等田地的性質、應授田數等方面進行了論證。討論的 結果是多數學者接受了胡如雷等的觀點，但鄧廣銘的文章也在客觀上推動了人們對均田制的研究，其 觀點對后來人們進一步探索均田制的實質有所啟發。

此外，學者們利用敦煌材料對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租佃契約的性質、 差科薄中出現的職務和徭役名稱、物價和農民生活、逃亡人戶法令等方面進行了研究。相關論文有：韓國磐《根據敦煌吐魯番 發現的文件略談有關唐代田制的問題》、孫達人《對唐至五代租 佃契約經濟內容的分析》（《歷史研究》1962年6期）、王永興《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釋》（《歷史研究》1957年12期）、韓國磐《唐天寶時農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魯番資料閱 讀札記之一》、唐長孺《關于武則天統治 末年的浮逃戶》（《歷史研究》1961年6期）

歷史典籍方面。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商務印書館，1958年）對以往有關敦煌古籍的研究成果 進行了整理和匯編，其中包括我國學者在第一階段介紹和研究敦煌歷史典籍的王要成果，為人們了 解、利用這些成果提供了方便。在此基礎上對歷史佚籍進行整理校錄的有鄭良樹《春秋后語輯校》（《書 目季刊》4卷4期，1970年）。

傳世史籍則以陳鐵凡對敦煌本《尚書》的整理和研究最為系統。其主要成果有：《敦煌本 尚書述略》（《大陸雜志》22卷8期，1961年）、《敦煌本虞書校征》（《南大中文學報》［臺］2期，1963年）、《敦煌本 夏書校證》（《南大中文學報》［臺］3期，1965年）、《敦煌本商書校證》（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敦 煌本虞夏書校征補遺》（《大陸雜志》38卷2期，1969年）、《敦煌本尚書十四殘卷綴合記》（《新社學報》3期，1969年）。

此外，陳鐵凡《法京所藏敦煌左傳 兩殘卷綴合校字記》（《書目季刊》5卷1期，1970年）、《左傳節本考》（《大陸雜志》41卷7期，1970年）、田宗堯《春秋谷梁傳阮氏�？庇浹a正》（《孔孟學報》8期，1964年）、 蘇瑩輝《敦煌寫本國語解殘卷》（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篇第4種，1961年）、喬衍琯的《敦煌卷子本史記殘卷跋》（《師大國文研究 所集刊》［臺］2期，1958年）等文亦是此期重要成果。

總的來看，這一階段在歷史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港臺地區的學者已成 為主力，其中陳鐵凡取得的成就最大。陳氏的工作并不限于歷史典籍，在整理和研究敦煌寫本《論語》、 《孝經》等古籍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績。

宗教史方面。

蘇瑩輝《論敦煌資料中的三位河西都僧統》（《幼獅學志》5卷1期，1966年）和《從敦 煌吳僧統碑和三卷敦煌寫本論吳法成并非續芝子亦非洪辯和尚》（《大陸雜志》48卷3期，1974年），試圖證明《吳僧統碑》中之吳僧統與敦煌文書中的洪辯、吳和尚是三個人。饒宗頤《王錫頓悟大 乘正理決序說并校記》（《崇基學報》9卷2期，1970年），對禪宗入藏的歷史、地理、年代等問題做了進一步探索。胡適依據 西方學者新發現的資料和有關研究成果，對神會的《法語》、《定是非論》做了新的校訂，收入新版《神會 和尚遺集》（胡適紀念館，1968年），在國際上得到承認。

道教史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在這一階段主要是 圍繞《老子道經想爾注》進行。饒宗頤《敦煌六朝寫本張天師道陵著老子想爾注校箋》（東南書局，1956 年），首次影印、校錄了S.6825《老子道經想爾注》，發掘出了反映道教原始思想的重要資料。饒氏考證 該書為張道陵所著，并據之對東漢老學神仙家說進行了探討。陳世驤《“想爾”老子道經敦煌殘卷論 證》（《清華學報》新1卷2期，1957年），認為“想爾注”乃張魯所為，其性質是道教初期一派的教門圣 典。饒宗頤《想爾九戒與三合義》（《清華學報》新4卷2期，1964年）和《老子想爾注續論》（《福井博士 頌壽紀念東洋文化論叢》，1969年），對作者關于“想爾注”成書年代的結論作了進一步論證。

對景教文 獻的研究有梁子函《敦煌景教之文獻》（上）《大陸雜志》14卷11期，1957年）、《敦煌景教之文獻》（下） （《大陸雜志》14卷12期，1957年）、《唐代景教譯經考》（《大陸雜志》27卷7期，1963年）等文，對敦煌 文獻中的景教文獻作了介紹、說明和校錄，并據之探索了景教的漢文譯經情況。

利用敦煌文獻研究唐代的社會史，是這一階段我國學者開辟的一個新領域。

趙守儼《唐代婚姻禮 俗考》（《文史》3輯，1963年），依據敦煌寫本《新集吉兇書儀》和《下女夫詞》中的婚禮資料，描繪出了唐代婚 禮過程，并考證了這些禮俗的淵源。毛漢光《敦煌唐代氏族譜殘卷之商榷》（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43本2分，1971年），從社會史角度考察了北圖藏《姓氏錄》和英藏《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認為這 兩件族譜是流行于士大夫間的民間族譜，并分析了關于族譜標準論爭的社會意義。羅宗濤《敦煌變文 社會風俗事物考》（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分類摘錄敦煌變文、敦煌曲、敦煌韻文中的社會風俗資 料，加以考釋。

此外，王重民《敦煌古籍教錄》匯集了第一階段我國學者研究唐代律、令、式的主要成果。王忠《新 唐書吐蕃傳箋證》（科學出版社，1958年），利用敦煌、吐魯番古藏文資料及傳世漢藏文獻整理注釋《新 唐書·吐蕃傳》，是國內較早利用敦煌少數民族文字文獻研究歷史的著作之一，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水 平得到提高。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嘉新文化基金會，1973年），對以歷史為題材的變文進行了 探索。蘇瑩輝《敦煌石室真跡錄題記訂補）（《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9期，1968年）和《敦煌石室真跡錄 題記訂補之續》（《國立中央國書館館刊》新1卷1期，1968年），對王仁俊原書有關歷史文書的按語有 所補正。

第二階段我國學者雖然在上述幾個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總的來看，這一階段的發展比較平緩。與國外同行相比，在瓜、沙史地和歷史典籍的研究方面仍略占優勢；社會經濟方面的研究雖具有自己 的理論特色，但深度和廣度不及日本學者；宗教史和少數民族文字歷史文獻方面的研究則已明顯地落 后于法、日等國。

第二階段的另一重要特點是港臺學者成為研究敦煌歷史文獻的重要力量，他們為敦煌學的發展 做出了很大貢獻。特別是十年動亂期間，大陸的敦煌學研究基本陷于停頓，港合學者卻加快了研究步 伐，他們所取得的成績也就更加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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