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劫寶錄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當西方列強瓜分長江南北的大片領土的時候， 在中國的西北地區，帝國主義國家也開始了一場掠奪、瓜分中國 古物的競爭。
起先，人們并不知 道沙漠的深處和殘破的洞窟、城堡當中理有豐富的古物，為 了爭取或擴大在新疆的勢力范圍，占領印度的英國和侵占中 亞大片土地的沙皇俄國，分別派出探險隊進入新疆，如1870 年和1873年英國的弗賽斯（ T．D．Forrsyth）使團，1887年 英國的榮赫鵬（F．E．Younghusband）探險隊，1870— 1885年間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 N．M．Przheval’skii） 組織的四次探險，足跡遍及新疆、甘肅、蒙古、西藏的許多 地方，他們沿途也收集了不少古代文物，但這些探險的主要 目的，是攫取各種軍事情報，了解當地的政情和測繪地圖， 探查道路，為將來可能進行的軍事行動打基礎。
1889年，一個名叫鮑威爾（H.Bower）的英國大尉，在 庫車附近的一座廢佛塔中，偶然得到了一批梵文貝葉寫本， 
當時在印度的梵文學家霍恩雷（R.A．F．Hoernle）博
士，鑒定出這是現存最古的梵文寫本，于是，新疆出土文 物的重要學術價值，很快就為歐州學術界得知。與此同時， 法國的杜特伊·德·蘭斯（ Dutreuil
de Rhins）探險隊， 也在1890—1895年間的新疆考察中，從和田地區買到了同 樣古老的佉盧文貝葉本《法句經》，大大刺激了歐洲日益
興盛的東方學研究。 1899年，羅馬召開了第12屆國際東方學 家大會。會上，在俄國學者拉德洛夫（ W．Radloff）的倡 議下，成立了“中亞與遠東歷史、考古、語言、人種探察國
際協會”，本部設在俄國的首都圣彼得堡，并在各國設立分 會，以推動在中國西北的考古調查。此后，各國紛紛派出考 察隊進入新、甘、蒙、藏等地區，把攫取抄漠廢墟、古城遺
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作為他們的主要目的。其中比 較著名的有，俄國科茲洛夫（ P．K．Kozlov）1899－1901 年的中亞探險，特別是他1908年對甘肅居延附近西夏古城黑
城子的發掘，英國斯坦因（ M．A．Stein） 1900—1901年、 1906—1908年、1913－1915年的三次中亞探險，他涉獵的地
域最廣，收獲也最多；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1899 —1902年的中亞考察，發現了樓蘭古國遺址；普魯土王國格 倫威德爾（A．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
Le Coq）率 領的吐魯番考察隊，1902－1903年、1903－1905年、1905－ 1907年、1913－1914年四次調查發掘，重點在吐魯番盆地、
焉耆、庫車等塔里木盆地北沿綠洲遺址；法國伯希和（P．P－ elliot）1906－1909年的新疆、甘肅考察；芬蘭曼涅爾海姆 （ C．G．E．Mannerheim）
1906－19O8年的考察；俄國奧登 堡（ S．F．Oldenburg） 1909－1910年、1914－1915年的兩 次新疆、甘肅考古調查，以及日本大谷光瑞1902—1904年、
1908～1909年、1910—1914年三次派遣的中亞考察隊。數不 清的中國古代珍貴文物，被他們掠走，入藏于各個國家的圖 書館或博物館。在這場浩劫中，敦煌藏經洞的文獻和文物，
也沒有逃過他們的魔爪。
第一個來敦煌盜竊藏經洞文獻的外國探險者是斯坦因，
他原籍匈牙利，后來在英國所屬的印度政府供 職，他是考古學家，但不懂漢語，在1907年前往敦煌以前， 他已經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和田、尼雅、樓蘭等地許多古
遺址進行過發掘，盜取了大量文物和古代寫本，有相當多的陰 謀伎倆。早在1902年，斯坦因就從他的同鄉好友、匈牙利地 質學家拉喬斯·洛克濟（ Lajos.Loczy）那里，聽說過敦煌
莫高窟的精美壁畫和雕塑。所以，在他第二次中亞探險過程 中，樓蘭的發掘工作一結束，就沿羅布泊南的古代絲綢之路， 穿過庫姆塔格沙漠，于1907年3月16日來到敦煌。不久，斯
坦因從一個烏魯木齊商人那里聽說，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數年 前偶然發現了一間藏有大量古代寫本的石室，于是，斯坦因 立即出發，來到莫高窟找王道士。這時，王道士為了籌集修
整洞窟的經費，到別處化緣去了。一個小和尚給他看了一卷 精美的寫經，斯坦因雖然不懂漢文，但從外觀上已經感覺到 這種寫本一定很古老。他知道一定得等到王道士回來才能見
到大批的寫本，所以就抓緊時間返回敦煌縣城，雇了一批工 人，先去挖掘敦煌西北長城鋒燧遺址，獲得了大批漢代簡牘。
6月21日，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王道士已從外面回 來了，并且用磚塊代替木門，堵住了藏經洞的入口，正不安 地等待著斯坦因的到來。斯坦因通過他的中文翻譯蔣師爺 （名孝琬），和王道士進行了初次接觸。蔣師爺表示了斯坦因想 看看這批寫本，并有意用一筆捐款幫助道士修理洞觀，以此 來換取一些寫本。王道士明知藩臺衙門有封存遺書的命令， 又害怕讓老百姓知道了對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所 以猶豫不決，沒敢馬上答應。斯坦因當然不會死心，于是在 莫高窟支起帳篷，作長期停留的打算，并開始考察石窟，拍 攝壁畫和塑像的照片。
斯坦因對王道士正在努力興修的洞窟 感興趣，使王道士很興奮，他答應帶著斯坦因等人參觀一遍 洞窟的全貌，還根據《西游記》一類的唐三藏取經故事，指 點著一幅壁畫，給斯坦因講上面畫的就是玄奘站在一條激流 的河岸旁，一匹滿載著佛經卷子的馬站在一旁，一只巨龜向 他們游來，想幫助他把從印度取來的神圣經典運過河去。這 恰好給為尋找古代遺址而深入鉆研過玄奘《大唐西域記》的 斯坦因帶來了靈感。經過蔣師爺的幾次交涉，一天夜里，王 道士終于拿出了一卷寫經，借給斯坦因研究研究。使斯坦因 異常高興的是這卷漢文寫經，正好是玄奘署名翻譯的一部佛 教經典。于是，斯坦因就自稱是從遙遠的印度來的佛教信徒 和玄奘法師的追隨崇拜者，他之所以在這一天看到了玄奘帶 回并翻譯的佛經，完全是因為玄奘的安排，目的是讓他把這 些印度已經不存在的經書送回原來的地方。斯坦因的這番鬼 話對于這個虔誠愚昧的道士比金錢還靈，很快就起了作用， 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經洞的磚墻，借著王道士的油燈 亮光，斯坦因走進了這個堆滿寫本的洞窟。
當時，藏經洞的
寫本還沒有大量流散，斯坦因要想和他的中文助手蔣孝琬在 洞窟中做翻檢工作是不可能的，王道士也怕這樣會引起旁人 的注意。于是，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寫本，
拿到附近的一間小屋里，讓斯坦因和蔣孝琬翻閱檢選，由于 數量龐大，斯坦因放棄了給每個寫本都編出目錄的打算，只 從他的考古學標準出發．盡可能多、盡可能好地選擇寫本和
絹、紙繪畫。不久，一筆不尋常的交易達成了，斯坦因用很 少的幾塊銀元和一個絕對嚴守秘密的保證，換取了滿滿24箱 寫本和5箱經過仔細包扎好的絹畫或刺繡等藝術品，它們經
過1年零6個月的長途運輸，于1909年1月完整地抵達倫 敦，入藏英國博物館。
對于這筆交易，斯坦因當然是滿意 的，他由此得到了西方世界給予的許多榮譽。王道士似乎也 是滿意的，并且對斯坦因一直抱有好感，當1914年3月斯坦 因第三次中亞探險中經過敦煌時，雖然大部分藏經洞文獻已 被伯希和探險隊、大谷探險隊和北京政府取走，但是，王道 士又把早已經他轉移到安全地點秘藏起來的570卷敦煌文 獻，送給斯坦因。可以說，斯坦因是盜走藏經洞文獻最多的 人。
第二個前來敦煌盜寶的人是法國的伯希和。
伯希和是專
門研究中國學問的漢學家，除了精通漢語之外，還懂得幾種 中亞流行的語言。從1899年開始，他供職于設在越南河內的 法國遠東學院，曾在1901年前往中國購買書籍、繪畫和美術
品。他在語言上的天賦和對中國圖書版本學的知識，為他后 來盜竊藏經洞文獻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大概正是因為他的這 些才干，當1905年中亞與遠東歷史、考古、語言、人種探察 國際協會法國分會組成中亞考察隊時，伯希和被挑選為考察 隊長。1906年6月15日，他率領著測量、攝影方面的專家自 巴黎出發，從喀什噶爾開始，沿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古絲路， 對沿途遺址、石窟逐個進行考察發掘。翌年10月到達烏魯木 齊。
當時，斯坦因從藏經洞盜走大批寫本的消息還沒有傳 出，伯希和是從清朝伊犁將軍長庚那里，得知敦煌莫高窟發 現了古代寫本的消息，并且看到了一卷流散出來的寫經，立 刻判斷出這是八世紀的珍貴文物。伯希和取消了從烏魯木齊 向西北方向行進的原訂計劃，甚至連他向往的到處是古物的 吐魯番盆地都不去，立即趕赴敦煌。
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一行來到莫高窟前，一面開始 對所有洞窟進行編號、測量、拍照和抄錄各種文字題記，一 面和王道士進行交涉。伯希和流利的漢語很快就博得了王道 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從談話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 把一大批寫本出賣給斯坦因的事，所以對這些洋人的堅守諾 言感到滿意，很快，在3月3日，伯希和就被引進藏經洞， 而且還允許他在洞中挑選。
面對著這數萬件珍貴文獻，伯希 和在驚呆之余，立刻盤算了一番，然后下決心把它們全部翻 閱一遍。在以后的三個星期中，伯希和在藏經洞中，借助昏 暗的燭光，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檢著每一件寫本，并把 它們分成兩堆，一堆是最有價值的文獻，他給自己訂立了幾 條標準，即：一是要標有年代的，二是要普通大藏經之外的 各種文獻，三是要漢文之外的各種民族文字材料，這堆寫本 是不惜一切代價都要得到的；另外一堆則是必要時可以舍棄 的寫卷。
伯希和挑選完畢，向王道士提出想全部得到的要 求，王道士當然還沒有這樣的膽量，結果，伯希和以600兩 銀子，換得了藏經洞寫本的菁華，它們的數量雖然沒有斯坦 因進取的多，但質量最高，說不清有多少件是無價之寶。
5月30日，伯希和等人結束了敦煌的考察，一面派人把 大批文物運往巴黎，一面又沿河西走廊進入中原，最后在10 月5日到達北京，采購圖書。狡猾的伯希和知道寫本尚在途 中，這次來京，對在莫高窟得到寫本的事守口如瓶。
同年12 月，伯希和回到河內的遠東學院。 1909年5月，伯希和又受法國國立圖書館委托，從河內 出發，經南京、天津，到北京購買漢籍。這時，從藏經洞劫 得的大批文獻已安全運抵巴黎，入藏法國國立圖書館。伯希 和于是隨身攜帶一些敦煌珍本，如《尚書釋文》、《沙州圖 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敦煌碑贊合集》等，來到 北京，出示給北京的中國學者，目的是買好他們，以取得在 收購珍本漢籍時的幫助。
當時在北京的許多著名學者加羅振 玉、蔣伯斧、王仁俊、董康、寶熙、柯劭忞、江瀚、徐枋、 吳寅臣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參觀或抄錄，他們為這些珍貴 寫本落入外人手中大為震驚，立刻上書清朝學部，電令駐蘭 州的陜甘總督，讓敦煌縣知縣調查清點藏經洞文獻，不許賣 給外人，并讓甘肅布政使何彥升押運送京，交京師圖書館 （今北京圖書館）收藏。王道士好像早就料到這一點，在官 府清點之前，他早把一些比較好的寫本轉移收藏起來。而前 來押運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并沒有把藏經洞文獻收拾干 凈，而且沿途又遺失了不少。當運載寫本的大車進了北京城 后，押運官何彥升并沒有馬上移交學部，而是拉到自家宅院 內，伙同親友李盛鐸、劉廷琛等人，把其中的許多珍貴寫本 據為已有，然后才交給學部，入藏京師圖書館，總共約九千 多件。
何家藏品后來賣給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鄰館，李家藏品 一部分歸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今在臺北。其他也大部分轉 售日本了。 王道士隱藏起來的寫本，一部分后來送給了斯坦因，還 有一部分在1911－1912年間被日本大谷探險隊的吉川小一郎 和橘瑞超買走，總數也有數百卷。大谷探險隊的成員，沒有 經過考古學的訓練，從他們在新疆盜掘古墓的行徑來看，也 不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們得到敦煌寫本后，既沒有編目，也 沒有馬上放入博物館保存，以至后來流散各地，甚至不知所 在。
最后一個來藏經洞盜室僅收獲并非最少的人是俄國的奧
登堡。他是帝俄時期的著名佛學家，在1914－1915年間，率 領俄國考察隊來敦煌活動，他們測繪了莫高窟四百多個窟的 平面圖，還拍攝了不少照片。據說他們還在已經搬空了寫本
的藏經洞從事了挖掘，結果獲得了大批材料，雖然多是碎 片，但總數在一萬件以上，它們目前收藏在蘇聯科學院東方 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因為奧登堡的工作日記一直秘藏在
蘇聯科學院檔案庫，所以奧登堡如何搞到這么多藏經洞文 獻，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敦煌文獻的被盜，是中國近代學術文化史上的最大損失 之一。難怪我國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悲憤地說：“敦煌者， 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據榮新江《話說敦煌》中相關部分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