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先生以文學史家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人物”，是近八年間的事，此前幾十年他以兼擅考證和闡釋而進行的文學史個案研究實際上早已為中外學術界所關注，而且正是隨著這種對文學史上重要個案研究的不斷拓展和積累，才使他萌生了重新建構中國文學史的愿望，并進而在寫史的過程中得以憑藉其實證研究和理論剖析的雙翼而獨樹一幟。
章先生今年七十歲，自1954年1月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留校以來，如果略去因政治造成的損失不計，已從學五十年。他的主要學術成果，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歷年發表的一百余篇論文，大多已收入《獻疑集》（岳麓書社，1993）、《災棗集》（山東友誼出版社，1998）和《不京不海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三書中；二是以專著形式發表的《洪昇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中國文學史》（主編之一兼作者，復旦大學出版杜，1996）和《中國文學史（新著）》（第一主編兼主要作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三是由他單獨主持或與其他專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體項目如《辭海》的中國古代文學分科、《新編明人年譜叢刊》等。本文擬著重結合前兩類成果，分別就其實證研究、理論闡釋和文學史建構的學術成就略加述評。
一
章先生獨立從事關于文學史的個案研究是從1957年開始撰寫《洪年譜》而起步的，這同時也是他進行實證研究的首次嘗試。盡管當時學術界已開始關注清代成就最高的兩大戲曲家，但有關洪的生平交游、思想著述等基本問題，尚無人作系統而深入的研究。為全面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先后自費去北京、南京、杭州等地搜集到大量罕見資料，然后辨偽訂誤，五歷寒暑，終于在1962年完成全書。該書“引用書目”達246種，通過認真考證和排比，不僅首次全面細致地臚敘了譜主的家世背景、個人遭際、思想著述、親友關系等，而且還就洪氏“家難”、洪對清廷的態度以及“演《長生殿》之禍”等諸多有爭議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獨到的看法，把對洪及其劇作的研究推進了一大步。可惜由于種種原因，這部書稿塵封了十七年之后，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當時仍屬于學科前沿性質的成果，因而立即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稱揚它“搜羅宏富、取舍謹嚴、考訂翔實，論證有據”，1980年版《中國百科年鑒》將其列入1979年出版的研究中國文學遺產的四部優秀著作之一。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學術研究逐漸走上正軌之后，章先生繼續瞄準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個案，上溯先秦兩漢，中探六朝唐宋，下迄元明清，在一個更為廣闊的學術空間上下求索，僅就微觀考證而言，就發表了三十多篇論文。由于這些文章或是向既有定論挑戰，或與時論相左，或發前人所未發，因而往往會引起熱烈的討論，這不僅促使本學科相關領域的研究逐漸走向深入，而且對于改革開放初期學術領域的撥亂反正和后來引導學風從浮躁走向求實具有重要意義。
就微觀考證的對象而言，首先集中于本來資料匱乏的小說研究中的一系列個案上。具體地說，主要圍繞六大名著的疑難問題提出新說，受到質疑時或發現新的資料后繼續向縱深開掘，因而隨著歲月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每個專題都累積起一組既前后聯系又各自獨立的文章。一是考證《聊齋志異》的寫作年代，撰有《聊齋志異三會本·新序》、《〈聊齋志異〉寫作年代考》、《再談〈聊齋志異〉原稿的編次問題》三文，指出通行的十二卷本和十六卷本都是后人所編，唯原稿本共八冊，是作者按寫作先后排列的，原稿中的四冊雖已佚失，但通過對鑄雪齋抄本的研究仍可以考訂出正確的次序。然后考定該書前后寫作歷四十年馀，并進而推考出原稿各冊寫作的大致年代。正如英國學者白亞仁所評:“章氏的論點遇到各種反響，有些表示支持，有些表示懷疑，然而它有效地重新開展了有關《聊齋》寫作年代的整個討論。這一問題包含有相當的重要性，因為它極有助于認識作者生活與文學活動及創作發展之間的關系。”①二是考證《儒林外史》的原本卷數，先后撰《〈儒林外史〉原書應為五十卷》、《〈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再談〈儒林外史〉原本卷數》三文，認為事實如程晉芳所說原本為五十卷，而金和所說原本為五十五卷雖不足信，但其謂“幽榜一卷”即通行的五十六回本的最后一回為后人妄增卻是可信的，再進一步考出五十六回本中后人竄入的另外五回的具體內容和分布位置。三是考證小說《西游記》的作者，先撰《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認為吳承恩所撰的《西游記》只是一部游記類的書，與小說《西游記》名同而實異。文章發表后立即引起震動，蘇興、謝巍等隨即撰文商榷。于是又撰《再談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三談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予以答辯，徐朔方、黃永年、張錦池等也相繼撰文聲援，促使學術界不能不重新探討《西游記》的作者問題。四是考證《封神演義》的相關問題，共撰《〈封神演義〉的性質、時代和作者》、《〈封神演義〉作者補考》二文，分別對魯迅定作者為許仲琳、寫于隆慶萬歷間和柳存仁等主陸長庚作之說提出質疑，認為該書原是流傳于“說詞者之口”，后經許仲琳、李云翔寫定，而且李云翔是主要寫定者，最后的寫定時間在天啟末年。五是考證《三國演義》的寫作年代，先撰《三國志通俗演義·前言》，根據書中所附“今地名”小字注，首次考定該書當寫于元文宗天歷二年之前，竟引發了一場長達多年的爭論。稍后連撰《關于羅貫中的生卒年》、《關于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注的作者》、《再談〈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寫作年代問題》三文分別對周楞伽、王長友、張國光等人的質疑作了答復。后來由于嘉靖二十七年葉逢春所刊《三國志傳》的發現和影印以及明代黃正甫所刊《三國演義》被作為今存最早的《三國演義》版本而重新出版，又撰《再談〈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時代》、《關于〈三國演義〉的黃正甫本》二文，前者援引葉逢春本中新增的三條極重要的材料，進一步加固了原來的立論；后者則逐條論證了張志和用來證明黃正甫本早于嘉靖元年本的證據無一條能夠成立，然后指出黃本乃天啟年間刊刻的一個“草率而不負責任”的簡本，不能作為“現存明代最早的插圖古本”來吹噓，更不能因其未署名而否定羅貫中的著作權。六是考證《水滸傳》的相關問題，前后撰文四篇。其中《〈施耐庵墓志〉辨偽及其他》、《施彥端是否施耐庵》二文是赴江蘇興化和大豐縣進行實地考察后所作，前者論證1928年發表的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一文所據《耐庵墓志》、《耐庵小史》實為胡瑞亭本人偽造，后者論證1918年抄本《施氏家簿譜》所述始祖施彥端即施耐庵。而《關于〈水滸〉的郭勛本與袁無涯本》、《關于〈水滸〉成書過程的幾個問題》二文，則就相關論題提出了較符合實際的看法。在上述六大專題之外，還有涉及宋元明三代的單篇長文《關于現存的所謂“宋話本”》，對現存被稱為“宋話本”的所有文本逐一進行考證后得出結論:它們“實沒有一種是貨真價實的宋話本，至少已經過元人的增潤”——其中《京本通俗小說》是偽書（這是他所引述的馬幼垣、馬泰來的發現），《清平山堂話本》中的所謂“宋人詞話”五篇和“三言”中被認為是宋說話的三篇都是元代甚至明代的作品，講史類話本《五代史平話》、《大宋宣和遺事》和說經類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都是元刊本。
其次，還有一類是對于先秦至唐宋辭賦詩文作家作品疑案的考證。如《關于屈原生平的幾個問題》、《李白的婚姻生活、社會地位和氏族》皆提出獨到見解，但影響最大的還是對北宋幾位作家的連環案的探討，共撰文三篇。此舉主要是針對清人李紱《書辨奸論后》和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認為收入《邵氏聞見錄》的《辨奸論》乃邵伯溫偽作而發，1980年先撰長達四萬字的《〈辨奸論〉非邵伯溫偽作——兼論〈王荊公年譜考略〉中的有關問題》，以詳實的材料和嚴密的論證對李、蔡所舉證據逐一辨駁，指出蘇洵為斥王安石而作《辨奸論》事早在宣和七年（1125）方勺所著的《泊宅編》三卷本中即已提到，而過了七年之后邵伯溫才動手寫《聞見錄》，足見李、蔡二氏之說為無根之談。又因《辨奸論》還見于張方平所作《文安先生墓表》中，而隨后蘇軾作《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也提及《辨奸》事，于是李、蔡謂此二文以及蘇軾的另一篇《乞錄用鄭俠、王斿狀》也為偽作，章先生除在上文加以反駁外，還補撰《蘇軾〈乞錄用鄭俠、王斿狀〉非后人偽造》、《張方平與歐陽修、韓琦、司馬光的關系》二文進一步追根究底。對此，后來既有鄧廣銘先生撰文質疑，也有曾棗莊、王水照等學者撰文聲援。與此案近似的還有《關于李陵〈與蘇武詩〉及〈答蘇武書〉的真偽問題》和《〈玉臺新詠〉為張麗華所撰錄考》二文，前者逐一論證了以往認為《文選》所錄李陵《與蘇武詩》三首及《答蘇武書》乃后人擬作或假托的理由皆不能成立，因而提出應恢復李陵的著作權；后者則通過對徐陵《玉臺新詠序》的細致解讀，考定《玉臺新詠》乃是一位妃子所編，再將序中所述情況與當時的史實相參照，指出此書的編者很可能就是陳后主的妃子張麗華。文中還從目錄學的角度列舉有關著錄，以證明《玉臺新詠》并非一開始就署為“徐陵撰”的。他的這一考證如能成立，對中國女性文學的研究將具有重要意義。
二
章先生就文學史個案進行理論闡釋是從1962年秋開始的。在這方面他最重視的，是與劉大杰先生合撰的《論金圣嘆的文學批評》。該文原本是為劉大杰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而寫的一節，由劉先生改定；因全文從論點的確定到形諸文字都主要是他獨立完成的，所以作為論文于1963年5月單獨發表時二人一起署名，后來劉夫人李輝群女士編《劉大杰古典文學的論文選集》時則未收入。自建國后，金圣嘆一直被視為反動文人，至60年代初期就如何評價金圣嘆而開展的討論中，雖已發出過有限度的肯定性評價的聲音，但立即就遭到了諸如“美化封建反動文人”、“替反動文人翻案”之類的攻擊。而該文卻從剖析金圣嘆思想的矛盾入手，實事求是地論述了其在小說、戲曲、詩歌批評方面的成就和局限，其中尤其敏銳地認識到，金氏關于“遂萬物之性為成，成里邊有個秘訣曰曲，……乃萬物自然之曲也”的理論，實際上包含著個性解放的觀點，并且體現在其對《水滸傳》、《西廂記》和詩歌的評點之中，甚至明確指出:“金圣嘆的這種理論，與李贄的童心說和袁宏道的性靈說，都有相通之處。”顯而易見，這種思路與他后來從人性的視角來探討文學的發展是一脈相承的，但與當時的主流意見卻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所以，論文發表后不久就在國內遭到了頗為嚴厲的批評；而1972年美國紐約出版的王靖宇著《金圣嘆》②一書卻敏銳地看到了該文在當時的實際意義:
“劉大杰及其合作者章培恒在注意到金圣嘆政治思想中落后的‘封建主義'因素的同時，還指出其作為文學批評家的重要貢獻”。“如此將文學批評與政治區分開來，金圣嘆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成就便再次得以客觀公正的方式加以探討與考察”（見該書第七章）。
進入新時期以后，章先生終于得以展開雖早經歷練但束抑已久的雙翼，將實證研究與理論闡釋同時推進，原有疑誤而可深究者則施以考證，原無疑誤而可闡發者則出以論述。這對研究古代文學的學者來說，二者本無可軒輊；但前者畢竟只能在微觀研究方面取得進展，而后者無論在微觀、宏觀研究方面皆可向縱深拓展，這對致力于建構文學史的學者來說尤其重要。因此，章先生在理論闡釋方面，思想更為開放，視野更為廣闊，不僅有選擇地曾對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一系列范圍大小不一的文學個案作過解剖，而且非常重視文學觀念的更新和中國文學的古今聯系，甚至還就文學理論和現當代文學做過有異于時論的探討。例如，在1981年《試論魯迅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觀點》和2001年《魯迅的前期和后期——以“人性的解放”為中心》這兩篇顯然前后聯系的論文中，不僅對魯迅的解讀與眾不同，而且可以看出，他把現當代文學作為研究古代文學的參照是一以貫之的——這或許也成為其文學觀念的更新相對前衛的原因之一。所以，在這之間，他曾發表過《金庸武俠小說與姚雪垠的〈李自成〉》（1988）、《從武俠小說的發展看大眾文學的前景》（1991）、《從游俠到武俠——中國俠文化的歷史考察》（1994）等論文，前者是大陸學者對金庸武俠小說給予高度評價的第一篇論文，在當時曾引起強烈的震撼；后二文則從學理上就俠文化和武俠小說的古今演變進行了梳理。1996年又推出《文學與娛心》、《五四新文學與古代文學的關系》二文，前者通過對古代至現代文學創作與批評的考察，重新闡釋了文學的功能作用，認為追求文學的娛樂性應優于追求文學的教化性；后者論證五四新文學在中國是有根的，那就是在古代文學發展進程中早已形成并逐步壯大但從未占據主導地位的與其相通的各種因素。至1999年再撰《不應存在的鴻溝——中國文學研究中的一個問題》一文，則明確提出應填平因建國以來將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分割為兩個學科而形成的鴻溝，以便對中國文學作貫通古今的深入研究。
與此同時而就古代文學一系列個案所進行的理論剖析，章先生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各個案的主體（含某作家群或某個時代的作家）是否“比他們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而這些“新的東西”中尤其值得重視的正是那些與五四新文學相通的各種因素。因此，其所論述也都往往與當時的主流觀念相左。就所選個案的分布而言，以明清文學最多，論文達十多篇，如1983年發表的《論〈金瓶梅詞話〉》和《試論凌初的“兩拍”》、1986年發表的《李夢陽與晚明文學新思潮》等。在這些論文發表時，《金瓶梅詞話》和《兩拍》都是頗受貶抑、批判的小說，章文則把《金瓶梅詞話》作為中國小說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較之二三十年代魯迅、吳晗的評價又進了一步，與50年代以降的“左”的說法自然更大相徑庭；《兩拍》也被他視為晚明文學進步思潮中的代表作品之一。他的這種評價不僅被后來的許多研究者普遍接受，而且他據以作出此種評價的標準——對個人的欲望、要求（如“好貨”、“好色”等）的肯定，也漸漸成為研究明清小說者的共識。以其對晚明小說的這種評價為基礎，后來他又撰寫了《寫實主義成分在明清小說中的增長》這一宏觀論證的長文，首先對“寫實主義”這一更符合中國文學實際的范疇作了界定，然后深入細致地分析了寫實主義成分在《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中的具體表現和進展，認為“明清以來，我國小說本來就在朝著寫實主義的方向發展，向后來的新文學靠近”。從而將我國古代小說與現代新文學之間的聯系作了較具體的闡述。至于《李夢陽與晚明文學新思潮》一文，則側重于論述長期被文學史論著所批判、否定的倡導復古的李夢陽等人的進步意義，指出李夢陽反對宋人“主理”，力主抒寫真情，強調“真詩乃在民間”，不僅與李贄、袁宏道的主張有相通之處，而且對當時的文學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因而應視為晚明文學新思潮的先聲。在他這篇論文之后，有些研究者又陸續撰寫了論文和著作來闡述明代中期開始出現的李夢陽等復古派的進步意義。這在目前縱使還沒有成為明代文學研究者的共識，也已成為一種影響很大的觀點。他在這之后所撰《明代的文學與哲學》（1989），則從哲學與文學的關系出發，進一步論述了晚明文學新潮流是從元末明初（以楊維禎、高啟為代表）和明中葉（以李夢陽、唐寅為代表）文學思潮發展而來的，以史家的眼光梳理了自元末至明末的文學發展的脈絡。其次是頗為關注魏晉南北朝文學，有論文六篇。如1987年撰《關于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評價》，明確反對以“現實主義”作為衡文的圭臬，提出文學應以表現感情和創造美為出發點，進而認為魏晉南北朝文學出現了強調自我意識和致力于創造美的新傾向，應予以肯定。文章刊出后或全文轉載，或摘要報道，立即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劉世南還撰《究竟應該怎樣評價魏晉南北朝文學——與章培恒同志商榷》一文加以批評，認為問題的關鍵“就是抽掉了人的政治性亦即階級性”。他隨后撰《再論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評價問題——兼答劉世南君》予以反駁，并就有關問題作了進一步的闡述。這場論爭由于劉文的政治意氣大于學理思辨，對學術本身并無推進，但對于繼續肅清“極左”余毒和更新文學觀念仍有警醒意義。后來，章先生還撰《試論六朝文學的主流》一文，論證六朝文學的主流是追求華美和自然的結合，其中包含著十分重要的、具有進步意義的內涵。至于其他時代的個案探討，則以1989年發表的《從〈詩經〉、〈楚辭〉看我國南北文學的差別》、《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學——宋詩簡論》二文影響最大。前者論證《詩經》強調集體，《楚辭》則較注重個人，并由此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藝術風格，而這種南北文學的差別歸根到底是由不同的經濟條件決定的；后者認為宋詩以表現理智、抑制感情為主流特色，偏離了詩本以感情為基礎的軌道，相對于六朝至唐代的文學來說，是一種行進在下坡路上的文學。
三
80年代興起的“重寫文學史”的思潮，在中國大陸學術界蕩漾了多年，討論的文章連篇累牘，實踐的成果也紛至沓來。章先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于1987年承擔了編寫一部《中國文學史》作為全國自學考試教材的任務，隨后還應邀在《上海文論》主持對古代文學重加研討的欄目，從而開始了建構文學史的思考和實踐。上述論文中，有一部分既是這種思考過程中的成果，也是在為其建構文學史作準備。隨著文學觀念的更新和結合一系列個案研究而進行的思考，“文學的進步與人性的發展相聯系”這一理念日益明晰，最后被確定為描敘文學史的基本線索。全書竣稿后，于1993年底由國家教委自學考試委員會中文學科組專家進行審查并獲通過。但后來覺得該書對自學考試不盡合適，所以干脆改作獨立的著作交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該著以馬克思主義人性觀為指導，重新審視和建構中國文學史，卷首的《導論》對文學的性質和文學發展的主線都作了截然有異于國內一般文學史的深入論述，書末《終章》則討論了元明以來的文學發展與五四新文學的關系。無論是文學史觀，還是對文學史的宏觀把握與微觀考察，都有許多獨到的認識，令人耳目一新。打破了文學史研究的舊模式，開創了文學史研究的新格局和新境界。因而在當年舉行的專家研討會上，既稱它為“石破天驚”之作，也指出其不足之處。隨著新書的上市流播，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震蕩，報道評論如潮。但他很快就感到了此書的重要缺陷:沒有從文學的藝術特征的角度（他又稱之為形式的角度）來探討和描述中國文學的發展，也未能較具體地顯示中國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聯系。其后他讀了《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發表的孫明君《追尋遙遠的理想——關于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回顧和瞻望》一文（該文既肯定了復旦版《中國文學史》的出版“標志著古典文學研究打破了舊的思維定勢，完全走出了政治因素干擾的時代，使文學研究進入了自由的新天地”，又指出其“距離人們的期望尚有一定的距離”，例如“分期的標準依然是取決于王朝的更替”等），認為其批評深中肯綮。
章先生本是一位既執著地堅持真理，也敢于修正謬誤的學者，通過深思熟慮之后，他毅然決定再次重寫《中國文學史》。但此次的重寫不僅要繼續突破文學史研究中的舊模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首先從思想觀念上突破自我。因而他曾就文學的功能、內容和形式的關系、文學與人性的關系、人性的發展與文學的藝術形式及其美感的發展的關系、文學史的分期、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關系、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關系等一系列問題進行過深入的反思檢討，然后重組生力軍從事新的攀登，才重新建構了獨具特色的文學史體系，其成果于1998年以《中國文學史（新著）》為書名梓行于世，成為與“前著”（指復旦版《中國文學史》，下同）不同的另一著作。
所謂“新著”之“新”，自然是相對于“前著”而言。那么，它究竟新在哪里呢?試結合《導論》與正文，擇其要者略述如下。
首先，“前著”試圖將文學中的人性的發展作為貫穿中國文學演進過程的基本線索，但未就人性發展的態勢及其與文學的形式和美學特征之演變的關系作進一步的闡述，故在正文的具體描述中不能一以貫之；而“新著”則是以文學作品本身的演化為依據，著眼于人性的發展與文學的藝術形式及其提供的美感的發展之間的聯系，來描述中國文學的演進過程，因而使其從人性視角建構的文學史觀更近于科學，并真正成了全書的靈魂。
其次，“前著”偏重于思想內容的論述，有關藝術表現的分析相對薄弱，嚴格地說，并未真正涉及文學形式的演變進程；而“新著”則突破了“內容第一，形式第二”這種流行已久的觀念，認為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本是融為一體的，內容必須轉化為形式才能存在，進而才有美感可言，因此，離開了形式的發展就沒有文學的發展。而形式既是內容的轉化，與文學作品所表達的情感合為一體，自不能不受人性的發展的制約。這不僅在理論上是一大貢獻，而且使其在實踐中著眼于人性的發展來探討文學形式的演變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在“新著”的寫作中能始終關注文學形式的演進，并時有深入而異于時論的表述，使“前著”的缺陷得以彌補。
第三，“前著”仍循50年代以降的文學史著作的通例，按歷史朝代分期，不利于清晰地展示文學演變的進程；而“新著”則是依據中國文學自身的嬗變規律，將古代文學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個階段——這種分期方法固然參照過日本漢學家和20世紀前半期中國學者的作法，但因所依據的是文學作品的形式的演進趨向以及融合在形式中的思想感情所由依存的人性的發展趨向，故在具體分法上及其所賦予的內涵上實有區別——即先秦文學為上古文學，是我國文學的自發階段；秦至南宋末的文學為中世文學，是文學由自發到自覺并進一步深化的階段（其間又以秦漢為發軔期，建安至唐天寶末為拓展期，中唐至南宋末為分化期）。金末至清末的文學為近世文學，是由古代文學向現代文學蛻變而未能完成的階段（其間又以金末至元末為萌生期，明前期為受挫期，明中葉至清末為復興期）。僅從這種分期和各階段的“概說”，就可以對中國文學的演進歷程有簡明的了解。
第四，“新著”充分吸收編撰者和國內外實證研究與理論闡釋的有價值的成果，在許多具體問題上采取了新的做法，提出了一系列為“前著”所未及的新的見解。如第一編中以《詩經》為依據，探討我國詩歌從西周初年到春秋時代的發展過程；第二編肯定《大招》作于秦末，又把1993年出土的《神烏賦》與署為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一起作為西漢的故事賦來評論，還認為五言詩在漢武帝太初改歷以前已經出現，并已達到較高藝術水平；第三編以為四聲和平仄的區分、八病的發現和聲律的形成是受梵文的影響等等，像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
由此可見，“新著”無論在邏輯體系的建構和文學史規律的探索上，還是在文學史本體的考察和描述上，都較“前著”有很大的超越和創新，更與以往的同類著作大異其趣，已真正稱得上是獨樹一幟，成一家之言。但章先生并未就此止步，他的理想是要打通古今界限，繼續撰寫20世紀中國文學史，以建構一部自成體系而名至實歸的《中國文學通史》。
四
章培恒先生在學術上的上述特色，與他的老師的教導分不開。在注重實證研究上，他先后受教于朱東潤教授和蔣天樞教授；在注重理論闡釋上，則受益于賈植芳教授。
1952年秋，他因院系調整而由私立上海學院中文系轉入復旦大學中文系。這正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黃金時代，名師薈萃。他一進復旦，就受到了朱東潤、賈植芳教授等的熏陶。朱先生是一位不受權威束縛、敢于并善于獨立思考的專家，當時教他們古代文學，對當時的很多主流見解都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且都有自己的依據。如對于《詩經·國風》出于民間的這種幾乎為學術界所公認的說法，朱先生就作了十分有力的批駁。這使他很感振奮，并把這種治學精神作為自己的楷模。而朱先生對他也十分贊賞，在其所撰《自傳》中曾有生動的記述③。
1956年秋，章先生作為中文系的助教，開始接受蔣天樞教授的指導。蔣先生畢業于清華國學研究院，是陳寅恪先生的入室弟子，以治學謹嚴，不曲學阿世，而為陳先生所賞識和信任，后來并將保存和編刊自己全集的重任托付給他。他要章先生先從歷史和語言學方面打基礎，以三年時間讀《說文》段注、《爾雅注疏》、《爾雅義疏》和《方言》，同時讀《通鑒》，校點“前四史”，泛覽目錄、版本、校勘學方面的著作，從《漢書·藝文志》直到《書林清話》。這使章先生走入了一個新的學術境界。雖然學得很艱苦，但卻取得了很大收獲。所以后來日本著名學者伊藤漱平教授在論及復旦大學研治元明清文學的專家時曾說:“從師承來說，在復旦大學曾師事碩學陳寅恪博士的高弟蔣天樞教授的章培恒教授，與趙景深教授的學風有別而獨樹一幟。他的本領在于以目錄學、書志學為基礎，先提出大膽嶄新的假設，再努力加以證實。”④另一方面，他從1952年起就向賈植芳教授學習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學理論，而且還由此懂得了認真研讀馬克思主義原著的重要性。他在讀高中時就不止一次地讀過魯迅的小說集和雜文集，此時又系統地讀了新文學開始以來直到30年代的著名文學作品，還認真地讀了胡風的八本論文集。后來他雖轉而研習古代文學，但對現代文學和文學理論仍很感興趣，并反復地研讀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反杜林論》、《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原著。他自己說，他在對古代文學的評價、闡釋上，常常提出一些與時賢不同的見解，實緣于他的這種學習經歷。
注釋：
①引自《獻疑集》385頁附錄:白亞仁撰《〈聊齋志異〉文本的演變》（原載1984年12月版《哈佛亞西亞學報》）。
②ChinSheng.tan（ Twayne Publishers，inc，New York，1972）。
③參見《朱東潤自傳》第十三章（《朱東潤傳記作品全集》第四卷，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
④《明清章回小說研究·贅跋》，汲古書院，2003年。
原載《文學評論》2004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