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末秋初，紐約這座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酷暑雖已過去，氣候卻依舊炎熱。這時候，在曼哈頓島北面的一幢大廈里，仿佛將所有的喧囂和苦熱都關在了門外。大廳的擴音器里，不時傳出來自不同國度的聲音。氣氛熱烈而有序，人們的表情典雅而安祥。
這正是一年一度的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第十屆年會。來自歐美及東方數十個國家的數百名專家、教授云集在這兒，正在進行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術交流。一位個兒不高，長相卻秀麗、端莊的中年女性登上了講壇。她以十分嫻熟的英語宣讀了向大會提交的論文《中國文學史教學與比較文學原則》，引起了與會者極大的興趣與關注。這也難怪，來自中國大陸的聲音，在這樣的場合，是睽違多年了；而現在，首次將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研究信息帶給大會的卻是這樣一位正當盛年的女學者！不錯，這位女學者正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樂黛云。她之受到格外的歡迎與重視，不只因為中國大陸的比較文學研究在國際學術界缺席太久，也不只因為她是這次年會上來自中國唯一的女學者，更因為她的論文獲得了眾多專家的認可與好評。發言結束后，樂黛云在贊許的目光與熱烈的掌聲中走下了講壇。隨之她的論文被選入《美國比較文學與總體文學年鑒》（這可是與會三位中國學者提交的三篇論文中唯一被選中的一篇）！樂黛云當時受到的稱贊與鼓勵，讓她感受到榮耀與自豪。作為一個中國學人，她為能登上國際論壇與各國學者展開對話而興奮；她也充滿了自信，相信只要通過一些日子在國外的學習，她一定能夠趕上國際比較文學的研究水平，做出更大成績，并把這門學科最前沿的知識帶回國去，推動國內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究。
可是她出國進修一年的時限已到。她已經幾次接到了校方催她回國的通知，并且口氣一次比一次嚴厲。開始，她還可以用留下來參加這次年會的理由抵擋一陣，眼下會議已散，倘若再不歸國，她又將何以自處？在當時，像出國滯留不歸這種事，輕則是不聽組織打招呼，迷戀西方生活方式；重呢，那就很有“叛國投敵”之嫌。回國？留下？樂黛云，這位從云貴高原的大山里走出去，走向北大，又走向世界的貴州女子，此時此刻，她將何去何從？！
一次多么艱難的選擇！
走出大山
其實，樂黛云經歷類似的艱難選擇，并不是頭一次。那是1948年暑假。樂黛云未滿17歲，即以優異成績從貴州中學高中畢業，分別考進了北京大學、中央大學及中央政治大學三校，并接到了母校保送她升入北京師范大學的通知書。北大那時候在一般青年學子的心目中，就是中國的牛津，東方的劍橋，北大自然是她的首選；何況北大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革命學生運動的中心。樂黛云當時正一心向往革命，所以她渴望早一天奔向北大。可是北方正值戰火紛飛，父親從安全著想，根本就不同意她的打算，要她就近念自已執教的貴州大學。
樂黛云以為父親是擔心她到了北京會卷入學潮。她說：“爸，你放心，到了北大，我一心念書，不管別的事，還不行嗎？”
一向好性子的父親，這一回根本不聽樂黛云的任何保證和請求。他搖著手一連說了三個“不行”，然后坐在客廳里不再理她。樂黛云向母親投去求援的目光，可是母親好像什么也沒看見。樂黛云知道，母親原來是贊成她去上北大的，可是現在聽父親一說，母親也變得猶豫了。
“反正都是大學，”父親悻悻地說：“哪兒念不是一樣！”
樂黛云同父親大吵了一場，仍然沒有轉機。她委曲極了，“不讓念北大還不如讓我去死！”她冷冷地扔下一句話，轉身走進了自已的房間。
樂黛云說的是氣話，卻嚇壞了母親。母親跟了進來，流著淚勸她，一邊答應去說服她的父親。樂黛云的話也震懾了父親。說實話，讓女兒放棄北大，他也很不甘心。現在，女兒的話讓他震驚之后深陷痛苦：女兒性格開朗，卻受不得委屈；心地善良，卻很堅韌。女兒一旦拿定主意，是說得出也做得到的。父親不得不軟了下來，當妻子走來勸說時，他嘆口氣，說：“世道不好，我原想一家人呆在一起，茍全性命于亂世罷了，她既有此心，那就讓她出去闖吧，不過只能去念中大。”
母親還想再說什么，父親搖搖手，制止了她。
中央大學在南京。父親的想法很清楚，上南京念書比較安全。因為在父親看來，時局最后的發展，至多是國共兩黨劃江而治。共產黨占領北京是遲早的事，最后會統治北方；國民黨雖說已大失人心，但有美國人支持，一定會盡全力保住長江以南半壁江山。女兒去到南京求學，召之即回，既滿足了女兒外出求學的心愿，又少一些風險。
樂黛云看出了父親的心思，她還想爭辯，這一回輪到母親向她使眼色了。樂黛云不再言語，她想母親總會有辦法幫助她。果然，夜里待父親睡下之后，母親才說：“你父讓你去南京念中大，他能夠答應的，只能到這一步了，別再逼他。……傻孩子，只要離了家，上哪兒，不都是你自己的事？”
樂黛云撲到母親懷里，笑了。
北大情結
八月里，她來到武漢，在北大新生接待處的安排下，他們一行十余人，順江而下，經由上海、天津，不顧一切地奔向了北大。北大果然名不虛傳，自蔡元培先生擔任校長以來，數十年間所形成的北大自由精神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來到這兒求學的每一位學子。樂黛云這個從山國里跑出來的女孩子，在故鄉時接受了新派父母與西方文化的影響，對自由更仿佛有一種天然認同的能力。“全國最高學府濃厚的學術氣氛，老師們博學高雅的非凡氣度深深地吸引著我。”她睜大了好奇的眼睛，注視著這里的一切；凝神靜聽，擔心漏掉了她所崇敬的先生們的每一句話語。其中尤其是聽沈從文的國文兼寫作課，廢名的現代作品分析，她更是懷了濃厚的興趣。先生們的教誨不僅豐富了她的學識，也陶冶了她的人格。到次年一月，平靜的氣氛就被北京城郊傳來的陣陣炮聲打破了。樂黛云參加了學生自治會的工作，一方面積極參加革命文藝的排練和演出，一方面通宵達旦地閱讀俄國特別是蘇聯革命時期的文學作品。站崗護校，校對革命宣傳品。樂黛云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和無畏，引起了組織上的注意，她被吸收參加了黨的外圍青年組織。元月下旬，她與同學們在繁忙中迎來了北京城的和平解放。
1950年暑假，樂黛云被選派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第二屆世界學生代表大會。會后樂黛云又經歷了一次選擇。回國之前，她突然被領隊的秘書長召見，問她是否愿意留在全國學聯駐外辦事處工作，待遇相當優厚，還有機會到莫斯科大學留學。這在許多人看來，是組織上的信任，也是十分難得的機會，沒想到卻遭到了樂黛云的拒絕。晚年當她回顧這件事時，說：“我對此引誘一口回絕，自已也說不清是什么原因。我雖然積極參加各種革命工作，但內心深處卻總是對政治懷著一種恐懼之情。這種內心深處的東西，平常我自已也不察覺，但在關鍵時刻卻常常決定著我的命運。”那種被她稱之為“內心深處的東西”，固然有著一向恐懼政治的父親的遺傳，也同時是北大人的一種情結，是向往自由的精神，也是對文學、對學術的深深眷戀。此后不管是春光明媚，還是凜冽霜天，都沒有能夠改變她的意志。如同她后來所說：“我不敢肯定，我惟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轉折的各個關口，縱然再活千遍萬遍，我的選擇還是只有一個—叫匕大。”
北大畢業后，樂黛云留在系里擔任現代文學史助教，她的指導教師是以《新文學史稿》名世的北大教授王瑤。樂黛云遂了留在北大的心愿，又是系上最年輕的助教，高興自不必說。那時候她入了黨，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就是當年從武漢將他們一群新生領到北大去的程賢策。這樣好的工作環境與人際關系，應當是造就人才的最佳組合；不久之后樂黛云也有了自已的小家，夫君是在北大哲學系任教的湯一介。家庭和美，事業順遂，樂黛云滿心以為黨和國家把一切條件都準備好了，她只要放開手大干一番，定能站穩北大講壇，摘取學術上的桂冠。樂黛云將母親從貴州故鄉接到北京，幫她操持家務，她像漲滿了風帆的船兒，真的要出海遠航啦！
凜冽霜天
誰也沒有料到，1957年那陣無情的反“右派”狂風，打得她暈頭轉向，檣傾楫摧，刮落了她的風帆。
那是為了籌辦一份年輕教師們自已的學術刊物。當她為了籌措經費去向先生們募捐時，受到了王瑤老師的嚴辭拒絕。這位充滿睿智的文化老人，以他平生閱人歷世的經驗，洞察中國傳統文化及其治者心態的目光，注視著她，向她提出嚴厲警告：絕對不要搞什么“組織”，出什么“同人刊物”，必須對那種大張旗鼓、來頭很是蹊蹺的“鳴放”熱潮保持清醒的頭腦……雖然王瑤先生當時未必就很清楚反“右派”會是一場成竹在胸的“陽謀”……
樂黛云聽從了嚴師的勸告，卻已經來不及了。王瑤先生不幸而言中，樂黛云同她的年輕伙伴們果然被一網打盡。她本人首當其沖，成了北大中文系“反革命集團”“頭目”，“極右派”，被開除團籍、黨籍，開除公職，發配下鄉，監督勞動，每月生活費16元。厄運到來時，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出世剛滿月，系里某位領導發了善心，讓她延遲半年下鄉。半年期滿，她已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利，來不及同正在鄉下辦學的丈夫告別，第二天就凄凄惶惶地踏上了去接受“監督勞動”的鄉村公路。
樂黛云在北京西郊大山里勞動改造的經歷，后來她在國外進修時曾寫入《面對風暴》一書。那種苦難一直持續到1962年底。5年的青春歲月，正是一個學人在學術上奠定基礎，開始有所建樹的黃金歲月，可是樂黛云那雙本該緊握教鞭的手，只能去提起放豬的牧鞭；她那本該在中國最高學府中肩負學術重擔的肩膀，卻只能去將那些修水庫、壘豬圈的石頭一塊一塊地扛下山來。將近兩千個日子，她只能在沒完沒了的苦工和蔑視的目光里度過，在看不見盡頭的焦慮和對家人無盡的牽念里捱過。她每天“累得半死，回住處倒頭一睡，千頭萬緒，化為一夢。”幸而被監管的右派里只有她一個女性，她得以住到一戶老貧農的家里。而這戶農家的老兩口，正如同承載我們的大地一樣，寬廣、厚實、純樸、善良，給予她無私的呵護與關愛，這才幫助她度過了饑餓的年代。
剛到鄉下的艱難時刻，是文學幫助了她。做北大學生時，她曾讀過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伏契克面對死亡的樂觀主義感染了樂黛云，憑借一個異國革命者的精神力量，她戰勝了曾經的艱難困苦。
當勞累與饑餓緩解之后，隨之而來的是更難耐的寂寞。這時候，又是文學拯救了她。秋末冬初，樂黛云將分派給她放養的小豬趕進山里。她獨自立在核桃林外，霜天凜冽，凍云不飛，四下里看不見一個人，只有死一般的寂寥。她感到沉悶，仿佛透不過氣來。百無聊賴中她抬眼去看天上的云片，“那些破絮一樣的云，如同一帖膏藥，糊在我這寂寞的心上。”啊，這是誰寫的句子？她想起來了，是長期在北大執教的季羨林先生寫下的句子！從前她很喜歡讀季先生的散文，而這個比喻就出自他的散文《寂寞》。現在那些灰暗的云，不也仿佛將她那顆無可憑依的心，糊得一絲氣兒都不透嗎？她想起先生筆下的那棵美麗的樹：春天，它曾嵌著一顆顆火星似的紅花，輝耀著，像火焰；夏天，它曾織著一叢叢茂密的綠，在雨里凝成濃翠，在毒陽下閃著金光；然而在這嚴酷的冬天，它卻只剩下刺向灰暗天空的、丫杈著的、光禿禿的枯枝了……樂黛云回過頭來，眼前出現的正是那一片掉光了樹葉的核桃樹，是那些橫斜在空中的光禿禿的枯枝。她想起自已年輕的生命，剛剛開始的人生所受到的摧殘，與這樹的經歷多么相似，難道自已真的就成了枯枝？她的心在顫抖，只感到全身發冷。她繼續默誦季先生的文章：這枯枝并不曾死去，“它把小小的溫熱的生命力蘊蓄在自已的中心，外面披上剛勁的皮，忍受著北風的狂吹，忍受著白雪的凝固，忍受著寂寞的來襲，切盼著春的來臨。”樂黛云終于回到了北大。曾經的錯判被當權者悄悄地、有限度地改了過來。她恢復了公職，盡管只能做一個資料員，她還是很高興。一家人團聚了，而做資料工作，對于她，“倒真是因禍得福”，“一來我可以躲在資料室里，逃過別人的冷眼；二來我必得一字一句，對照各種版本，求得確解。這是硬功夫，大大增強了我一向欠缺的古漢語功底；三來這些極美的詩給我提供了一個可以任意遨游的美麗的心靈世界。”
就這樣，樂黛云在不公平的待遇里為自已找樂，一面也就在人生與學養兩個方面不斷地吸吮、儲備。在看不見前途的微光里，這一切都只能依靠對于生命的熱愛，對于學術追求的執著去支撐。走出山國的女子樂黛云，也許還比她的同事們更多了一點大山一般扎實、堅韌的情懷。山里人既能樂天知命，隨遇而安，卻又往往不愿服輸，因而敢打硬仗。這幫助她度過了后來在“文革”中更為漫長而艱苦的日子。她不僅以頑強的生命力活了下來，更以勤勞、賢惠保住了自己的家。當情況好轉之后，她回到北大，憑著她多年身陷苦難卻從不放棄的執著，和對于知識和專業的積累，重新登上了講臺，找回了一度失落的學術生命。在“反右”時與她同時被打入另冊、后來又回到系里任教的裴家麟先生，曾有一首《詠楓》的詩相贈：
凜冽霜天初露魄，紅妝姹紫濃于血。
回眸相望空相知，衰朽叢中有絕色。
絕色霜楓
樂黛云的精神正顯示出凜冽霜天中霜楓那火一般的絕色。誠如她后來所說，絕色霜楓，“它意味著過去的艱難和痛苦并非全無代價，正是這些艱難和痛苦孕育了今天的成熟和無與倫比的生命之美！”樂黛云成熟了，她已有能力應對1982年10月所面臨的那一次選擇。
樂黛云深知，她這一次出國不容易。那時候出境的困難，非今日可比。現在她一旦如期回去，再想出來，怕就不容易了。她必須抓住這次機會，繼續她的學業。恰在這時，加州伯克利大學給了她一個訪問研究員的位置，她不再猶豫，不顧一切地趕到了那兒。
樂黛云在伯克利工作了兩年。她非常喜歡那里自由討論、自在生活的風氣。她的學術顧問是著名的跨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系的西里爾·白之教授。從他那兒，她得到不少新的啟示。對于什么是比較文學，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研究的方法，學科的建設，乃至向比較文化方面的延展等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她越來越感覺到，在世界文學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只有放在世界發展的背景下，進行跨文化、跨學科的比較研究，才能讓更多的人們了解并讀懂它。而不同文化體系中孕育、發展起來的國別文學，就是要通過比較文學的研究，互識、互證、互補，從而實現對人類不同文化的溝通和理解。她在更加宏觀的文化背景上思考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完成了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第一本著作《中國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接著又在她的美國朋友卡洛琳女士的幫助下，完成了那本20年回憶錄的寫作。該書出版后，美國《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及英、德、加拿大等國的20多家報紙相繼發表書評，極為推崇，并因此榮獲美國西部“灣區最佳書籍獎”，在海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984年，樂黛云的學業完成了，又到了回國的時候。樂黛云這時在國外已頗具聲名，留下來不成問題，何況湯一介先生當時正應哈佛大學邀請在美國訪問，他們的一雙兒女也正在美國求學，留居美國在許多人看來都會是他們順理成章的選擇。但是他們卻出人意料地回來了。“曾經滄海難為水”，她心里那個北大的情結解不開，她那個要振興與重建中國比較文學的愿望放不下。秋天，他們回來了。北大校園里出奇地安靜，連她抗命滯留國外的事，也很少有人提起。“時代真的是變了，”她說，“我一時還不習慣已獲得的新的自由，仿佛剛從夜夢中驚醒的宿鳥，還不習慣耀眼的陽光，但很快就要展翅高飛了。”
不久國內即掀起文化反思的熱潮，中國文化傳統正面臨著現代化的猛烈沖擊。更多的人需要了解我們已經被切斷多年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大趨勢下，文化的走向如何？它需要揚棄些什么，吸納些什么，才能免于游離在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之外？……種種迫切需要回答和解決的問題，都提到了中國文化學者的面前。在急切的社會需求之中，還未來得及喘一口氣的樂黛云與湯一介夫婦，立即參予了中國文化書院的籌建與成立。在梁漱溟、馮友蘭、季羨林、張岱年諸先生的支持下，他們舉辦中外文化比較研究班，首期報名參加函授學習的學員即達一萬二千余人，一時蔚為大觀。這次比較文化的普及教育無疑為比較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不知疲倦地講學，沒日沒夜地寫作，不斷地接見來訪者，樂黛云進入了她的學術生命繁榮旺盛的黃金時代。
而當時國內學術界及文科大學里已在胎動著比較文學研究的新潮，北京大學成立了以季羨林為會長的比較文學研究會，由季羨林主編的《中國比較文學》在上海創刊；在南開大學、天津師大等校召開的外國文學研討會上已經討論過組織比較文學學會的問題；而第一屆中美比較文學雙邊討論會在北京剛剛開過。遼寧、上海、吉林、江蘇、貴州……等省相繼成立了地方性的比較文學學會，~1985年6月，很多大專院校都開設了比較文學課程。這年10月，由36所大學和科研機構共同發起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在深圳成立，同時召開了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討論會，會上樂黛云被選為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大會第一次匯聚并檢閱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隊伍和成果，會議收到論文121篇，讓樂黛云特別高興的是，無論是會議的參與者，還是論文的提交者中，40歲以下的青年人占了70％以上，這足以表明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開始了一個新的起點。她在大會致辭中無比興奮地宣告：“在這里我們已能眺望到那無限輝煌的中國比較文學發展的前景。”
十多年過去了，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證實了樂黛云的預言。其發展的盛況有目共睹。樂黛云一面帶著博士生，負擔著繁重的教學與學會工作，一面從事比較文學及比較文化的研究。出版和編譯的學術專著多達十余種，一面又以最大的熱情撰寫那些介紹和普及比較文學比較文化方面的文章，擔負起啟蒙的任務。這些年里，她不僅推動了國內比較文學的研究與教學，更奔波于歐美、非洲，在國際‘隆的比較文學學術會議上，讓世界聽到了來自中國的聲音。近年來她以中、英文在國內外發表的多篇論文產生了較大影響。這一切都為樂黛云贏得了殊榮：她不僅在國內被多所大學聘為兼職教授，還獲得多個獎項。1990年，她獲得了加拿大麥克馬斯特榮譽文學博士學位，隨之擔任了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主席，并在世紀之交被英國傳記學會授予20世紀2000名世界杰出學者銀質獎章。
樂黛云不僅是中國的學者，也是世界的學者，是貴州人的驕傲。如同一位拓荒者，她在中國比較文學的重建中，功不可沒。季羨林先生在談到樂黛云時，贊揚她不留戀太平洋彼岸那為許多人求之不得的“人間的樂園”，也無心撈一頂能夠唾手可得的“烏紗”，卻只選擇了回國，選擇了北大，并且一呆就是一生。他說：“我覺得，在當前的中國，我們所最需要的正是這一點精神，這一點骨氣。我們中華民族所賴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正是這一點精神，這一點骨氣。我們切不可等閑視之。”
這正是絕色霜楓的精神。
絕色霜楓，樂黛云當之無愧。 《傳記文學》2004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