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教授，我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教育家和書畫家，是集學術、藝術于一身的大學者，又是杰出的翻譯家。在6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饒先生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造力，孜孜不倦，勇于探索，在學術和藝術等領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為“潮學”的倡導者和奠基人，饒老幾十年來矢志不渝地進行“潮學”的研究和探索，使潮汕文化及中華文化發揚光大，走向世界。
饒宗頤先生為潮州人，長期定居香港。1917年6月，他生于廣東潮州一個富裕的書香門第，只上過一年中學，從幼年開始，饒宗頤就沉浸于父親數以萬計的藏書海洋中，每天與書為伴，與詩為偶，16歲開始便繼承先父遺志，續編其父饒鍔的《潮州藝文志》。其編撰的《楚辭地理考》開辟了楚辭研究的新領域，此書在上海的出版使29歲的饒宗頤一舉成名，從此他便專攻文史而一發不可收拾，同時又從鄉邦文化拾級而上，最終成為漢學界的泰斗級人物。
饒先生后來成為海內外著名的經、史、考古和文學家，并且對詩、書、畫造詣極深，治學的領域更加廣泛，遍及10大門類，如敦煌學、甲骨學、楚辭學、宗教學及華僑史料等各種學科，著書立說不勝枚舉。僅其中的《20世紀饒宗頤學術集》便有12卷，內容超過1000多萬字；專著60多部；各種論文四百多篇；通曉英語、法語、日語、德語、印度語、伊拉克語等6國語言文字；他對中古梵文和巴比倫古象形文字頗有研究，有些文字連其本國人亦少有精通，作為一個潮籍的中國人，能通曉異國的“天書”，其天才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說：“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
今年是饒宗頤先生90壽辰。家鄉潮州為其準備了一份大禮——今天，饒宗頤學術館新落成，為饒先生賀壽。
雖然連日風塵仆仆，但先生看起來仍然精神矍鑠。昨日，我們走近饒宗頤，傾聽先生談潮學、談家學、談做人做學問。。
關于潮學
研究潮學歸根到底需要著眼于潮汕平原，不能單純以潮州還是汕頭，或者揭陽來論
記者（下面簡稱“記”）：饒老，在您90華誕之際，潮州饒宗頤學術館新館落成，您總纂的《潮州志》，在歷經半個多世紀后又在今年重刊。這次重回故鄉有何感受？
饒宗頤（下面簡稱“饒”）：1965年《潮州志匯編》完成時，我在序文尾寫道：“久去鄉關，累十余稔，山川喬木、望之暢然……”我對家鄉山水和一草一木之思，拂之不去。韓愈在潮州先后僅8個月，他教育學生、開辦學校，潮州人很感激他。韓愈的文章大江大河，很有氣派，我做學問、寫文章都學他。
《潮州志》的再版對研究和弘揚潮汕文化，是一件惠及子孫后代的大事。潮學是地方史的一部分，地方史是國史的基礎，潮州學實也為國學之一部分。
記：現在距離您上世紀90年代初提出“潮學”已經過去了10多年，您怎么評價“潮學”目前為止的成就和未來發展方向？
饒：1992年我提倡“潮州學”之研究，因此前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客家學研究”所觸動。潮汕文化不僅具有一般中國文化之底蘊，涉及民族學、考古學、語言學、民俗學、地方史、地方志等等，而在近代史上，內地移民史和海外拓殖史，潮人在這兩方面的活動記錄一向占有極重要的篇幅。
10多年來，“潮學”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潮州學”當前或今后的發展方向，我認為本土方面，要繼續進行田野考古的發掘，進一步加深對潮汕古史之研究，重點為古揭陽之研究，要使潮人對本土的歷史知其本源。另一方面，方志的繼續整理出版十分有意義。潮州市方志辦在這方面很有貢獻。海外方面，潮僑的研究十分重要，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在這方面進行大量的工作，極富有成果。
記：近年來潮汕地區關于“潮學”是應該叫“潮州學”還是“潮汕學”一直有爭論，特別是在網上網民的爭論更是激烈，甚至一些旅外潮人也加入其中，對此你怎么看？
饒：“潮學”究竟叫“潮州學”還是“潮汕學”的爭論其實并不重要，研究潮學歸根到底需要著眼于潮汕平原，不能孤立地割開單純以潮州還是汕頭，或者揭陽來論。
記：隨著今年哥德堡號訪穗，廣東乃至全國都掀起一股“海上絲綢之路”熱。您是“海上絲綢之路”概念的首創者，您對這方面的研究現狀有何建議？
饒：上世紀80年代，我在廣州南越王墓看到波斯銀器，跟我在法國看到的一模一樣，當時我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這個概念。廣州始終是整條絲綢之路最重要的港口，廣州人要愛惜自己在海上交通史上的地位。三國、六朝和唐代，關于廣州地面的材料有無數之多。像南海神廟應該抓緊開發，西來初地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也應進一步明晰。如果宣傳和挖掘得不夠，這個“起點”就會被人家拿走。
關于家學
現在的家庭教育很難使孩子從小就接受傳統文化的耳濡目染，國學熏陶幾近于零，很可惜
記：潮州既是您的故鄉，又是少年時學術起步之地，您父親的“天嘯樓”曾是粵東最大的藏書樓，在今天“家學”已經成為普通家庭一種奢望的時代，您怎么看待“家學”為您日后學術研究打下的基礎？
饒：我有4個基礎是直接來自家學：一是詩文，是跟父親、跟家里的老師學習的。家里從小就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散文；第二個是佛學；三是目錄學；四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在無拘無束的學習環境下，我從小就養成了獨特的學習習慣和方法，這對我以后做各方面的學問研究很有幫助。
以我的經驗，家學是學問的方便法門，因為做學問，“開竅”很重要，如果有家學的話，由長輩引入門可以少走彎路。現在的家學已經到了末路，我覺得有家學基礎的學生應該被作為特殊人才來培養。
記：您被認為是最后一名“通儒”，做學問以外，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造詣都很深厚，可在現代學校的教育中已經很難“復制”這樣的成功經驗了。
饒：古人治學，琴棋書畫都有很大關系，這是傳統文化的一種熏陶。我對書畫、詩詞的興趣在很小時候就被父親培養起來了。我小的時候，上正規學校反而成了“副業”，同錢穆先生一樣，我不是受正規的學校教育，是靠讀書，慢慢積累、悟到的。父親交往的都是些當地的文化人，他們成立了詩社，常在我家后花園吟詩作對、切磋學問，其中有后來中山大學著名教授詹安泰，他當時是金山中學的教師。家里從小就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寫散文。這一點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學中文系都沒有這種訓練。現在家庭教育出現斷層，很難使孩子從小就接受傳統文化的耳濡目染，國學熏陶方面幾近于零，很可惜。學校培養出來的都是同一模型，現在的中文系學生不能寫古文、不能寫古體詩，這樣就跟古人隔了一層。中國傳統文化都蘊藏在這些古代文體里面，不掌握它們，國學研究沒辦法突破。不能創作，只有理論，他們借外國的理論硬裝進去，自以為理解了的其實是誤解。
關于治學
治學領域廣泛是我一個特點，多種興趣的結果是互相聯系、互相啟發、相得益彰
記：您一生閱歷豐富，“世界五洲已歷其四”，會梵文、英、法、德等多國文字，研究涉及到史學、甲骨學、敦煌學、詞學、楚辭、目錄學、考古學及書畫等多個門類。很難想象您怎么會有如此過人的精力和廣泛的興趣？
饒：治學領域廣泛，這是我一個特點。多種興趣的結果是互相聯系、互相啟發、相得益彰。視野開闊了，聯想層面就多，作比較也就客觀、親切了。
記：要說您學術之“奇”，有一點是大家公認的，在許多陌生的領域開荒播種，例如率先編著詞學目錄、楚辭書錄等；治楚帛書之第一人；率先把印度河谷圖形文字介紹到中國；研究敦煌本《老子想爾注》之第一人……據說您身上這樣的“第一”有百項之多！
饒：現在是一個制作模型的社會，但我制作了自己的模型，我不想跟著別人走過的路走下去。
記：好些人說您是奇才，寫的東西多，出手快。迄今您已發表專著六十多部，內容字數以千萬計！
饒：其實我寫文章也很辛苦的，靠忍耐，靠長期的積累。我有一個特點，就是寫出來的東西不愿意馬上發表，先壓一壓。我有許多文章是幾年前寫的，有的甚至有十幾年、二十幾年，都不發表。舉例說，前幾年發表的《郭子奇年譜》，那是我20歲時寫的，50年以后才拿出來發表。
我治學的另一個特點是敢于否定自己，對于學術問題我敢于不斷修正、自我改進。有時候關于一個問題，要寫三四篇文章，好像反反復復，其實是不斷推進。這種修正跟前邊所說的謹慎發表文章并不矛盾，因為有些領域是沒人涉足的，有些考古材料是第一次發現的，在這方面我有勇氣首先去探討，不足了再改正，再補訂。
記：幾十年中，誰對您做學問的影響最大呢？有人說你最佩服的是晚清百科全書式的大學問家沈寐叟先生？
饒：我看王國維的書才受到他的影響，王氏的很多學問實際上是從他那里來的，如文字音韻訓詁，和蒙古史，乙庵先生是不大著書的，但他的學問規模卻很大，我覺得做學問應該有這種開闊軒昂的格局，這樣才可以把學問做得圓融，有通識。
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有一位印度人。他是一個律師，一個大大的學者。他寫了兩套書，其中一套是印度的文化史。不像一般的文化史只是羅列事情，他把每個概念都窮追到底，追到源頭，給人非常透徹的感覺。幾十年前，我見他時，他已經90歲了。他的治學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動，以后我也是這樣“溯源”不已，然后再“緣流”而下。
記：您在總結自己一生治學心得時，說得最多的兩句話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行”的過程中，您最大的樂趣是什么嗎？
饒：最大的樂趣，就是我從書本上得知的東西，在所到的那個地方做了親自的驗證。我會滿意地說，原來如此；或者是又受到新的啟發，產生了新的疑問。回來后，就繼續查書、研究，追尋問題的結論。
記：在一般人印象中，做學問是十分清苦、單調的，您是否也有過厭倦和苦惱呢？
饒：基本沒有，偶爾有時也會很快克服。我每天都生活在問題之中，新的東西有問題，老的東西也有新的問題，做學問的人不肯罷休，就是能不斷發現問題。研究的過程本身就是很有趣味的，令我欲罷而不能。我的求知欲征服了我整個人。
關于人生
多年來，我養成了一個寧靜的心態，排除掉各種煩惱，所以才能“定”在做學問上
記：您看上去一點都不像90歲的人了，還是精神抖擻，思維敏捷，聽說您練氣功和瑜伽都是行家，在養生方面有什么秘訣嗎？
饒：身體是做學問的本錢。做學問時，我完全投入，疲倦了，我會停止；吃東西，飽了就馬上停止。自14歲起，我學“因是子靜坐法”，我早上會沐浴和靜坐，然后散步，晚上9時必寬衣就寢。我的飲食起居都很隨便，中餐西餐、南國北土我都能適應。季羨林先生說我善于收集和利用材料，這里邊不僅包括我看到的材料多，也有我的記憶力強、聯想豐富的原因。我90歲了，健康還可以維持，我就覺得這點可能是上天要我做多一點事情，我自己也不能解釋。
記：您的一生其實可以有很多選擇，比如經商，為什么終生癡迷學問矢志不改呢？
饒：佛教講求一個“定”字，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養定力。我16歲時父親辭世，作為長子要管父親的產業，又要完成他未畢的著作《潮州藝文志》，只能夠把他的學術延續下來，但是生意就沒辦法管了，在我手上家財慢慢散了。多年來，我養成了一個寧靜的心態，排除掉各種煩惱，養成自己心里頭的干凈和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學問上。
記：如今這個年代或許不太適合搞學術研究，商業化的侵襲，功利心態對人的誘惑太大了。您的字在拍賣行一字敵萬金，畫值數十萬、上百萬，可您一直深居簡出，淡泊名利，非常難得。
饒：商業對文化的確是一個挑戰。現在書畫家很少知道“墨謔”的情趣，他們扳著面孔作畫，只看著錢，書畫家要回歸到“藝術本源”上去。
原載《南方日報》2006年12月1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