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寫一篇介紹饒宗頤先生的文章并非易事。因為先生“業精六學，才備九能”，迄今已出版著作50余部，發表論文400多篇。在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書畫、音樂、韻學諸方面都有驕人的成就，在海內外享有崇高的聲譽，稱他是哪一方面的“家”都不足以概括先生的學術成就。因而有學者戲稱饒先生是“有家難歸”的大學者。“有家難歸”是因為“家”太多了，“歸”到哪一家都不合適，故云。成就如此之高的大學者，要介紹他就得讀懂他的著作，了解他的學術思想及至家庭、社會背景。然而我們做不到這些。有幸的是，作為潮汕家鄉的學子，我們多次得到饒先生的指教，為饒先生的入品、學識所深深折服。現愿意把我們所了解到的饒先生的故事和成就告訴大家。
一、家學淵源，少年才俊
饒宗頤先生，字固庵，又字伯子、伯鐮，號選堂，廣東潮州人。1917年8月9日（農歷丁巳年六月二十二）生于粵東文化古城潮州的一個書香世家。
饒先生的家鄉潮州，座落在美麗富饒的粵東韓江三角洲，在宋代便己有了“海濱鄒魯”的美譽。這里商賈如云，人文鼎盛。饒先生的祖上原居江浙，后經閩入粵，定居潮州。饒先生的父親在家中排行第三，名寶璇，初字純鉤，后改字鍔，號鈍鹿，又號茲園居士。饒鍔老先生早年畢業于上海法政學校，不但飽學，而且思想進步，參加過陳去病、柳亞子創辦的文學團體——南社。饒老先生喜買書，喜藏書，見到喜歡的書就買來讀，并收藏起來。他的藏書樓叫做“天嘯樓”，儲書達十萬卷。饒老先生讀書既多，學富五車，尤工于詩文，精于考據，方志譜牒，更是擅長，曾著有《<佛園記>疏證》、《王右軍年譜》、《慈禧宮詞百首》、《潮州西湖山志》等，還當過《粵南報》的主筆。饒老先生還是位豪俠儒商，在潮州開有錢莊，但他不是守財奴，他不但喜藏書，還喜廣求天下奇士，青年進步作家馮印月、馮瘦菊、馮素秋（“左聯”五烈士之一馮鏗的兄、姐）都曾與其交往．得到過他的支持。
饒宗頤先生的母親蔡老夫人是名門閨秀，祖父蔡一桂，清同治年間曾任資政大夫，父親蔡子淵是進士出身，曾任戶部主事。
在這樣良好的家庭環境中，饒宗頤先生從小就培養了好學多思的優良品格。先生小時候喜歡讀《三國演義》、《封神演義》、《三俠五義》等一類古典小說。6歲時，開始練書法，學國畫，尤其喜歡畫佛像，8歲時，就讀于潮州城南書院。9歲時，己能閱讀《通鑒綱目》、《紀事本末》等古籍。至10歲，便能誦《史記》篇什，歷閱佛典經史和古代詩詞曲賦。11歲時，從畫家楊栻（1886－1966，字壽玬，又字壽楊）學習繪畫山水、花鳥及宋人行草、名家法貼。他很喜歡任伯年的作品，曾將楊栻家所藏的任伯年名作一百多幅都臨摹了一遍。這為先生日后的書畫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30年，饒宗頤以優異的成績考進省立金山中學初中部。但在這里，他總有“吃不飽”的感覺，對課本中的唐詩宋詞或《古文觀止》里文章他早就爛熟干心，而他認為不用在此浪費大好的少年光陰，僅讀了一年他便不再讀了，倒是當時教古文的一位叫王弘愿的老師，指導他學古文要從“韓文”入手。這對饒先生影響很大，九十年代時饒先生還記得這位王先生。他回憶道：我很信服王師這一套，“現在我還是要談作文應從韓文入手，先立其大，先養足一腔子氣。”（胡曉明《饒宗頤學記》）由此可見這位王先生對少年的饒宗頤的影響之深。
饒鍔老先生是位飽學之士，是位豪俠儒商，家中常常是高朋滿座，“談笑有鴻儒，來往無白丁”。經常到他家論學酬唱的有文學青年馮印月、馮瘦菊等，詩人有柯季鶚、戴貞素等；畫家有王顯詔、楊栻等，還有后來成為詞學大家、中山大學教授的詹安泰先生等。他們在饒府談古論今，吟詩作賦，好不熱鬧。少年飽學的饒宗頤喜歡靜靜地坐在一旁聆聽著大人們的高談闊論，在大人們的鼓勵下，他偶爾也參與酬唱。《選堂書畫》中錄有他16歲時作的《詠曇花詩》一首。詩云：
異域有奇卉，托茲園池旁。
夜來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氣生寒水，吐影含虛光。
如何一夕凋，殂謝滋可傷。
豈伊冰玉質，無意狎群芳。
遂爾離塵垢，冥然迫大蒼。
大蒼安何窮，天道渺無極。
哀榮理則常，幻化終難測。
千載未足珍，轉瞬詎為迫。
達人解其會，葆此恒安息。
濁醪且自陶，聊以永今夕。
由此詩可見少年饒宗頤才華橫溢，志向高潔之一斑。
二、矢志治學，嶄露頭角
可惜的是，饒鍔老先生因潛心編寫《潮州藝文志》而心力交瘁，在饒宗頤17歲這一年便匆匆地離開了人間，享年僅42歲。真是天妒奇才，哀莫大焉！饒老先生彌留之際，沒有別的牽掛，遺憾的就是沒能完成《潮州藝文志》的編撰工作。饒府上因饒老先生的仙逝而沒了過去的歡樂和熱鬧，父親臨終前的牽掛使己步入青年的饒宗頤決心繼承父親的遺志，完成父親的未競事業。他一方面邀請父執鄭曉屏、楊光祖、蔡蘭生等人協助整理父親的詩文遺稿，編輯成五卷本的《天嘯樓集》；一方面旁搜博采，拾佚鉤沉，繼續編撰《潮州藝文志》。經過一年多的不懈努力,《潮州藝文志》終于殺青。該書遍錄了自唐·趙德《昌黎文錄》至本世紀40年代可考的潮籍名家著作，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共收集書目1000余種，囊括了當時能搜錄到的潮州1000余年來的文學、史學、哲學等方面的著作，是一部研究潮州學術史的重要文獻。《潮州藝文志》刊于《嶺南學刊》1935年第4卷及翌年的第5－6卷上。而這一年，饒宗頤才18歲。
《潮州藝文志》的編撰成功，大大地鼓舞了饒先生著書立說的雄心壯志，他的聰穎才華和淵博學識也得到了充分發揮。繼《藝文志》之后，他又搜羅資料，編撰了潮州《金山志》和《廣濟橋志》。潮州廣濟橋建于宋代，是中國著名古代橋梁之一，《廣濟橋志》是我國橋梁建筑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獻，當年曾刊于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的語言文學專刊上，1993年又收入香港出版的《廣濟橋史料匯編》之中。幾部著作的刊行，使青年饒宗頤在省內頭角嶄露，得到了著名學者羅香林等的賞識，被聘為廣東通志館纂修。他又撰寫了《韓文公祠沿革考》、《古海陽考》、《海陽山辨》等文章，后來編成《潮州叢著初稿》一書，為時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長羅香林所推賞，列為廣州市立圖書館叢書之三出版。饒先生的年青有為，受到了一位潮州籍著名學者的關注，這位老鄉，便是詞學專家詹安泰教授。1939年，在詹先生的舉薦下，饒先生被中山大學聘為研究員。但當時廣州已為日寇占領，中山大學已遷往云南澄江。饒先生本擬繞道香港，再由港入滇。不料路途坎坷，竟身染疾病，只好滯留香港養病。
由于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政治環境，當時的香港集中了前來避難的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其中便有著名出版家、學者王云五和詞學家、書法家葉恭綽。王云五聽說饒先生在港，便通過友人邀請他參加《中山大辭典》的編撰。而葉恭綽當時正編纂《全清詞鈔》，也力邀饒先生加盟。饒先生高興地參加了這兩項工作，這兩項工作使饒先生更廣泛、更深入地閱讀了更多的書籍。特別是使他有機會接觸到不少一流藏書家的各種珍本。對于古文字學和詞學的研究，也是由此而開始。這對于原來只做家鄉史志學問的饒先生來說，學問的領域一下子拓開了很多。可以說，饒先生的學問，由此而有了一個質的飛躍。從此，他對國學的研究，一發而不可收。從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饒先生撰寫了《廣東易學考》、《尚書地理辨證》、《說文古文考》、《金文平議》等論文，受到著名史學家顧頡剛的看重，并約饒先生為他的《古史辨》撰著第八冊《古地辨》和史書《新莽史》。1940年，饒先生完成了他的成名作《楚辭地理考》。這書分上、中、下三卷20篇，附錄收有錢穆《楚辭》研究文章三篇和方楚枚、陳夢家的文章各一篇。饒著沒有墨守前人成說，而是提出了跟錢穆的《楚辭地名考》不同的意見。他反對錢氏“屈原放逐，地在漢北；《楚辭》所歌，洞庭沅澧渚水，本在江北”之說，力主“屈原本無放逐漢北”之說，并對錢氏“先泰時期楚國文化甚低”的觀點提出異議。著名學者童書業先生讀了書稿，十分高興，欣然為此書作序云：“考據之學，愈近愈精，讀宗頤饒君之書，而益信也。君治史地學．深入堂奧，精思所及，往往能發前人所未發。”而此時的饒宗頤，年方23歲。
1946年，饒先生被聘為廣東文理學院教授。不久，出任汕頭華南大學文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兼《潮州志》總編纂。次年又被推選為廣東文獻委員會委員。至1949年這幾年間，饒先生又把精力集中在《潮州志》的編纂上，完成了“沿革志、疆域志、大事志、地質志、氣候志、水文志、物產志、交通志、實業志、兵防志、戶口志、教育志、職官志、藝文志、叢談志”等15個專志，并由汕頭藝文印務局印行。同時他還完成了力作《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可以說，此時的饒宗頤雖然才剛剛年過而立，但無論在史學還是方志學、考據學方面，已是治學有成的青年專家了。
三、游學三洲，蜚聲海外
在香港定居之后，饒宗頤以考古學、史學、方志學著作成名。1952年，他被聘為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主講詩經、楚辭和六朝詩賦、古代文論及老莊哲學等，同時兼任《東方文化》編輯。大學講壇使饒宗頤的研究課題進一步拓寬，學術交流更加廣泛，特別是跟外國漢學家的交往，使饒宗頤得以了解西方漢學家的研究方法，涉獵國外所藏的中國文物，使他的學問又再上了一層樓。
1953年，他出版了《明器圖錄·中國明器略說》（附英譯）、《人間詞話評議》、《長沙出土戰圖楚簡初釋》、《潮瓷說略》等論著。值得特別介紹的是，1956年，他出席了在巴黎召開的第九屆國際漢學大會，結識了法國著名漢學家戴密微教授。會后，戴密微陪同他游覽了法國著名的沙維爾尼行宮、凡爾賽宮、埃菲爾鐵塔，并到法國國家圖書館披閱藏書。在這里，他第一次閱讀了原版敦煌經卷。這些寶貴的經卷使他受到極大的震撼。從此他暗暗下了決心，一定要好好地研究敦煌學，為中國人爭口氣！
這位戴密微（Paul Demie Ville， 1894－1979），乃是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Pan Pelliot，1878－1945）的高足，精通漢學，對饒宗頤的學術成就有所了解。饒宗頤對戴密微也早已聞名，因而兩人在法國一見如故，相見恨晚，論學酬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此后饒作《詞籍考》，對明代以前詞書，包括別集及相關資料羅列具備。戴密微樂為之序，并稱此書堪與清代詞學家朱彝尊的《詞綜》比美！ 1962年，經戴密微推薦，饒宗頤以1959年出版的甲骨學著作《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獲法國法蘭西學院頒發的漢學儒遵獎，成為獲此殊榮的第二位中國學者（第一位是洪煨蓮先生）。1965年，饒、戴用中、法兩種文字合著《敦煌曲》，1971年由法國國立科學研究院出版后，被列為“巴黎所藏伯希和敦煌資料叢書”第二種，成為在國際上影響重大的巨著。1966年饒、戴又結伴同游阿爾卑斯山、巴黎圣母院、拿破侖行動宮等名勝古跡。饒宗頤得詩36首，編成《白山集》，戴密微讀后，擊節稱賞再三，遂為詩集題詞：
兒時閑夢此重溫，山色終非舊時痕。
愛聽清湍傳逸響，得從峻調會靈源。
同年8月，饒戴又結伴游瑞士日內瓦等地。饒先生又得絕句36首，編成《黑湖集》，戴這次干脆把它譯成法文，發表在瑞士的《亞洲研究》雜志上。
1958年，饒宗頤游學意大利，參觀考察了佛羅倫薩、羅馬、威尼斯等名城。返香港途中，不意飛機有機械障礙而改降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沒想到在這里饒宗頤見到了荷蘭著名漢學家高羅佩。兩位漢學家互相心儀己久，故而一見如故，高羅佩著有《琴道》、《稽康琴賦注》等書。臨別時，他送給饒宗頤一本明萬歷本的《伯牙心法》。饒先生則賦詩兩首回贈。
幾次的西歐之行，使饒先生結識了小少漢學家，開闊了眼界，因而學問陡長。在這個時期，饒先生對敦煌學，甲骨學、楚帛書的研究用功最勤，建樹良多。除了上文提到的敦煌學巨著《敦煌曲》之外，還出版了《楚辭書錄》（1956）、《老子想爾注校箋》（1956）、《日本所見甲骨錄》（1955）、《巴黎所見甲骨錄》（1956）、《歐美亞所見甲骨錄存》、《九龍與宋季史料》（1959）等著作。饒先生的甲骨學代表作之一《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也在這個時期出版（1959）。這部80萬字的巨著甫一問世，即在國際學木界引起轟動，共有13國的文字的書評予以評介，并以此書而榮獲法蘭西學院的“漢學儒遵獎”。直到1996年，韓國漢學家孫睿徹還把它譯為朝鮮文出版，可見其影響力之深廣。也正是由于此書，使饒先生又結識了印度學者白春暉，為其東方學研究起了牽針引線的作用。
白春暉50年代初是印度駐香港領事館的一等秘書。1954年印度總理尼赫魯訪華時曾擔任翻譯，后來還被印度政府派到北京大學學習。白春暉慕饒先生大名而與之結交。饒先生教他《說文解字》，他教饒先生梵文。每周二次，堅持了三年。白是正宗的婆羅門，饒先生跟他學梵文進步很快，為日后梵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63年，饒先生被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聘為研究員和永久會員，前往天竺梵文研究中心從事中印關系研究。在白春暉的推薦下，他得以師從白的父親、印度著名學者老白春暉學習《利俱吠陀》，足跡遍及印度南北。在這里，他有小少新的發現，如劉熙的《釋名》源于《婆羅門經》，韓愈的《南山詩》深受馬鳴的《佛所行贊》的影響，“悉曇”（音韻學）對中國文學（尤其是詩歌）和語言學的影響等等。他寫出了《印度波爾尼仙之圍陀三聲論略——四聲外來說評議》、《梵文四流音RR[[與其對中國義學之影響》、《華梵經疏體例同異析疑》等很有見地的論文，還翻譯了《梨俱吠陀》經，為中印文化文流史研究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1968年8月，饒先生應新加坡國立大學校長林大波之聘請，任該校中文系首任系主任兼教授。饒先生又利用身在星、馬之機，游歷星洲及馬六甲檳城，專事搜求當地華文碑刻，后整理為《星馬華文碑刻系年》，發表于新加坡大學中文學會學報上，受到華僑史學界的關注。
1972年底至1973年5月，饒先生又受聘任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研究教授。1973年下半年被香港中文大學聘為中文系主任兼教授，一直到1978年9月退休。在此期間，美國耶魯大學曾發來聘書，請求饒先生任該校研究院的客座教授。1976年，他應法國遠東學院院長、戴密微的學生汪德邁的邀請，任法國遠東學院院士，第三次赴法講學、研究。這次到法國，他又經汪德邁介紹，師從法國著名學者博特羅（J．Bottero）教授學習楔形文學及西亞文獻。后來，饒先生用其所學，翻譯了《近東開辟史詩》，并進而探討了近東與遠東兩個地區的開辟神話以及造人神話的異同，對人類精神文明史作了開拓性的研究。
1977年，饒先生60大壽之際，出版了他的史學力作《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饒先生為著作這本書，歷時五載，足履三洲，縱觀3000年，橫比各王朝，從正統觀念的產生、漢人的正統說，一直講到明清學者的正統觀點。是書還為讀者附錄了自晉以降的130多名學者的160篇正統論史料。是書一出，立即引起史學界的轟動，影響重大。1996年，上海遠東出版社重版此書，由上海復旦大學著名史學家朱維錚教授作《序》稱：“國內近數十年，專究歷史觀念的論著本就稀見，而以正統論為題進行全面系統考察的專著更未發現，我所見而又是同行公認的力作者，唯饒先生這一部。”由此可知饒先生在史學上獨辟蹊徑之功力。
四、愛國愛鄉，再寫輝煌
饒宗頤先生在港、臺地區及國外漢學界，聲名遠播。然而，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直到70年代末國內學界還很少有人知道饒宗頤其人及其學術成就。而饒先生也深以未能親到敦煌、殷墟等地一睹祖國豐富的文化遺產為憾。直到1980年，才在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同志的邀請下，到大陸考察，暢游祖國大好河山，遍訪長城內外名勝古跡。中山大學派出著名古文字學大師容庚、商承祚教授的高足曾憲通先生陪同左右，曾先生當時己是知名古文字學家，對祖國的考古果，出土文物如數家珍，起了很好的“導游”作用。這次考察，實現了饒先生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心愿，使他激動不己，他表示一定要做出研究成果，以不虛此行。回香港后，他即邀諸曾憲通先生赴港合作研究，著成《云夢秦簡日書研究》和《隨縣曾侯乙墓鐘罄銘辭研究》二書，分別于1982年和1985年出版，被考古學界譽為“研究秦簡日書及振興中國鐘律學的奠基之作”。
1983年，饒先生應邀出席在蘭州舉行的首屆全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學術會議，并被聘為學會顧問，他又一次考察了敦煌。祖國的大好河山和豐富的文物激發了饒先生的研究激情，年過花甲的他精力旺盛，佳作疊出。1982年，《選堂集林·史林》出版，被學界譽為繼錢鐘書先生《管錐篇》后的又一學術巨著，有人稱譽為“南北學林雙璧”。1983年至1986年1月，他編選的29冊《敦煌書法叢刊》由日本二玄社陸續出版，不僅在書法界影響重大，在敦煌學界也有重要的資料價值。1990年，己年過70的饒先生又出版了《中印文化關系史論集—悉曇學緒論》、《詞學秘笈之一——李衛公江南》及《敦煌琵琶譜》等三部著作。尤其是后一部，匯集了他70歲以后（1987－1990）所作的《敦煌琵琶譜與舞譜之關系》等10篇重要論文，是他繼《敦烽琵琶譜讀記》和《敦煌曲》之后在敦煌學研究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1991年，饒先生又出版了中國文學史論集《文轍》和佛學研究論文集《梵學集》，前者收入了他研究楚辭、戰國文學、漢賦、文心雕龍及唐詩、宋詞的論文共60篇，是饒先生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代表作。1993年，他又出版了國畫史研究論集《畫（寧頁）——國畫史論集》。是書收入了先生的有關國畫史的論文40篇。饒先生把藝術與宗教史緊密結合起來，另辟蹊徑，探求中國精神文化史。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嶺南美術出版社出版了《饒宗頤書畫》。國際著名學者季羨林教授為《史學論著選》作序，把饒宗頤先生跟著名學者王靜安、陳援庵諸先生相提并論，指出“饒先生掌握材料和運用材料，方面廣，種類很多，一些人們容易忽略的東西，到了饒先生的筆下，都被派上用場，有時甚至能給人以化腐朽為神奇之感。”同年，饒先生還再版了他的《選堂詩詞集》。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年底，在澳門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上，饒先生作了題為《潮人文化的傳統和發揚》的演講，倡議“潮學”研究，鼓勵潮團在聯誼之外，設置某種有計劃有意義的學術性基金，“鼓勵人們去尋求新的知識，繼承唐代常、韓兩地方刺史‘興學’的精神，在海外培植一些人才，發展某些學術研究，這樣才能使潮人傳統文化有更加燦爛的成果！”1991年在已黎召開的第六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上，饒先生又登高疾呼：“請大家鼎力支持，共襄盛舉，使潮汕文化能夠借助各位的力量，更加發揚光大。”饒先生的號召，在海內外得到了廣泛響應。1994年，第一屆潮學國際研討會終于在香港中文大學勝利召開，樹起了“潮學”大旗。接著，1997年，第二屆大會在汕頭大學召開，第三屆大會也于1999年10月在潮州韓山師范學院召開。饒先生還主編了《潮學研究》論文集，至今己出版7輯，凡200萬字，使“潮學”研究蔚然成風，并在海內外有了良好的影響。《文史知識》、《尋根》、《嶺南文史》等文史雜志都辦了潮學專號，一時之下，“潮學”己為國內外文史學者所關注。
原載《嶺南文史》200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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