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老（葉恭綽）是一個最早提倡敦煌學的人，他相當于清代的阮元，很有眼光。他的個子比我還小，但是他的精力旺盛得很，老輩人都知道他，但很多人不知道他的重要。”“在北京、上海，他的地位高得很，很多人都是他的晚輩，如陳援庵、張大千。他是一個時代中很重要的一個人物。”
——《饒宗頤學述》
“（葉恭綽）為近代政治史上一極有影響的人物，在文學藝術領域上亦為一知名之士。”
——《〈矩園馀墨〉山版說明》
訂交香江，選編《全清詞鈔》
今天的人已經不大記得葉恭綽了，但在過去，他是一位相當知名的人物。據1999年版《辭海》條目：
“葉恭綽（1881-1968），廣東番禺人，字譽虎，筆名遐庵。清末舉人。京師大學堂畢業。曾任清政府鐵道督辦。民國成立后，歷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交通銀行總理、交通大學校長、全國鐵路協會會長。1923年任廣東軍政府財政部部長。1931年任南京國民政府鐵道部部長。曾主持收回京漢鐵路主權，創辦交通銀行，籌建交通大學。抗日戰爭期間，拒受偽職。1950年從香港返問北京，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北京中國畫院院長。1952年5月任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委員。1953年參與發起組織中國佛教協會。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常委。著有《遐庵匯稿》、《歷代藏經考略》等。有《葉遐庵先生書畫選集》。”
饒宗頤先生是國際漢學大師，學術研究的范圍非常廣泛，于詞學的研究也是成果豐碩，有專著六部，論文20幾篇，而饒先生對詞學的研究，則是開始于對清詞的整理。饒先生是這樣憶述其開始留心清詞的：“記1939年，余在香港，曾繼楊鐵夫后，佐（葉恭綽）丈考證清代詞人仕履，是余留心清詞之始。時楊翁年逾八旬，居大嶼山曰雙樹居，舟車出入為艱，不久物化，余遂以全力襄其事。”其具體情況是：1929年，葉恭綽在詞學大師朱祖謀的指導、支持下，于上海發起編輯《全清詞鈔》。“是編初就南京、北京、天津、杭州、蘇州、廣州、上海七地，著手搜集單行詞集，就地選鈔匯寄，以上海為總匯。自各圖書館以至私家藏本，悉加訪求。繼復莧集罕見之總集、選本，加以采錄。”時襄助的詞界同仁眾多，若夏敬觀、冒鶴亭、徐乃昌、唐豐璋、吳梅、龍榆生、盧前、黃孝紓、張元濟、夏承燾等達50余人。廣州負責搜集、選抄的是楊鐵夫、江兆鏞。
由于同人的努力，一年間，匯集上海的清詞集已逾五千種。1931年，朱老謝世，葉便全主其事。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上海淪陷，葉恭綽避居香港，已搜集到的五千種清詞集，也運到香港，繼續選輯。饒宗頤則于1935年應中山大學之聘，任廣東通志館纂修。抗戰開始，已受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擬隨校遷往云南的饒先生，因中途染病而滯留香江。就因這偶然機會，使他有緣襄助及接替年邁的楊鐵夫選輯清詞的工作，助葉恭綽考證清代詞人仕履，編次校訂《全清詞鈔》。饒先生在考證詞人仕履、編校詞集過程，對初選的4432種詞集，都一一寫了內容提要，達數十萬字之多。饒先生雖是中途加盟，但用力至勤，其功至顯，深得葉恭綽的嘉許。
書成后凡40卷，收錄有清一代詞作者3196人，詞作8260多首。搜羅之富，遠勝丁紹儀《清詞綜補》等諸書所錄。于每一詞人姓名之后，又“略注字里，兼及簡明仕履”，并于書首附有“依姓之筆劃，以類相從”之“索引”，“藉便檢查”，為讀者提供了極大方便，堪稱后米居上。僅僅是詞人的小傳，其史料價值即不可低估。書前所開列的《引用書目》，也為研究清詞提供了大量的文獻線索。而編者選詞，有強烈的詞史意識，“注意到有清一代作品的作風和流派的演變，希望于每一時期杰出和流行的作品中能以表現其跡象。如順、康初期之猶襲明風，康、雍之力追宋軌，乾隆初中葉之漸入庸濫，乾隆末葉及嘉慶時之另辟途徑等等，均設法顯明其內蘊”。此書宗旨，介乎存人存詞與選詞之間，既“選錄清一代詞家佳作”，又“意在網羅一代詞家作品”，“采擇力避浮濫”。“著手之始，經請教當代諸詞宗，并乞朱疆村先生決斷，以‘詞綜’、‘詞微’、‘詞見’、‘詞鈔’，意在因詞以存人，間或不免因人存詞，然可云居最少數”。是書“對于了解清朝全時期的詞、這個文藝部門的輪廓和研究清詞，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則是肯定的。”對于這段學術經歷，饒先生曾憶述說：
“葉老搞《全清詞鈔》。收集的材料在那時可稱天下第一。…誰幫了他的忙，他前面都寫山來的，起碼有20多個人，都是當時有名的詞人。清代詞人那么多，每個人都有幾本詞，收集起來談何容易。做了一大堆卡片，收了幾千人。當時稿本，抄起來就有104本，有一些是從總集抄來的，有些是從別集抄來的，抄的卡片一大堆。當時葉老就找我，說這件事怎么辦?我問有沒有人幫你?（我那時已很有名了，他曾在廣州開文物展覽會，印出來的東西有三大本，其中就有我的文章，就是我的《易學考》中較重要的幾篇。葉老是后來知道我是做學問的。）當我得知幫他忙的只有一個老人，即楊鐵夫，當時住在大嶼山，我說老先生這么大年紀了怎么做得出來呢?”“葉老將104冊稿本都蓋了印，蓋有印章的表示是他要選的。因為當時他選詞的標準主要是好不好，是藝術觀點不是文獻觀點。今天全是文獻觀點不是藝術觀點，是不管好壞都一網打盡。那時的一些老人們沒有這種觀念，他們認為那些詞差得根，收它干嗎?又不協律，文字又不通，丟掉!取舍之間很講究。”“我說你這部書，有很多方面的事根本沒有做嘛，你什么時候能弄成一部書呢?還有很多問題，如這幾千人的仕履也須介紹。我開始幫他查，每個人總要介紹幾句話的。仕履還是一個小問題，104冊稿本要編成一部書，他都沒有整理過，這是主要問題。104冊稿本是無數人亂抄的還沒有編過，也沒有按年代編，只是蓋印的就算要的。他那時要全部印出來，當然也很容易，但是問題在于他要‘鈔’嘛。葉老說，‘啊，那怎么辦呢?你可以幫我做。’我說那我要用很大的力量。”“《詞鈔》前面有例言，開始是我代筆的，后來他又改了。”“現在他的書出版了，其實沒有我是出不來的，我做了很多沒有講出來的事，別人不知道。”故葉老在《全清詞鈔·例言》中兩次肯定饒先生功績，先是說“是編工作”，“多賴同好諸君之力”，其所列五十五位“同好諸君”，就有“饒子伯子宗頤”的大名；后又特別指出，其間“編次校訂，則……伯子之績不著。”褒獎之意，溢丁言表。
如果說饒先生開始留心清詞是出于偶然，是客觀情勢的需要，那么，這之后他對清詞的研究，則是出于主觀意欲的要求，出自自覺。他在佐葉選輯全清詞的過程，“我從葉老那里知道了很多詞學的好東西”，深深認識到“清詞蔚盛”。“凌越前古”，很有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因此幾十年如一日，關注清詞，不間斷地研究清詞。清詞研究，在我國詞界是很不受重視的，據統計，從1949年10月至1979年的30年間，全國報刊發表的有關詞學的文章共605篇，而有關清詞研究的文章，寥若晨星，僅有14篇。至于《全清詞鈔》，雖于1952年定稿，然五六十年代學界對清詞的冷漠以及十年“文革”的社會動亂，使得是書之出版又耽擱了20余年，直到1975年才由中華書局在香港印行，“限于地區，印數亦少”。“四十六年成一書，這在20世紀之學術史上，可謂‘空前絕后’了。”此種情況，盡管在上世紀80年代后漸為學界所重，每年論文數均在10篇以上。然相對于唐宋詞研究論文平均每年不低于60篇的數量，清詞研究仍顯得過于冷清。
而饒先生在此期間，就有研究清詞的專著一部：《人間詞話平議》（1955年），論文三篇：《朱疆村論清詞（望江南）箋》（1961年）、《清詞與東南亞諸國》（1968年）、《清詞年表》（1970年）。80年代后又發表論文三篇：《張惠言（詞選）述評》（1985年）、《全清詞順康卷序》（1989年）和《論清詞在詞史上之地位》（1993年）。在他大量論詞專著和論文中，論及清詞的也不少。饒先生博古通今，學貫中西，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又熟悉多種語言，思路寬廣、視野開闊，對清詞的研究不為某一種思潮所左右，不被某一種思想所束縛，不崇時尚，而是從實際出發，大量占有材料，盡力挖掘、發掘新材料，在此基礎上，研究分析，形成自己的觀點。只要認為材料新，有助清詞研究，他便形之于文，公諸于眾。只要認為已形成的觀點、論斷，乃前人所未發，他便寫成專著、論文，發表出來。饒先生對清詞研究的領域很寬廣，大至目錄學、詞史、詞派、詞論、中外交流，小至詞人籍貫、官職的考證，詞人名字的讀音，都有所建樹，卓有成績。饒先生所作的清詞集提要，與他揚名海內外的《詞籍考》相類似，屬清詞目錄學的范圍。這部大作雖未正式出版，但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先生無私地、主動地借給程千帆先生編輯《全清詞》參考、使用。饒先生《清詞年表》，考定清詞人的生卒年、彼此交往情況以及詞集刊布時間，對有清一代詞人、詞集，按年排比條例，合清詞嬗變的軌跡清晰可見，而對朱疆村先生論清詞的詞作《望江南》的箋注，則可以說是清詞史綱要。若把這三種論著合起來，實際上就是一部簡明清代詞史。
1993年4月，饒先生參加在臺灣舉行的“第一屆詞學國際研討會”并在會上作《論清詞在詞史上之地位》專題演講，文中表明他對清詞在詞史的重要性的認識：“詞中之有宋與清，正猶詩中之有唐與宋，故清詞之地位，可與宋詩相比擬，應加以重視，不得因其時代較近而忽略，亦不可局限于研究少數幾個人而已。”文章分四個部分，從清代詞家的時代與地理分布起論。闡述清詞流派變遷并同宋詞比較，探討了清詞的復盛。文中引用了葉先生1921年在國立暨南大學學術演講稿《清代詞學之撮影》中對清詞人按年代、地域分類，認為道光一朝詞人最多是受常州詞派影響的緣故的研究成果。但從文學史地位上看，詞人眾多的道光朝，詞的藝術成就并沒有超過康、乾兩朝。經饒先生縝密細致的考證，認為“詞人之所以集中于揚子江流域及珠江流域者，殆以其地區經濟繁榮。”“揚子江流域詞人之蓬勃，又有二因：一為文學門第中人才之累葉繼承，一為業鹺政者之樂于提倡風雅。”文中要言不煩地舉出潘奕雋、潘世恩叔侄四代人共有十二人山過詞集，足“見常州詞學之盛行”。究其原因，饒先生猶剝繭抽絲，洞悉微末：“潘氏諸子，皆生華朊，席豐履厚，居有園林水石之勝，以書畫自娛，一時風雅士皆出其門，而地方團防措款之務，亦以巨紳參與其事……不特主持風雅而已也。”這是先生注重社會政治經濟生活對文學藝術的影響之故。先生在治學上往往能把握時代潮流，而做出奠基性的工作，如把清代江南地區詞的復興原因，歸納為“康熙以來，主兩淮鹽政者，多嗜風雅，周亮工（以順治二年官兩淮鹽法道）、曹寅、盧見曾、曾燠以至杜文瀾（署鹽法使）其著者也。彼輩喜刻書，亦網羅文士，相佐為理。《兩淮鹽運志》即出詞人黃之雋之手。……詞人之為鹽官不一而足……兩淮鹽政。聚于揚州，繁盛甲東南，需次鹽官多至數百，詞人依附者不少，故詞亦盛于揚州。”鹽政倡導風雅，在時賢文學史里常被忽略，結合上面按朝代、地域等方面來研究清代詞史，步武前賢，開代先鋒，這就是先生自成體系的清代詞史大綱。
饒先生再度與葉先生結緣是在對宋代秦觀的《淮海居士長短句》版本是校勘上。秦觀（1049 1100），字少游，號淮海居士，北宋江蘇高郵人。我國詞史上的大家，為婉約派重要代表。他的《淮海居士長短句》問世后，海內風行，歷代翻刻傳寫，版本實繁。1930年，葉先生據故宮博物院藏本（南宋乾道刊本）與吳湖帆藏本（南宋乾道高郵所刊淮海全集本之單行本，計目錄、上卷、中卷存第二第四，缺頁則按明朱臥庵鈔補本補）匯合景印成《淮海居士長短句》三卷。一稱《宋本兩種合印淮海居士長短句》。書前有吳湖帆題識及葉氏自序，后附遐庵《宋版淮海詞校印隨記》等校勘文章6篇，其中考校諸方面于學者多有啟迪，“由是海內咸推為善本”。此書曾贈予饒先生。后饒氏在日本內閣文庫得寓目《乾道癸巳高郵軍學刊淮海居士長短句》三卷本，對勘葉本，本著“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原則，認為“葉本由于合印之原本皆有殘缺，以舊校鈔補，乃非完璧。”又稱“葉本所據原為南宋刊《淮海集》附刻，刊于何時何地，因有缺頁，未諳其詳。葉丈定為乾道間杭郡本，蓋從集中宋諱缺筆推定，非別有確據也。”故認定所據實為乾首癸巳高郵軍學刊本，而非杭郡刊本。秦子卿認為“此言頗有見地。”因此，1965年由饒先生校勘的《景宋乾道癸巳高郵軍學刊淮海居士長短句》三卷本由香港龍門書店影印出版。先生序稱；“（日本）內閣文庫此本，有昌平學及淺草文庫印，為現存《淮海集》僅有之完本。天水舊槧，向所嘆如球圖者，今得梓行于世，亦倚聲家所宜稱快也。”書中其所作《校記》，頗為精審，而《修正淮海詞版本系統表》，亦多發明。書后附錄有二：一為《淮海后集長短句》并補輯《詩馀》，一為黃彰健校錄汲古閣《詞苑英華》本《少游詩徐》，后皆附饒跋。“論其體制，足資版本學者參考。”饒先生學問淵博，視野開闊，詩詞創作早已成名，無論從功力、興趣、研究習慣等方面看，因整理清詞這個契機。而誘發進一步深入對詞學的研究，則乃是必然之事。此后，饒先生對詞學的研究便一發而不可收，碩果累累。陳廷焯有言：“有長于論詞，而不必工于作詞者；未有工于作詞，而不長于論詞者。”此論未必是普遍規律，而饒先生確是既工于作詞，又長于論詞者。因此，饒先生“于詞學研究之各領域，皆有所建樹，開創啟后之功尤著，稱之為當代詞學大師之一，絕非過譽。”葉恭綽與李盛鐸、羅振玉、傅增湘并稱近代四大藏書家，此時雖避寇氛遷居香江，但帶來的文物典籍仍琳瑯滿目，他是最早提倡敦煌學的學者之一，藏品中就有不少敦煌卷子。饒先生得于飽覽藏珍，后來能成為敦煌學大家，葉先生啟示之功不可沒。“我和葉恭綽先生根接近，他極力提倡敦煌研究，他自言見過經卷過千件”，“以后我能夠更進一步從事《老子想爾注》的仔細探討，實導源于此。”1941年12月，香港淪陷。饒先生在完成《全清詞鈔》編輯工作后，攜眷避難同鄉。臨別時，葉先生填一詞送之，饒先生依韻和之。饒詞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詩詞》，系佚詞。今從《遐庵匯稿》錄附于下，以作這段師生之誼的見證。詞人身處多事之秋，藉別離以寄哀思，情思多在比興寄托中，擊節微吟，抽絲細繹，尤令人低徊感滄：
眼兒媚 送饒伯于歸里（饒，海陽人）
笛聲吹斷念家山，去住兩都難。舉頭天外，愁煙慘霧，那是長安。仙都路阻同心遠，誰與解連環。鄉關何處，巢林瘁鳥，忍說知還。
和作饒宗頤
眼兒媚阻兵滯雨，欲歸無舟，徒有懷土之情。依贈別韻。
驚濤拍岸霧沈山，歸棹渡良難。登樓四望，灞陵回首，不見長安。路遙卻羨楊朱泣，悲結大刀環。更堪殘月，時傳哀角，只勸人還。
辨章學術，為《潮州志》作序
1946年，由地方政府開明官員和熱心地方志工作的行家發起，時駐潮安縣城的廣東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決定纂修《潮州志》，敦聘饒宗頤擔任潮州修志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籌備修志事項。在汕頭設立潮州修志館，饒先生肩負總纂重任。他親訂新志體例，組織人員分纂，延聘專家參撰，本人又親撰“藝文”、“沿革”二志，備極辛苦。志以上舊府屬為范圍，但應用新體例、新內容和新形式．用科學的方法分門別類，有關地質、氣候、地理、水文諸志，均延聘自然科學家撰稿。而撰寫方法也多所變通，特別是對史料的擷采取舍，各專志之編排次序，均極具匠心，“若大事志，則采提綱旁注之法。戶口、交通志，均侈列圖表，頗異前規”。凡此種種，顯示了先生能夠緊跟時代的步伐，為方志開創新體例，增添新內容，使志書不僅發揮鄉邦文獻之功能，而且起到濟世利民的實際作用。被譽為中國方志史上一個里程碑。
饒先生主持修志后，即函告葉先生。葉自香江與之結下師生之誼后，逢人說項，時又任廣東省文獻委員會主任，甚為高興，“饒伯子書米，謂綜任《潮州志》纂修，見商體例，且期以期年蕆事。余更欣躍”，表示支持，自此魚雁不斷。1948年3月2日《大光報·方志·通訊》就刊載了葉的二月十五日之復函：“北平圖書館藏有明代潮人所輯《潮雅》，內皆潮人作（詩），當時因所輯錄者之姓氏而忘之，如屬需要，當再函啕，此書乃東莞倫氏（明）舊藏本”。惜信函多佚，今已杏若黃鶴。
1948年，饒先生在志書完成大半時，乃函請序于葉先生。葉先生雖未參予其事，但始終關注志書的進程，得函，欣然命筆，高屋建瓴，認為“蓋民國建立后，吾粵以舊府屬為范圍所新編之方志，此尚為第一次。”肯定“此書之善有二大端：……融通新舊，義取因時，纂組裁量，各依條貫，不取矜奇之異，亦非襲故安常。分類三十，統稱為志，仍附各表，以省篇幅而清眉目，殿以《叢談》、《敘錄》、若網在綱，別為卷首、志末，以存全貌，可謂斟酌至當，兼備眾長。此體例之愜當，為全書之特色者一也。”“義取存真，事皆微實，如山川、氣候、物產、交通之類，皆務根測驗，一以科學為歸。更重調查，期與實情相副，迎殊捫籬，可作明燈。此記載之翔確，為全書之特色者二也。”盛贊“有此精心結撰之作，所謂雞鳴不己，風舉孤騫，誠空谷跫音，荒年穎秀矣。…‘庶文獻足徵，有以彌鄉邦之缺陷，而一洗文化落后之恥。斯則潮人士此舉，殆有裨全省，而非止嶺東一隅之幸也已。”備極推崇。
在時局混亂之際，能總纂編成卷帙如此浩繁的巨著，在當時的廣東省內以至全國都是罕見的。1982年香港大學授予饒先生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表彰他纂修此志之功績。
然而由于時局變遷，經濟凋敝，修志館在方繼仁等熱心僑胞的資助下，“賴眾擎之力，事雖艱巨，稍有所成，而倉促付印”，原稿擬訂50冊，延至1950年，僅出版15門20冊，無卷首、目錄，連葉先生撰寫的序，也未能于其時隨書刊行。后饒先生謙稱其修省、府志“遭時多難，兩無所成”為憾事。2005年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在該志原有基礎上，增編了卷首（序、述例、纂修題名、目錄）、卷末二卷，補編《山川志》、《民族志》、《風俗志》、《工業志》、《戲劇音樂志》五個志稿影印出版。而葉先生的序言至此方得于冠之卷首，時已將屆一甲子了，合浦珠還，可謂當代學術史上的佳話。
當時饒先生為編寫志稿，曾對潮汕作過廣泛的調查，勘踏過揭陽的黃歧山、五經富、普寧洪山、饒平黃岡等地，還到過臺灣，采集到不少新石器時期的文物。后來又觀察了意大利神父麥兆漢從海豐到閩南考古調查所得的文物，加以對照比較，寫出了《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一文。“付印前，又蒙葉恭綽先生及華西大學教授鄭德坤博士校閱一遍”。1950年以單行本形式發表，書名由葉先生題簽。它是對上世紀30年代以前潮汕地區史前遺址考古發現的第一個科學報告和系統研究，是研究地區史前人類活動及其文化性質的一項重要成果。
1948年，葉先生主持的廣永文獻館將刊行《廣東文物》特輯，徵文于饒先生，“以中離思想為題”。中離即明代潮人薛侃，王陽明得意門生之一。從明正德末至嘉靖前期，是潮州儒學發展史的一個高峰期。當時陽明學說在潮州廣為傳播，形成潮州王門學派．實由于薛侃倡導之功。饒先生“于風隴薛家假得《薛氏族譜》．參以先生《文集》，撰次為譜，著其行事，系年紀要”，成《薛中離年譜》。是譜通過薛中離事跡的考訂編年，實際上記述了明代潮州王門學派形成的經過，描繪了這一時期潮州思想文化發展之盛況。向葉先生呈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結語
據《饒宗頤學述》記載，饒先生得遇葉先生前，曾由友人介紹幫王云五做《中山大辭典》的書名辭條、編古文字八角號碼。又據《遐庵先生年譜》云：
“先生在港時，仍未嘗一日白逸，或與朋友漁畋藝苑，鼓吹詞壇，或表彰先賢保全文物，蓋發抒懷舊之蓄念，即穩以喚起民族之精神。”（1937年8月）
“與許地山、馬明季等開古玉展覽會于香港大學。先生講演力主應革除玩賞心理而從事研究，謂石器時代間有一玉器夾雜其間，乃吾國之特色，言文化史者應注意。一時風氣為之丕變。”（1939年4月）葉氏對于香港學術文化之影響，可以想見。饒先生躬逢其盛，耳濡目染，學術生命之滋養，亦可見一斑。而《全清詞紗》的工作，使饒氏不僅親手“觸摸”。一流藏書家的各種珍本，且真正進入詞學研究的最前沿。這一段寶貴經歷，無疑為他以后從事詞籍、詞目、詞樂、詞律以及中國音樂史、中國音樂與宗教之關系，奠定了一個極為重要的開端。
王云五與葉恭綽，作為學問家，他們或許談不上精深專注，但卻都是近代文化史上能做大事的名流，他們的治學特點均為氣象格同大，并有實力且能領袖群倫。很象清代學術史上的阮元。試想如果沒有阮元，清代著名學者尤其是揚州學派的人，不知多少會被埋沒!在當時，饒先生只是潮州的一名有志于鄉邦文獻之青年才俊，視野相對而言是有限的，他的靈心慧性，尚未完全打開。他早年繼父志完成《潮卅藝文志》，又撰成《廣東易學考》，這還只是桑梓文獻目錄之學。巧在病居香江，而遇此二人，于是其學問生命的世界，一下子開敞了。誠如胡曉明《饒宗頤學記》所說的“王、葉二人當然不會想到，他們編辭典、編詞鈔固然重要，但似乎更重要的是，他們留住了一位好學的青年，植下了一粒大學者的種子。”
“我是在一個關鍵時刻，也是老天有眼，生了這場病，得到了這個機會。這說明學問之事，也是有些機緣的，師友都是機緣。”——六十馀年后，饒先生是如此歆幸他的奇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