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地區居民，大抵為漢藏語系及印歐伊蘭語系。以種族言，前者為夷、越、戎、羌與諸夏所構成，后者自昔統稱曰胡。漢、胡對立，為漢、唐記載之所常見。
以宗教信仰言，后者即佛、祆、回諸教入華之媒介人物。百川匯合、萬匯交融，以形成今日中華民族文化之共同體。自紅山文化發現以來，又知遠古東胡琢制夷玉工藝之卓絕，其廟墓壇結合形態，具見天圓地方觀念之悠遠。女神形狀與西亞更多類似。余嘗舉哈拉發（Halaf）女神肩上之號，與甲骨文巫字及周原所出白色西域人頭部刻符之一致，中外遠古文化交流之跡，粲然可睹，非一般想象始料所及。地不愛寶，出土文物上之文字記錄，若甲、金、簡、帛等，數量之富，與紙上文獻資料，可相匹敵。以甲骨文而論，若干萬片文字，誠為古史之無盡藏，倘能細心尋究，有無數新知，正待我人之探測，其事有同于開礦。略舉其例：濮陽墓地之龍虎圖案，足以推證卜辭之侑祭龍虎，非星象莫屬。卜辭有河字而無江漢，實則即漾水，為漢水之源。從卜辭零碎資料，可以重構殷代之日書。凡此種種，皆余近年之新見，有待高明之揚榷。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較王靜安增加一種者，因文物之器物本身，與文物之文字記錄，宜分別處理；而出土物品之文字記錄，其為直接史料，價值更高，尤應強調它的重要性。
有些未來主義者，著眼于將來，熱情去追求他所虛構的理想。其實，如果對過去沒有充分清楚的認識，所得到的，徒然是空中樓閣。“未來”必須建筑在“過去”歷史的基礎之上；否則，所有的虛擬假設，其目標與方向，往往是不正確的誤導。反思過去史學界，從洋務運動以后，屢次出現這種過失，不免患了幼稚病。所有新與舊之爭，偽經、疑古之爭，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之爭，都是走許多冤枉路的。回頭是岸，現在應該是納入正軌的時候了。以前許多錯誤的學說，像說古代只有龜卜而沒有筮卦、易卦是從龜的形體演變而來；說五行思想要到漢代才正式發生，把古代某些制度演進的碩果盡量推遲，使古籍上的許多美麗的記錄完全無法理解而受到貶視。由于不必要的假設，把事物的年代推后，反而懷疑古書種種的可信性。國史是一條綿延不斷的長流，又吸收、匯合許多支流，蔚成大川。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像我們這樣長遠經過多民族融合而碩果僅存、屹立不動的時空體制。西亞、希臘已經過了無數次更易主人、歷盡滄桑的文化斷層。中國迄今還是那個老樣子。中國科學智慧的早熟，如音樂音階在6000年前已產生七孔笛，即其一例。近年大量豐富的出土文物，使古史景象完全改觀。我們不能不正視歷史的真實面貌。以前對于古史的看法，是把時間盡量拉后，空間盡量縮小。我們不能再接受那些的理論。對歷史上事物的產生，如何去溯源、決疑，不能夠再憑主觀去臆斷，不必再留戀那種動輒“懷疑”的幼稚成見，應該去重新估定。
我們今后采取的途徑有三：
（1）盡量運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記錄，作為我所說的三重證據的主要依據。
（2）充分利用各地區新出土的文物，詳細考察其歷史背景，做深入的探究。
（3）在可能的范圍內，使用同時代的其他古國的同時期事物進行比較研究，經過互相比勘之后，取得對同樣事物在不同空間的一種新的認識與理解。
現在，我們的視野擴大了，不再像以前只局促在本國的閫閾內，作“同室操戈”式的無謂爭論；我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僅停滯在幾本古書，在紙上文獻，翻跟斗式地去任意做先后的安排，來武斷事物出現的層次；或者只赤手空拳打幾套玄學式的歷史學的猜拳游戲。須知，地下層出不窮、浪翻鯨掣似地出現古物，正要求我們須更審慎地、冷靜地去借重它們以比勘古書上種種記錄，歸納出符合古書記載原意的合理解釋，而尋繹出有規律的歷史條理。
我們要避免使用某一套外來的不切實際的理論去堆砌主觀架構，來強行套入，做出未能愜心饜理的解說，這是懶惰學究的陳腐方法。我們亦要避免使用舊的口號，像“大膽假設”之類，先入為主地去做一些“無的放矢”的揣測工夫，這是一種浪費。總而言之，我們要實事求是，認真去認識歷史。今天三重資料充分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記錄，我們恍如走在林蔭道上應接不暇，好像陳設滿漢筵席，讓我們好好去品嘗，時代要求我們去辨味、去咀嚼。我們現在可以見到的東西——古史文物，已超過束皙時代汲冢所出的若干倍。古史的重建運動，正在等候我們參加，新的成果正待我們去共同努力。揭諦（go）！揭諦（go）！莎婆訶！
劉起釪先生在他的《古史續辨》序言中，劈頭兒便談到《古史辨》第八冊的往事，我所擬的該書第八冊目錄，經于1940年在成都齊魯大學的《責善》第一卷第三期披露，至今已經歷了半個世紀。中間有些出版界人士要我照著該目錄重新加以編印，我因為工作關系沒有暇晷答應。其實，主要是我的古史觀有重大改變了。
記起我在弱冠前后，尤其在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工作的時候，館藏方志千余種，占全國的第二位。那時候，我深受顧先生的影響，發奮潛心，研究古史上的地理問題。曾經把古書所有與地名有關的記載抄錄若干冊，《楚辭地理考》即其時得以刊布的一種。當日古代地理研究的討論文字集中在《禹貢》一刊物，該刊亦曾印行過一期《古代地理專號》，我和錢先生討論的文章亦發表在該期，我對顧老的“古史中地域擴張”論點，已有不同的看法。那些依據地名遷徙，做出推論，濫用同音假借來比附音義相近的地名，建立自己一套想象所考慮到的“地名層累”（“層累”二字可能取自顧先生的層累造成的古史觀），許多古史地名都給以重新搬家。于是西周建國改為由秦遷晉，楚的洞庭、沅、湘不在湖南而移至湖北。這些論點從表面看來，似是言之成理，但經不起推敲。我認為關于把古史地域盡量縮小，同名的古史地名可作任意易位，這是不牢固的推理方法，這樣連篇累牘的討論是沒有意義的。在我屢次比勘之下，覺得無法接受，只有失望。所以我決定放棄第八冊的重編工作，原因即在此，遂使《古史辨》僅留下七冊，而沒有第八冊，這是我的罪過。顧先生把我帶進古史研究的領域，還讓我參加《古史辨》的編輯工作，結果我卻交了白卷。
我的思想改變，不敢說是“入室操戈”，但真理在前面，我是不敢回避的。古史記載出于后代許多增飾附會，王仲任謂之“虛增”，是應該加以廓清的，這無疑是《古史辨》工作的最大貢獻。但把古代文明過于低估（如說湘水流域漢初文化尚低之類），把古代空間縮得太小，反而離開史實。近期各地古物的出土，本身已作充分證明，應當重新論證。我的文集第一冊開宗明義是討論古史問題，我所采用的方法和依據的資料雖然與顧先生有些不同，可是為古史而嘵嘵置辯，這一宗旨老實說來，仍是循著顧先生的涂轍，是顧先生的工作的繼承者。謹以此書敬獻給顧老，表示我對他的無限敬意。
記得陳寅老在《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一文中說過：
（元代先世系統的構成）是逐層向上增建。其例原不限于蒙古史，其他民族相傳之上古史，何獨不然！
這無異說是層累造成的。顧老過去何曾不是運用這一觀點來處理古史材料的，可惜當時出土東西不多，但方法仍是正確的。
出土文物如果沒有文獻作為說明的根據，不從當時的人地關系入手取得某歷史事件的聯系就直接報道，這樣則只有考古學上的數據意義，即僅有“物”的意義，沒有“史”的實證。許多人輕視紙上記載，我認為二者要互相提攜，殊途而必同歸，百慮務須一致，才是可靠可信的史學方法。
原載《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一，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年10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