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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五至三無”

龐 樸

  上博藏簡《民之父母》篇的公布,消除了多年來對《禮記》、《家語》中“五至三無”說的懷疑,使我們可以放心地將它當做孟莊以前儒家論題來看待,探討它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和價值了。

  儒家主張禮樂治國,強調“能以禮讓為國乎,何(難之)有”!這個禮樂治國,不是說彼此點頭哈腰,整天吹拉彈唱,便能治理國家的;它講究的是“禮樂之原”。所以書中稱引孔子曰:“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他們相信,治理國家的人,必須通達禮樂之原,然后方能以之“致五至”,以之“行三無”,以之“橫于天下”,走向國泰民安,到達世界大同。

  若問“禮樂之原”是什么,那算問到儒家學說核心之處了。“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在儒家看來,玉帛鐘鼓、揖讓律呂,都只不過是些禮之儀和樂之表,遠非禮樂之原。據說弟子林放曾向孔子問過“禮之本”,孔子特別夸獎了一句“大哉問!”然后才回答道:“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就是說,與其追求儀式上的浮華(“奢”)與完備(“易”),不如提倡情感上的質樸與本真,這才是禮樂的本原之所在。

  在《民之父母》篇中,其“五至三無”之說,對禮樂之原有一番哲學的論證和詩學的贊美,是我們深入認識儒家的絕好資料,有待仔細玩味,慢慢琢磨。

  簡中記載孔子回答“何如而可謂民之父母”說:

  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以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其可謂民之父母矣。

  為民父母者必須達于禮樂之原。此所謂的“禮樂之原”,或禮樂之所以為禮樂者,不是玉帛和鐘鼓,而是志和氣(說詳下)。“達于禮樂之原”者,不是說達于志和氣,而是說通曉于禮樂之原為志氣一事。只有通曉于禮樂之原為志氣,方能由之到達“五至”,以之推行“三無”,成為民之父母。

  我們知道,禮樂是需要玉帛鐘鼓來體現的,但玉帛鐘鼓本身并不是禮樂,而是禮樂之器,形而下者也。玉帛鐘鼓能以傳達出行禮作樂者的志(所謂“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之類),這個志,卻又已不是禮樂,而是禮樂之道,形而上者也。這個禮樂之器和禮樂之道統合在一起,亦實亦虛,有形有神,組成為禮樂之氣,方才是我們通常籠而統之所謂的禮樂,或禮樂本身。

  不僅禮樂如此也,任一事物都有這樣的“志(或道。主觀者為志,客觀者為道)”“氣”“體(或器)”三個層面,都是三合之一。三者的關系,正如《孟子》中所描述的那樣:“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呈現為上(志)中(氣)下(體)或正(志)反(體)合(氣)的結構。由于志為氣之帥,所以孟子接著說,“夫志至焉,氣次焉”(《公孫丑上》),志走到哪兒,氣也跟著到那兒;反過來理解便是:哪兒有氣在,那兒便有志。當然,這氣和志,還得要附著在體上,具體為某某物事,方才成為生活的實在。

  志至氣次這句話,歷來多釋為“志為至要,氣為其次”。此解確也道著了儒家的某些看法;但《孟子》此處所說的卻是另一層意思,是“心之所至,氣即隨之”(毛奇齡,據焦循《孟子正義》引)的意思。這層意思,在竹書“五至”之說中,表現得最為淋漓:

  孔子曰:“五至”乎,志之所至者,詩亦至焉;詩之所至者,禮亦至焉;禮之所至者,樂亦至焉;樂之所至者,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君子以正。此之謂五至。

  志、詩、禮、樂、哀五者,以“志”為首,逐一“至”去,五而止;是為“五至”。從字面上看,這五者不分軒輊,彼此平等;但在實質上,志卻高出一籌,與四者有別。蓋所謂的“志”,乃心之所之,是人及其行為的形而上的動機,是統帥。而詩、禮、樂、哀四者,在這里則屬于“氣”的層面,是受制于統帥跟隨著統帥的種種行為。

  因之,“志之所至者,詩亦至焉”這一句,正是孟子所說的“志至焉,氣次焉”的意思。有所不同的是,以下三句,詩至禮亦至等等,卻不是詩為禮之帥等等意思。這是必須特別注意之處。

  我們知道,詩能言志,詩也總是在言志。正由于此,詩本身遂不是志,也便不能成其為氣之帥。于是,“詩之所至者,禮亦至焉”等三句,與“志之所至者,詩亦至焉”那一句,雖然句型全同,含義卻大不一樣。其中,志至詩亦至,是帥和卒、主和從的關系;而詩至禮亦至等等,卻是卒和卒、友和朋的關系。

  因此,“詩之所至者,禮亦至焉”等三句,應該分別理解為“志之所至者,禮亦至焉”、“志之所至者,樂亦至焉”、“志之所至者,哀亦至焉”,即理解為實質上的并列關系,而不為字面上的串聯所迷惑,方能真正捉住五至的真諦。也只有這樣去理解,方能清楚看出,禮樂之原,都在一個“志”字上;而不致遭受字面干擾,誤認詩為禮之原、禮為樂之原、樂為哀之原,忽視志的地位,陷入無名混亂。

  禮樂之原原于志。志之所至致五至。五至之用用于正己。孔子曰:“五至乎,……君子以正。”這個“正”,指的就是正己。正己乃儒家人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功夫,孔子相信“其身正,不令而行”,孟子認為“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都曾把君子正己視作實現王道的首要大事。

  正己的途徑很廣,招數也很多,隨時隨地可以進行并應該進行。儒學著作中,無處不可碰到正己的有關教訓。《民之父母》篇中提出的以五至正己,便是一個很好的范例。

  儒家認為,心是人的主宰,正己的根本在正心;所以五至的頭一至就是“志至”。鄭玄為《禮記》作注的時候說,志至,“言君恩意至于民”也。那是儒家學說意識形態化了以后,經師們的套話;并非原著本意。原著里面既無君、亦無恩,只有一個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因而所謂志至,就是心到它所應該到的地方,也就是正心、誠意那一套功夫,屬于道德范疇里的事,與政治本無干系。

  那么,心何所之而為正?志何所至而后止?孔子于此曾有曰:“志于道”;孟子答“何謂尚志”亦曾云:“仁義而已矣”。可見道或仁義,便是儒家所設置的心的目標,志的歸宿,從而,也是他們所理解的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據地,或人的本質之所在。

  簡單一點說,“志至”所要解決的,是“質”的問題。志至則詩亦至、禮亦至、樂亦至、哀亦至,詩禮樂哀四至,屬于“文之以禮樂”的范圍,其所要解決的,是“文”的問題。“文勝質則野,質勝文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五至要求人們在質、文兩個方面都不懈其追求,它與正己關系,大體如此。

  與正己相對且相關的是正天下。正己的終結目的也在于正天下。竹書《民之父母》認為,正天下的使命,是要靠“三無”來實現的。書中說:

  孔子曰:三無乎,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君子以此橫于天下。系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而志氣塞于四海矣。此之謂三無。

  這段文字有一些版本上的糾葛。“君子以此橫于天下”一句,傳世本(《禮記·孔子閑居》、《孔子家語·論禮》)皆無;“系耳而聽之”等五句,傳世本用于描述五至,而不像竹書這樣用于形容三無。

  僅就這段文字的三個版本來鑒別這幾個句子,是無法作出明確判斷的。幸好《大戴禮記·主言》中有一節相似論述,可以用作參照。那里說:

  昔者明主,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沖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與竹書的“五至三無”相仿佛,大戴禮有所謂七教三至。它宣稱,明主內修七教乃“可以守”,外行三至則“可以征”;這與竹書的五至“以正”己、三無“以橫于天下”,亦頗一致。尤有進者,大戴禮的“三至”(至禮不讓,至賞不費,至樂無聲),基本上正就是竹書的“三無”。因而,據此來校正不同版本的五至三無說,應能具有相當的可信性。

  根據大戴禮的“外行三至”,似可推定:“君子以此橫于天下”的“此”,指的應該便是“三無”;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卻能塞于四海的,也應該是“三無”中的“無”。竹書的這一節文字,較之《禮記》、《家語》的相關部分,讀起來更為順理成章一些;后者顯系傳抄致誤了。

  考證既明,再回到三無與正天下,看看三無何以能夠正天下。

  首先需得澄清的是,他們所理解的三無的“無(無)”,并非不存在,或系非存在;只是由于它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見,無法以感覺得知,仿佛無有,遂謂之為無而已(參見拙著《說無》)。這是當時人們一般都有的觀念,譬如相信神鬼精靈的存在,便是一例。道家人士往往由之更進一步,認為與萬有相比,這個無,乃是最高最大最后的存在,是世界的本原;其他學派,從已知的文獻中,還很少見有作此否定性玄思的習慣。

  現在竹書告訴我們,這樣的形而上的觀念,也出自罕言性與天道、崇尚仁義禮樂的儒家之口,不能不引起我們瞪大眼睛。

  我們看到的是,三無所謂的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在思路上,與道家所謂的“大音希聲”(《老子》)、“至禮有不人”(《莊子·庚桑楚》)之類,確實同出一轍;都是透過現象來抓住本質,拋棄相對去擁抱絕對,突破俗習而訴諸真情的。因而其所謂的三無,便不是說樂不需有聲,禮不得有體,喪不能有服;而是說此聲、此體、此服,都不過是些現象上的有,是暫存的,相對的,有待超越的。樂聲再響,能繞梁三日,也終有盡時;禮儀雖盛,呈文章七彩,亦難得永存。于是他們相信,唯有那藏在諸有背后的決定著諸有的靈魂,那個無,或曰那個氣志,才能無遠不屆,無時不存,塞于天地,充于四海。

  由此往后,儒道兩家便分道揚鑣了。道家認為,既然萬有都是有限的,只能充當認識無限的階梯;那么,一旦認識到了無限,這有限便可以拋棄也應該拋棄了,這叫做“得魚忘筌”,叫做“以萬物為芻狗”,叫做“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儒家卻不然,他們雖然也主張以三無而不是以三有橫于天下,卻并不因之便廢棄禮樂本身,相反,他們主張有無雙修,強調氣志并舉,以便從實在的禮樂中去把握無聲無體之無;這就是簡中所反復詠嘆的“五起”的真諦之所在,以及其所以反復詠嘆“五起”之用心。作為實踐理性主義者,儒家是時刻注意著理論的可操作性的。

  道家倡無,意在否定一切,而且首先是為了否定仁義禮樂之類的教化;儒家也跟著主張三無,卻欲以此“無”來正天下,即推行仁義禮樂之類的教化于四海;從這一項很強烈的對比中,或許能找到不少理論上的啟示。

簡帛研究網站,2003-03-12

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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