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恩比在他的名著《歷史研究》中分析人類種種文明興衰史時，曾經說過：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這句出自西方巨匠之口的預言，時時出現在華人的學術演講和著作中，用以自豪和自勵。可是，當人們後來讀了同一位湯恩比在他和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對話中，有關中國下個世紀面貌的進一步描繪時，不免收起笑容，疑云滿布了。因為，他在對話中說：中國將在人類下一個歷史階段里，接替西歐的主導權，成為統一世界的地理和文化軸心；而人類史發展的下一階段，會有更多的暴力和野蠻，中國也許會統治全世界而使其殖民地化。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二十多年前的這份擔心和焦慮，去年又由美國政論家亨廷頓創造性地復述了一遍，說是中國將在未來的文明沖突中，和伊斯蘭文明攜手，挑戰西方的利益、價值與勢力，成為國際關系游戲中的主角；如此等等。
這些言論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各方人士的關注。在我們這個討論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的大會上，撇開民族的宗教的情緒和政治的經濟的利害，從純學理的角度，回應一下他們的預言，應該是情理中事。
一元論的痼疾
當西方人在近代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世界，竟然所向披靡的時候，支持他們也似乎由之得到證明的一個首要理論根據，當推世界發展的一元論。無論是維科的神權時代、英雄時代、人權時代，還是孔德的神學階段、玄學階段、實證階段，乃至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和馬克思的社會發展史，無不這樣那樣相信：人類歷史是進化的或發展的，這個進化發展是有規律的，而這個規律又是共同的。或者簡單說，“條條大路通羅馬”，世界是一元的。
我們姑勿深究這些一元論後面是否隱藏有一個一元的造物主，以及這個一元神在現實中已否落實於某一民族體現為一種文明，就思想論思想，僅就人類歷史發展的道路來說，縱有百折千回，百態千姿，人類最終將同臻至善之域，正如千壑競秀，百川歸海那樣，大概是可以相信的；而且勿論歸海之前所經歷的旅途有多長，那都不過是真正人類文明史上的史前一瞬，也是可以斷言的。因此對這史前的歷史，我們有義務給以解釋和疏導，以期弄清它的脈絡，增強歷史自覺，加快它的步伐，減少人類痛苦，自也是吾人良知之必然了。
因此，我們非常尊重先賢們的這些見識。因為他們勾畫出了一幅幅美妙的圖像，滿足了人們的理智，鼓舞了人們的志，使人們活得更有理想，更有激情，更有價值，也更有一種 四海一家的親密眷注之心。
所以，不是偶然的，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僅是西方民族，相信他們的文明就是人類的當然文明，或者叫做西方文明是切合所有人的文明；而且許多非西方民族的精英人物，也跟著相信，自己要想富強起來，就應該亦步亦趨，甩掉先前的一切，踏著西方的足跡，前進！
這里面，可能有種種客觀的和主觀的、世界的和民族的因素在起著作用，但至少有一個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對“一元”的追求和崇尚。
一元論是一種歸多於一、以一統多的智性理論。作為一種認識成果，除了事實的顯現程度、人們的認知方式之外，它還和人的自我中心意欲、追求終極情愫等等心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我們確信，發明任一種一元論的嚴肅的理論家，他的發明無疑會是建立在種種實證的和理性的基礎之上的；而接受某種一元論的人，也多半是經過了深思熟慮乃至反復驗證；但是，我們也不難想象，無論是發明者還是接受者，在他們的岸然道貌之後，正襟危坐之馀，心底里總難免有一種傾向一元的潛意識，在起著作用。而這種傾向，又和人的自我中心習慣相關。所謂的這樣那樣歷史一元論，常常是這樣那樣的自我中心論。
一般說來，隱藏著自我中心論的歷史一元論是強者的邏輯。弱者之自愿地或被迫地接受這種邏輯，依他們是否具有變弱為強的意圖而定。拿清末民初的中華諸思想家來看，不管革命派還是改良派，無一例外都是以西方（包括維新了的日本）為師的，也就是說，都是西方藍本的一元論者，差別只在法國式、俄國式、英國式而已；這已是不爭的事實。至於那些被謚為保守派的人士，他們之拒斥西方道路，并非出於理論上之反對一元論，而只是在反對西方一元論，固守自己曾為強者時的中華一元論，也是有目者所可共睹。所以，一元論，是他們的共識；甚么樣的一元論，才是他們的紛爭。
尤有進者，一些人為了徹底證成世界歷史的一元論，甚至發明人類文明的一源說，如Teriende Lacouperie（1844—1894）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倡中華種姓與文明源於巴比侖者是。章太炎即曾服膺其說，以之與中國古史傳說一一印證（見《訄書》重訂本《序種姓上》，1904；《檢論》中已放棄此說，1915），并引起不少學者的景從。這一奇觀，恰與當時保守派的西學皆中土所前有、西法皆竊我馀緒、西人乃匈奴遺種之說，形成強烈的對照和有趣的呼應。《莊子》有觸氏國與蠻氏國戰於蝸之角的寓言，再過若干年，待到人們能冷靜一些超脫一些，重讀這些一元論和一源說的論爭，應能不期然地想起莊周先生，而啞然失笑的吧。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西方文明代表人類文明楷模的神話漏出了巨大裂痕，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將它推到破產邊緣。與之伴隨的，是一元論信譽的全面動搖。許多西方人和非西方人，都在轉變自己的思路。
相對論的崛起
一元論是一種絕對論。一元論之破綻百出，使認識的鐘擺蕩向相對論，人類的歷史，於是被認為是多元的。
以前人們說，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對西方刺激進行反應的歷史，或者說，是中國人在古老的傳統和西方式的現代之間掙扎的歷史。這些說法將惰性贈予中國，活性留給他們自己，其理論基石，顯然都是以西方為模范的歷史一元論。它們和湯恩比的恭維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的說法，除了有侈談過去與預測未來的不同外，其為歷史一元論，并無兩樣。
近些年來，鐘擺逐漸蕩向另外一極，人們常常說，中國的發展道路自古以來便與西方不同；中國有自己的歷史，有待人們去發現；西方人士應該糾正自己傲慢的東方主義。等等。
作為中國人，對於理論世界的這種轉變，或轉變的這種趨勢，自然會產生一種由衷的喜悅；因為，這不僅意味著我們的過去受到別人的尊重，尤其反映出我們的今天使得別人刮目。這正是存在者的存在價值之所在。
但是我們不應忘記，這些理論是一種歷史的相對論，它本身的價值，并不是沒有爭議的。
歷史相對論與物理學的相對論，有無理論上的親緣關系理應分享殊榮，已經越出我們的論題，可以存而不論；至少它和文化相對論的難解難分，是一望而知的。文化相對論以對抗人類文化一元進化理論的姿態出現於本世紀初，其論反對用西方文化作為判斷世界文化價值的唯一標準，指出那是民族自我中心的愚蠢偏見。他們認定，不同文化乃適應於不同環境而生，無所謂高低優劣之分；因此，也無所謂人類發展的共同必然性。這個由FranzBoas（1858—1942）倡始的文化多元的理論，後來曾遭到新進化論者的揚棄；但是，在最近十幾年來興起的後殖民主義思潮中，特別是在近年EdwardSaid的《東方主義》等著作中，我們又重溫了這種非西方的西方人對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奚落和挑戰。當然，與此同時，我們也讀到了亨廷頓先生的《文明的沖突》那樣的大著，它代表了新時代中的舊觀念，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存在‘普世文明'的想法本身可能就是西方的觀念”，另方面仍然在堅持“西方文明既是西方的亦是現代的”，即堅持西方文明乃普世文明的老調。看來，絕對還是相對、一元還是多元，乃至於西方還是東方，這個發生於人類文化學中但已超出於人類文化學外的爭論，還會繼續下去。
有趣的是，在當今中國大陸，學人們對一元多元的看法，竟然也像美國那樣，存在著很大分歧。我沒有做過精確統計，僅以注意反映學人心聲的《讀書》雜志為例，它在發表了一些介紹美國有關多元文化的論爭和批評文化霸權主義的文章，博得一片喝彩之馀，也發表了一些異議的文章。這些反對“東方主義”提法的青年們認為，“東方主義或文化殖民主義等話題與民族情結有密切關系”，“其反動性將遠大於其進步性，或者說其落後作用遠大於其文明作用”，“原因就在於它可能會重演以民族化壓現代化的悲劇”。他們“不認為洋人搞過甚么我族中心的西方主義，在洋人的思想史上，東方沒有甚么篇幅是道理之中的事”。於是，他們的結論是：“東方國家乃至所有非西方國家要想發展自己，走向世界，首先就得承認西方描繪的圖式，承認自己的前現代性，從而開始自己融入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如此等等。
一方說，時代已經邁入後殖民期；另一方說，先得承認自己的前現代性。後殖民期也就是所謂的後現代化時期，前現代性意味著還未開始融入世界現代化進程。用一元論的眼光來看，這兩種說法分指兩個時代，不僅全無實質區別，而且順理成章；但在多元論者看來，二者代表著兩種史觀，其懸殊有如天壤，完全不容兩立。
作為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一員，我很能理解青年們對“黃土文明”的厭倦，和對“蔚藍色文明”的向往心態，也很欽佩他們的虎虎生氣。而且認為，他們之信任歷史一元論和拒斥多元論，是理性思考的結果，也并非全無理論的意義。
問題是，今天畢竟已經不是五四時代。二十世紀的歷史是一頁全球性的歷史。這頁歷史教給我們許多東西，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也許正是啟發全世界人都對歷史究竟一元還是多元進行認真思索，以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到來。
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
從一定意義上說，歷史一元論就是認為人類文化只有時間上的進展，歷史多元論則相信人類文化僅是空間上的分布。盡管雙方學者都曾殫精竭慮，窺測玄機，乃至跋山涉水，深入不毛，其學識常常使人仰止，其精神往往引人崇敬；但是，不無遺憾的是，他們都有點象莊子早就指出過的那樣，一個是“篤於時”，一個是“拘於虛”（《莊子·秋水》），犯了時間上或空間上的片面性。從思維方法上來說，都未能跳出兩極對立非此即彼的古老窠臼。
一般地說，任何事物無不處於時間和空間之中；而時間和空間，又是互相成體，相互為用，無由分立的。自然事物如此，社會歷史亦然。
以文化論，任何存在形式和發展程度的文化都不是自然物，而是人的創造品，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條件下進行生存的方式和表現，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這也就是說，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發生和存在的歷史時間和社會空間。超時間、超空間、超人群、超生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思議的。
因此，可以這樣說，人的本質對象化為文化，文化的本質表現於其民族性和時代性。正如任一個人無不屬於某一民族和某一時代一樣，任一文化也無從脫離某一時代和某一民族。
不言而喻，由時代性展現的文化的時代內容，是變動不居的，在社會歷史的轉折關頭，甚至可以發生前後對立的劇變，使同一文化分為截然不同的時段。由民族性展現的文化的民族內容，則相對穩定，使任一文化得以形成自己特有的模式和傳統。這兩種屬性雖或動或靜一陽一陰，卻相反相成互為體用，并以此構成了文化存在和發展的內在機制：變化出來的時代內容經過篩選慢慢沉積為穩定的民族內容，使文化得以存在；而民族內容則以其穩定給時代內容去變化提供基地，使文化與日俱新。
當然，民族性的文化內容并非只容本族所專有，其中常有或寓有通行的人類性的內容；同樣的，時代性的文化內容亦非僅能風行於一時，其中常有或寓有不變的永恒性的內容。正是以此，文化才得以積累，使後一時代勝過前一時代；也正是以此，文化才可以傳播，從這一民族波及另一民族。
文化的時代性內容中，那些反映歷史進步方向的內容，形成時代精神。文化的民族性內容中，那些表現民族生命活力的內容，形成民族精神。時代精神對於更高的時代來說，可以成為時代的局限性；民族精神對於其他民族來說，可以成為民族的局限性；如果他們自我滿足、自視不凡的話。更不用說那些揮舞本非時代精神民族精神的內容以作大旗，去抗拒進步欺凌弱小的行為，其局限性之愚昧和狂妄了。
文化的屬性大概如此。人類對此屬性的把握，經過了許久的時間和多次的嘗試。以近代中國為例，從洋務運動的師夷長技，經戊戌、辛亥的變革國體政體，到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前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集眾人的智慧，僅僅弄清楚了文化之作為文化，原來竟有三層結構，即僅僅弄清楚了文化的現象形態。至於更重要的方面，文化的社會本質方面，可以說，直到現在還沒能取得共識。
五四時代的革新人物認為，東西之爭乃古今之爭，其說為促使再造青春中華建立了汗馬功勞。但是，理論地看，他們僅僅認識到了文化具有時代屬性的一面，并以之否定文化還同時具有的民族屬性，因而，在再造一個甚么樣的中華這樣的方向性問題上，他們分道揚鑣了，并終於先後落馬。與革新人物相反，保守派們大多有意無意地抓住文化的民族性一面，強調東西差異乃性質差異，譬如說一個主靜一個主動、一個重精神一個重物質之類，不存在甚么時代的區別。其說對於鼓舞民族自豪增強民族自信也許會有一些好處，但它難免由於拒絕時代而被時代拒絕的下場。只是到了抗日戰起，到了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文化的民族性特質，才以“民族的形式”的資格，由一位文學家（胡秋原）提了出來。
人們常說抗日戰爭中斷了如何建設中華的理論討論，其實也不盡然。可以說，正是這場戰爭的血與火，時時提醒著人們注意民族存在的事實；文化的民族性問題，也正是在抗日戰爭中才逐漸被接受被理解的。遺憾的是，戰爭硝煙剛剛散去，人們便又忘乎所以，只抓住時代性一端，彼此攻訐起來了。
文化有自己的內在發展機制。它不因人們否認其民族性而掩藏英雄本色，也不因人們否認其時代性而停止前進腳步。盡管人們對此常無自覺，但文化卻能寬容地通過這些盲目的工具，保持自己的存在并開辟自己的道路；雖然委屈地但卻耐心地啟發、等待這些工具的覺悟。當然，為此它要付出許多代價。
終於，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從東亞經濟的發展，從冷戰局面的終結，認識到了文化民族性的威力，開始重視不同文化的不同特色，以之補充過去長期障人耳目的時代差別。
由於這股潮流正當方興未艾之機，可以想象，在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里，文化的民族特性必將得到進一步的確認，世界的多元局面可望逐步形成，一個全球性的百鳥爭鳴的春天就要到來。
在我們為此而歡欣汴舞慶祝文化霸權即將壽終正寢的時刻，作為曾經受制於霸權也曾經以霸權制人的中華民族的成員，需要特別警惕民族主義的膨脹，勿受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之類預言的蠱惑。正是在這樣的時候，倒是真應該認真聽聽一元論的意見，當然不是在它們原來的中心論和絕對論的意義上，而是鑒於文化具有時代屬性這樣的事實。
文化的時代屬性無從離開其民族屬性，所以西方的現代化乃是西方傳統西方民族的現代化。在這個意義上，東方人說，“要現代化不要西化”，以區分西方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是正確的。但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面，文化的民族屬性也無從離開其時代屬性，各民族的固有文化總不免帶著其所從來的時代烙印，成為抱殘守闕的動因。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民族都不宜自我欣賞，而應該學會去欣賞別人，以求攀登時代的最高巔峰。
就整個人類來說，歷史是一元的，同時也是多元的；是多元的，同時也是一元的；一元就寓於多元之中，多元到最後將歸於一元。每個民族都在以自己的聰明才智為人類的大廈添磚加瓦，大小河流最後都將匯入大海。因此，每一種文化的民族和國家不僅要學會與別人共存，更要學會向別人學習，學習別的文化的民族性中的人類性成份，時代性中的永恒性成份；同時也無私地奉獻自己，不因能力大小而生尊卑妄念。
中華文化曾經有過獨領風騷萬國來朝的光輝歷史，也曾有過一敗涂地百孔千瘡的苦難歷程，帶著這樣兩種經驗，站在二十一世紀門口，我們相信，它一定能夠妥善處理好在未來的時代大潮中，本民族所應該承擔的人類使命。
1994.5.北京
原載于《星洲日報》1994年8月7日第29版（馬來西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