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龐樸住在他的老房子里面，早年經歷的滄桑在他的內心里已經歸于平靜。
國民黨“錄士”的轉變 我17歲的時候，跑去參加國民黨招聘人才的考試，考上江蘇省財政廳的財務人員，然后被派到江寧、蘇州等地方的稅務局去當“錄士”———抄公文。我那時什么都不懂，純粹是為了糊口來做這份工作，沒想到它后來一度成為我人生中洗不掉的污點。當時我的月薪是200斤大米，因為鈔票容易貶值，所以發米票。這個薪水也不算特別高，只是餓不死。
我的轉變是在蘇州有機會接觸地下讀物的時候開始。朋友介紹我去一個地下黨辦的“文心”圖書館，它在一個拐彎抹角的小胡同里。都是偷偷地去看，弄不好就會被國民黨當做共產黨抓去。我有個非常要好的中學同學起先和我一樣考進江蘇省財政廳，他被派到鎮江，后來跟著國民黨上了臺灣。一直我們都以為對方已經死掉了。1992年的時候我們才再見面，我沒料到他去了臺灣以后還是一直在財政系統工作。
國共兩黨隔江而治的時候，年輕人往解放區跑就好像現在年輕人想出國的心態是一樣的。我是1949年的1月10號過江，和兩個朋友把國民黨的錢換成銀圓，買了幾本蔣介石的書放在一些進步書籍上面，主要是怕過封鎖線的時候被國民黨扣住。船開到交界處，出國民黨區時，給站崗的國民黨士兵一些錢，他就放我們走了。進到兩黨都不管的地帶，心里那個害怕啊！一直趴在船底不敢動。到共產黨的管轄區域，小八路把我們的書和照相機全沒收了。但我們當時的心態是：到了解放區就是找到親人了！果然，直接找到縣政府就要回了東西。
原先，我們的目標是河北省的華北大學，但走到濟南去機關換飯票時，被勸說：“留下來和我們解放軍一起過江吧。”實際上他們并沒帶我們過江，因為我們這些人只知道一點馬克思主義皮毛，沒有經過一天共產黨的訓練。
于是我們就被留在華東大學學革命人生觀、了解政治形式，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他什么都不學。
批人者反被人批
第一次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大家交代思想，比如“我驕傲”、“我怎么能饅頭吃不了就扔掉半個呢？”都心地坦誠，自覺自愿地把“骯臟”的思想交代出來。不光我們小青年，老教授也會交代出自己在學術上瞧不起誰。
五十年代蘇聯派專家來中國教學，先生來了，沒有學生，所以要求各個大學派人來北京上課。教務處一聲通知，第二天我就去了人民大學學哲學。我們都是不商量的，根本不用問為什么你要學這個，這就是革命任務，用不用不是你的事情。如果讓我選，我絕對不會選哲學，我會選文學。但是分配你去了你就要去，不會覺得得到什么也不覺得失去什么，根本不想，想了也沒用，連“想了也沒用”這種想法都不會有，就好像種地的時候要你去打一桶水來這么簡單。
從人民大學畢業后，大家都是從哪來到哪去。回來后我就變成教員，教馬克思主義哲學，我這時候開始有想法了。因為全世界只有五個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能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其余的我們就是照著念，只有犯錯誤的機會，講對了是應該。我讀毛澤東選集的時候發現里面中國的東西比馬恩思想多很多，所以我決定轉到中國哲學。
1963年毛澤東提出“念念不忘階級斗爭”。馮友蘭成為我們中國哲學史界最重要的靶子。當時有個說法，說大家批馮友蘭是為了批唯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政治領域里奪取陣地，我們都是在這個號召下寫的批判他的文章，當做非常自覺的任務。
我自己也一直都是被斗來斗去。1959年的拔白旗運動，我被辦了個展覽會，貼著關于我的漫畫，把我畫成猴子，還讓我自己去講解，侮辱人到這個程度！我完全講不出口，一張嘴就要掉眼淚。當然委屈，我肯定是一顆紅心向著黨，我是拎著腦袋跑到解放區來的啊，我怎么會變成這樣呢？委屈、難堪、難受、丟人……他們毫不留情啊，也不是，有幾個人也是好的，他們是任務在身，身不由己。
我有個學生叫羅祖基，我老批評他，他大三的時候就寫批判教授的文章，寫得真好！他一輩子就老是寫與這個商榷、與那個討論的文章。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搞了好多年的勞動改造，文革結束被平反之后，他來找我幫忙說想回到山東大學去教書，其實他是非常好、非常有見解的一個人，就是因為整天批評別人，所以沒人肯收他。我勸他不要與人辯，老老實實寫自己的東西吧！但他不后悔，后來還是不斷寫這種與人商榷的文章。這個人現在在安慶養老，完全被埋沒。
政治下的學術
我最早發表的一篇論文是《否定之否定》，當初寫《否定之否定》的原因并不是我喜歡方法論。原因是，1953年以后，社會上開始反斯大林的風潮，批判他的政治錯誤，生活錯誤。我發現斯大林還有個理論錯誤：斯大林不講否定之否定，而馬恩是講的。斯大林為什么不講？毛澤東不講，他也不反對講。這個論文的結論就是：斯大林是錯誤的。我們應該去除斯大林的錯誤，洗去斯大林帶給我們的各種影響。
1977年，我的《公孫龍子譯注》印了40萬冊，說起來這是一個大笑話。文革以前，我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簽訂了合同，給他們寫一本書叫做《公孫龍子研究》。交稿之后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切都停止。我到鄉下勞動去了，突然有一天上海人民出版社來找我，說要把我的稿子里翻譯的那部分單獨拿出來發表。為什么？儒法斗爭的需要。江青說中國歷史就是儒法兩家的斗爭，現在要把歷史上所有人都分到這兩個陣營里。簡單說，好人在法家，壞人都分到儒家。公孫龍被他們分到法家隊伍。上海人民出版社知道后，就把我文章里逐字翻譯公孫龍文章的部分挑出來出版。那時候中國幾乎一片空白，所有雜志只剩下《紅旗》，書只剩下《毛主席語錄》，所以這一印就不得了，出手就是40萬，全都賣掉。我沒收到任何稿費，也不覺得這是得寵，因為我真正的研究恰恰是沒有發表的那部分。
后來我基本順利。1974年的時候，毛澤東要恢復《歷史研究》。那時候任何單位都有派系斗爭，根本沒法工作。組織部想了個點子：一個省出一個人，可以防止產生派系。我就這樣從山東調來北京。
我與世無爭、所以相安無事。因為要排擠我太容易了，從我當過國民黨財政人員抓起，辮子一大堆。我的工資從1958年到1979年，二十年沒有動過。1988年，我在外出差，回來就看到桌子上一張紙條通知我退休。我現在是老百姓，歸民政部管。我有一大堆兼職教授的名譽，但不屬于任何組織。
我快八十歲了，如果我還能做點事情的話，剩下的就是這幾件：把“一分為三”理論體系化、“三重道德”思想明朗化和普及“火歷說”。但我精力有點跟不上了，如果哪個學生愿意做，我愿把全部的材料和想法都告訴他。
我在現在這個房子里住了二十年，很多人會覺得我的房子破破爛爛，但我覺得很好。我1976年來北京，三代人住在一個教室里，用白布簾子隔成四間，也很好，可以念書、寫字。以前還有不能念書的時候呢，雖然沒有桌子，我就在老婆縫紉機上寫字。現在這里更好，有人說你應該裝修一下，我說我啊，現在該裝修骨灰盒了，裝修這個干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