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20日，絲綢之路考察隊從蘭州出發，循河西走廊西行，8月16日由敦煌的柳園乘車去新疆，在河西歷時27天，行程兩千余公里，參觀了四十多處古跡遺址。漢塞唐城，放眼皆是，晉墓魏窟，異彩紛陳，就像一個個快速放映的電影鏡頭，令人目不暇接，心撼神搖。這種走馬觀花式的考察盡管十分粗略，卻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無數見聞重疊交織，融匯成一個鮮明難忘的總印象：河西，的確是一條壯偉瑰麗的歷史走廊，是一個對我國歷史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地區，是一個值得史學工作者傾注心力深入探究的領域。
祁連山下的歷史走廊
一進入河西，最觸目的景物就是南側遠遠西延到天邊的祁連山。從蘭州、武威之間的烏鞘嶺到古玉門關的一千多公里的路上，它始終變換著各種姿態伴隨我們，時而陡峭挺拔，時而雄偉渾厚，成為河西走廊的無處不在的標記。
祁連山是河西走廊與青海柴達木盆地之間許多平行高山的總稱。我們所見的僅是它的北緣。好些海拔四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峰，都隱藏在層層山巒之后。然而就這樣，它也給人以難忘的印象。當公元前2世紀初，從廣袤的蒙古高原南下的匈奴人占據河西走廊，來到林木茂實、水草豐饒的祁連山下時，他們懷著驚喜崇敬的心情，把這座高山命名為天山。匈奴稱天為“撐犁”，“祁連”即“撐犁”的另一音譯。這就是祁連山得名的由來了。
祁連山的另一個名稱叫南山，這是為了同走廊北側一組與之平行，統稱為北山的山脈相照應。北山山脈，從東到西是龍首山、合黎山和馬鬃山。由于飽經剝蝕，山勢遠較祁連山低平，但卻組成一條長長的屏障，減弱了蒙古高原風沙的威勢，也遏止了山北巴丹吉林沙漠的南侵。只是在它們的缺口處，像武威北面的民勤一帶，張掖、酒泉北面的弱水(額濟納河)河谷，強勁的朔風才得以把大量飛沙帶進走廊，形成大片風成沙丘。敦煌南面包括有名的鳴沙山在內的大沙山群，就是這股突進走廊的風沙威力的見證。
這樣，夾在南北兩山之間，長一千多公里，寬幾公里到百余公里的狹長地帶，就名副其實地成了一條地理上的走廊。它從烏鞘嶺開始，經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越過玉門關和陽關，一直遠出到新疆白龍堆的茫茫沙海。
這里干旱少雨，年平均降水量從武威的一百七十多毫米遞減至安西、敦煌的二三十毫米。然而，祁連山的雪水卻神奇地點化了這片干渴的荒漠，使它遍布生機。
同干旱的走廊相比，祁連山地的降水量是豐富的。西北—東南走向的群山正利于東南季風穿堂入室，高峻復雜的地形使遭到阻礙的水汽凝為雨雪沛然而降。山區東段年降水量有500毫米，西段也在100毫米左右。紛飛的雨雪給高峰一一戴上了白冠。從酒泉南望，皚皚的雪峰在八月的晴空下傲然矗立，不禁令人憶起劉禹錫“雪里高山頭白早”的詩句。在張掖遠眺，橫山頂部與迷濛的天邊溶為一色，分不清那是暗雪還是長云。然而這都不過是雪峰群的前哨。在山區的深處，高出雪線500—1500米的山峰比比皆是。萬年冰雪在重力的作用下從山巔緩緩移向山谷，形成總面積19725平方公里、貯水量954億立方米的2859條冰川。這些冰川也就是祁連山區里許許多多的凝固水庫。冰雪融水匯成四十多條大小河流奔流出山，首先滋潤了前山的坡地，使它們遍生林木，長滿青草，成為放牧的畜群的天堂。當我們從山丹東南的大黃山(即有名的焉支山或燕支山)和張掖東南的扁都口前經過時，展現在眼前的是這樣一幅眩目的圖畫：湛藍的晴空下是紫黑色的山峰，峰前的緩坡綠草如茵，這里那里大片大片盛開著藍色的苜蓿花，與另一些地塊上金黃色的菜花交相輝映。各種色調鮮明、和諧而又層次分明，就像是河西地區絢爛多彩，變化繁復的歷史；也使我們仿佛體會到了當年匈奴人在失去河西后唱出“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的哀歌時的悲憾心情。山水繼續流向山前的戈壁灘，一部分潛入地下，形成了靜貯量4500億立方米，動貯量56億立方米(包括居延海盆地)的巨大地下水蘊藏。在戈壁灘前緣的泉水區，一部分地下水又重新露頭，涌出大大小小的泉源，與流經戈壁灘的河水匯合到一起，灌溉著大片大片的綠洲，幫助人們在河西歷史上除畜牧之外又添上農業的篇章。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這些歷史名城，就分別建立在石羊河流域、黑河(弱水)流域、疏勒河流域的綠洲之上。綠洲的農業，支持了這些城市的存在和發展，使之迄今不衰。再向前去，這些河流就遠遠迷失在茫茫戈壁和沙海之中，或者潴積為像古居延海那樣的內陸湖泊。漢武帝時，有名的天馬曾在居延澤畔徜徉。今天，改道后的額濟納河所注入的索果諾爾和嘎順諾爾，仍是湖畔蘆葦叢生，湖心天光靜謐，成為野驢、黃羊、大雁、天鵝、野鴨、鸛鳥和魚類的樂園。
正是祁連山的雪水，哺育了河西走廊的草場和綠洲，大大改變了它的荒漠景觀，把它變成了一個宜農宜牧，適于人們生養蕃息的豐饒之鄉，從而使它從一條地理意義上的走廊變成了一條歷史的走廊。悍的胡騎，抗戈的漢卒，揚鞭的牧民，墾荒的農夫，虔誠的僧侶，遠行的商隊，都在這里留下了腳印，灑下了血汗。清脆的駝鈴，悠遠的梵鐘，時不時被刀劍的鏗鳴、武士的吶喊打斷，昭示著河西的歷史又揭開了新的一頁。而親手布置了這座歷史舞臺的祁連山，則又是演出中始終不變的雄偉背景，一幕幕史劇的沉默見證。無怪乎漢武帝要把霍去病的墳墓修成祁連山的形狀，作為這位抗匈名將在河西走廊上建立的豐功偉績的象征了。
沒有祁連山，沒有祁連山的雪水，也就沒有河西的繁榮，沒有河西的歷史。把祁連山作為河西走廊的標記，再恰切也沒有了。第一個看到了這點的漢武帝，不愧是一個很有眼光的歷史人物。
中原王朝的一支手臂
漢武帝不僅眼光敏銳，而且很有作為。在他統治的時期，秦始皇初創的、作為統一多民族祖國的歷史基礎和核心的中原王朝得到了鞏固和發展。正是順應了統一的歷史趨勢，也是憑借著統一集權的中原封建王朝雄厚的人力物力，河西走廊在漢武帝時第一次歸入中原王朝的版圖，從此與中原王朝的命運緊緊聯系起來。
長城，就是中原王朝威力和決心的凝聚。
一個炎熱的八月正午，我們登上了玉門關附近的一座漢代烽臺。
碧空如洗，大野無蔭，天空不見飛鳥，戈壁了無生意，遠處的海市蜃樓凝結不動，四外一片死寂，宛如太古的洪荒世界。然而腳下的古長城，卻讓人憶起兩千多年前這里烽煙四起，刁斗相聞，蹄痕遍野，矢刃交摧的人類火熾生活。
烽臺為土坯筑成，土坯厚約1尺，土坯與土坯之間夾有一層厚厚的蘆葦，現在還殘存13層，高7米左右。站在烽臺上遠望，長城向東西兩方蜿蜒伸展，不見盡頭，其間烽燧遺址歷歷可數。長城也是一層沙石夾一層蘆葦，殘高約3米，多年鹽堿浸漬，已經近乎石化。對于輕裝的匈奴騎兵，它確實是一道不易逾越的障礙。
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率領的大軍經過激烈戰斗，打敗了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的部眾。河西之地，乃為漢有。漢朝在這里陸續設置了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后又加上金城，稱河西五郡)，遣派了幾十萬的戍卒、移民，屯田殖谷，守塞開邊。河西從此成為一個以漢人為主的地區。為了阻遏匈奴南下，保衛這片新辟的疆土，長城也逐步展筑到了玉門。
塞障亭燧更是西出玉門數千里，直到鹽澤(羅布泊)以西。在河西走廊的最大缺口，即自張掖和酒泉北流的弱水兩岸，烽堠障塞，棋布星羅，一直北延到千里之外的居延這個走廊的突出前哨。從居延東到內蒙古陰山，西到新疆伊吾，至今仍有不少漢家殘壘，依稀可以辨認出這條長城以北的外圍防線。在長城主干線之內，也有不少防御工事。張掖東南的永固城東有霍城，相傳即霍去病的屯兵處。玉門關到陽關和陽關到敦煌之間，塞墻遺跡赫然在目，說明這里當年是走廊西端的一個堅固設防的筑壘地帶。修筑長城和開發河西耗費的人力物力實在驚人。張掖附近的“黑水國”、“駱駝城”、永固城遺址周圍和敦煌陽關大道旁上萬或幾萬的簡陋漢墓，在在令人想起當時的士卒和農民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價。
然而，代價盡管沉重，卻是歷史發展的必要支出，也得到了歷史的豐厚報償。
在我國古代，建立在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的一些重要的中原王朝特別是漢族王朝，像漢、唐、宋、明等，都面臨著一個重大的甚至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那就是與北方或東北方的游牧民族的關系。因此，它們一般是坐南面北，緊緊地凝視著北方。如果說，中原王朝的胸口面對的是燕山、河套一線，那處于側翼的遼河中下游和河西就是它們在東北和西北方向上的兩支手臂了。當興起于蒙古高原的北方民族如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等強大起來以后，他們就要南下與中原王朝爭奪陰山河套地區。如果這時中原王朝處于相對軟弱的狀態，陰山河套就落入北方民族手里，中原王朝只好退過鄂爾多斯草原，在燕山、雁門、陜北一線布置自己的防線。北方民族再進一步進逼，這條防線失守，那就要出現胡騎入主中原的形勢了。反過來，如果中原王朝力量強大，它的軍隊就要從鄂爾多斯以南和雁門、燕山一線出擊，占領河套和蒙古高原南緣。這時，中原王朝的身軀挺直起來，兩支手臂也就伸出來了。河西四郡之一名為張掖，張掖者，張國臂掖(即腋)之意也。手臂伸出，腋下自然顯露出來。可見漢武帝時，人們確已清楚地認識到河西走廊同中原王朝的命運的關系了。
中原王朝朝向西北的這條手臂伸出來，從防守方面說，就保障了秦隴一帶中原王朝腹心地區，并切斷了北方游牧民族同青藏高原上的民族如羌、吐蕃、藏等族的連系，即所謂“防羌胡交關之路”，中原王朝側翼的安全就有了保證。從進取方面說，自居延向北，是深入蒙古高原最捷近的路線，離匈奴、突厥等族發源的阿爾泰—杭愛山的森林草原地帶不遠。漢軍犁庭掃穴，遠征漠北，這是重要的進軍路線之一。從玉門關、陽關向西，就進入了西域。北方民族喪失陰山河套以后，在中原王朝軍隊或更北方新興民族的威迫之下，他們的活動重心往往向西移到包括準噶爾盆地在內的阿爾泰山兩麓。中原王朝的軍隊跟蹤西出玉門關，就進到了哈密、吐魯番一線，切斷了北方民族南下塔里木盆地的道路，從而可以控制天山南路，并進而與北方民族爭奪天山北路。如果說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的左臂，那這時拳頭就放到了哈密、吐魯番，五指伸開，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乃至中亞就盡在中原王朝勢力籠蓋之下了。到了這時，北方民族的命運或是入款塞下，或是再西遷去中亞草原，乃至像潛流一樣在東歐中歐涌出，使得當時的歐洲人大驚失色。歷史上的匈奴、突厥、回紇、契丹，大都如此。反之，當中原王朝衰落時，河西往往易手，手臂被斫，中原王朝只有佝僂著身子，承受來自北方和西方的打擊了。唐中葉以后河西陷于吐蕃，北宋時河西歸于西夏，戰火就蔓延到了秦隴，甚至關中地區也處于威脅之下。唐后期吐蕃一度攻入長安，幾次進入關中，就是例子。前人言：“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這話的后半截略有夸大，但河西對中原王朝軍事上的重要性，河西與中原王朝命運的緊密相連，則是無庸置疑的。
西北的經濟政治重心
中原王朝這支向西北伸出的手臂必須是強勁有力的，除了給它輸送血液和營養外，它本身還應當具有健壯的骨骼和筋肉。河西地區優越的自然環境和人民的辛勤努力，使它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軍事需要促進了河西的開發。祁連山的雪水使移民帶來的中原農業技術大有用武之地，農業迅速發展起來。當然，一開始代價是巨大的。漢武帝時，屯田卒不必說了，初來的移民，也是“衣食皆仰給縣官”，生產和生活資料都由政府供給，而所需物資卻要從數千里外的內郡轉輸，運費往往超過物資本身價格好多倍，西漢政府又在這里投入大量人工修筑了許多灌溉工程。這場巨大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報償。沒有幾年，這里的倉廩就開始積貯了余糧。漢宣帝以后，河西地區已是“人民熾盛，牛馬布野”，不僅在人力物資上支援了對西域的經營，居延出土的一支漢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木簡上，甚至出現了中央的大司農把這里的余谷錢物調運內地濟民困乏的記載。東漢中后期，河西一度衰落。但漢末魏晉以后，隨著避亂的中原居民大量遷入，再加上像前秦苻堅那樣把許多江漢、中州的人徙來，河西人口大有增加，農業也再度興盛起來。我們所見的和未及見到的酒泉、嘉峪關魏晉十六國時期墓葬中的壁畫和畫磚上，有大量農業生活的圖畫，形象地描繪了當時河西地區田莊林立，農、牧、桑、林興旺，五谷豐登的情景，單套犁耕，條播，以及迄今最早發現的耙、耱圖像，則顯示了這個地區農業技術的先進性。到了唐朝，武則天圣歷時陳子昂言，“涼州歲食六萬斛，而甘州所積四十萬斛”，“瓜，肅以西，皆仰其FEE0”。河西的糧食，又一次支持了中原王朝向西域的發展。唐前期河西地方政府推行和糴之法，向農民征購糧食以補充軍食，倉庫盈滿。如果河西農業不發達，農民手中沒有余糧，這一措施是不可能長久施行的。唐玄宗時，“自(長安)安遠門西盡唐境一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應該說，這是河西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了。此后，河西又有些衰落，然而還是“屯修于甘，四郡半給；屯修于甘、涼，四郡粗給；屯修于四郡，則內地稱FEE1矣”。可惜，這次考察時未及見到漢唐農田水利遺跡，但居延黑城子一帶西夏及元的田塍、渠道痕跡依稀可睹，再加上魏晉墓葬壁畫和居延漢簡中大量有關屯田的記載，也使我們能對當年河西農業的繁榮景象勾畫出一個模糊的輪廓了。
畜牧業并未因農業的發展而衰竭。魏晉壁畫墓中不少畜牧圖像顯示了綠洲上農牧結合的定居生活，而少數民族的牧民則仍揚鞭策馬，趕著畜群游徙在水草豐饒的祁連山前或居延一帶的荒漠草原之上。漢時，“涼州之畜，為天下饒”。北魏拓跋燾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余萬匹，橐駝半之，牛羊無數。唐在涼州置八監，牧官馬30萬匹。“涼州大馬，橫行天下”，諒非虛言。今天，山丹大黃山即古焉支山南側仍建有我國最大的軍馬場。我們雖然未及去參觀，但沿途亦屢見牧人驅趕數十匹上百匹的馬群在曠野上奔馳，對于第一次來河西的人，也差可隨之馳騁一下幻想了。
發達的農業和畜牧業，再加上隨“絲綢之路”開通而來的繁榮的商業，使河西成了西北地區的經濟重心。它的經濟力量加強了它的軍事地位，不僅支持了當地的守備，也支援了從這里出發的中原王朝的遠征軍。西漢時，河西戍卒多達幾十萬人。漢武帝后期李廣利第一次遠征大宛失利退回，在敦煌屯休一年多，重新組成了一支有六萬士卒，三萬多匹戰馬，十萬頭牛，一萬多頭驢騾橐駝，私負從行者尚未計在內的糧食充足、器械精利的大軍再度出征。這支大軍的人力物資的補充主要來自內郡，但河西地區無疑也貢獻了很大的力量。王莽末年，僅張掖屬國一地即可發精騎萬人。東漢明帝、和帝時幾次遠擊北匈奴，最后把它趕出漠北，迫使其西遷，主力軍都是從河西出發，并基本上由河西當地人馬組成。前秦苻堅令呂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征西域，也是以河西為后方基地。唐玄宗天寶年間，河西節度使統兵共達73000人。河西地區漢唐時人口為幾十萬，以幾十萬的人口要供養大批軍隊并支持其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固然說明了當地人民負擔的繁重，但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這個地區經濟力量的相對雄厚。
相對雄厚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使河西成了西北地區的政治中心。
西漢時，河西開發伊始，還不能擺脫對中原王朝的依賴。它只是中原王朝的西北屏障和經略漠北、西域的基地。西漢王朝著意經營的是居延防塞和玉門以西。這樣，位于它們緊后方的走廊西端的酒泉特別是“華戎所支一大都會”的敦煌，成了當時河西最重要的城市。隨著河西自身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的成長，它的骨骼和筋肉壯實起來了。加上南阻祁連，北臨大漠，東固黃河，西接流沙的特殊地形，河西地區逐漸在政治地理上自成格局，不再僅是中原王朝在西北的基地，而且對中原王朝本身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了。當中原王朝衰落或發生戰亂時，這里的漢族或少數民族的豪杰往往乘時而起，憑借河西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以及特殊的地形據守一方，對中原王朝采取獨立或半獨立的態勢。東漢初年竇融就曾帶河為固，保有河西五郡，并協助漢光武帝夾擊割據隴右的隗囂，孤立了割據四川的公孫述。河西的力量對東漢的統一事業作出了貢獻。十六國動亂時期，從4世紀初到5世紀中葉的一百多年里，河西地區先后建立了前涼、后涼、北涼、西涼、南涼幾個地方割據政權。它們之間雖然也有戰爭，但比起中原地區大規模的民族戰爭和屠殺來，這里可算是戰亂漩渦邊緣的一片相對安定的福地了。前涼曾兩次擊退了前趙主劉曜和后趙主石虎大軍的進攻，正說明了河西本身力量的相對雄厚。由于憑借本身力量和特殊地形而形成的獨立性的加強，從東漢開始，河西的政治中心城市從敦煌、酒泉逐漸東移到走廊上最大的綠洲地帶，又面對中原及東南方羌人的張掖特別是武威來了。東漢時涼州刺史即駐武威，前涼、后涼、北涼、南涼的都城也都在此或一度建在這里。唐朝前期，河西隴右23州，涼州最大，是河西節度使的駐所，共有七城，周長20里(一說45里)，繁華程度可想而知。
安史之亂以后，河西再一次脫離了中原王朝。吐蕃經過十幾年的戰爭全部占據河西，統治了近70年。848年，漢人張議潮起兵驅逐吐蕃，重新奉唐正朔，但實際上是割據一方的藩鎮。50年后的9世紀末，甘州回鶻把自己的統治擴展到河西的大部分地區，張氏家族及其后繼者曹氏家族的勢力退縮到了敦煌一帶。1028年，甘州回鶻政權為黨項族建立的西夏所滅。1036年，敦煌的曹氏政權亦為西夏所并。河西作為西夏的后院和糧倉，支持西夏立國達190年之久。由于這里長期為青藏高原上來的吐蕃、蒙古高原上來的回鶻和寧夏一帶來的黨項等族所控制，走廊北、西、南面的各民族交往甚多，又長期與中原王朝處于隔絕、半隔絕乃至交戰的狀態，交往比過去減少，出入蒙古和青藏高原的居延—扁都口通路的地位突出起來，因此位于走廊中部，又是橫穿走廊的絲綢之路與居延—扁都口一線的交點的甘州(張掖)，遂繼武威之后成了河西走廊的中心城市。當時，甘州回鶻可汗即建牙于此。10世紀初，大食人伊本?摩哈默爾的來華游記曾誤認山丹(可能即甘州)為中國王城。據說此城需一日之程始能橫越，城門處墻高、厚各90臂，城內有60街，每街各延達于官署，每條街有兩道渠，一引城外清水供飲用，一載城內污穢流向城外。這些描寫當有夸誕之處，卻也反映了這位遠來游客面對這座宏偉城市時驚愕贊嘆，不能自已的心情。蒙古滅西夏后，繼之又滅金、滅南宋，河西重新歸入中原王朝版圖。元于河西設甘肅路(后改為甘州路)，置行中書省于甘州。明于甘州置甘肅鎮，陜西行都指揮使司駐此，甘州仍是河西的中心城市。經過元、明、清三朝，隨著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和鞏固，再加上這時中西交通多由海路，陸上的“絲綢之路”的作用已大不如前，河西在歷史上所形成的相對獨立性以及它作為西北地區的經濟政治重心的地位逐漸消失了。清時甘肅省會移到了蘭州，但仍流傳著“金張掖”、“銀武威”的稱呼。今天，河西仍是甘肅省最富庶的地區，也仍然起著FEE2轂中原與新疆的走廊的作用。隨著大西北的進一步開發，河西走廊將在今后的歷史中起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
各民族輪番演出的歷史舞臺
河西歷史的創造者不僅是漢族，少數民族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先秦不必說了，秦漢以來的兩千年間，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他們在河西的歷史舞臺上擔任主角。
張掖和酒泉城中心的鐘樓四門，都分別掛著這樣的匾額：
東迎華岳
南望祁連
西達伊吾
北通沙漠
它們貼切地反映了河西作為西北地理上的十字路口的地位。地理上的十字路口使河西也成了古代各族交往的十字路口。東方來的漢族、黨項族、滿族，北方來的匈奴、鮮卑、突厥、回紇、蒙古等族，南方和東南方來的羌族、氐族、吐谷渾、藏族，西方來的新疆、中亞、波斯、阿拉伯各族和后來的回族，以及從這里西去的塞種、月氏和烏孫，都曾經在這個十字路口上或同臺、或輪番地演出過一場場服色不同、語言各異、有長有短的活劇，把河西的歷史裝點得五彩繽紛，奇瑰絢麗。
目前河西發現的最早人類遺址，屬于新石器時期仰韶文化系統的馬家窯、半山、馬廠類型的文化。古籍中記載先秦和秦漢之際在這里活動的有戎、狄、羌、月氏、烏孫等族。時間相當于夏代的玉門火燒溝類型的青銅文化，屬于奴隸制社會早期，據說可能是古代羌族的一支的文化。而沙井文化和騸馬類型的青銅文化以及嘉峪關北的黑山巖畫，是否是月氏人和烏孫人的遺留，目前尚難于確定。
秦漢之際，匈奴南下河西，月氏被迫西遷。不到一百年，匈奴又被漢武帝的大軍打敗，漢族成了河西的主人，但這里仍活動著不少少數民族。留下的月氏人居于祁連山地，被稱為小月支。聚居在張掖附近的盧水胡，曾經是東漢進擊北匈奴大軍的騎兵主干。河西四郡中的氐池縣，可能是氐人聚居的地方。更有意思的是四郡中還有昭武、驪FEE3兩縣。昭武九姓是中亞居民，驪FEE3則是漢朝人對敘利亞的稱呼。這兩縣“解者皆謂因西域歸化之人之名以為名”。東漢時，羌人在這里有頗多的活動，鮮卑于2世紀中葉檀石槐成為部落聯盟首領時，亦曾把自己的勢力一直西伸到了敦煌。在這帶活動的鮮卑人從此得到了“河西鮮卑”的稱呼。
十六國時的民族動亂也波及到了這里。當時割據河西的五涼政權中就有三個少數民族政權，即氐族呂光建立的后涼，盧水胡沮渠蒙遜建立的北涼和原居河西的鮮卑禿發氏建立的南涼。鮮卑慕容氏的一支吐谷渾，4世紀初從遙遠的遼東輾轉遷移到了青海，其勢力也伸展到了河西。當663年吐蕃攻取其青海地時，吐谷渾的一部分逃到了涼州。這次考察所見的武威青嘴喇嘛灣慕容氏墓葬群，就是這支吐谷渾余部的貴族身后埋骨之所。
民族的動亂和戰爭，固然給各族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和痛苦，但它卻也在客觀上促進了民族之間的接觸和融合。當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一地，從遷徙走向定居，從游牧轉為農耕，接受了封建制度之后，經濟生活與經濟地位相同的兩族勞動人民逐漸凝結為一個被剝削階級，兩族統治者也逐漸凝結為一個剝削階級。民族的語言逐漸改變，民族所獨有的風俗習慣與心理狀態逐漸消失。這時，民族融合的過程就基本上完成了。我們這次所見的魏晉十六國時期墓葬壁畫中，有大量漢族地主田莊生活的圖像，其中不少身著民族服裝，且有民族發式的少數民族勞動者，從事著與漢族農民一樣的耕地、耙地、揚場等農業生產勞動。高臺縣西的“駱駝城”，城分皇城、宮城、外廓等幾層，規模宏大，相傳是通曉漢文，“博涉群史”，漢化程度頗深的北涼主沮渠蒙遜興業之地。這些，都向我們顯示了當時河西地區民族融合的過程。
除上述各族外，隨絲綢之路的繁榮而東來的昭武九姓，在河西歷史上也扮演過重要的角色。十六國北朝時，像涼州的安氏、曹氏、何氏、張掖的石氏、酒泉的康氏等，都已取得了當地的籍貫，不再被視為外來的客民了。其中酒泉康氏尤為大族。他們唐朝的后人在墓志上曾自詡其祖先的功績說：“東晉失國，康國跨全涼之地，控FEE4飛鏑，屯萬騎于金城，月塵漢驚，辟千壁于大漠。”歷史并沒有記下康氏曾有過這樣的彪炳武功，但安史之亂時，武威九姓胡起事，武威大城中七小城胡據其五，則也可想見其在河西的勢力了。此后，在北朝、隋和唐前期，河西歷史又添上了新來的突厥與鐵勒諸部如回紇、契FEE5、思結、渾等活動的印記。
十六國時期河西第一次脫離中原王朝的割據歷史為一百四十多年。五涼政權中少數民族雖占其三，但統治年代加起來僅占50年，只能說與漢族平分秋色。但從安史亂后吐蕃攻占河西開始的第二次河西脫離中原王朝時期的情況就不同了。在長達四百多年的時間里，除去張議潮家族的漢族政權統治河西全境的50年外，這里幾乎全是少數民族的天下。而后來將河西歸于一統的中原王朝又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則少數民族對河西的第二次統治長達600年。這個時期的少數民族吐蕃、回鶻、西夏、蒙古在這里留下了大量的遺址遺物。1420年沙哈魯使臣所記的甘州西夏所立的大臥佛，現存的雖非原物，但仍是張掖的重要古跡。《馬可波羅行紀》中提到的西夏和蒙古的亦集乃城，即今額濟納旗黑城子遺址。斷垣頹壁間，廢磚、磁片、石磨、銅錢、絲綢殘片、麻鞋布襪，乃至木梳、小玉佛、西夏文佛經印本殘片等俯拾皆是，仍能讓我們憶起這座在甘州通往蒙古早期都城和林的要道上的城市當年的盛況。至于敦煌石窟和遺書中的吐蕃、回鶻、西夏文物，那就更其豐富了。
在這個歷史的十字路口上，我國古代各個民族像潮水一樣一浪一浪涌來。有的由此遠逝，有的留駐下來，有的與漢族融合，有的仍長久保持著自己的特色，直到今天，河西仍是多民族聚居地區，除漢族外，還有回、藏、土、裕固、蒙、滿、哈薩克等族。他們和漢族一起，繼續著祖先開創的事業，正在這塊豐饒美麗的土地上為河西歷史創作新的章節。
文化交流的樞紐站
作為歷史上西北的軍事、經濟和政治重心的河西，自然也成了西北的文化中心。然而，這個文化中心卻自有其獨特之處。由于河西對中原王朝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又處在貫通中西的絲綢之路主干線上，并且是古代各族文化交往的十字路口，它就不僅僅是一條文化交流的河道，而且也是一座文化交流的樞紐站。古代各族的文化在交流過程中往往在這里停駐，一方面互相融匯，一方面又從當地的土壤中吸取營養，然后以多少帶有河西地方特色的改變了的或發展了的形式，再從這里流向中土或西方、蒙古和青藏。這種情況，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尤為明顯。
河西所以能起這種文化交流樞紐站的作用，端賴于本身所具有的相對雄厚的文化基礎，這個基礎是在漢代打下的。
漢代對河西的大力開發，使這個地區的文化迅速發展起來，達到了同中原基本相同的水平。武威磨嘴子漢墓群出土的《禮記》簡和醫簡，說明中原學術在這里的流傳。磨嘴子漢墓出土的六百石官吏所乘的木軺車明器及其他精美的木器，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二千石大官出行儀仗的銅車馬俑等文物，不僅說明這里完全實行著中原地區的禮儀制度，而器物的工藝技術也與中原相侔。
魏晉十六國時期，中原板蕩，河西文化的鮮花卻正盛開。五涼君主中，張軌、李FEE6都是漢族世家，本人又以經學文藝著稱，他們重視儒學，自不待言。呂氏、禿發氏、沮渠氏雖非漢族，但也欣賞漢化，獎掖士人。所以河西舊有的以儒學為主體的漢族傳統文化不僅未曾淪替，反由于中原人士的遷入而有所發揚。等到北魏建立，河西重新歸入中原王朝版圖，保存在這里并得到發展的漢族傳統文化又回流中原，成為北魏立國的指導思想和各種制度建立的憑借，不僅促進了鮮卑族的漢化，而且成為隋唐制度的一個淵源。西涼主李FEE6的曾孫李沖入仕北魏，是有名的三長制和均田制的創制者，而且都城洛陽的建設規劃亦出其手。這種與《周禮》所載面朝背市舊制不同的市南宮北的都城規劃，即來自對十六國時涼州城的模仿。這種模仿不僅見于北魏舊都平城、新都洛陽，也施之于東魏的鄴都，并為隋唐長安城的營建所繼承，形成了中國古代都市建設的新格局。這次考察中，武威的同志曾提出古涼州城址的探查問題，如能有所發現，那將是很有意義的。
河西又是西方宗教尤其是佛教東傳的必由之路。由于魏晉十六國時期河西與中原的相對隔絕，也由于當地統治者的崇奉提倡，佛教在這里留駐興發，并開始了它的中國化的進程。流寓敦煌，先世為月氏人的竺法護，能“口敷晉言”，自譯梵書，被稱為“敦煌菩薩”，說明了外來的佛教已在河西生根，而河西則自視為佛教的勝境，并推戴出了自己的大師。苻堅命呂光西征龜茲迎回的鳩摩羅什，因前秦敗亡而滯留涼州十余年。這一頓挫卻使他精習了漢語，以致后來去長安譯經時，譯文“文美義足”，適合漢人誦習研討，大大擴大了佛教在中土的影響，促進了它的廣泛流傳，從而為佛教的中國化作出了很大貢獻。敦煌等處佛教石窟藝術在西土與中原之間的承接作用，更是為人熟知。研究者認為，河西的魏晉十六國墓葬壁畫，畫法與造型來自中原，敦煌早期石窟壁畫中，有的采取了墓葬壁畫中的這種中國的傳統畫法，有的則是傳統畫風與西域畫風并存。有趣的是，畫佛像是西域畫風，而背景、世俗題材及供養人像卻是漢晉以來的傳統風格。發展到北朝晚期，石窟壁畫中的西域畫風逐漸融入傳統畫風之中，那種互不協調而生硬結合的現象逐漸消失，終于在唐代形成了圓熟的中國特有的佛教藝術風格。至于歷來認為是來自印度繪畫的“凹凸法”，其實中國自有其淵源。東漢晚期的武威雷臺漢墓墓頂的蓮藻圖中，蓮瓣著色已采用渲染之法以顯示立體感，其后與印度的凹凸法結合，到隋唐時遂形成了以尉遲乙僧、吳道子為代表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大流派。我們這次參觀河西的東漢魏晉十六國壁畫墓及敦煌、榆林等窟的壁畫，感到這些意見確是很有道理的。
樂舞也是河西在文化上起著樞紐站作用的一個例證。西域、中亞和印度的樂舞，往往在這里停留、生根、改造、發展，然后再輸入中原。隋代國家樂隊九部伎(唐時增為十部伎)中的天竺樂，即源自天竺送給前涼主張重華的一部音樂。呂光把龜茲樂帶到了涼州，后涼北涼時變龜茲樂，號為“秦漢伎”，輸入北朝，后稱涼州樂，亦列為隋九部伎唐十部伎之一。唐玄宗時有名的霓裳羽衣舞及曲，也是因西涼州所進的西域曲調改制而成。南北朝以降，涼州歌舞，譽滿全國，正是在這文化交流樞紐站內生長起來，至今令人神往的藝苑奇葩。則西域、中亞和印度的樂舞經河西改制而傳入中原的，到隋唐時都成了中國的“國伎”了。
吐蕃、回鶻、西夏統治河西的時期，河西文化的樞紐站作用對中原王朝來說似乎不大顯著，但新疆、青藏、蒙古各族的文化交流在這里仍很頻繁。就這方面的問題進行深入探究，應當說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問題
考察途中，我們一再領會到水在河西的重要作用。流水所至，生趣盎然，水所不及，則荒漠無際。河西的水是豐饒的，豐饒到遠至額濟納一帶的戈壁灘上，地下水位僅距地表二三公尺。然而河西的水又是貧乏的，貧乏到河西的七百五十多萬畝水地僅占其總面積111000平方公里(不包括額濟納旗)的不到5%。人與自然的交互作用，在河西就是通過水為中介來進行的。行經密樹成蔭，麥棉似錦的綠洲，我們總是贊嘆先輩利用祁連雪水改造河西面貌的卓絕功績。面對因缺水而廢棄的流沙半掩的古城，我們又不禁為祖先在強大的自然力量面前敗退而感嘆咨嗟。這種缺水的趨勢又似乎在隨河西的開發而逐步擴大。解放之初，張掖城內外還是清泉處處，湖沼四布，可是近年來多已干涸，使我們無緣再睹這座可與“家家流水，戶戶垂楊”的泉城濟南相比美的古城原貌，也使我們為缺水的陰影籠罩著河西而擔心。這種心情，在我們站在枯縮的古居延海邊上時，達到了它的最高度。
遠處四合的群山形成的盆地，顯示了這座方圓數百里的古代巨澤的輪廓。但眼前所見，卻只是過去湖底中間一片周圍才幾百米的小小水洼。幾只野鳥涉足其中，悠閑地尋覓食物，告訴人們水深只有幾寸。岸邊一圈死魚，說明近年來水面仍在下降。古居延海的枯縮，弱水改道固然是直接的原因，但水源的衰減應是根本。今天，改道的額濟納河所注入的索果諾爾和嘎順諾爾，不僅面積比居延海小了許多，而且據當地同志講，水草的豐盛也大不如前些年。額濟納河兩岸五百多萬畝的胡楊、紅柳、梭梭林帶，目前正以每年5—7萬畝的速度減少，這與過度放牧與樵采有關，但根本的問題是缺水。據說額濟納旗每年需水7億立方米，而目前只能流入3億立方米。如果水源充足，過度放牧與樵采的問題也就較易解決了。
古居延海的枯縮以及白羊河流域尾閭的休屠澤，疏勒河流域的哈拉諾爾等古代巨澤的消失，可能與河西歷史上農業用水量的加大有關，但也要看到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即在不宜于農耕的地方開墾以及過度的采伐與放牧對生態平衡的破壞作用。自然對人類勞動的報償是豐厚的，但不合理的利用卻也會遭到它的懲罰。往者已矣，祁連山的九百多億立方米冰川貯水和走廊的四千五百多億立方米的地下水始終是河西的一筆巨大財富。我們的祖先在這筆財富的基礎上生發出一片從漢唐時幾十萬人口發展到今天的三百多萬人口的農、牧、工、礦各業興盛的繁榮地區。如何發揚先人的功業，避免他們的失誤，在四個現代化的進程中有效地、謹慎地利用水這一巨大財富，使河西的發展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之上，應當是一個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問題。
原刊《絲路訪古》，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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