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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文忠談“老爺子”季羨林

羅 敏

  “季先生這樣的人,原本是一個群體現象,而到今天居然成了孤零零的個體現象。”在5月12日于上海圖書館舉行的講座上,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季羨林關門弟子錢文忠說,這值得時代深思,目前的“季羨林熱”,實際上表明“他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們太多的精神夢想”

  他是目前中國碩果僅存的文科一級教授,也是“未名四老”中唯一在世的。

  他是現代中國僅有的吐火羅語專家,亦是國際梵文巴利文學界為數不多的一流學者。

  然而,96歲,他在《病榻雜記》中提出“三辭”——辭“國學大師”、辭“學術泰斗”、辭“國寶”。“我非常平凡,沒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有優點的話,我只講勤奮。”背對著累牘的作品,他語氣平淡。

  如今,在北京301醫院的病房,季羨林仍堅持每天寫作。歲月已老,風云猶在:六十多年前他的梵文研究成果依然是國際學界討論不已的話題;1983年,季羨林所釋讀的吐火羅語文獻《彌勒會見記》,成為目前最完整的吐火羅語出土文獻。

  2007年年初,季羨林入選“2006感動中國年度人物”。中央電視臺特意到他床榻前授獎,他喃喃地說自己“受之有愧”。

長者與少者

  季羨林出生于1911年。錢文忠1984年考進北大時,他已是一個古稀老人,“在二十多年前的北大,人們已經稱他為‘季老’。只有我們這些門下弟子有時調皮,稱他‘老爺子’、‘老師’”。

  北大歷來出長壽之人。1990年,北大剛經歷一場變故,1月30日,季羨林讓錢文忠陪同到燕南園向朱光潛、馮友蘭、陳岱孫三位老先生拜年。“季先生沒有帶司機,因為下雪,也沒有騎車。天氣非常寒冷,一路上,季先生用非常平靜而又深情的語調對我說三位老先生的為人和學問。”

  先到了朱光潛家,只有夫人在家。“季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一角,畢恭畢敬地向朱先生的夫人拜年。”然后去馮友蘭著名的三松堂,馮先生也不在,只有女兒宗璞和女婿在,“季先生依然身板筆直地坐在舊沙發的角上,畢恭畢敬地向宗璞先生拜年。”最后,季羨林來到已九十高齡的陳岱孫家,陳岱孫根本沒想到季羨林會來拜年,非常高興。“季先生還是同一個姿勢,還是身板筆直地坐在舊沙發的一角,還是畢恭畢敬地給陳先生拜年。”當時正逢陳岱孫兩卷本文集出版,他從屋內取書簽上名字,雙手遞給季羨林,季羨林站起身,鞠躬雙手接過來。“冬天的陽光很溫暖也很無力,透過燕南園殘破的老窗,照在兩位老者的白發上。”錢文忠說,這一幕讓他終身難忘。

  對長輩如此,季羨林對小輩的態度則是“喜愛、尊重、提拔、扶植”。某天,錢文忠陪季羨林散步時,行至北大辦公樓,恰逢中文系的裘錫圭低著頭,在前面很慢地走,大概在思考問題。“季先生拖著我的手,放慢腳步,對我說:‘前面這位,裘先生,古文字專家,了不起!’還蹺起大拇指輕輕地晃。當時裘先生四十多歲,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壓了季先生一路。”

  九十歲以前,季羨林在北大朗潤園的住所是一直敞開的,任何人都可以輕輕敲開他的家門。他的樸實、謙遜、寬容也贏得了同事、學生甚至校內司機的尊敬。每年大年初一,季羨林一推開窗門,面前白皚皚的雪地上,就會有北大各系學生用樹枝畫滿的各種各樣的問候、祝福,布滿方圓幾百米。如今,季羨林已幾年不住學校,每逢雪花飄零,門口還會寫滿這樣的問候。那扇空著的門,裝載著許多人的守望。

十年“文革”錘煉《羅摩衍那》

  “他不是國學大師!他是個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語文能力還不錯。”今年初,李敖對季羨林“發話”,認為季羨林“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三項都不合格,引起輿論的軒然大波。“我想他連評論季先生學問的資格都沒有,因為老實講,季羨林這門學問他看也看不懂。”錢文忠認為李敖評論季羨林,就如同一個不懂英文的人與一個專業學者談論莎士比亞,“有意思嗎?”他反問道。

  但錢文忠也承認,大眾多從散文隨筆等作品了解季羨林作為學者的一面,“其實遠未搔到癢處”。“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領域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國學。他的看家本領是用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和佛教混合梵文在內的各種俗語,由此解決印歐語言學和佛教歷史上的重大問題。”錢文忠簡單概括道。

  1935年,二十四歲的季羨林赴德留學。與一些學者在國外以國學研究拿學位、國內以西學研究得名利的“兩頭唬”做法不同,他以一個山東人的倔強,執意選擇與中國無關的學術題目。“他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吠陀文、吐火羅語、阿拉伯語;輔修英國語言文學和斯拉夫文學,學古英語和南斯拉夫語、俄語,與漢學和中國學毫無關系。”

  寒窗十年,在外國人具有重大優勢的印歐語言研究領域中,季羨林利用梵文語尾語法形式變化研究經典的年代問題,做出了方法論意義上的貢獻,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

  1945年,季羨林放棄德國的教職,拒絕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回國。“文革”期間,季羨林幾乎被迫害致死,有兩次,他被人放到平板車上推到太平間,別人都認為他已經被打死了,他卻自己爬了回去。

  “文革”后期,季羨林終于得到喘息,被派到學生宿舍打鈴、掃地收信。1973年開始到“文革”結束,每天臨出門前,季羨林都在小本上抄幾段梵文,值班時偷偷翻譯。翻譯工作一直持續到1984年,那就是煌煌八大本、一百多萬字的《羅摩衍那》。

  因為工程過于浩大,全世界至今只有三種《羅摩衍那》譯本。英語和日語譯本都由幾十位學者集體合作完成,只有漢語譯本是由一人譯成,且是季羨林在多年的歲月中,孤身一人、積年累月、偷偷摸摸完成的。

  整個北大,早晨亮起的第一盞燈總是季羨林家中的;數十年來,他都是清晨四點起床,伏案研究。1983年,在中斷吐火羅語研究幾十年后,他用十年時間釋讀新疆出土的《彌勒會見記》殘卷,再次轟動世界學界。“從季先生學習吐火羅語開始,七十多年過去了,這依然是有資格出現在這一學科領域前沿的唯一一個中國人的名字。”

一把花生接人待客

  季羨林的節儉北大人所皆知。他對自己苛刻到驚人,“連家里拖地的水都是從湖里打上來的。”錢文忠經手過不少季羨林的事情,他認為,其實季羨林也是個很慷慨的人,可惜這點很少有人知道。

  “至今為止,北大接受的最大一筆捐贈來自季羨林先生。”錢文忠回憶說,解放后的季羨林是一級教授,工資、各項補貼加稿費,每月收入約有千元,他用來買了很多古字畫。后來,他把收藏全部捐贈北大,“僅僅古字畫就有462幅,包括蘇東坡的《御書頌》,董其昌、仇英、祝枝山的畫都在十幅以上,此外還包括大量古硯、壽山石田黃、田白、善本、自己所用家具、畢生積蓄的稿費,甚至,他捐到連自己的圖章也捐掉了。”錢文忠感慨說,這些古董,價值難以計數。有人說季羨林是個炒作自己、追逐名利的人,“知道這些,不知他們將作何感想?”

  相比較學術和人格上達到的高度,季羨林的生活則簡單得乏善可陳。“季先生對很多事情無知到驚人的地步。他大概到七十多歲才學會開煤氣,有很多事情是他永遠也想不明白的。”錢文忠接觸過很多老一輩學者,“他們執著,他們那一代人真正相信人只有一種命運,不會心有旁騖,不會奢望什么都擁有。”那種命運,就是他所要成為的人。留德回來以后,季羨林就認定自己是做學問的人的命。

  “季先生唯一吃的零食是花生,他拿個布口袋把花生掛在寫字臺上。他堅定地相信全世界最好吃的東西是花生。所以任何人去,都是一把花生。”季羨林還喜歡養貓,養的方式與養老虎差不多,“他出去散步,貓也跟著去散步,這是北大很有名的一景”。

  “他還喜歡種花。他會在某一個晚上揣一把蓮子,到朗潤湖一把撒下去,第二年,蓮花會長出來,他說‘文忠,看,我種花了’。”

  北大有一個童話般的說法:未名湖的荷花,都是季羨林種的。

  “他沒有什么愛好,他的情感都在文字中。”對錢文忠而言,如果要用什么詞概括恩師,最合適的就是“純粹”與“平淡”。“作為一個從各種運動中走過來的知識分子,最難能可貴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蕩。該守望的、該堅持的,季先生一樣也沒有放棄。”

原載《第一財經日報》2007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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