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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戰略視角看季羨林先生的學術思想

朱威烈

  背景資料:季羨林教授的最重要的文化戰略思想——將主綜合的東方文化與主分析的西方文化兼收并蓄,融會貫通;堅持“拿來”與“送去”并舉,即將對外開放,吸收西方、國外文化中的精華,同弘揚我優秀的傳統文化,主動向外傳播結合起來。當前,學術界面臨的長期戰略任務是,既要對中國文化進行整理、篩選、揚棄,也要對國外文化研究、甄別、評介,以構建起21世紀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

 

  從國際范圍就文化關系發表的突出言論看,大致有二,一是美國亨廷頓教授發表在1993年夏季號《外交季刊》上的《文明的沖突》,他認定西亞北非的伊斯蘭教和東亞的儒家學說是蘇聯解體后西方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二是我國著名的東方學家季羨林教授90年代中期提出的“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東西文化的變遷‘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文章主旨是強調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聯系和互動,東方文化在新世紀中所起的作用和應占有的地位。從文化研究角度看,亨廷頓雖然提出了國際環境中文化因素日趨上升的重要命題,但他文章的立意,只是出于狹隘、偏激的政治戰略或民族主義情緒,強調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和特殊性,貶低或排斥異己的文化類型,將彼此間的差異絕對化,似乎各文化類型間只有矛盾和對抗,而沒有相互補充、融合的另一面。這種新的“冷戰話語”,反映出西方文化與其他文化間的不平等關系,是借文明沖突或文化沖突為由貫徹霸權主義的政治意圖,謀求它自己的經濟利益。簡而言之,他是想指明,經濟全球化必然或者應該導致文化一體化或稱文化西方化亦即美國化。事實上,亨廷頓沿襲了長期流行的西方中心論文化觀,他既不可能客觀公正地描述東西方文化的交往史,也不敢或無力正視新世紀不同文化類型間正常的互動關系和平等交往的價值基礎。

  季先生的文章既反對“歐洲中心主義”,反對民族歧視,也并不張揚“東方中心主義”。他針對近幾百年來,西方文化產生的頗多弊端,如環境污染、大氣污染、臭氧層破壞、生態平衡破壞、物種滅絕、人口爆炸、新疾病叢生、淡水資源匱乏等,認為這些弊端產生的根源,與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維方式有緊密聯系,拯救之方,就是弘揚以綜合為基本思維方式的東方文化,反對“征服自然”的口號,主張“天人合一”,即人與大自然做朋友,不做敵人。不過,他也明確指出,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學習、了解,因為我們中國人自己也并不全了解中國,了解東方,了解東方文化。季老從文化比較研究著手,闡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以探索與人類和世界未來有關的重大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這在包括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等主要體系在內的東方文化處于相對弱勢的世紀轉換時期,在全球化的各種觀念、符號、象征、形象大都由西方意義的生產體系所制造,中國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處于被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體系“接納”或“拒絕”的歷史階段,不啻是一聲巨響,一聲反映正直的東方學者發自肺腑、充滿睿智卓識的吶喊!

  改革開放20多年來,季老懷著強烈的振興中華民族文化的歷史使命感對文化、文化交流、文化比較、文化建設和發展等各個層面,發表了大量時代性、前瞻性和學術性都十分鮮明的演講、論文、考證、散文、隨筆,其中在文化分類、東西方文化的主要特點,以及如何發揚我中華文化審時度勢兼收并蓄的傳統,通過“拿來”和“送去”這樣的方法,一磚一瓦地構筑起21世紀中華民族先進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戰略意義。

  季老說:“東西文化之分,古已有之,于今為烈而已”。季老把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歸入東方文化體系,把自古希臘、羅馬至今天的歐美文化稱為西方文化體系,無疑比古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當時的分類更全面、更具學術性、也更能為今人所用。這樣的文化分類法,建立在學術上正本清源、厘清東西方文化價值觀念基礎上,包含著思維方式、處世哲學、行業規范、道德標準等一系列的評價體系,對愛與憎、真善美與假惡丑、正常與荒謬、正義與非正義等社會行為和現象的價值取向。就方法論而言,季老說:“東方主綜合,西方主分析”。東西文化既有相通之處,也有差異,因為兩類文化是在不同的自然環境和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在相對分離、各自發展的社會里,自成天地,各有千秋。季老的觀點,是客觀公允的科學論斷,沒有敝帚自珍的孤芳自賞,也不帶有一風壓倒另一風的武斷。季老的立足點十分明朗,即在當前實際上是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國文化所承襲的直觀、類比的形象思維方式,重“守一”和“齊一”,用簡約、籠統的語言概括自然與社會的傳統,同西方文化傾向具體性、精確性,邏輯思維嚴密和刻意求異的傳統相比,在追求創新的目標導引下,已感受到壓力,正處在中西文化激烈撞擊、努力融合、尋求發展的時期,這就迫切地需要把善于綜合與善于分析的方法結合起來。

  大家知道,這種綜合與分析方法的結合,亦即要做到中西貫通,殊非易事。因此,季老又明確提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學習,就是了解”。我這一代人,大都已到了“耳順”之年,論對國外文化的了解,雖有一點著述,但只是一鱗半爪,論對國學——中國文化的積累,更是不敢望季老的項背。因此,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化,不知中國文化的“己”,也不知國外文化的“彼”,始終只能是空口說白話。重學習,中外一致,古今皆然,貫穿我國文化建設全過程的,首先應該是學習和了解。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東西方都有人在侈言經濟全球化必然會導致文化一體化。但是,世界上客觀存在的多元文化,都是通過長期的積累、沉淀形成的,它們因各民族文化的價值觀念體系存有不會迅速消失的差異和分歧而得以確定,具有相對穩定性,尤其是植根于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民族文化,即使因主客觀原因在某一個歷史階段處于弱勢,也不會被異族的強勢文化完全吞噬或同化。因為從整體上看,這類文化所塑造的民族性格,長處總是多于短處,常能自強不息,不甘人后,使民族國家得以存續千百年而不衰,屢遭外敵入侵而不亡。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又充滿差異,不斷變移,具有兼容性。它吸收、增加新文化,非但不會削弱固有文化的發展,反倒會使固有文化的積累和傳播有所擴大。因此,文化的差異、矛盾和沖突,只要處理得當,完全可以通過交往、對話逐步取得諒解。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要承認“不同”,在“不同”的基礎上形成“和”,即和諧、融合,能使事物得以發展,季老進一步倡導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過程中,設定我們的文化戰略目標、研究方法和實施手段,這對我們身處信息時代,在十分頻繁的文化交往中,積極地吸收各國優秀的文化成果,更新自己的傳統文化,做到洋為中用,推陳出新,同時堅持改革開放、與人為善,把我們文化中的精華送出去,做到中為洋用,共同發展,無疑是有益、有利,且富有成效的高瞻遠矚之舉。

原載《文史哲》2002年01期

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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