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是當世的一門顯學，治“紅”的學者很多，知名的也不在少數，而馮其庸先生則是在諸名家中能稱之為“大家”的一位。
馮先生之為紅學大家，基于以下幾方面的成就：
首先，他對于《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家世、籍貫以及《紅樓夢》的版本作了系統研究，獲得了扎實細密卓有成效的成果，寫出了一系列專門著作，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其次，他以一個學術帶頭人的識見和魄力，倡導和組織了多種卷帙浩繁的紅學基礎工程。促成和推進了紅學刊物、紅學機構以及一系列學術交流活動，為培養人材和發展紅學作出了重要貢獻。
再次，他本人學養深湛、領域寬闊，于中國文學史、文化史、藝術史以至考古探源、兼通博采；他同時又是一位書法名家和出手不凡的國畫家及學術攝影家。這一切翻轉過來使他對《紅樓夢》這一中華文化藝術的精品有獨到的體察和感悟。“大家”之謂，實非偶然。
這里，首先就馮先生對于曹雪芹家世和籍貫的研究著述作一概略介紹。
由于《紅樓夢》造部小說的特殊性，即它的素材來源取自于作者的家族及其近親，因此研究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對理解小說的“底里”較一般作品的作家研究更具重要性。早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馮先生就在這一領域進行了專門的研究。他先后發現或重新考查了下述一系列的文獻材料，包括：《清太宗實錄》天聰八年（1643）關于曹家上世的記載；兩篇《曹璽傳》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未刊稿本《江寧府志》中《曹曹璽傳》和康熙六十年（1721）刊《上元縣志》中的另一篇《曹璽傳》，其中有關于曹家家世、籍貫、祖父的名字、入關后的官職、政績以及曹寅、曹宣、曹顒、曹頫之名及字的紀載；遼陽三塊石碑即《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玉皇廟碑》、《彌陀寺碑》上面有關曹家上祖人氏的署名；天聰七年孔有德降金書中所反映的曹家堂房上祖在明末清初的情況；重新找到了已經迷失的《五慶堂曹氏宗譜》及較此譜更早的一個底本和所附的《曹氏譜系全圖》，上面明載曹雪芹上祖的名字直至其父輩及同輩；康熙抄本《沈陽甘氏家譜》關于曹家姻親甘氏的記載。
由于以上一系列重要歷史文獻的發現、考訂的互證，馮其庸先生不僅寫了多篇專題論文，且于1978年撰成專著《曹雪芹家世新考》。該書以大量史料為基礎，論證了《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的可靠性，指出其研究曹雪芹家世方面的重要價值，特別是考訂了曹雪芹上祖的籍貫是遼陽。有關曹雪芹的祖籍，頗有爭議，由于有上舉大量材料的依據，“曹振彥，是遼東遼陽人”、曹璽“著籍襄平”（即遼陽）、“曹寅，字子清，奉天人”、“千山曹寅”（千山在遼陽）等有關曹雪芹父祖輩籍貫的實錄以及諸多旁證，遼陽說已為學術界多數所認同。
上述《新考》一書，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到了九十年代，馮先生又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大規模的補充和增訂，由原來的30萬字擴充到60萬字，《增訂本曹雪芹家世新考》1997年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二十年來，這是一部在海內外均有影響的專著，為治紅學者和譜牒學者所看重。
此外，1992年北京通縣張家灣農民曾將一塊曹雪芹墓石獻出，該石在1968年挖得，上面刻有“曹公諱沾墓”五個大字，左下端刻“壬午”二字。此一墓石馮先生及有關文物專家鑒定了它的真實性，但紅學界和文物界仍有少敷專家認為是偽造。為此，馮先生曾編有《曹雪芹墓石論爭集》，廣收各家之見，并不強加于人。即此亦可見出其學術上的大家氣度。
其次，馮先生對于《紅樓夢》的版本也作過系統的研究。由于《紅樓夢》是一部未最后完成的作品，作家生前曾“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早期以手抄本形式在親朋好友中長期流傳，因而《紅樓夢》的抄本呈現出十分復雜的面貌。馮先生說：“我的實際體會是，研究《紅樓夢》的抄本，最好是把現有十二種本子，即甲戌、己卯、庚辰、蒙府、戚序、戚寧、楊本、劉本、甲辰、舒序、鄭藏、程甲等本子作系統的排列的研究。這樣，一是可以發現各本之間的相互關系……可以把這些本子的血緣關系和相鄰關系找出來。二是可以查出文本文字之間的因異，有時還可發現這種因異的淵源，這對仔細辨析這些文字的優劣是有用處的。”（見《我與〈紅樓夢〉》，載《紅樓夢學刊》2000第一輯）他在八十年代曾主持編輯《脂硯齋重抨石頭記匯校》（與馮統一先生合作，由馮君任其事），這一大型學術基礎工程就是這種排列研究方法的全面嘗試，為以后的校勘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檢閱的便利和參照的依據。
對于己卯、庚辰本，馮先生作過重點研究并有專著行世。早在1974年底，中國歷史博物館發現了一冊館藏《紅樓夢》殘抄本，請吳恩裕先生鑒定。應吳先生之邀，馮先生輿之共同研究，發現這殘存的三回又兩個半回就是己卯本的散失部分，并發現其避“祥”字“曉”字諱，可證是怡親王允祥、張曉家的原抄本。怡親王輿曹家有特殊的關系，故此本有可能直接來自曹家。接著，馮先生研究了當時校注《紅樓夢》普及本時選作底本的庚辰本，論證了庚辰本與己卯本的血緣關系，它是根據一個完整的己卯本（中缺64、67回）過錄的，而不是用四個不同的本子拼湊而成的。這個本子保留了不少脂硯齋等人的批語，其殘缺的狀況則留下了創作過程中修改的痕跡。可以認為“庚辰秋月定本”是作家生前最后的一個改定本，也是最接近完成和完整的本子，應當充分認識它的價值。《論庚辰本》這一專著完稿后曾在香港《大公報》連載數月，于1978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1980年再版。
對于甲戌本，馮先生也有專題論文發表，第一次提出了該本“玄”字不避諱，并提出了甲戌本“凡例”的問題。對于甲辰本，指出了其從抄本到刻本過渡的特殊意義，并為該本影印出版撰了序言。藏于前蘇聯列寧格勒的抄本，馮先生曾會同周汝昌先生等幾位專家一起前往鑒定并促成其在國內的影印出版。
總之，對《紅樓夢》的版本，馮先生作過從總體到個案的研究，這方面的成果，近年匯集在199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石頭記脂本研究》一書中。
作為一個重實證長考據的學者，馮先生的紅學實績主要體現在上述成果中，他對《紅樓夢》的思考和探索并不局限于上述領域。他十分關注和潛心思考《紅樓夢》的思想性質和藝術特色，寫過《千古文章未盡才》、《曹雪芹輿紅樓夢》等長文。他認為《紅樓夢》產生于明清之際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具有“一種與封建社會對立的思想體系，是洋溢著先進的時代精神的”“具有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性質”。他認為“曹雪芹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在《紅樓夢》里通過賈寶玉林黛玉等人所表達的，就是一種強烈的反傳統的初期民主主義思想，所以，《紅樓夢》里所表現的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完全屬于近代范疇的思想，從歷史的角度看，至令仍然有它的生命力。”“《紅樓夢》既是一曲行將沒落的封建社會的挽歌，也是一首必將到來的新時代的晨曲。”（《千古文章未盡才》）在《夢邊集》、《漱石集》等馮其庸的紅學研究論文集中，也不乏對評點派的詳細述評以至對小說個別回次（如三十三回寶玉挨打）的微觀剖析，都是會有獨到見解足以嘉惠后學的。
前文已經提到，馮先生對紅學的貢獻不限于他個人的著書立說，還在于他倡導和組織了一系列學術工程和學術活勤。除了前面已及的五大卷《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而外，他在七十年代初曾主持了脂本《紅樓夢》普及本的校注工作，集眾人之力，歷時七年，該書198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印量累計數百萬冊之多，影響深廣。以后他又主持編纂了《紅樓夢大辭典》，也是集所內外之長歷六年而成，1990年由文化藝術藝術出版社出版，為同類工具書中相對詳實完整的一部。他又與友人合作纂輯《八家評批評紅樓夢》，集評點派之大成，歷時五年，親校三通，于1991年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之后，馮先生不滿意于前校，又花了多年心血，再次重校了此書。2000年這部近三百萬字的巨著，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重排出版。以上這些卷軼浩繁的學術基礎工作，對學科建設與后人研究益莫大焉。與此同時，廿余年來馮先生還致力于創辦刊物與建立學會。1979年，他與熱心的同道共同創辦了《紅樓夢學刊》，至今已廿二個春秋出刊86期，發表文章總字數約在二千萬以上，培養了一代中青年研究者，其中灌注了他作為主編者的巨大心血。1980年，在哈爾濱首屆全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上，他與紅學同仁共同促成了中國紅樓夢學會的成立并在近十多年來一直擔任中國紅學會的會長，學會所組織的一系列學術會議和學術交流，對推動紅學發展、增進兩岸共識、加強學界團結所起的積極作用有目共睹。可以說，本世紀最后二十年的紅學事業，和馮先生的大力推勤和辛勤工作是分不開的。
最后，不能不特別提出馮先生作為書畫家和文化探源的實踐家的成就近年來日益為世人矚目，在京滬兩地先后舉辦了馮其庸個人書畫展和“馮其庸·發現·考實，玄奘取經路繞暨大西部攝影展”，前者展出書法繪畫近作一百多件，題跋詩多系作者自作；后者展出攝影作品八十幅，此前已有大型學術攝影集《瀚海劫麈》問世。這批藝術作品均以其文人氣韻和學者品格獲得了行家的高度評價，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應當說，這些方面的成就和“紅學”學問家的聲望相得益彰，造就了馮先生作為紅學大家之學養與藝術的底蘊，達到了一種常人不易得臻的兼學者、詩人、書畫家于一身的境界。
原載《中國與世界》（WorldChina）畫報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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